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改革政府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意味着国际上一场大规模的金融调整将不可避免。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该如何解读其本质、根源，该如何反思？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那么该如何正确认识这次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传导是个动态过程
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渠道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金融动荡会影响美国投资、消费、就业、居民收入，例如雷曼破产，大概有2万员工失业，因次贷危机失业的人更多，由于其消费和投资下降，从中国进口就会减少。美元贬值幅度加大，以美元计价的产品就会涨价。我们很多进口产品都是用美元计价的，进口成本就上升了很多，从而影响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出厂产品也就肯定会涨价。其次是金融市场的传导。我国外汇储备、金融机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投向债券。美国这些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其债券及其他投资品的价值就急速下滑，市场风险极大。同时，许多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和项目。很多美国银行在中国有法人银行、合资银行、参股金融机构等。在华尔街的母公司出了问题，肯定会影响到在中国的投资、合作项目。如果这些公司大量出售在中国的资产，大量资金从中国汇出去的话，短期内给我国外汇市场冲击也较大。另外，投资者的心理受到影响。尽管我国对外资直接进入金融市场有管制，但是心理传导是割不断的。
第三是通过影响企业业绩来传导。次贷危机中，我国出口公司、为出口提供服务的公司业绩都会受到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就业，比如浙江、广东的GDP回落速度比较快。针对这样的传导渠道，是否会增加中国金融风险呢？有专家指出：如果单个公司发生危机，对中国构成的直接影响还是有限的。尽管我国金融机构、一些企业持有这些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券或资产，但是规模不是很大。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还有合资机构和投资项目，其困境可能对中国业务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当次贷危机将这些金融机构的困境串在一起，就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跟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带来负面影响。而我国跟美国的贸易、投资往来非常密切，危机肯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导到中国来。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好说，因为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二、充分估计危机严重性
华尔街的危机状况,恰恰论证了国内学界普遍的观点：次贷危机“深不可测,尚未见底”。对此，我们首先要摸清楚危机传导的渠道，对其严重性有充分估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出口方面，要做到未雨绸缪，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出口一些高附加值、受金融波动影响少的产品。特别是要避免恶性出口竞争，我们急迫需要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在出口结算货币选择方面，需要避免汇率风险。
其次，从金融投资来讲，我们要加强风险管理，加强规避风险手段、工具的使用。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投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前投资，选择的都是保守的金融产品，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即便购买美国国债，到期后虽然能够获得本金和利息，但一旦美元贬值，投资也会发生缩水。现在风险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现在金融创新越来越多，要考虑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最后，加强国内投资者的能力建设、心理引导，避免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能够理智判断自己的市场。
三、深化政府改革，防止出现大的误判
在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大的误判，大误判会导致战略失误。在笔者看来，应对金融危机，度过经济难关，整体上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用经济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二是用改革的思维、整体思维，解决经济问题。很显然，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必须要动用很多经济手段，这无可厚非，但整体上说，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来应对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来应对危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比如，有人说，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如果说这个模式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就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基于现代法制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基于多党合作的，体现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协商政治模式”。很明显，以上述政治模式所构成的政府管理体系、架构，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社会有比较强的控制能力，也可以整合各种力量办一些大事等。
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这种公共治理模式，确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出现明显的腐败；政府与民争利或者鼓励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政府自身的行政性支出过高，而用于社会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方面开支明显过低；政府的部门利益严重，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受到质疑。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会对我们的救市行动、刺激经济的最终结果产生深刻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如果没有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比如削减政府的开支，废除特权，大幅度减税，取消政府过多的收费事项，真正让利于民，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改革政府的投资融资体制等，就可能对我们应对策略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来推动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许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篇大文章。
四、货币政策要寻找平衡点
有人说，两率下调就是应对华尔街危机的措施之一，这次调整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拐点。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要说两率下调就是应对华尔街危机的措施，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两率下调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但国内问题是由国外变化引起的。我认为两率下调是结构性下调，不代表政策的根本转向。短期贷款利率下调多一些，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主要针对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吸收不了像大银行那么多的储蓄，资金紧张，就不得不高代价从大银行拆借资金，否则它经营就会出现困难。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寻找平衡点，而不是去迁就旧的发展模式。政府应该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商贸服务政策等方面帮助企业完成从粗放式经营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转变。而不是因为企业困难就降低要求，走回头路。货币政策要推动企业积极求变，而不是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