[摘 要]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关键词]孟子；共享；启示
目前学界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但正如王泽应教授所指出的，“无论是中国文化的智慧，抑或是中国文化的良心，还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都深深地浸润和贯注着一种共生共享的精神，有一种‘共而在’‘共而和’‘共和安’‘共而久’的伦理品质”[1]。这种共享观念在《孟子》[2]一书中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体现。从孟子的“与民同乐”、“制民以产”到“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思想始终有一种鲜明的“共享”指向。基于此，本文首先将说明孟子思想中如何存在“共享”指向；进而指出，孟子的共享观念能对丰富和深化共享发展理念具有何种意义。
一、与民同乐的共享指向
“与民同乐”是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这一主张在《孟子》一书中有多处表达，比如孟子和梁惠王谈论园囿之乐、孟子和齐宣王谈论个人嗜好，还有在孟子对统治者不顾人民疾苦、独自享乐行为的谴责中也体现了这一主张。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孟子“与民同乐”的主张，表达了三种不同层面的共享状态。
1.恩赐式的共享是“与民同乐”的基本主张
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将自己拥有的快乐分享给百姓。百姓与统治者共享快乐，不是基于百姓天赋的权利或对公平的诉求，而是基于统治者对自身美德的要求。孟子在与梁惠王谈论园囿之乐时，就梁惠王对百姓的抱怨指出，西周百姓之所以乐于帮助周文王建造灵台，是因为周文王能够开放自己的园囿与民共享资源，才得到百姓的支持。并进一步指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不止是周文王，所有古代贤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与百姓共享自己的快乐。可见，与民共享快乐是贤明统治者优良美德的体现，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在孟子看来，共享的美德比统治者的私德更为重要。他在与齐宣王谈论其嗜好时，齐宣王说自己有三种不良嗜好：喜欢世俗的音乐、贪财、好色，并以此为耻。孟子告诉齐宣王，对于一个君王，有这样的嗜好并不算是严重的过错，重要的是君王是否能够“与民同之”。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载歌载舞，那么统治者贪恋世俗的音乐并无不可；如果统治者能够与百姓共享财富，百姓无论居家还是在外都可以免除饥饿的担忧，那么统治者贪财也无妨；如果天下的适龄男女都有婚嫁，那么统治者好色也无妨。通过这样的类比，孟子对孔子“己欲立而立，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推己及人的观念进行了生动阐释，进而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共享是仁爱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统治者的第一美德，如果一个统治者具有这样的美德，那么即便他在私德方面存在一些瑕疵，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允许的。
2.消除主体差异的共享是“与民同乐”的最高境界
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以百姓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视百姓的快乐如同自己的快乐。孟子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来，“民之乐”就是没有战乱，没有繁重的徭役税赋，每个人都可以过上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如果统治者能够将百姓的幸福生活视为自己的幸福生活，以百姓之事作为己之事，那么，百姓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统治者，如此王道之治才有可能实现。将百姓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这是更高境界的共享。恩赐式的共享是统治者基于仁慈将自己拥有的快乐分享给百姓，是一种施舍的行为。基于恩赐的共享中双方是不平等的，施恩者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被施恩者有感恩的义务；而且肯定了统治者优先享受快乐的合理性，因而是有限的共享。在这里，统治者的快乐与百姓的快乐合二为一，快乐在这里已经没有了主体的差异，是一种更为彻底更为理想的共享状态。
3.反对独享是“与民同乐”的共享底线
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统治者独自享受“钟鼓之声”、“管钥之音”、“羽旄之美”，而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者独自享乐，就是“率兽而食人”，不仅丧失了为君的合法性，也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孟子对统治者独自享乐行为的严厉批判，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的强烈愤慨，“强调的是‘民’即劳动人民也有权分享社会资源与财富，‘治人者’应关注‘治于人者’的生活处境与衣食冷暖。”[3]体现了孟子对民生问题的深深关切，折射出孟子对君民共享的强烈诉求。
二、富民政策与经济共享
综上所述，孟子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共享指向。孟子对“共享”的理解，对于丰富和完善现代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另一方面，孟子还认为尽管统治者可以合法地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自然资源，但当社会中大多数人由于非个人原因生活艰难时，统治者也有义务将自己私有资源与百姓共享。齐宣王向孟子抱怨自己的园囿只有方圆四十里，但百姓依然嫌他的园囿太大。孟子回复齐宣王，周文王的园囿方圆七十里，但是百姓并不觉得大，是因为周文王从不禁止百姓出入园囿，百姓可以在其园囿中自由捕鱼、打猎，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孟子·梁惠王上》）。所以百姓“乐其有麋鹿鱼鳖”，却不以为大。但是齐宣王对自己园囿四处设卡，严禁百姓私自进入，一旦发现有人闯入园囿捕猎，则“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这种做法是“为阱于国中”（《孟子·梁惠王下》）。个体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并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当对资源的过度占有阻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使其陷入生活困境时，他人有权利不经同意使用这些资源，自已也有义务与他人共享。
1.基于赋权实现君民共享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接受了伦理的教育，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有道德。尽管人具有向善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要成为现实，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够实现，所以“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反之，如果人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就很可能沦落到禽兽的境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尧舜当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忧虑，所以“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所以孟子认为伦理教育之所以被共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伦理教育应当为一切人所共享。
一方面，孟子认为土地资源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应当与百姓共享，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百姓的土地被强权蚕食鲸吞，“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这是百姓贫穷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界限和权限，“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基于此，孟子借鉴西周井田制的经验，提出新井田制的设想：“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通过井田制，“卿以下”“馀夫”等社会底层百姓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私田”，“井”为大家共有，“公田”为大家共耕，并且围绕“井田”建立起了互帮互助型的社会关系，试图建设具有共享特质的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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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作为一种至高理想人格，在孟子思想中，并没有被限制在仅为某些少数人所独有，而是被所有人同等共享。这一点对当时的百姓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在当时，一个普通百姓成为像公卿大夫这样有社会地位的人的机会十分稀有，但是每个人可以通过“修其天爵”，依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获得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信，其地位不比拥有“人爵”的公卿和大夫低。“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上的努力，与权贵阶层达到人格上的平等，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因身份地位上的差异而造成的人格上的不平等。换言之，对理想人格的共享，为人在精神和人格上的平等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
2.基于救济实现君民共享社会财富
孟子认为将自然资源共享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长远之计，而要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是当务之急。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梁惠王下》），但是统治者的“仓廪实，府库充”，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认为救济陷入困境的人不仅是一个普通人所当为之事，更是统治者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对穷人的救济是统治者道德上的“必须”和“本分”。孟子在与齐宣王谈论周文王治岐的经验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文王治岐施仁政，首先施于鳏、寡、孤、独这四类人，因为这四类人是天底下最穷苦而无所依靠的人。所以孟子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首先应当救济和帮助社会中陷入生存危机的最弱势群体，让他们脱离饥饿和贫穷的威胁。换言之，孟子认为共享应该首先从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群体中开始实施，共享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生存问题。
3.基于减免税赋实现君民共享社会财富
共享观念还体现在孟子减轻税赋的经济主张中。孟子认为百姓贫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赋过重，“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当时的税赋普遍包括“布缕”“粟米”“力役”三种，这些税赋是上层贵族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对社会财富的侵吞和独占，以满足他们的奢靡生活或战争需要。因此过高的税赋最终可能导致百姓的普遍贫穷。孟子指出，统治者如果想解决贫穷问题，最重要的措施是减免税赋，他以文王为例：“昔者文王之治其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周文王治理国家的重要经验便是对农、工、商等各阶层人士减免税赋，不与民争，藏富于民，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对财富的共享。
三、教民主张与教育共享
孟子在描述王道之治时，指出当百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统治者要做的事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尽心上》），即通过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理想社会。孟子认为伦理的教育不应该被极少数权贵所独享，应该与百姓共享。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孟子认为，对百姓进行伦理的教育比推行仁政政策更为重要，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通过伦理教育，能够使统治者获得民意的支持和拥护，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反之，如果百姓缺乏伦理的教育，那么“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所以，在孟子看来，基于政治需要，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底层百姓，都应该接受伦理教育，换言之，伦理教育应该被不同阶层的人共享。
1.共享伦理教育
孟子不仅主张经济共享，同时也强调教育共享。在先秦时期，教育资源并没有被普遍共享，只有卿、大夫等贵族家庭才有可能接受教育。针对这种现象，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和“先富后教”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倡导伦理教育应该普惠到百姓。这集中体现在伦理教育的君民共享与道德人格的全民共享上。
孟子认为实现仁政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并主张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赋予百姓共享土地资源的权利。
2.共享成圣机会
在孟子看来，通过伦理教育可以避免使人沦为禽兽，让人成之为人。但成为一个“人”只是孟子对人最低程度的要求。人不能仅仅只限于“成人”，还应当“成圣”。“经由‘行仁义’的复性工夫，最终达到‘由仁义行’的境界的道德人格成长路线。”[5]具体而言，孟子希望的不是人被教育，而是希望通过教育，唤醒人自己的良知，能够自觉“求其放心”，积极扩充“四端”，“养浩然正气”，不断发展自己的良知良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孟子认为成为圣贤并非遥不可及，任何人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有可能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
林政资源管理中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宽泛，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在林政资源管理工作开展过程重要正确、科学的协调其中各关系，以便为林政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生态建设目标的完成奠定基础。
四、性善论与共享的实现
由上可知，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孟子的思想都具有鲜明的共享指向。不同于现代观念的是，由于在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资源主要被少数统治者控制，孟子将共享的实现主要寄托在统治者的美德身上，认为只要统治者愿意，理想的共享社会就可以实现。但是统治者何以可能愿意与民共享，并且应当与民共享呢？从孟子的性善论中，可以为这一问题找到答案。
1.性善论为共享的可能性提供人性根据
与民共享之所以可能实现，正是建立在孟子对人性积极乐观的认识之上。孟子坚信，人天生具有向善的倾向，“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生而有之的，如果没有负面因素的影响，人会自觉向善。统治者也是人，也不例外，齐宣王在祭祀时，不忍心杀死一头即将祭祀的牛，而用一只羊来代替这头牛。在孟子看来，既然齐宣王对动物都有恻隐之心，那么他对百姓自然也会有。这种强烈的向善情感正是统治者实行仁政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如果统治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够努力发展和扩充统治者的“四心”特别是恻隐之心，就会自觉将自己拥有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与百姓共享。共享是恻隐之心发展的自然结果。
2.性善论为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理由
这种“应当”不仅仅是因为实现仁政，与民共享，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更重要的理由是这种“应当”是性善论的必然要求。一是性善论认为我们不仅有向善的倾向，也有义务按照性善的倾向去行动。努力发展和扩充“四心”，最终达到与民共享、与万物共享的境界是“四心”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由“恻隐之心”发展出的“仁”的道德规范，“羞恶之心”发展出的“义”的道德规范，不仅是统治者人性自我完善的自觉追求，同时也对统治者行为构成了道德约束和限制。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君王？孟子说：“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只有一个人做到了“仁”，才有资格成为合格的统治者，成仁就意味着君应当仁爱百姓，与百姓共享快乐。
优先发展设计业，加速开发新产品，促进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引导行业内的良性竞争，创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培养人才，对行业内的人才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加强微电子教育对中小学的渗透，为未来创造潜在的微电子人才类从业者。
蔡元培与但采尔成为好友，又由但采尔介绍认识其妹婿野该尔氏。野该尔氏也在汉堡的维坎斯多弗中学做教员，1911年9月间，他邀请蔡元培到学校去参观。10月10日左右，蔡元培在德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当晚回莱比锡，次日赶往柏林，于11月中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2]59。也许蔡元培与德国有缘，1912年7月，他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于11月再次入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游学，但半年后就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
五、孟子共享思想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
“共享文明的本质追求是正确处理财富与多数人的关系。”[4]孟子关于养民、富民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也集中表达了他对这一关系的深刻理解。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无论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财富，少数统治者都不应当独占独享，而是有义务与百姓共享。为此孟子主张通过实施以下经济政策，实现君民在经济领域中的共享。
1.为论证共享发展理念的道德正当性提供基于恻隐的理由
目前学界关于共享发展理念道德正当性的论证路径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公平正义的论证路径；二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论证路径。这两类理由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并不总是人们行动的真实理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财富与他人共享，更多时候是因为不忍心看到他人正在遭受痛苦和折磨，而努力想要将他人从痛苦状态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也不是出于正义的追求，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同情恻隐，才是驱使我们行善的动力，也是我们愿意与他人共享快乐的不竭源泉。孟子提供的这个理由，与基于公正和功利的理由相比较，不仅更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也更能够为共享提供真实有效的基于行动的理由。
李秀青（1995-），女，山西晋中人，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2.有助于完善我们对“人民共享”观念的认识
在共享主体问题上，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共享发展理念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应当由人民共享，所以共享主体自然是“人民”。但是这里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不做进一步的理解，容易导致共享的虚无化。因为人民内部存在不同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在享受共享发展成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同样是人民，农民工与亿万富豪在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上，是难以相提并论的。笼统地讲人民共享，容易让一些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对此，孟子在谈到共享主体时，就曾指出共享应当优先考虑到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予他们必要的物质救助，减免底层百姓的经济负担，让他们能够优先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为百姓创造更多共同富裕的机会。这启示我们，共享发展的主体虽然是人民，但是必须考虑到人民内部的具体情况，应当以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共享的优先考虑对象。
当今，地球膨胀论仍然逗留于互联网的边缘上。然而，通过几十年的地球观察资料发现，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地球正在变大，相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地球没有变大。
另外，孟子还特别提醒我们，人民共享不仅仅是民与民的共享，更是国与民的共享。在孟子所处的时代，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和财富主要是被少数统治者所占据，谈论百姓之间的共享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自然资源、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与资源财富匮乏者的共享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孟子在谈共享时，并没有直接讲人民内部之间的共享，而是始终围绕君与民的共享。“孟子‘仁政’思想的伟大在于设计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作方案的框架。他既想到了统治者的需求，也想到了百姓的需求，这样的思维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德体现。”[6]孟子的这一观念启示我们，人民共享能否实现，关键不在于普通民众，而在于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控制者和分配者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民众利益的保护上。这也意味着国不应当与民争利，而应当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让民众富起来，藏富于民，如此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人民共享。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乾并非不爱小琵琵仙。他是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又生活无着，如若应允就会耽误姑娘的一生。其时张父过世多年，张乾将祖传产业交与弟弟，自己独走江湖，带着一帮穷兄弟走南闯北，快意恩仇，义薄云天，倒也活得顶天立地。因为行踪难定，他将小儿托付给琵琶仙，声言大恩大德来生再报。
3.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观念的理解
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观念，有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共享视角来谈，也有学者从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视角来谈。但孟子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其独特之处。他在“快乐”与“共享”之间建立联系，将“快乐”纳入共享范围之内，认为快乐才是统治者应当与民共享的重点，孟子这里的“快乐”主要是指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这一点，恰是我们在理解共享客体时所忽视的。这启示我们，共享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还不是共享的最终目的，共享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也并不完全代表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只有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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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杨伯峻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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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建波，刘语潇.孟子“仁政”思想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2（1）.
[作者简介]刘永春，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儒家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JD61）；湖南师范大学共享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研究”（19GX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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