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魏晋玄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玄学,魏晋,列子,自觉,名教,士人,经学。
魏晋玄学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章启群[1]（2019）在《论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古典形态的情感哲学——从历史与逻辑两个维度》一文中研究指出相对于先秦两汉的中国思想和哲学,魏晋玄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有叁个标志:一是理性原则和哲学思辨方法的确立;二是新的自然哲学形成;叁是情感理论的哲学建构。这叁个标志相互关联,构成中国情感哲学的古典形态。出现在魏晋时期的"中国艺术自觉"是魏晋情感哲学的外化和佐证。(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期刊2019年04期）
李兰芬[2]（2019）在《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体现杨朱思想的《列子》和对杨朱思想(包括《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各家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列子》、张湛注)有超越叁家、并同时对叁家思想资源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列子》、张湛注)对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本文来源于《现代哲学》期刊2019年05期）
周春雨[3]（2019）在《魏晋南北朝玄学美学向佛学美学的叁点转变》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步进入主流的中国文化,儒释道叁家并存的中国文化骨架格局初现。佛教与玄学在对话、融合、转化、统一的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佛教美学特质,如语言翻译催生的文以达意,辩证思维引发的空灵圆融,审美对象普及万物众生,"融宇宙万物于一心"的审美方式等同样是中国美学之精粹。(本文来源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郭婧[4]（2019）在《从嵇康看玄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之际,社会混乱、政治倾轧,士人阶层纷纷弃儒经而尚老庄。在新兴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士人们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开始远离庙堂、崇尚自然;同时,他们也开始关注自我生命的价值与审美的生活情趣。嵇康作为这个时期士人阶层的典型代表,探讨其精神面貌对于研究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来源于《文化学刊》期刊2019年06期）
殷登涛[5]（2019）在《魏晋玄学的生态观与生态审美观》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分合不断的时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环境,诞生了适应于该时期的独特哲学形态:魏晋玄学。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学者对“天人关系”、“人与天地万物关系”非常重视,意图从中找到人与万物存在的方式,并探讨天地万物与政治的联系。这个时期的学者围绕着“名教”、“自然”两个关键词,构建出了各自的世界观与政治观。这些对于世间万物的论点可以看作是魏晋玄学的生态观的起点。本文重点关注王弼、嵇康、向秀、阮籍、郭象、张湛六位学者,关注其着作中涉及的“贵无论”、“养生论”、“至人论”、“崇有论”、“贵虚论”等命题,结合作品分析其中所具有的生态意蕴,最终得出各位学者分别对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理解看法。王弼的玄学生态观偏向于对于万物存在的论述,通过对“道”、“无”的解读,构建出万物一体的生态观念。竹林玄学由于常常与自然环境互动,因此其行为就具备了生态性,并带有审美的性质。郭象不同于王弼对《老子》的推崇,更加遵从《庄子》的观念,从万物归于“玄冥”,来阐释起哲学中的生态理念。张湛提出独特的“虚”的概念,并结合了儒释道叁家的一些观念,其玄学生态观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另外,通过对魏晋玄学中代表性学者与着作的研究,寻找其理论中蕴含的生态因素,最终总结出整个魏晋时代所关注的生态观点:万物共同本质、哲学生态观的决定性、哲学生态观的社会实践。再次,这些学者以及同时代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纷纷提出了带有生态性质的审美观点,具有时代性,可以说是时代主题的生态显现。文学、音乐、绘画,是生态审美观体现最多也是最明显之处。魏末晋初的玄学,开始提倡用万物各自的方式来审美,去除人类因素;嵇康阮籍的音乐理论中带有了强烈的审美意识,并结合到其养生观念中;东晋和南北朝是生态审美的大发展时期,文学、绘画不仅有生态的审美方式,还将万物看待成审美对象,提出了独立于政治的生态审美模式。通过研究魏晋玄学生态审美观,可以重新发掘玄学时代看待人与万物关系的方式、整理含义生态意蕴的材料,与今日的生态观念相互印证,为当代中国生态美学建设提供借鉴。(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6-02）
关艺[6]（2019）在《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魏晋玄学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基础,开辟了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主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发展息息相关,面对社会的混乱和精神世界的崩溃,玄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但是玄学家在为学的角度上建立玄学义理的方法,还是他们自觉依循的生活方式。魏晋玄学中对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叁个部分,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教本于自然”思想、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和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思想。王弼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奠基者,他不拘泥于形式框架,援引道家自由的思想到儒家学说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伦理体系,为魏晋文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途径。自王弼始,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伦理思想。王弼为整个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个肯定性前提,即“名教本于自然”。首先,他从传统儒家“名教”的种种弊端入手,揭示了名教的沉沦及其根源,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做出了重振名教的道德努力;他致力于道德本体的重建,提出“大道出于自然”的道德理论,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人内心的自然法则;最后他做出无为任物的道德要求,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王弼为化解名教的危机,希望通过道德规范内化的方式来重建道德本体,强调回归自然本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王弼是在寻求一个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虽然其最终目的是恢复名教的生机,但对自然原则的倾斜已经内在地包含着自然对名教超越的契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超越的契机便在嵇康、阮籍那里转化为现实。嵇康和阮籍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延续王弼注重自然的基础上,将自愿原则引入到自然原则之中,使名教成为束缚而不再拥有合理性,与自然彻底对立起来,这种对自然的崇尚和对名教的拒斥必然使嵇康、阮籍的思想导向对名教的超越。西晋时期的向秀和郭象与王弼的“崇本息末”思想一脉相承,他们试图调和儒学和道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将自然原则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对魏晋的时代主题给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答案。遵循魏晋玄学的一贯传统,向秀、郭象同样对自然持积极态度,但在对自然概念的具体解读上,他们更强调以名教来规定自然,而名教也早已天然地包含在自然的内涵之中。相比于推崇未开化的洪荒之世,向、郭则更多地看到了人文的价值,强调了在道德行为中走向自然的境界,是一种自然原则与人文原则的统一。向秀、郭象还提出了本体上的独化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的,并不存在类似王弼所说的“无”一类形而上的普遍的本体,因而所有的存在都是无待而独化的。相应地,在将名教与自然统一的过程中,其目标是将名教与具体的个体本性相融合,而非指向某一个普遍本体。现代社会道德意识的缺失、道德规范的虚化问题十分严重,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普世的道德原则是当代道德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古观今,魏晋时期对于传统道德规范和自然原则的调和或许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另外,魏晋世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不拘一格的思想解放都能够给予现代人生活上的启示。尽管魏晋风度为人津津乐道,但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当今社会的知识阶层应当以史为鉴,看到自己肩上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影响,更好地平衡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9-05-15）
刘文珂[7]（2019）在《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嵇康玄学思想为研究视角,首先对嵇康玄学思想的产生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对玄学论证过程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嵇康玄学思想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历史演进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最终得出嵇康在玄学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前言:嵇康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传承了老子的自然无为。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通过对那纷乱与战火交织的社会现象的反思,认为人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应该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在其哲学思想中,将道看做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将道作为诠释生命本身的载体,倡导无为而逍遥的哲学理念,(本文来源于《知识文库》期刊2019年03期）
马金亮[8]（2019）在《王肃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有一个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的发展轨迹,经学家王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王肃遍注群经,受荆州学派影响,其注经摒弃谶纬、引申义理、援道入儒,深化了《周易》研究,这一注经风格对王弼及其他魏晋玄学家有较大影响。(本文来源于《唐山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潘殊闲,潘君瑶[9]（2019）在《扬雄《太玄》与魏晋玄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扬雄在先秦"玄"论的基础上,打通儒道,建构起以"玄"为根本的哲学体系。魏晋士人在逐渐式微的两汉经学的大背景下,在扬雄对"玄"的改造、提升与增益的基础上,对"玄"之内涵、氛围、境界有了特别的向往、专注、论述与体认。扬雄及其《太玄》之学,实乃从先秦儒道分判至魏晋玄学儒道杂糅的过渡与桥梁,在中华玄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影响。(本文来源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詹艳[10]（2018）在《魏晋玄学家自觉审美意识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玄学家"贵无轻有""贵虚轻实""贵清轻浊""贵远贱近"的追求对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士人不再把建功立业、济世救民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些人避世自保,山林悟道。魏晋玄学家追求姿容之美,主张纵情山水,崇尚率性而为,这种审美追求的流行与魏晋时期人们自我意识的苏醒存在一定的关系。虽然魏晋时期以张扬个性和崇尚自然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它促进了魏晋玄学家自觉审美意识的形成,开启了民智,引领了个性解放的潮流。(本文来源于《新乡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10期）
魏晋玄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体现杨朱思想的《列子》和对杨朱思想(包括《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各家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列子》、张湛注)有超越叁家、并同时对叁家思想资源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列子》、张湛注)对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魏晋玄学论文参考文献
[1].章启群.论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古典形态的情感哲学——从历史与逻辑两个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
[2].李兰芬.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J].现代哲学.2019
[3].周春雨.魏晋南北朝玄学美学向佛学美学的叁点转变[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4].郭婧.从嵇康看玄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J].文化学刊.2019
[5].殷登涛.魏晋玄学的生态观与生态审美观[D].山东大学.2019
[6].关艺.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D].南京大学.2019
[7].刘文珂.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的演变[J].知识文库.2019
[8].马金亮.王肃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产生[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
[9].潘殊闲,潘君瑶.扬雄《太玄》与魏晋玄学[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10].詹艳.魏晋玄学家自觉审美意识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