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 Te Bie Qi Hua
当代社会的时间秩序与青年的时间经验研究
在发展休闲农业之前，乡村旅游资源主要以乡村本身自然风光以及地理条件作为依托，所采用的经营模式较为传统。对于现代休闲农业而言，可以将其和其他产业结合在一起。对乡村旅游做出规范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进一步发展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旅游，必须高度重视旅游地饮食卫生和公共安全等，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采取科学方式避免开展旅游导致的当地环境受到污染。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行业标准，并且加大管理力度，确保餐饮食谱绿色卫生，对当地种植业以及养殖业卫生清洁，从而确保前来旅游的游客健康安全，
式中第一个指数项与距离向成像有关，第二个指数项主要与方位向成像有关.传统的ISAR二维成像首先进行距离向处理，再进行方位向成像处理，即可得到最终的二维成像结果.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由于距离向的高分辨导致的越距离单元走动往往不能忽略，将会影响方位向的成像精度[5]，且距离向处理后，方位向的联合稀疏信息也将被破坏，无法进行方位向联合高分辨重构[10].为充分利用回波信号的二维结构稀疏信息，本节首先对CFS ISAR回波信号的结构特性进行分析.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陈 晨
摘 要：随着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时间”日益成为理解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和主题。本文依托一项针对青年群体的质性研究，从日常生活出发，了解和呈现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建构并实践着的，与互联网技术频繁、深度联结的“数字亲密”如何影响他们对“时间”的建构及体验；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能动性去应对互联网时代时间秩序的确立；从而思考在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困境中，人与技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时间；青年研究；数字亲密；互联网；质性研究
一、研究源起及问题的提出
时间，是人类社会古老而重要的命题。人类对时间的追问从未停止过。一千多年前，古罗马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曾发出感叹：“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这一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却与人类的文明发展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时间作为纯粹的知识，以绝对和一维的特征贯穿于人类历史［2］。时间不仅是所有客观事物存续的天然属性，而且也是所有与“人”相关要素的存在表征。对自然界而言，时间意味着“昼夜交替、草木荣枯、万物生死”，它是客观现实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而言，时间意味着不同文化、制度或社会发展阶段对时间的安排和秩序。并且，世界文明的演化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时空事件或时空事实的等级性结构。
研究数据利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采用t检验,计量指标用均数± 标准差(±s)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采用了片状式插板阀门与波纹软管，通过抽开片状式插板阀门，就可以使集果器内部红枣通过波纹软管快速回收。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对于环境适应性较高，受天气影响较小，对于果树没有苛刻的农艺要求，因此通用性较强。
阿尔都塞指出，社会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都有可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时间。这些时间是相对自主、独立的［35］。互联网作为开放的、无限扩展的“符码”链接，实质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化与权力的过程和结果，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36］，它的时间构成和特征具有独特性。从信息获取的角度，互联网提供了无限量的信息。在没有边界的信息海洋中，人在其中的“浮游”容易呈现对时间的无感；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社交平台的即时联结和无缝切换，使得人们很容易丧失对时间的掌控；从互联网行业的商业逻辑来看，“占有你的时间”已经成为一种赢利模式。无论是实际的消费活动，还是海量数据的产生，互联网经济与“时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同时，人们在网络上的诸多时间痕迹亦构成了网络生产性的一部分，即海量的数据资本。
以上对于时间作用领域的宏观、微观划分往往是研究者面对具体经验世界分析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的。事实上，时间从情感、行为、组织、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与社会。无论是体现在整体社会结构之中的秩序和规范，还是作用于群体互动和个体微观行动，时间能够“打通”微观行动者的生命体验和宏观社会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裹缠”中的历史关系和实践进程。正如古尔维奇指出，日常生活中存在一种双重的时间尺度，即在社会结构里根据等级制度来安排和统一的时间，以及社会本身较为灵活的时间［5］。应该说，时间具有连接宏观与微观、纵贯个人与社会、承接过去至未来的独特研究价值。
随着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学界越来越关注日常实践中关于时间多元体验、理解和操控的能动性过程，而非仅仅将时间当作一种自然的常态，或者是社会研究的一个常用外生变量。事实上，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内在连续性变量，时间的主题化研究不仅重要而且较为缺乏。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如何体验着宏观结构发展进程中的个体时间？在信息技术变革、社会加速的进程中，人们何以面对信息获取、娱乐休憩、消费购买、生产生活等建立的与互联网技术频繁、深度联结的“数字亲密”，时间又在其中承担何种复杂的经验构成和秩序呈现？这些问题不仅是深刻的理论问题，亦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技术变革中的重要现实问题。
在当代建筑的发展状况下，设计还将认真遵循法规要求，以保证满足基础的安全性与实用性，并且作为位于景区的乡村民宿，还存在相应的风貌要求。大理地区就是这样的情况，案例的屋面符号形式便是风貌控制的结果。
二、文献综述
传统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了对“时间”的主题化研究。然而，早在涂尔干时代，时间作为“集体生活的自然节奏”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6］。之后，索罗金和默顿指出，社会时间是集体行动的产物，体现着社会群体行动的节奏。通过群体交往和实践，时间的“社会性”得以建立。它往往与一定的群体文化和价值观相联系。社会时间具有集体性，这对于群体活动的节奏及其归属具有重要意义［7］。这些观点为时间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后二十多年，社会学对时间的研究部分地停顿下来。直到古尔维奇侧重于对社会时间异质性的分析，把社会时间区分为“宏观社会时间”和“微观社会时间”，并指出时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尺度和层次［8］。之后，格罗森、穆尔和雷索哈齐等学者进一步论述和发展了社会时间的相关理论，且奠定了时间在社会学视野中的独立研究范畴。卢曼以时间为社会理论的基础，侧重于系统的反思性和系统的自我再生。在他看来，时间自身及其概念化是通过社会文化进化机制而改变的。统一、均质的现代社会时间制度降低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9］。吉登斯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指出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科学是极为基本的问题。现代人的时间绵延感来自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尤其是一些“例行化”行动使得人们在生活实践与经验中逐渐培养自己的时间倾向。这也使得社会时间的约束力和作用力得以加强［10］。同时，全世界的时钟都按“标准时间”调校是现代社会规则中重要的构成［11］。总体上讲，通过对社会学“时间”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概念转向大体可以包括以下维度。
1.“社会时间”的提出
从“自然时间”走向“社会时间”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即时间本身的自然形态和属性被逐渐消解。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中的时间观念是一种“自然时间观”或“物理时间观”，即根据天文变化等自然系统因素而确立的、不受人的影响而表征的时间系统。然而，用“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容易将其当作外在变量，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自涂尔干提出“社会时间”（social time）之后，社会学内部普遍认同人类社会的时间是与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它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在“社会时间观”视野下，时间具有实践性、集体性、结构性和价值性。时间的实践性表现在通过人的实践行动，自然时间成为社会时间，具有了社会性和文化性，并进而影响着人类的实践过程；时间的集体性表现在时间是“集体意识”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并被集体认可、接受和执行；时间具有结构性是因为社会、文化、组织、群体等因素决定着人们对时间的认定和实践；时间的价值性表明时间的意义和价值符号体系被技术、权力、阶层等因素牢牢控制［12］。
2.“量”与“质”的时间
时间标定的“量化”特征成为传统（或自然）时间与现代时间的重要差异。尤其是工业社会建立了时间与产出（价值）之间密切的关联。时间在精密计算和严密安排下甚至成为一种货币形式，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3］。这种追求效率和结果的线性时间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价值信仰系统。甚至，从组织方式和社会控制的角度，时间作为一种客观的、同质的、线性的存在，逐渐成为一种管理与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14］。正如霍尔所说：“任何人都难逃单向时间的铁腕的控制……时间完完全全地编织人们生活的网络。尽管人们对这一点毫无意识，它实际上决定和协调我们的一切”［15］。
由于需要装配的齿轮较多,双星行星机构的邻接条件比较复杂,它不仅需要保证内行星轮与内齿圈不干涉、外行星轮与太阳轮不干涉,而且还要保证内行星轮之间不干涉、不相啮合的内外行星轮之间不干涉.
3.个体时间
在现代社会中，理性且有效率的现代人被认为应该做好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够纯熟且自觉地运用各种手段和技巧掌握自己的时间。通过对时间有效的、合理的分配，让时间能够有用、有成效，甚至带来收益。在这种均质化的时间中，时间成为抽象化、没有意义的时间［19］。
“我以前有一次试过断绝网络四天，手机只接电话而不连网络，在电脑上也不上社交软件，看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结果，每次拿起手机都好像少点什么，拿起再放下再拿起再放下，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把网开开，再回来看我的社交软件时，我好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满屏的小红点，水群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时事热点新闻我也不清楚发生啥。真佩服自己是怎么做到四天断网的，通过那一次我认识到了移动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我的生活中。”（WMY-2）
4.线上时间
“我发现我每天上网打开的软件就那么几个，虽然不多，但是每天不看看就不舒服。虽然有时候什么也没看到，也没收获啥，但是打开看看这个动作很重要。我会感觉有一种安全感。怎么说呢，感觉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不过看完后也就不想了，反而能与手机保持距离。”（WX-2）
门窗的设计受到当地气候、朝向、结构以及私密性的影响，对门窗开启的位置和方向都有要求，开窗开门的面积都较小，尽量减少与外界热空气的接触。门窗的材质多采用木质，以减少热桥。
从用户的时间分配角度，移动互联网使得人们能够“随时在线”，跨越了地域和电脑终端的限制，同时，“知识和信息的沟通的速度已制造了一个令人迷乱的、肤浅的图像世界”［25］。传统的“钟表时间”是可视的，人们能直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而电脑或手机上的“线上时间”则被分割成一个个“瞬间”或“动作”，呈现出一种“非序列化时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那种指向未来、面向明天的线性时间秩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巨大冲击。正如波斯特所说：“人类与机器（电脑）的共生合成体可说是正在形成。我们一直觉得人类身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界限，而这种共生合成体威胁了我们这种感觉的稳定性”［26］。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和感受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互联网技术除了形塑和改变了“线上时间”之外，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人类固有的诸多体验。
在人与互联网“数字亲密”关系中，关于“线上时间”的研究大体围绕着互联网产品的设计逻辑以及互联网用户的时间分配这两个维度。从互联网产品设计的角度，“占有你的时间”已成为基本的设计逻辑。互联网的技术黏性表现在具体的互联网产品上意味着通过技术与更多的用户（个体、群体和组织）建立起持久的联系。简单来讲，“技术黏性”意味着更长的“在线时间”。以网络游戏为例，一种关注当下情感、社交和娱乐体验的“即时时间观”在虚实混杂中替代了传统的对“玩物丧志”的警醒和关注未来的时间观［24］。
除了理论的讨论和建构外，以“时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大多数采用线性的时间观，从“量”的角度探讨时间的诸多命题。这些研究大多延续了功能主义对时间结构、马克思主义对时间商品化的研究传统［27］，主要表现在对工作时间、休闲时间以及时间与阶层等主题的经验研究。近年来，景天魁、刘少杰等国内学者倡导从社会时空的特性和视角出发，运用时空分析方法发展社会学视域下的时空研究［28］［29］。然而，相比于社会学的空间研究，社会学视野下的时间研究仍多存在于抽象的概念探讨层面，缺乏基于行动者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尤其是缺乏对于社会转型、技术变革等关键时间点上的时间研究。人们在互联网使用中实践的“数字亲密”使得人与互联网之间产生频繁、持续、深度的联结关系，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交往和组织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时间结构和时间体验。一方面，人们盲目且无感于时间的流逝，被动地沦为时间的“牵线木偶”；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数字亲密”特征的日益明显，传统社会的钟点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正被“即时性时间”所取代，人们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中必须做出对“时间”的即刻反应［30］，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诸多机遇。在对时间的被动“无感”与时间飞逝的主动“痛感”中，人们究竟何去何从？
因此，本研究力图从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出发，了解和呈现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建构并实践着的，与互联网技术频繁、深度联结的“数字亲密”如何影响他们对“时间”的建构及体验；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能动性去应对互联网时代时间秩序的确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时间研究在新时代、新问题领域的探索，而且也关乎所有时间研究的终极价值关注，即人如何更好地处理与时间的关系，并思考自身的价值。
三、研究方法
传统的时间研究经常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工作时间、休闲时间、时间制度、时间运用等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受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思潮的启发，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日常生活的时空被认为是在实践中“得心应手”“司空见惯”、非反思和习惯化的世界，是一个被人们所熟悉和不断重复的时空［31］。应该说，以时间为基准，在独特叙事中理解人的细微、切身的状况，日常生活蕴含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基础问题［32］。
从方法选择来说，日常生活转向的社会学研究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的建立；通过深度访谈、观察、共同情境的体验以及传递和共享“库存知识”建立一种“共同的理解环境”［33］，从而能够对行动者的行动意图及意义进行深度把握。具体来说，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论之下的深度访谈法。
在具体研究操作中，首先，我努力打破“线上”“线下”的二元思维，以被访者个人生活全景作为“无结构式访谈”力图涉及的内容对象，从而淡化实证主义的“测量”及“结构”思维。其次，在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实践活动本质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各种规范既不是既定前提，也不是行动的最终产品，而是一种具体的形成（being）过程。这就要求访谈力求了解行动者细致的行动体验、过程式的行动策略以及基于整体生命的“生平阐释”。所以在研究中笔者侧重于了解互联网实践的诸多行动是如何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以及被访者对其的意义阐释。最后，互联网实践中的一些行为模式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具有“时间性”的。在针对“时间”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相关主题的“历时性变化”需要得到格外关注。因此，在访谈中，被访者“主体陈述”中主动表达的那些关于时间体验、时间知觉、时间价值观念等问题的“变动性”陈述应重点关注，探求究竟是什么影响着他们感知并表达出关于“时间”观点和体验的变化。
如果说，对于“量化时间”来说，“事件在时间中”；那么，对于“质的时间”来说，“时间是在事件中”［16］。事实上，受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影响及常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一种基于个人或群体的体验而建立的“质的时间”一直广为存在。英国学者哈萨德反对仅仅把时间看作一种“量”的描述或测量，而认为时间具有“质”的特性，是一种“质”的体验。在他看来，虽然劳动中时间的秩序往往是由劳动部门先行规定的，但雇员们作为体验时间的“主体”通过非正式的活动发现了时间的意义［17］。哈萨德指出，长期以来，社会学家重视对时间的“量”的研究，却忽视了对时间的“质”的呈现。这种以实在论为出发点的观点“窄化”了时间研究的视野，也制约了对更多时间内涵的呈现。事实上，即便是在宏观维度，“质”的意义上的时间也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标志、事件、活动或仪式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并且通过其自身的节奏而体现着社会组织的象征性的结构［18］。
基于以上的方法思考，本研究依托一项针对青年人的互联网研究项目，完成了对114位被访者（48男，66女）的深度访谈。
四、研究分析
1.互联网的“媒体时间”
关于媒体与时间的关系，诸多研究表明传统媒体只是作为钟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依附于生产时间系统。比如，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通过整点新闻、固定栏目等形式促使“全国标准时间的家庭化”［34］。相比之下，互联网的“媒体时间”十分不同。海量的信息内容和形式不断打破过去整齐划一的媒体时间结构。虽然，也出现了诸如“618”“双十一”等消费狂欢时间节点，但由于互联网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媒体“传播主体—传播受众”的简单关系，所以，互联网的“媒体时间”更加分散、多元和复杂。
宏观视角下，时间是承载人类实践的必要前提之一。它作用于社会有机体的分化和变迁，并体现在一系列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化中。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关于时间结构、时间价值的默认，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了具体社会形态的地方性与个性［3］。尤其对现代社会而言，时间关乎社会变迁引发的各种现代性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我们了解社会秩序和制度的重要“切口”。微观视角下，时间是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度。对时间的研究能够帮助理解人们社会交往互动的诸多方面，比如行动及其意义、情感、价值等。人们对时间的支配体现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休憩等诸多生命体验和实践。正如芭芭拉·亚当所说：“时间的诸多形态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4］。
“我每天玩游戏的话肯定有两个小时……现在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过我真的不喜欢手机。我觉得它很可怕的，就好像脖子上套个狗链一样，谁想找我，使劲一拽就可以找到我。我感觉互联网的发展使我身上的枷锁被套得更紧了。我不是用手机上网娱乐，而是被它用来娱乐的。”（LDD-3）
传统的那种线性的、指向未来的时间观正在转变成更加关注当下的“即时时间观”［37］。卡斯特用“非序列化时间”概括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存在方式。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的时间秩序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过去那种可以度量、可以预测、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正遭到挫折［38］。人们在与互联网的“数字亲密”体验中消解传统工业社会中“时间—事项”的固有次序和功能化安排。加之互联网经济中力图创造的“技术黏性”就是要吸引与保留用户［39］，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们无感于时间的流逝；或者，即便出现了时间焦虑，但很难抽身于这种随时可及的“数字亲密”。
2.“线上”“线下”时间的不断勾连
互联网改变着传统工业化秩序中“时间、空间和事项”的固定搭配，并与现实生活空间的诸多要素进行“再结构”“再组织”的过程，正如卡斯特所说：“新技术范式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其重新构造的能力”［40］。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使得人们在与网络建立“数字亲密”关系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社会生活与互联网生活的密集交织。“线上”（on-line）和“线下”（off-line）在关于“时间”的体验和实践中不断勾连。现代人在“线上”“线下”之间交替来往，在真实与模拟之间来回穿梭，促成了“线上时间观”和“线下时间观”的混合生成［41］。
根据我司的实际发展需要，我们决定把研制汽车电控发动机课程教学软硬件资源为创新研究课题，经过对参与培训教师的遴选，第一期校企合作课题研究活动我们做出以下安排(表2)。
然而，“人生在世”的个体时间经验和体悟也是行动者自我审视的重要主题，是构成个体对其生存状态、行动逻辑、意义生成的重要实践过程。除了将时间与自我分离、将自我放在时间轴上观察、记录、衡量和评价之外，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每一个身体都有其周期和节奏；每一个身体都有它自己的时间。通过运动和行为，身体将这种时间性和时间感扩散到它周围的知觉场中。时间是个体行动和体验中生成的感受，蕴含在生命过程中，正所谓“时间是生命的方向”［20］。事实上，从“人生在世”的个体时间体验和感悟看，我们的时间经验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事件定时定位的标度时间的体验，这些标度时间往往是具体的、客观的；另一类则是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21］，比如感叹“人生短促，来日并不方长”，它往往是整体的、感性的。在具有公共时间标准和价值的社会时间之下，个体时间的体验可能是模糊的，主观的，甚至是有错觉的，但它真实存在。感知和体验时间的能力不完全是人的自然本能，而且是与其社会化、组织化的发展过程相关的，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直接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个体时间不是完全纯个体的经验或实践。事实上，个体时间不仅与大的历史时代相关，而且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紧密相联。对“个体时间”的研究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细微捕捉行动及意义建构的过程，而且亦能呈现宏观社会背景之下的诸多结构性问题。
精度储备量Jc的大小还表示了夹具使用寿命的长短，当Jc≥0时，夹具能满足工件的加工要求，夹具总图上各项公差δT确定的合理性。
上面这位被访者提到的主动打破“数字亲密”进行“断网”后，“好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就体现了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网络化。这一网络化过程不是仅存在于虚拟的“线上”世界，而是存在于一种真实的、作为“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42］。在这一空间中，传统的时间次序和安排被打破，“线上时间”和“线下时间”不断勾连。越来越多的人呈现了“多重任务”的时间叠加，即一边“线上”联网，一边“线下”生活；甚至，“线上”“线下”的边界也在不断被消解。
“没有网我活不下去……我人生中的巅峰是人人、易信、QQ、微信、微博，所有的社交平台在我的APP里面全都是打开状态，就是下滑手机的时候一溜信息，要各个软件挨个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用手机中的社交平台来体现，所以人才会依赖手机……没有手机你连正常的社交都进行不下去了。”（QYY-3）
3.互联网中个体时间的维护与失控
人们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建立的“数字亲密”改变着他们对时间的观点和实践。卡斯特用“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概括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进程压缩，意指互联网时代中传统时间特征及“序列感”的解构。这是一种“网络化导致的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而发生的新的时间压缩”［43］。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个体在传统时间秩序解构中的主体能动性。不少被访者都表示，他们在互联网实践中的“数字亲密”体验中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行动“例行化”特征，即通过上网具体行动的日常例行化模式的建立，从而使得“线上时间”更明确、可控。这种上网行动的“例行化”特征在很多被访者的表述里都有所涉及，不仅构成了一种上网“习惯”的延续，而且体现出行动者与互联网主动相连的行动意图，也体现着对个人时间的控制和管理。
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现实。在“网络化转型”的背景下，个人、群体、组织，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都呈现出一种不同程度的“移师网络”的发展态势［22］。一个庞大的“数字化世界”不仅改变着传统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且也建构着互联网与人的关系，即一种随时可及、深度渗透的“数字亲密”。关于“数字亲密”的提法，通常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指人与互联网之间的频繁、持续、深度的联结关系，在具体的行为上体现为生活的诸多方面已经逐渐离不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和平台；另一个维度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特指“被数字化的亲密”，即以互联网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23］。本文讨论的“数字亲密”主要是指第一个维度的，即人与互联网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海量信息等特征使得人们容易在“数字亲密”实践中忘记时间，使时间被“虚化”。这种时间的虚化，一方面体现在互联网促成了“即时时间”逻辑的兴盛，即活在当下的愉悦、充实或虚无中；另一方面，人们在互联网上表达的多场景切换、人格的多重呈现以及对现实的主动疏离又使得人们在时间流逝中容易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比如，在访谈中，一位女性被访者在访谈的过程中时不时拿出手机看。后来，她说：
“我肯定是有些手机依赖的，我觉得现在手机就像我身体上的另一个器官了。感觉醒了就看看手机；感觉累了就玩玩手机；感觉困了就刷刷手机。我总是在思考，有了这么多的电子设备和产品，人的眼睛究竟会因为用眼过度而退化呢，还是会因为用进废退而进化呢？”（YYT-2）
4.互联网中个体时间的结构性张力
即便是在“个体时间”的研究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结构性分析的视角。事实上，从时间的角度看，谁能更自如地掌握和支配自己的时间，本身与社会地位、教育、经济收入等诸多因素相关。之前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往往更能够自由掌握自己的时间，日常生活中强制性时间少些，他们在时间安排中有较大的独立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和社会不平等［44］。鲍曼也曾强调了“无聊”在社会分层中的意义。“无聊作为社会分层的心理维度，是那些层次较低的人，最为感到痛苦并最愤怒拒绝的对象”［45］。相比之下，处于社会阶层较低地位的人在时间的支配上往往被动而消极。
近年来，随时互联网技术向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发展，学者也注意到，原本均质化、平等化的互联网技术在不同的地区、人群的互联网实践中也产生较大的差距，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与分化，即“数字鸿沟”［46］。学者们提出的“信息无产者”“信息中下阶层”和“信息拥有者”等概念意图呈现互联网技术使用中的阶层分化现象［47］。然而，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恰恰是缺乏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自我发展的可能，那些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个人或群体反而表现出日常生活中的过度“数字亲密”。恰恰是因为“个体时间”的价值转化（无论是效率原则的经济转化，还是成长原则的个人发展机会）受挫，他们反而“躲藏”在互联网空间中，消解个人时间的意义边界。正如卡斯特所说，网络社会“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化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困，激发出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加了苦难，输入了绝望”［48］。
“我没有太多可以干的事情。不上网还能干什么？反正上网现在也不贵，流量越来越便宜。如果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可以不上网，有的时候（在网上）也真是没什么可以干的了。但网络的优点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总能找点东西看。”（WX-4）
在模型的化学计量学处理方法的选择方面，分别比对了n阶导数、是否使用矢量归一化法、smoothing 值“9/13/17/21/25”的选择，经比对，最终发现：在使用 “一阶导数+矢量归一化+平滑点数17”（first derivative+Vector Normalization+Smoothing Point 17）作为NIR光谱的预处理方法时，可以使模型较好地识别雷公藤样本，并使其它药材与雷公藤的最大一致性指数值区别更大。由“一阶导数+矢量归一化+平滑点数17”处理后的雷公藤木质部模型验证结果，如图6所示。
所以，如果仅仅将个体的时间体验与互联网的“线上”实践相联而忽视了“线下”的社会处境，就容易滑向“技术决定论”，从而将时间体验和实践的改变仅仅放在技术革新之下，而不是社会发展之中。事实上，技术是“内嵌”于社会发展之中的。技术及其设备的使用并不会直接决定我们的时间体验和实践，而是诸如社会阶层地位、城乡时空位置、组织管理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数字亲密”生活现状下的时间观点和实践。
五、结 语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穿梭时空的方式。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既有的时空边界，关联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影响着信息、资本、技术、组织、社会、文化等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诸多方面，甚至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和建构。因此，时间研究应不仅着眼于“社会时间因社会结构不同而不同”以及“时间嵌入、时间分层、时间同步”等问题［49］，还应试图回应现代社会变迁引发的各种现代性主题，同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和建构。对网络时代“数字亲密”生活方式中的时间问题进行讨论，除了是对微观行动的时间秩序逻辑进行呈现，也是对现代性中的“速度”“流变”等问题进行反思，同时，也能帮助思考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文，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在实践着的“数字亲密”过程中需要面对诸多“时间困境”。首先，互联网的“媒体时间”更加分散、多元和复杂。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方式、商业平台运行逻辑以及诸多行动可能解构着传统时间的秩序结构。其次，人们的“线下时间”日趋与“线上时间”勾连，越来越多的人体验着“多任务时间”带来的挤压和焦虑；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个体试图通过建立网络行动的例行化模式等具有能动性的努力，去确立和掌握时间。再次，个人时间不仅与互联网技术的变革和发展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阶层地位、城乡时空位置、组织管理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相关。
DCC相关系数表明了两地股市在“深港通”前后两阶段内均存在明显的动态相关性。其中对动态相关系数a的比较，发现在“深港通”开通后，近期收益率的冲击会对相关系数大小产生显著影响。对动态相关系数b比较发现，“深港通”启动前，深港两地本期的动态异方差受前期的影响较大，即两地间的动态相关性的持续特征有所下降。
因此，这就需要今后的研究能与空间（诸如城乡、地区）相联系，在具体时空中深化日常行动中的时间研究。同时，在时间维度下，对互联网时代中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做更深一步的思考。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0］。时间之流的经验不仅与个体生命体验息息相关，而且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相联。因此，对时间的研究就是对个人、群体、社会的研究；对时间的理解就是对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
参考文献：
［1］Augustine St.Confessions［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1：261.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
［3］刘谦，陈香茗.微信中的生命时间—对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字鸿沟研究的一个维度［J］.社会学评论，2017（2）：86-96.
［4］［英］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M］.陈生梅，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5］［18］吴国璋.西方社会学对社会时间的研究［J］.学术界，1996（2）：56-57.
［6］［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林宗锦、彭守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9.
［7］Sorokin P A，Merton R K.Social time：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7，42（5）：615-629.
［8］Gurvitch，G.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M］.Dortrecht Reidel，1964.
［9］Luhmann 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2：276-278.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3.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4-16.
［12］伍麟.社会焦虑的时间视角［J］.哲学动态，2013（5）：80-85.
［13］［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14］Thompson E P.Time，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J］.Past &present，1967，38：56-97.
［15］Hall E.Monochronic and Polychronic Time［A］//Larry A Samovar，Richard E Porter.A Reader.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2：20.
［16］［美］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M］.林栗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2-42.
［17］约翰·哈萨德，郜济川.劳动时间的质的范式［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9（4）：95-108.
［18］吴国璋.西方社会学对社会时间的研究［J］.学术界，1996（2）：56-57.
［19］［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22.
［20］Merleau-Ponty 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Taylor &Francis eLibrary，2005：385.
［2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
［22］李一.“网络政治”概念及其内涵的再辨析和再讨论［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17（6）：66-71.
［23］Elliott A，Urry J.Mobile lives［M］.Abingdon，UK：Taylor & Francis，2010：101.
［24］［37］佟新，申超.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与时间秩序的变化—以网络游戏为例的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8（1）：34-43.
［25］［法］保罗·维力里奥.解放的速度［M］.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7.
［26］［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
［27］顾金土.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J］.人文杂志，2013（7）：107-113.
［28］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9（6）：54-66.
［29］刘少杰.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197-203.
［30］［英］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A］//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22.
［31］郑震 .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1）：65-88.
［32］张一兵.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J］.社会科学研究，2015（5）：145-151.
［33］［奥］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67-368.
［34］［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14.
［35］Althusser L，Balibar E，Brewster B.Reading capital［M］.London：NLB，1970：99.
［36］［38］［40］［英］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34-435，403，65.
［39］张兆曙.互联网的社会向度与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兼论社会学如何理解互联网［J］.学术研究，2018：51-58.
［41］廖建国.时间向度下的自我变迁［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5-89.
［42］郑中玉，何明升.“网络社会”的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1）：13-21.
［43］刘少杰，王春锦.网络外卖的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J］.学术界，2017（3）：73-80.
［44］玛丽亚·卡门·贝洛尼，马其.从社会时间的几个方面看意大利的阶级差异［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7（1）：71-83.
［45］［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87-88.
［46］Norris P.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7］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C］//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7.
［48］［英］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49］Lewis J D，Weigart A.“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 of social time”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A］.Basingstoke：Macmillan，1990：77-104.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互联时代性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4CSH030）的阶段性成果］
王昕：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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