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
关 键 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家庭结构 幸福感 贫困人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使人民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提升人民幸福感，不但是新时代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和检验各项社会政策实施效果和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尺。然而，尽管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扶贫攻坚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但是，中国仍然存在不少贫困人口，其幸福感状况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否有效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成为考量各项扶贫政策现实效能的基本标准。基于此，本文利用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对贫困人口幸福感(well-being)进行分析，并考察家庭结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以及增进政策实效提供参考。
3种表面处理组产生抗剪切强度分别为：A组(8.232 ± 0.340)MPa，B组(6.964 ± 0.501)MPa，
北京市召开节约用水大会。3月25日，2010年北京市节约用水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会议总结了2009年北京市节水工作，部署了2010年工作任务，表彰了2009年度北京市节约用水先进单位、2009年度北京市节水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向全市中小学生代表发放了《北京之水》知识读本，并由北京市水务局与石景山、大兴等区县代表签署了节水目标责任书。
一、 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1.幸福感研究的简要回顾
国外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文献数量也较多。例如，1945年诺尔曼(Norman Frost)就对农村教育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幸福感研究内容涉及幸福感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Flore Moulin，2017)等多个方面。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国内幸福感研究趋势及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数量激增：幸福感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知网的可获得文献来看，关于幸福感相关研究的文献有7807篇。从文献数量来看，2001年以前每年的文献数量仅仅只有几篇。2002年后，每年相关文献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态势。2006年有112篇；2014年达到最大值，为864篇。尽管2015年及以后各年的文献数量略有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每年文献数量均超过770篇。2018年，文献数量为795篇(2019年1月20日10：36，在中国知网以“幸福感”作为篇名进行搜索)。可见，近年来幸福感相关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文献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目前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因此，在强调人民幸福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幸福感议题仍然是社会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2) 定量为主：幸福感研究的方法取向。整体而言，从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过文献分析，对幸福感相关内容进行回顾、归纳和分析。例如，相关专家总结、归纳了三十年来西方幸福感理论的发展(吴明霞，2000)、幸福感的指标及测量体系等(邢占军，2002)。二是，更多的研究则是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幸福感进行测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些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涉及Logistic回归模型(边燕杰等，2014)、Probit回顾模型(祝仲坤等，2018)、结构方程模型(孙凤，2007)等。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对幸福感相关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范式和方法模式借鉴。
一方面，从模型13—24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均显著大于城市。具体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最大，附表2中模型19、模型20、模型21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并都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地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而且，其对应的优势比(OR值)分别为3.97、0.18、0.26，则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具有更低困难感知度的概率为没有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3.97倍。对应的是，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具有更低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概率仅仅只为没有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18%和26%。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大幅度提高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然而，从模型13、模型14、模型15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3) 群体转向：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幸福感研究的具体对象来看，众多研究把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幸福感进行测度，并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涉及社会资本(李平等，2014)、居民收入(邢占军，2011)、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赵峥等，2013)等各个方面。然而，由于群体分化和个体差异性等因素的影响，作为整体的居民，也存在明显内部分化现象。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机制也可能不同。因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各具体群体的幸福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群体包括老年人(吴捷，2008)、留守儿童(梁晓燕等，2018)、流动人口(梁土坤，2018)等。由此可见，从幸福感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幸福感研究呈现由居民整体向具体群体的对象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于群体特征，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然而，从可获得文献来看，甚少有学者关注贫困人口幸福感，目前关于贫困人口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文献凤毛麟角。而贫困人口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其幸福感水平不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总体水平，而且，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是新时代保障民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贫困人口幸福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分析家庭结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及增强民生政策实效提供一些参考。
2.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较为多元的，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关于香港的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个人素质、家庭特征等因素对青少年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Daniel T. L. Shek，2018)。而对于贫困人口而言，除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外，其幸福感可能还受到家庭结构、社会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儿童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对儿童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Tamar Dinisman，2017)。与此一致的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其家庭结构对其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家庭很多为残疾人家庭。而残疾人比非残疾人更容易陷入贫困，残疾人多维贫困程度均高于非残疾人(廖娟，2015)。故残疾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贫困会导致物质贫困、家庭压力、成长环境恶化，从而使得其幸福感显著降低(Ajay Chaudry，2016)。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家庭是否有残疾人等家庭结构因素可能对贫困人口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依照上述三个研究假设，并参考以往幸福感研究相关经验，将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主要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其次，尽管关于“收入—幸福之谜”(Easterlin 悖论)的争论从未停止，但关于中国的研究都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张学志等，2011)。同时，扶贫政策等社会政策对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白描，2018)。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能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支持，不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往往是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的准入条件。例如，医疗救助的待遇和标准，低保家庭优于其他困难家庭等(梁土坤，2017)。因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但能够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也可能对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推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也具有重要影响，并依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再次，近年来中国社会政策快速发展，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然而，社会政策碎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体现为非系统化、非常态化、非均衡化(包先康，2016)。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存在地区非均衡和区域内非均衡发展问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对政策可及性等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其政策效能也可能因家庭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家庭的影响可能不同，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基于此，提出本文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不同。
假设1：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二、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为“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该项调查由南开大学课题组于2015年10月完成，采取教授带队入户调查方式进行，在当地相关部门及居委会/村委会支持下完成。根据贫困线界定贫困家庭。调研地选取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确定的。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21份。其中，上海市200份(21.7%)、广州市201份(21.8%)、四川省成都市204份(22.1%)、江西省宜春市95份(10.3%)、甘肃省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共107份(11.7%)、浙江省衢州市114份(12.4%)。样本具体情况在此不进行具体描述。
2.指标选择
本文研究对象为贫困人口幸福感。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其生活的感受和总体评价，具有主观性、总体性等特征(Ng Y，1996)。幸福感包括消极情感、积极情感、生活满意感三个维度(Diener E，1984)。据此，本文根据幸福感的这三个维度，并结合数据可及性，选取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指标来测量贫困人口幸福感。这三个指标均为多分类指标，具体定义及赋值如表1所示。
冻藏原料置于室温溶解后，根据原料的质量按照1∶1的比例加入相应重量的蒸馏水，搅拌均匀，用1 mol/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7.0(酶解过程中每隔2 h调1次pH，确保pH维持在7.0)，添加牡蛎重量0.4%的胰蛋白酶和0.2%的风味蛋白酶，在温度为55 ℃的水浴条件下酶解20 h。酶解结束后沸水浴20 min灭酶，8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清液即为酶解产物，-18 ℃冻存备用。
表1幸福感的测量指标
指标测量题目赋 值困难感知度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困难很多=1,困难较多=2,一般=3,困难较少=4,困难很少=5心情愉悦度您的心情总是怎么样的?非常愉快=1,比较愉快=2,一般=3,比较郁闷=4,非常郁闷=5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对生活的满意度?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5
同时，根据研究假设，用贫困家庭是否获得低保政策支持、对低保政策满意度评价两个指标来测量低保政策情况。用城乡分类和是否为残疾人家庭两个指标交互结合生成家庭结构指标，将贫困家庭分为城市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四大类，并进行赋值(如表2所示)。并根据以往相关幸福感研究经验，将贫困人口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等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表2变量定义及测度
变量变量类型指标含义及测度人口学特征性别二分类变量男性=1,女性=2年龄连续变量婚姻状况多分类变量未婚=1,已婚=2,离异=3,丧偶=4受教育程度多分类变量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及以上=4经济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连续变量家庭是否欠债连续变量否=1,是=2家庭医疗负担多分类变量非常重=1,较重=2,一般=3,较轻=4住房产权二分类变量非自有住房=1,自有住房=2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多分类变量城市残疾人家庭=1,城市非残疾人家庭=2,农村残疾人家庭=3,农村非残疾人家庭=4低保政策低保情况二分类变量有=1,没有=2低保政策评价多分类变量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
3.模型概述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处理数据和建构模型。由于因变量均是顺序多分类变量，故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s regression)进行实证模型建构。具体而言，因变量水平为5，则建立5-1=4个logistic回归模型，称为累积Logit模型(Cumulative Logits Model)。因变量的取值为1、2、3、4、5，相应的概率水平为π1、π2、π3、π4、π5，对i个自变量拟合4个模型，如下所示。
农村基层统计工作是通过调查、整理以及分析等方式对各种统计数据和指标进行研究与分析，其数据可以真实反映农村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现象。统计工作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关系到农村建设，与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做好基层的统计工作，以准确全面的数据为领导和上级决策提供有力参考，有利于帮助更多的农民改善目前的生活状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基层统计数据的质量决定了统计调查工作的准确性，是基础中的基础，因此，做好农村基层统计工作十分重要。但是，在这项工作开展过程中，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完善。
另一方面，尽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然而，其对农村和城市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完全不同。就农村情况而言，残疾人家庭各个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非残疾人家庭，如生活满意度模型中，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系数绝对值为1.339(模型21)，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的1.010(模型24)，其对应的优势比(OR值)为0.26，小于0.36。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
Logit[(π1+π2)/(1-π1-π2)]=Logit[(π1+π2)/(π3+π4+π5)]=-α2+β1x1+β2x2+…+βixi；
白丽筠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歇斯底里有点让人害怕。我怔怔地看着她，担心她就此发起神经来。白丽筠笑了一阵，喘着气说，这个段子传得连你都听说了，可见我确实给他们惹了大麻烦，难怪李老板要跟我一刀两断，连季经理也不理睬我了。
Logit[(π1+π2+π3)/(1-π1-π2-π3)]=Logit[(π1+π2+π3)/(π4+π5)]=-α3+β1x1+β2x2+…+βixi；
与此同时，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各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对应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1，并在0.05及更低统计水平上显著。其各模型对应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比如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困难感知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数为(模型22)1.055，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0.784(模型16)。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非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也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由此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对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大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升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即相对于城市而言，着力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对提高其幸福感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
采取逐步将变量纳入模型的方法，逐步建立各个模型(如附表1和附表2所示)。从平行线检验(Test of Parallel Lines)的结果来看，各模型的P值均大于0.05，符合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适用条件。同时从模型拟合优度和效度来看，各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分析意义。
三、 贫困人口幸福感的特征分析
1.双重制约：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总体而言，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分别有23.1%、26.5%、21.9%的受调查者认为其生活满意程度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即近50%的贫困人口对其生活比较满意，仅仅只有部分贫困人口对其生活不满意。然而，相对而言，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却比较低，其心情总是“非常愉悦”、“比较愉悦”的比例分别只有18.8%、22.8%，两者之和为41.6%。即整体而言，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水平低于生活满意度。更有甚者，分别有35.7%、33.6%的受访者认为其生活中“困难很多”、“困难较多”；即高达69.3%的贫困人口认为其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较多困难，其困难感知度却比较高。由此可见，尽管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其心情愉悦度相对较低及其困难感知度较高，两者制约着贫困人口幸福感总体水平的提高，致使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整体水平偏低。
表3贫困人口幸福感概况
困难感知度困难很多困难较多一般困难较少困难很少35.7%33.6%15.6%8.4%6.7%心情愉悦度非常愉悦比较愉悦一般比较郁闷非常郁闷18.8%22.8%22.8%19.4%16.2%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23.1%26.5%21.9%14.1%14.3%
2.二元分化：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根据卡方经验结果，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者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2、0.000、0.023，均小于0.05，说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现象。具体来看，贫困人口幸福感城乡差异现象也较为复杂。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高于城市，体现在其困难感知度为“困难很多”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城市。同时，农村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低于城市，体现在其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和“比较愉悦”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城市。则从困难感知度和心情愉悦度来看，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低于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从生活满意度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人口比例均远高于城市贫困人口，其为“一般”、“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低于城市，可见，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突出特点是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比城市更为严重。因此，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但其情况也较为复杂，深层次原因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个体差异：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内部分化
就性别而言，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者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831、0.148、0.458，均大于0.1，说明贫困人口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就三个指标的各选项情况来看，其性别之间的差异也较小，则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性别分化程度较小。
从婚姻状况来看，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515、0.347，均大于0.1。然而，生活满意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为0.044，小于0.05。则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和心情愉悦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但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具体体现在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一般”等选项之间的人口比例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状况为“离异”的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及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其他群体，则从某种程度而言，婚姻破裂会导致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可见，婚姻状况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困难感知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为0.404，大于0.1，说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不存在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但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均为0.017，小于0.05，即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差异。然而，从指标选项比例来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及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的人数比例均低于其他群体。可见，从某个方面来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幸福感。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表4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困难感知度类别困难很多困难较多一般困难较少困难很少农村43.7%26.6%13.9%8.2%7.6%城市31.6%37.2%16.5%8.4%6.3%心情愉悦度类别非常愉悦比较愉悦一般比较郁闷非常郁闷农村17.7%21.2%17.1%20.6%23.4%城市19.3%23.6%25.8%18.8%12.4%生活满意度类别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农村26.3%26.3%17.7%12.0%17.7%城市21.5%26.6%24.1%15.2%12.6%
总而言之，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其心情愉悦度相对较低，而且，其困难感知度也较高，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整体水平较低，其幸福感状况并不乐观。同时，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及个体差异现象。但是，贫困人口幸福感性别差异较小，而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由此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实行救助的。家庭不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对象，而且，也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因而，从理论上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发挥多大作用，与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家庭结构因素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是，从模型结果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表5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个体差异
困难感知度类别困难很多困难较多一般困难较少困难很少男35.9%32.7%16.0%8.0%7.4%女35.6%34.6%15.2%8.9%5.8%未婚34.4%31.3%22.9%6.9%4.6%已婚35.9%33.8%14.4%8.6%7.3%离婚35.9%34.7%15.9%5.9%7.6%丧偶36.7%33.8%12.9%11.5%5.0%没有上过学32.8%34.4%16.8%12.8%3.2%小学36.2%31.3%15.7%7.8%9.0%初中33.9%37.2%15.5%7.4%6.0%高中/中专及以上40.1%29.7%15.1%7.8%7.3%心情愉悦度类别非常愉悦比较愉悦一般比较郁闷非常郁闷男18.6%24.3%23.8%19.5%13.8%女19.1%20.7%21.2%19.4%19.6%未婚22.1%22.1%24.4%19.1%12.2%已婚18.0%25.9%20.9%18.8%16.5%离婚17.1%15.9%28.8%21.2%17.1%丧偶20.1%21.6%20.9%19.4%18.0%没有上过学18.4%23.2%19.2%20.8%18.4%小学20.5%18.7%17.2%22.8%20.9%初中16.1%24.4%26.5%19.3%13.7%高中/中专及以上21.4%25.5%26.6%14.1%12.5%
(续表)
生活满意度类别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男25.3%25.1%21.4%14.1%14.1%女20.2%28.3%22.8%14.1%14.7%未婚27.5%21.4%23.7%16.0%11.5%已婚23.6%29.4%18.2%13.8%15.0%离婚16.5%24.1%32.4%13.5%13.5%丧偶25.2%24.5%20.9%13.7%15.8%没有上过学34.4%27.2%16.0%12.0%10.4%小学23.9%26.9%17.2%14.9%17.2%初中19.6%27.4%24.4%15.8%12.8%高中/中专及以上20.8%24.0%28.1%11.5%15.6%
四、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理论解释
从模型结果来看，贫困人口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贫困人口的个体特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有限，仅仅只有年龄对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对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债务情况及医疗负担等经济因素也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除此之外，家庭结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弱势影响
普遍而言，残疾人往往面临就业率低、就业层次不高、就业质量普遍不高等系列问题，被视为弱势群体及家庭负担，对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理论上而言，残疾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下降。然而，实证模型结果却与此大相径庭。从附表1中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来看，只有模型2中的两个系数“城市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系数均为负，说明无论是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城市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均显著高于农村。但是，家庭结构指标的其他系数，均在0.1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即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且，将各种因素纳入模型后，从模型7—12可以看到，家庭结构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庭结构因素对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极为有限。因而，对贫困人口而言，家庭结构并不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2.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显著作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现行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对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专家研究却指出，虽然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价普遍较高，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缓解贫困和缩小收入不平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宁亚芳，2014)。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效应并未得到一致的肯定。然而，模型结果却显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10、模型11、模型12来看，低保政策、低保评价两个指标在各个模型中，其均在0.05及更低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4和模型10中，两个指标的系数为正，模型5、模型6、模型11、模型12四个模型的各系数为负。说明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的贫困人口，其困难感知度显著低于没有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支持的贫困人口，其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则显著高于非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同时，随着其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评价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随之显著降低，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则随之显著提高。由此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
因此，如果从幸福感视角来考量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其政策效应尤为显著。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但发挥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托底性作用，而且，对于提升其幸福感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应保未保”问题，调查数据显示，高达15.86%的贫困家庭未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专家也指出，低保政策存在瞄准偏差问题，“人情保”、“腐败保”等现象仍然存在(刘小珉，2015)。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发挥。所以，如何提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及性，以及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应保尽保”和对贫困家庭的政策全覆盖等，是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极其重要的方面。
3.低保政策对不同家庭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差异
1.3.1 关怀行为质量评价表［10］(caring behavior assessment) 问卷参考Jean Watson设计使用的问卷，Radwin运用此问卷已发表相关文章，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表共有22个项目，每个项目分5个等级，分数从5到1分别代表总是、经常、有时、几乎没有、从来没有，请患儿和家属一起根据自己的感受选择相应的答案并打钩，对护生给予评价。
等等。你确信是我发的？没搞错吧？没陷害好人？丁小强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说错了，忙扭头看了一朵，一朵的脸色果然一改刚才的飞扬暗淡下来，于是忙不迭地说，我说得不对，我的意思是我记得给你的短信内容不是这样写的。
Logit[(π1+π2+π3+π4)/(1-π1-π2-π3-π4)]=Logit[(π1+π2+π3+π4)/π5]=-α4+β1x1+β2x2+…+βixi。
栽植前平地挖南北行向，山地按照等高线方向，乔砧果园挖长、宽、深均大于60～80厘米的栽植坑，表土和心土分开，每个坑混合填入50～60公斤绿肥和土杂肥；矮砧果园挖深60厘米，长和宽各80厘米的栽植沟，表土和心土分开，在沟底填入1 000～1 500公斤/亩绿肥，并混施2 000～3 000公斤/亩土杂肥或农家肥，回填栽植沟时先回填挖出的耕作层土壤以及树坑四周耕作层土壤，回填后大水沉实，以待栽植。
Logit[π1/(1-π1)]=Logit[π1/(π2+π3+π3+π4)]=-α1+β1x1+β2x2+…+βixi；
然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弱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从模型结果来看，城市残疾人家庭心情愉悦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绝对值大于非残疾人家庭，但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在0.1的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而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困难感知度和生活满意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城市残疾人家庭，而且，其各系数均在0.05及更低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城市残疾人家庭模型中的对应系数均在0.1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困难感知度，并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但对城市残疾人家庭却未能发挥显著作用。显而易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残疾人家庭，这与农村情况完全相反。由此可以看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其背后原因值得进行深入分析。
我在这里也想借此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对水科学感兴趣的人一起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中国科学家领头开创一个新方向、新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可行，也越来越重要。这样坚持数年、几十年，中国科学一定会走到前面。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水兴百业旺。结合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各地的乡村振兴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有了水，农户就把改厕、改灶、改路结合起来，很多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4.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差异的理论解释
救助标准和救助水平偏低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问题。但是，仅仅从救助水平并不能解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实际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尝试做简要分析。
一方面，尽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标准和待遇普遍低于城市，但低保待遇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农村却高于城市。可以看到，从受调查城市来看，除了宜春市和酒泉市外，上海市、广州市、成都市、嘉峪关市及衢州市等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如表6所示)。因而，在考虑城乡生活成本差异的基础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使得农村贫困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大于城市贫困家庭。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也会缩小农村贫困家庭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如果以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视角来看，农村贫困家庭收入差距的缩小程度会大大高于城市贫困家庭。这使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影响效应和现实效能相对较大，从而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的幸福感，且其影响效应大于城市。
表62014年低保标准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低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城市(元/月)农村(元/年)城市农村城市农村上海市7107560488412119217.4435.67广州市6006880429551766316.7638.95成都市461.505325.60326651447816.9536.78宜春市306.801732.80232211052615.8516.46嘉峪关425.0051002689413809.418.9636.93酒泉市352.002193246511214217.1418.06衢州市540.004850395831535416.3731.59
资料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各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低保标准来源于民政部网站《2014年4季度保障标准》。
另一方面，从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来看，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贫困人口获得收入的方式较为多样化。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从事农业劳动而获得收入，其途径较为单一。调查发现，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大多为孤寡老人家庭、病患家庭等，其与残疾人家庭通过农业劳动获得收入面临的困难并无二致。但相对而言，残疾人家庭面临的困难相对更大，其人均收入远低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大于非残疾人家庭，故其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非残疾人家庭。与此不同的是，对城市贫困家庭而言，其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支持后，不但能够改善经济状况，而且，还可以依托城市较为多元的就业途径和较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改善生活状况。例如，可以基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积累，依托扶贫政策进行个体户经营，如在社区开小卖部等，或者通过公益性岗位就业等，进一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普遍而言，残疾人家庭由于受身体条件等各个方面的限制，其运用相关政策的能力弱于非残疾人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现实效能大于残疾人家庭，从而使得其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残疾人家庭。由此可见，根据现实情况，采取相应对策以充分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升尤为重要。
五、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尽管贫困人口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相对较高，然而，其心情愉悦度却相对较低。而且，高达69.3%的受调查者认为其困难感知度为“困难较多”及以上，即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较高。由此可知，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总体水平较低，其状况并不乐观。同时，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以及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较小，而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幸福感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同时，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从这个角度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效应十分显著，其充分发挥了政策托底和社会安全网作用。然而，由于受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影响框架如图1所示)。所以，必须立足贫困家庭的现实状况，采取相应对策以充分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提升的现实作用。
图1低保政策、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框架
一是，一直以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标准偏低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其制约了政策现实效能的充分发挥。实际上，救助待遇的提高能够提升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价。随着贫困人口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评价的提高，其幸福感也随之显著提高。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国情，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标准，提高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满意度，从而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高。
二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尤其是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作用尤为显著。然而，现实中，仍然有部分贫困残疾人家庭未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政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目标，致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完全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所以，必须根据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现实需要，创造一切条件，首先将农村残疾人家庭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全面保障。同时，依照地方现实情况，尽可能地提高农村非残疾人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非残疾人贫困家庭的全覆盖，以全面提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从而增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是，对城市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显著降低城市非残疾人贫困家庭人口的困难感知度以及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却未能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而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贫困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由城市最低生活制度救助标准偏低以及残疾人发展能力缺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故必须根据城市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为有现实需要的残疾人家庭提供技能培训、无障碍环境改造等，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提高残疾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增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支持政策的有效衔接，从而促进城市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提高。
总而言之，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根据贫困家庭的现实情况，多渠道提升其幸福感。当然，影响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因素还包括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医疗负担等因素，因而，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而由于本文受样本数量等条件所限，相关内容未能一一涉及，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要想促进护理专业内涵式发展，提升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就需要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护理专业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的互联网资源，利用当前的慕课平台、网易公开课等资源，实现护理专业教学资源的共享。
图2为纯氧化钼XRD标准图谱及不同固液比制备样品XRD谱图。图2曲线1∶6、1∶10、1∶15衍射峰相同，且与三氧化钼曲线衍射峰相同，证明1∶6、1∶10、1∶15样品中金属钼的赋存状态为三氧化钼。钼精矿100 g，氧气分压1.20 MPa，温度200 ℃，搅拌转速500 r/min，保温保压时间为300 min，固液比在1∶6～1∶15，可以将钼精矿转化为三氧化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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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1
模型1(困难感知度)模型2(心情愉悦度)模型3(生活满意度)模型4(困难感知度)模型5(心情愉悦度)模型6(生活满意度)模型7(困难感知度)模型8(心情愉悦度)模型9(生活满意度)模型10(困难感知度)模型11(心情愉悦度)模型12(生活满意度)阈值:11.126∗∗∗-2.872∗∗∗-2.944∗∗∗1.352∗∗∗-3.240∗∗∗-4.299∗∗∗1.162∗∗∗-2.230∗∗∗-3.551∗∗∗1.788∗∗∗-3.417∗∗∗-4.790∗∗∗22.586∗∗∗-1.715∗∗∗-1.718∗∗∗2.806∗∗∗-2.044∗∗∗-2.898∗∗∗2.801∗∗∗-1.945∗∗∗-2.291∗∗∗2.450∗∗∗-2.185∗∗∗-3.348∗∗∗33.536∗∗∗-1.250∗∗∗-1.751∗∗∗3.757∗∗∗-1.643∗∗∗-1.972∗∗∗3.812∗∗∗-1.734∗∗∗-1.982∗∗∗3.472∗∗∗-1.830∗∗∗-2.176∗∗∗44.449∗∗∗-0.934∗∗∗-1.125∗∗∗4.668∗∗∗-1.078∗∗∗-1.792∗∗∗4.760∗∗∗-1.115∗∗∗-1.634∗∗∗4.425∗∗∗-1.571∗∗∗-1.144∗∗性别:男-0.072-0.090-0.065-0.078-0.014-0.005-0.223-0.034-0.021-0.205-0.019-0.019女0a0a0a0a0a0a0a0a0a0a0a0a
(续表)
模型1(困难感知度)模型2(心情愉悦度)模型3(生活满意度)模型4(困难感知度)模型5(心情愉悦度)模型6(生活满意度)模型7(困难感知度)模型8(心情愉悦度)模型9(生活满意度)模型10(困难感知度)模型11(心情愉悦度)模型12(生活满意度)年龄0.025∗∗∗-0.023∗∗∗-0.024∗∗∗0.024∗∗∗-0.024∗∗∗-0.027∗∗∗0.018∗∗∗-0.019∗∗∗-0.020∗∗∗0.021∗∗∗-0.019∗∗∗-0.024∗∗∗婚姻状况:已婚0.281-0.324-0.2980.460∗∗-0.485∗∗-0.519∗∗0.115-.149-0.2080.210-0.295-0.421∗未婚0.326∗∗∗-0.161-0.2400.231-0.046-0.1920.327∗-0.147-0.2180.329∗-0.113-0.232离异0.1900.177-0.0390.3140.094-0.1820.3350.123-0.0880.396∗0.100-0.159丧偶0a0a0a0a0a0a0a0a0a0a0a0a教育程度:未上过学0.1010.641∗∗∗-0.290-0.1470.961∗∗∗0.1430.0360.541-0.3180.0150.704∗∗∗-0.116小学0.0150.597∗∗∗0.135-0.1020.850∗∗∗0.479∗∗∗0.0740.503∗∗∗0.0200.0540.595∗∗∗0.200初中0.1170.436∗∗∗-0.0260.0810.556∗∗0.1210.0950.247-0.0320.1180.377∗0.002高中/中专及以上0a0a0a0a0a0a0a0a0a0a0a0a经济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是否欠债:否0.463∗∗∗-0.413∗∗∗-0.1870.449∗∗∗-0.380∗∗∗-0.140是0a0a0a0a0a0a医疗负担:非常重-1.770∗∗∗1.072∗∗∗0.966∗∗∗-1.713∗∗∗0.863∗∗∗0.656∗∗∗比较重-0.800∗∗∗0.689∗∗∗0.580∗∗∗-0.771∗∗∗0.602∗∗∗0.430∗∗一般-0.526∗0.426∗0.438∗-0.485∗0.466∗-0.342∗比较轻0a0a0a0a0a0a住房:非自有住房-0.116-0.104-0.031-0.113-0.109-0.020自有住房0a0a0a0a0a0a家庭结构:城市残疾人家庭-0.089-0.390∗-0.168-0.098-0.292-0.1320.081-0.381-0.369城市非残疾人家庭0.217-0.436∗-0.2600.209-0.161-0.0690.354-0.262-0.344农村残疾人家庭-0.226∗-0.099-0.306-0.147-0.200-0.342-0.156-0.077-0.252农村非残疾人家庭0a0a0a0a0a0a0a0a0a低保政策低保情况:有0.664∗∗-0.541∗∗-0.492∗∗0.579∗∗-0.488∗∗-0.426∗∗∗没有0a0a0a0a0a0a低保评价:很满意0.574∗∗∗-1.234∗∗∗-2.254∗∗∗0.579∗∗∗-1.308∗∗∗-2.359∗∗∗比较满意0.532∗∗∗-0.713∗∗∗-1.269∗∗∗0.440∗∗-0.638∗∗∗-1.212∗∗∗一般0.467∗∗∗-0.697∗∗-0.854∗∗∗0.373∗∗-0.441∗∗-0.822∗∗∗不满意0a0a0a0a0a0aCox 和 Snell0.0470.0450.0420.0400.0950.2380.1690.0970.0830.1820.1550.244Nagelkerke0.0500.0470.0430.0420.0990.2470.1800.1010.0870.1940.1620.25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附表2同。
附表2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2(分家庭结构)
模型城市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模型13(困难感知度)模型14(心情愉悦度)模型15(生活满意度)模型16(困难感知度)模型17(心情愉悦度)模型18(生活满意度)模型19(困难感知度)模型20(心情愉悦度)模型21(生活满意度)模型22(困难感知度)模型23(心情愉悦度)模型24(生活满意度)阈值:11.827∗∗∗-3.241∗∗∗-3.686∗∗∗1.345∗∗∗-3.829∗∗∗-4.960∗∗∗3.134∗∗∗-4.922∗∗∗-5.571∗∗∗1.551∗∗∗-4.899∗∗∗-4.043∗∗∗22.785∗∗∗-2.031∗∗∗-2.925∗∗∗2.530∗∗∗-2.527∗∗∗-3.487∗∗∗4.548∗∗∗-3.746∗∗∗-4.015∗∗∗2.894∗∗∗-3.478∗∗∗-2.729∗∗∗33.915∗∗∗-1.794∗∗∗-2.031∗∗∗3.599∗∗∗-1.925∗∗∗-2.991∗∗∗5.855∗∗∗-2.967∗∗∗-3.658∗∗∗3.750∗∗∗-2.437∗∗∗-2.977∗∗∗44.808∗∗∗-0.983∗∗∗-1.547∗∗∗4.648∗∗∗-1.134∗∗∗-1.579∗∗∗6.563∗∗∗-1.643∗∗-2.048∗∗∗4.875∗∗∗-1.460∗∗∗-1.964∗∗∗人口学特征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经济状况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低保情况:有0.092-0.451-0.5830.784∗∗∗-0.310-0.987∗∗1.378∗∗∗-1.696∗∗∗-1.339∗∗∗1.055∗∗∗-1.122∗∗-1.010∗∗没有0a0a0a0a0a0a0a0a0a0a0a0a低保评价:很满意0.496-1.041-2.180∗∗1.179∗∗∗-1.714∗∗∗-1.895∗∗∗1.822∗∗∗-2.434∗∗∗-1.979∗∗∗1.764∗∗∗-1.602∗∗∗-1.262∗∗∗比较满意0.112-0.227-1.154∗0.982∗∗∗-0.871∗-1.690∗∗∗1.690∗∗∗-2.071∗∗∗-1.460∗∗∗1.341∗∗-1.364∗∗∗-1.082∗∗∗一般0.630-0.403-0.4730.752∗∗∗-0.440-1.286∗∗∗1.363∗∗∗-1.689∗∗∗-1.218∗∗∗1.069∗∗-1.110∗∗∗-0.917∗∗∗不满意0a0a0a0a0a0a0a0a0a0a0a0aCox 和 Snell0.2670.1370.2280.1570.1760.3240.2620.2090.2540.2640.2760.297Nagelkerke0.2860.1430.2380.1670.1840.3380.2820.2180.2670.2810.2880.310
※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可行能力视阙下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感研究”(编号：2018BSH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市适应视阙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编号：2018M632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研究”(编号：11ASH009)。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5-0029-11
作者简介：梁土坤，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上海 200237)。
[责任编辑：李 慧]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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