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寅是湖湘学派相对被边缘化之重要人物，其代表著作《论语详说》亦早已散佚。与胡宏、张栻贬低胡寅不同，朱子甚为推崇胡寅《论语》之学，屡为之打抱不平。其《论语集注》、《四书或问》等引及该书佚文114条，据此可管窥《论语详说》之一斑。该书对《论语》之诠释，兼顾义理阐发、工夫指点、文献考辨三个向度，它以二程理学为主旨，透彻阐发了仁、理、体用等核心概念，驳斥了佛老异端之说；突出敬为主宰的为学工夫，着力针砭矫正为学弊病；显示了渊博精密的文献知识，洞幽烛微的考辨能力；其诠释立足字义而切合大旨；理据结合而新颖不群，锐于批判而阙疑审慎。该书不仅代表了胡寅的经学造诣，亦可堪称湖湘学派经学之巨擘。其佚文之发现整理，对于重新判定胡寅历史地位，推动湖湘学派研究、认识朱子《论语》学构成，探究宋代《论语》学皆不无裨益。
[关键词]胡寅；《论语详说》；朱熹；诠释
一、朱、张对胡寅《论语详说》之抑扬
胡寅（1098～1156年），字明仲，号致堂，胡安国之侄，过继胡安国为子，并由其抚养成人。胡寅与弟胡宏受家学影响，“笃信程氏之学，寅尤以气节著”，朱子尝见之，称其“议论英发，人物伟然”。胡氏父子三人治学各有侧重：胡安国以《春秋》之学、胡宏以《知言》性理之学名世，胡寅则在历史、政治、辟佛老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读史管见》、《崇正辨》、《斐然集》皆为有影响之著作。胡寅晚年所著《论语详说》，尤为精深，堪称湖湘学派经学之巨擘，其对朱子《论语》思想之形成发展，影响甚为深刻。
《论语详说》虽佚，但胡寅《崇正辩》之《鲁语详说序》一文对该书写作缘由、动机、经过、命名、用意等皆有介绍。该书完成于绍兴甲戌（1154年）胡寅谪居新州之时，距其去世仅两年。胡寅生前该书并未刊出，最初命名为《鲁语详说》，湖湘学者约于淳熙二年（1175年）后刊行该书时改为今名，沿用至今。胡寅认为，夫子以仁为道，《论语》乃“仁道枢管”，因而“欲记所见闻指趣，附于章句之下”。虽发心很早，著述过程却甚漫长，直到贬斥至荒凉新州，方才专力完成此书。胡寅在洛学遭禁时坚持学习二程、杨时、谢良佐等《论语》著作，批判王安石强制推广其经学所带来的祸害，“内揆浅疏，久而未果，发秃齿豁，恐负初志矣。适有天幸，投畀炎壤，结庐地偏……观过宅心，自是始笃，乃得就稿”。该书得名取自《孟子·离娄》“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谦称该书仅堪学童发蒙之用，既不敢作为孔学之指南，亦未能如《孟子》般辟除邪说。“遗诸童丱，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讵诐，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2](p403～405)
据此《序》文可知胡寅对该书实极为看重，然而继承胡宏学术的湖湘学派新一代领袖张栻则向来推崇胡宏，贬抑胡寅，受胡宏影响，认为该书虽偶有可取，然总体质量不高，并咨询朱子对该书看法。“胡明仲《论语详说》，虽未能的当，然其间辩说似亦有益于学者也。有欲板行者，于兄意如何？”①[1]《(答朱元晦秘书》，《南轩集》卷二十一)朱子态度恰恰相反，对胡寅及《论语详说》评价甚高，屡屡替胡寅打抱不平，批评张栻眼中只有胡宏，却对胡寅带有偏见。肯定胡寅所得处，胡安国、胡宏亦有不及。《论语集注》对胡氏说引用甚多，高居所有引用者第六位，正表明朱子对胡寅说之认同。“②问《语解》胡氏为谁，曰：胡明仲也。向见张敬夫殊不取其说。某以为不然。他虽有未至处，若是说得是者，岂可废。”[3](p656)“先生又曰：南轩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3](p863)朱子批评张栻对胡寅之成见、贬抑，认为应公正对待胡寅，五峰、致堂各有长短优劣，须自家用心公平，加以辨别吸取，而不是斤斤然徒守个人偏好。“定夫又云：‘南轩云致堂之说未的确。’曰：‘便是南轩主胡五峰而抑致堂，某以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处。’”[3](p862)朱子指出胡寅之说虽不乏毛病，然病在太过，不似而今学者病在不及。“胡致堂之说虽未能无病，然大抵皆太过，不会不及。如今学者皆是不及。”[3](p3387)在将二胡比较时，朱子屡屡称赞胡寅，认为胡宏虽才气过人，但言之浮夸随意，不如胡寅平正笃实明白。此中亦透露出胡氏兄弟关系存在裂痕，胡宏看不上胡寅学问，甚至欲焚烧其著作，而胡寅则对胡宏颇为敬畏。这注定了胡寅在整个湖湘学中的弱势地位。但朱子对胡寅所著三书，则皆有佳评，称道胡寅《崇正辩》辟佛较胡宏《皇王大纪》更为犀利透辟；赞其《读史管见》议论刚劲得体，远优于偏于优柔文弱的范祖禹《唐鉴》。
仁仲当时无有能当之者，故恣其言说出来，然今观明仲说，较平正。[3](p3389)
明仲尝畏五峰议论精确，五峰亦尝不有其兄，尝欲焚其《论语解》并《读史管见》。以今观之，殊不然。如《论语》、《管见》中虽有粗处，亦多明白。至五峰议论，反似好高之过，得一说便说，其实与这物事都不相干渉，便说得无着落。”[3](p3403)
《崇正辨》亦好。……胡明仲做此书说得明白，若五峰说话中辨释氏处却糊涂，辟他不倒，《皇王大纪》中亦有数段，亦不分晓。”[3](p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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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鉴》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前面说一项事末，又说别处去。[3](p4176)
朱子对胡寅《论语详说》的重视，充分体现在其《论语》著作中，保留了该书百条以上文字，胡寅说成为《论语集注》之重要来源，《集注》引用居然多达43处（似应减去2条误认者)！④在所有被引用者中高居第六，仅次于程子、尹氏、范氏、杨氏、谢氏。以胡寅在学术界如此被忽视之地位，此一比例之高，不得不令人大感意料。在《论语或问》中，朱子亦引用胡氏说80条，其中与《集注》重复16条，二书引用胡寅《论语详说》多达107条。此外《崇正辩》、《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四书通》等书亦散见胡氏论语说解7条，此114条足以让我们一睹《论语详说》全书之风貌。我们认为，《论语详说》以二程思想为主旨，体现了胡寅理学造诣和诠释特点。它从义理上透彻阐发了仁、理、体用等核心概念，驳斥了佛老异端之说；特别突出敬为主宰的为学工夫，着力针砭矫正为学弊病；显示了渊博精密的文献实证知识，洞幽烛微的文本考辨能力；诠释贴切文本而不乏新意，体现出批判反思、阙疑审慎的态度。该书佚文之整理研究，对于增进胡寅理学思想之了解、把握湖湘学派经学之特点，认识朱子《论语》学之构成，丰富宋代《论语》学诠释，改变对胡寅在湖湘学中地位贡献之认识，皆不无助益。
南轩恰与朱子相反，评价《读史管见》“病败不可言”，朱子对此的反应是“尽有好处，但好恶不相掩尔。”“又问：致堂《管见》初得之甚喜，后见《南轩集》中云病败不可言，又以为专为桧设，岂有言天下之理而专为一人者。曰：尽有好处，但好恶不相掩尔。”[3](p355)尽管朱子极力表彰胡寅，然而还是张栻之见占了上风，至今仍成为评价胡寅的主流观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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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理阐发
（一）推崇理学
胡寅之学，以二程理学为根本，故对天理、理一分殊、仁、体用、义利、命等诸核心思想皆从理学视角予以深刻论述。如在“获罪于天”之诠释中，胡氏以理释天，主张“天即理也”，认为此理虽无形而高远，却落实呈现于人心，昭昭可感，在在皆是，并无神秘可言。“天即理也，理无不在，在人则人心之昭昭者是也。”[4](p667)在“四海之内皆兄弟”中，胡氏指出子夏此说为宽慰司马牛而发，并以理一分殊之说批评子夏用意虽好，用词却有病，违背了儒家“理一分殊”、“爱有差等”之教，并以史实指出子夏虽能言此，在行动上却未能做到以理应情。“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5](p134)胡氏此解深得朱子赞赏，被采入《集注》中。
胡氏对仁的理解，突出仁的枢纽地位。认为学就是仁，学的目标是达到仁，学是实现仁之手段。以学解仁突出儒学即是仁学的特质。“萧定夫说胡致堂云：‘学者何，仁也’。”“致堂谓学所以求仁也。”[3](p682)胡氏特别推崇“本心”解仁说。在“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中，指出孔子之教虽变化多方，其根本则在于使人不失本心。孔子所学之最后境界，亦是达到本心莹然、光明通达之境地，至此境地本心即是仁，即是理，即是体。胡氏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5](p54)胡寅在与他人论学时亦常提及仁之本心说，“本心言仁”可谓胡氏对仁之根本认识。“仁者，人之本心也”。[2](p28)胡氏还继承程子以公言仁说，在“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章中，指出仁包含了公，公是仁的基本特质之一，批评谢良佐仁者无恶之解不合仁之意。“谢氏以志仁为知仁，以去声读‘恶’字，则又误矣。……今曰‘无恶’，然则谓其独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说，以为‘贪无恶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盖得之矣。”[4](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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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社会需求的长短期影响比较。从汇率政策变动对社会需求的脉冲响应来看，汇率政策变动对社会总需求在长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短期内汇率政策变动对社会需求的影响相当显著。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两次大汇改的影响尤甚，对社会需求的影响趋势也大致相同，在汇改后立刻有一个显著的正向冲击，随后冲击方向改变，最终渐渐趋平。
（二）驳斥异端
胡寅不仅从正面阐发理学思想，而且极为注重批判理学的对立面——佛老异端之说。辟佛这一胡氏最鲜明的学术风格，同样烙印于《论语》诠释中。他在“曾子有疾”章指出，曾子将生死视为极自然平常之事，好比昼夜之自然交替，不值得丝毫惊异。批评佛教徒过于看重生死，以种种怪诞虚幻之说渲染此事。告诫学者应当尽心于曾子之教诲，方能不惑于佛教之说。“当是时也，气息奄奄仅在，而声为律，身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视死生犹昼夜然。夫岂异教坐亡幻语、不诚不敬者所可彷佛。学者诚能尽心于此，则可以不惑于彼也。”[4](p760)对“回也其庶乎屡空”之解，何晏以老庄之说释之，认为“屡空”是“虚中受道”之义，伊洛学者皆从此说，胡寅则批评此说隐晦偏颇，非圣人之言，“屡”表明为道之心仍然有差失有间断，当其处于心灵差失不空状态时，与常人并无差异，可见屡空并不能理解为受道。“以屡空为虚中受道，圣人之言，未尝如是之僻而晦也。屡而有间，是频复耳，方其不空之时，与庸人亦奚远哉。”[4](p791)
三、工夫指点
（一）立为学之方
胡氏极其擅长对人物生平、来历、地名等的考辨，在考辨基础上进而述其思想，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切于文义，便于接受。胡氏所考辨人物涉及孔子所论人物、孔门弟子，有子产、子贱、杨朱、子桑伯子、孟之反、公伯寮等。不少考辨为《集注》所取。如胡氏据《家语》指出子贱之年龄、成就及在孔门地位。“《家语》云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有才智仁爱，为单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计之，孔子卒时，子贱方年二十余岁，意其进师夫子，退从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叹之如此。”[4](p699)据公伯寮之行为判定公伯寮乃季氏同党而非孔门弟子。“胡氏以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党耳。若游于孔门，则岂至于陷其朋友哉。”[4](p839)就庄子之说证实《论语》所涉人物。“子桑伯子，鲁人，胡氏以为疑即庄周所称子桑户者是也。”[5](p84)“反即庄周所称孟子反者是也。”[5](p88)胡氏有时将人名与地名考证相结合，如“子欲居九夷”章基于班固之说，认为“九夷”是辽东九夷，“君子”指箕子。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于辽东九夷之地，其教条风俗至汉犹存，夫子之时，又当纯固。”[4](p773)
胡氏认为，立志对为学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鄙夫可与事君”章中，他指出志的高低决定了道德成就的大小，学者应当以修道成德为志向，如此方能超越功名、富贵的束缚。所志越低下，则人格越卑微。“许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5](p179)在“君子食无求饱”章中，胡氏指出一个真正有志于学的人，必不追求物质生活之安逸，反之，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必是违道甚远之人。“食期饱，居期安，人之情也。而圣人之言如此，岂反人之情而强其所难。亦曰有志于学，则不当以此为念耳。食必求饱，居必求安，役役焉惟口体之奉而无所不至焉。其去于道也，不亦远乎！”[4](p632)
胡氏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在《论语详说》中善于引用历史事实来诠释文意，进而加以评判，这种列举事实再结合评析的做法简明易懂，大大加深了学者对文义的认识。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章，胡氏引东汉杜密、王昱之事以说明何为不位不谋。“东汉季年，党锢祸起，颍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谒守令，多所请托。而同郡刘胜亦自蜀还，闭户扫轨。太守王昱见杜密，独称季陵清高以箴之。密谓昱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知善不荐，见恶不论，隐情惜己，自同寒蝉，乃罪人也。今密举志义力行之贤，纠违道失节之士，使明府赏罚得中，令闻休畅，不亦万之一乎？’昱乃惭服。以愚观之。昱从善服义，固不可訾。若密之为，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者，大概如此。党锢诸贤，多陷此失，可不戒哉。”[4](p765)这种手法为《论语详说》一书所常用，略示数例如下：在解释“惟酒无量不及乱”时，胡氏引王导劝晋元帝戒酒之事，指出无论从修身工夫还是政治事业的角度，皆应戒酒。“乱者，内昏其心志，外丧其威仪，甚则班伯所谓‘淫乱之原，皆在于酒’。圣人饮无定量，亦无乱态。盖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学者未能，然则如晋元帝永嘉初镇江东，以酒废事，王导以为言，帝命酌引觞而覆之，于此遂绝。”⑤[4](p782)在“子适卫冉有仆”章，胡氏引汉唐史实，阐发庶、富、教之义，言带针砭，显示出教化优先的政治立场，及经史合一的学术素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4](p143)其他如“三分天下有其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苟有用我者”等章皆引用史实释之。
（二）砭为学之病
胡氏《论语》诠释不仅正面树立为学之方，而且从反面来针砭为学弊病，这是胡氏《论语详说》的一大特色。胡氏敏锐感到《论语》“因材施教”的特点，并将之提炼为“药病救失”的工夫指点，《集注》于此多取之。此种诠释多为对文本言外义之阐发，目的在于通过针砭以树立正确的为学之方。在“君子谋道不谋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中，胡氏指出圣人之教，因人之资禀差异而发，故其言各有不同。“圣人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因其材而发达之。”[4](p859)“人之资禀不同，故夫子引而进之之术不一。”[4](p908)在“好德如好色者”章中，胡氏提出“知病而药”说，告诫学者应该知道自身病痛所在，并由此着力用功，以消除病痛对德性之伤害，达到志气清明之境地。“知其病而痛药之，不使稂莠得害嘉谷，则志气清明而独立乎万物之表矣。”[4](p774)他在《论语》诠释中多处运用此一诠释原则。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指出为学工夫应“优游涵泳，日就月将”，批评“躐等而进”、“半途而废”两大为学弊病。“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5](p54)在“子游问孝”、“宰予昼寝”章，胡氏提出“警告”说，指出夫子对爱而不敬、怠惰之气、言行不一的警示具有普遍深刻意义。
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3](p56)
隐性价值更需要用心去挖掘。比如拿专题纪录片来说，作品绝大多数局限于从个人角度去审视，尽管我们觉得它的信息价值较高，或者说由于从中可窥见中国纪录片发展轨迹因此具有凭证价值，某些片断可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记录。又如解放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在判断素材价值时还应注意到主题、画面、解说词之间的关系。
宰予不能以志帅气，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气胜，儆戒之志惰也。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懈惰荒宁为惧，勤励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责宰予也。听言观行，圣人不待是而后能，亦非缘此而尽疑学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3](p78)
四、知识考证
（一）文献考辨
胡寅具有渊博的文献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对《论语》所涉及的礼仪制度、人物、地理、史实等多有考辨，通过对文本相关背景的阐发以疏通文义，训解义理，为理解经文扫除障碍，体现了笃实平易的诠释风格，颇得朱子赞赏。胡氏的考辨主要涉及礼制、史实、名称等方面。
胡氏之解不仅切于文义，且常能别出新意，自成一说。虽非本文正意，却能启人思路，益人神思。如胡氏将“里仁”释为“居仁如里，安仁者也”，不同于程门诸家之说，朱子认为“胡氏又自为一说，义皆可通，但恐或非本文之意耳。”[4](p675)“三年学不至于谷”章，胡氏主张“谷”应解释为“善”，并引古书及方言为证，“谷，善也，成也。《尔雅》曰：‘信善为谷’。言善之成实也。今世方言亦以物之成实者为谷。[4](p764)朱子虽不取，却仍称赞之，因其有理有据也。在“甚矣吾衰也”章，胡氏详细阐发了对梦的认识，涉及梦的普遍性、起源、变化、圣、贤、众人梦之别等，强调梦有邪正，乃是个人白昼行为之反映，故学者应谨慎其言行。“胡氏曰：心为万物之至灵，非但藏往，固能知来。凡天地古今之所有，无一外乎此者。无明晦、古今、远迩、通塞之间。此人之所以有梦，梦之所以多变也。然圣人诚存，贤人存诚，则其梦治。若夫思虑纷扰，神情不定，则所梦杂乱。或正或邪，亦与旦昼之所为等尔。善学者既谨其言动，而又必验诸梦寐之间。”[4](p740)
胡氏对慎独、自强不息、反求诸己等工夫亦颇为看重。认为孔子对颜子之评价，乃是强调慎独功夫之重要。“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见其非无证之空言，且以明进德之功，必由内外相符，隐显一致，欲学者之慎其独也。”[4](p647)“见贤思齐”的意义在于告诫学者当反求诸己，不能自暴自弃，应当自我反省检点。“见人之善恶不同，而无不反诸身者，则不徒羡人而甘自弃，不徒责人而忘自责矣。”[4](p73)胡氏认为，为学之进止皆取决于主体意志，他人无法帮助、干涉，故君子应自强不息。“其进其止，皆非他人所能与，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4](p774)
胡寅《论语详说》在弘扬理学思想、批驳佛老异端之时，极为注重为学工夫的指点，确立了主敬、立志、慎独的工夫要领地位。在“道千乘之国”注释中，胡氏提出“敬”为工夫根本，信、节用、爱人、使民皆当以敬为主宰，敬贯穿于一切德性之中，为所有工夫之基。“凡此数者，又皆以敬为主。”[5](p49)胡氏对敬的意义、方法作出了深刻阐发，在阐述“修己以敬”章时指出敬是树立百善之根本，消除百邪之良药，是存心检身切要之法。持敬方法在于主一无适，严肃谨慎、心志专一，战战兢兢，不可有丝毫懈怠。“可愿莫如善，敬立则百善从；宜远莫如邪，敬立则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检身之切务欤！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如执大圭，如捧盘水，如雷霆之在上也，如渊谷之在下也，如师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则持敬之道也。”[4](p826)胡氏指出“君子泰而不骄”在于君子之心以敬为主宰，不因外物而产生分别变化，故能安泰不骄。“然君子之心，一主于敬，不以彼之众寡小大而二其心，则其自处未尝不安，而何骄之有。”[4](p916)
胡寅非常重视体用这一对理学范畴，将之贯注于经文诠释中。在“子张问十世可”章中，胡氏从体用角度阐发了礼的内在超越意义，指出礼不仅是表面外在之人伦规范、社会准则，更是降自于天，内在于心的先天本有之物，此乃稳固持久、永恒不变的礼之本。作为礼之用的制度文明，则因时损益与时相宜，其更改变化丝毫无损于礼之本体，不可因此否定礼的超越性永恒性。此说关键在于突出了礼的本体不变意义，深得朱子赞赏。“至近世吴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说，最为精当。”[6](p1362)朱子认为唯有在肯定本体永恒相因的前提下，方能真切把握礼之损益变化之用。故《集注》采用胡氏说。“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5](p60)
（二）文本考校
胡氏不仅于具体事实有所考辨，且眼光敏锐，用心周到而善于思考，于《论语》文本之考校颇有心得，指出文本存在复出、散佚、衍夺、错简等情况，考察了文本之著者、言者、先后、用语、出处等多种情况，《集注》颇有所取。
关于文本复出，指出《里仁》“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已见于《学而》，此处乃是复出而散其半。“已见首篇，此盖复出而逸其半也。”[5](p73)文本衍夺。指出“宰予昼寝”章第二处“子曰”是衍文，否则难以解释上下文义之关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则非一日之言也。”胡氏还据文意推测“柳下惠为士师”章文义未完，定有夫子对柳下惠评论之语，当有夺文。“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5](p183)错简。胡氏指出第十二篇“诚不以富，亦只以异”乃错简，应在“其斯之谓与”之上，而不是程子所主张的本章之首，《集注》赞成胡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胡氏曰：“程子以为第十二篇错简‘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当在此章之首。今详文势，似当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称，不在于富，而在于异也。”愚谓此说近是。[5](p173)
篇章作者。胡氏根据文本内容、称呼，推断《公冶长》作者为子贡门人，《先进》作者为闵子骞门徒，《宪问》为原宪所记，《里仁》“自吾道一贯”至“君子欲讷于言”十章乃曾子门人所记。“（《公冶长》）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此篇（《先进》）记闵子骞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称闵子，疑闵氏门人所记也。”“此篇（《宪问》）疑原宪所记。”“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5](p74)文句言者。胡氏不仅善于推断各篇作者，而且积极判定具体文句的言说者，极有见地，其说对把握文本之义颇有意义。如“子路问成人”章，胡氏据子路好勇之性详是否？”⑥[5](p152“)公西华侍坐”章“唯求则非邦也与”、“唯赤则非邦也与”乃曾点之问，而“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则是夫子之答。[5](p131)
文本先后。胡氏对《论语》所涉及孔门弟子之说，往往据其文句意义，弟子为学境地，推测各章先后关系。如，指出“启予足！启予手”章最先，“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其次，而《礼记》所记“易箦之事”则最后，此三者先后合乎曾子进学所达境界。“愚尝考其事之先后，窃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箦之事最在其后。”[4](p760)如胡氏据子路“君子尚勇”之问，判定此乃子路初见孔子之时。“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5](p182)《论语》中“樊迟问仁”三次，胡氏据问答内容不同，断定“居处恭执事敬”之答最先，“先难后获”其次，“仁者爱人”最后。这种先后判断有助于把握人物思想的变化，突出文本的焦点所在。“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5](p146)此外，胡氏还推测“孺悲欲见孔子”当在问学《士丧礼》于孔子之前，推测“子路使门人为臣”必定在“夫子失司寇之后，未致其事之前也。”[4](p772)
语例、出处。胡氏还据文本用例来判定用语得失。如指出“季康子问而孔子对曰”之说不合“记言之例”，“孔子之对”只应出现应对“君问”之时。“记言之例，君问，则称孔子以对，尊君也。大夫之问亦然，则非礼矣，盍称氏以异乎？门人而去对，以降于国君者乎！”⑦[4](p788)格，推出“今之成人”以下文字，皆子路之说而非夫子之言。“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盖不复闻斯行之之勇，而有终身诵之之固矣。未胡氏据用例断定此处乃问答之辞。“且他书之例，其若此者尤多，是以晁、洪、胡氏皆以为问答之辞，而今从之也。”[4](p796)胡氏还通过对《论语》用语来源之考察，指出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如指出“崇德辨惑”是古语，或当世通用之说，而夫子提出之，故子张、樊迟皆问及此。胡氏以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圣人标而出之，使诸弟子随其所欲，知思其所未达，以为入道之门户也。”[4](p806)指出周公谓鲁公“君子不施其亲”之说乃周公告诫伯禽之词，为鲁国所传诵，故夫子或与弟子言及于此。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国，周公训戒之辞。鲁人传诵，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尝与门弟子言之欤？”[4](p187)
五、诠释特点
（一）立足字义而切合大旨
胡氏之解非常重视对文本的解读，紧贴文本，简洁切要。如“修慝”之解，从“慝”的字形构造上解释语义，形象透彻，《集注》取之。“慝之字从心从匿，盖恶之匿于心者。”[5](p139)如对“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之解，胡氏在详尽剖析此三对词语基本语义基础上，自然引申出此章主旨在于针砭子路为学弊病。“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怡怡，和悦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则兄弟有贼恩之祸，朋友有善柔之损，故又别而言之。”[5](p148)《集注》对胡氏说之认可，有相当部分即为此类切合文义之解。如“孝哉闵子骞”章，《或问》称赞胡氏独得文义，“诸说善矣而于文义皆有未协者，惟胡氏为可通耳。”[4](p788)《集注》征引其文，“胡氏曰：父母兄弟称其孝友，人皆信之无异辞者，盖其孝友之实，有以积于中而着于外，故夫子叹而美之。”[5](p124)胡氏此类之说往往简洁而切要，常为《集注》所引。如“阙党童子将命”章，胡氏提出此章本旨在于“抑而教之”，《或问》认为“得其旨矣”，《集注》征引之。
（二）有理有据而别出新解
胡氏对古代礼制极为熟悉和重视，对《论语》有关礼制之处多有详考。如“哀公问社于宰我”章，胡氏引经据典，详尽阐发了“祀天于郊，祭地于社”的祭祀礼仪及其中所包含的义理，批评后世立社、立郊违礼背义。“古者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也。《记》曰：‘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无地示之位。两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矣。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4](p671)胡氏认为，对礼的理解不可脱离义，礼义一体，紧密不分。夫子不许颜路之请，乃是居于客观情况、礼制之考虑，孔子行事本于诚心、直道，而不是个人恩怨。孔子之用财，根据道义而非有无，此对圣人用心之阐发甚为合理。“孔子遇旧馆人之丧，尝脱骖以赙之矣。今乃不许颜路之请，何邪？葬可以无椁，骖可以脱而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车不可以与人而鬻诸市也。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岂诚心与直道哉？或者以为君子行礼，视吾之有无而已。夫君子之用财，视义之可否，岂独视有无而已哉？[4](p124)在《乡党》篇，胡氏多次引用礼书对其中礼仪予以阐明，深为朱子认可。例如：胡氏以为“若《聘礼》所记，孔子所行者正也。当时大夫僭于邦君，于是有庭实旅百，如享礼然，则非正矣。故《记》曰：‘庭实旅百，何为乎诸侯之庭’。”[4](p780)“惟胡氏以为《王制》所谓‘五谷未成，果实未熟’，《汉诏》所谓‘穿掘萌芽，欎飬强熟’之类，最为得之。”[4](p781)“负版为丧服之在背者，此盖记者释上文式凶服为必重服，有负版者，乃式之也。”[4](p785)
式中，W维数为n×s，θ1为阈值，维数为s×1；f1（I1）为隐含层的传递函数，常用Sigmoid函数。
（三）勇于批判而谨慎阙疑
胡氏之诠释，既具有强烈批判意识，同时又不妄加解说，秉持阙疑待解之谨慎态度。胡氏勇于批判前辈之说不合义理处，其批判锋芒非常锐利，涉及佛老之说、功利主义、人格修养、风俗弊病、礼制偏失等。如在“贫而无谄“章，指出夫子对子贡之教导启发，已达极其高明之境地，批评苏轼“未至”之说乃佛、老余绪。“夫苏氏之意，岂以为将有忘乎贫富者，然后为至耶？此老佛之余而非孔子之意矣。故胡氏非之曰：‘贫而乐，非颜子不能，富而好礼，非周公不能。夫子所以诱掖子贡者高矣，犹以为未至，则孰可以为至者耶？’其说当矣。”[4](p634)在“殷有三仁”章，批判苏氏之解从功利角度论仁，计较嫌疑利害，偏离仁的本意。“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论仁，不亦远乎？”[7](p328)“阳货欲见孔子”章批判扬雄身、道分离之说，由此指出扬雄攀附王莽、刘歆，并作《法言》、《太玄》模仿《论语》、《周易》，自比于夫子，非常荒谬。“扬雄谓孔子于阳货为诎身以伸道，雄之意盖以身与道为二物也。是以其自为也，黾勉莽、歆之间而拟《论语》、《周易》，以自附于夫子，岂不谬哉！”[4](p875)“子谓公冶长”章由圣人对婚嫁之态度，批判现实中因富贵、急难、媒妁、意气等因素而缔结婚姻的不良现象，倡导婚姻缔结因以性行相配为主，反对钱色婚姻观，强调女德、择女的重要。“胡氏所论后世婚姻之失，尤为有补。胡氏曰：‘圣人之于婚姻，参度彼己，如是之审，所以能保终而无敝也。后世或以富贵结，或以急难合，或凭媒妁两美之言，或因意气一时之诺。初未尝深知二人之性行也。虽然，壻犹易见，女最难知。人多谨于择壻，不能慎于择女。逮德下衰，又惟财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内助始也。可胜叹哉！’”[4](p698)“祷尔于上下神祗”章批评祷告之礼不正，而且其中淫祀多端，由此推论后世祭祀典礼，太多不合乎礼义之处。“祷之为礼，非正礼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废者。故圣人之立制，犹盟诅之类尔。然君子不自为也，惟君父则可，而又必于其鬼焉。若非其鬼，则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谓‘上下神祗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祷也。以此推之，后世祀典之失，又岂可胜言哉！”[4](p755)胡氏对经典诠释保持一份存疑态度，于其中难解之处，不强为之解，而是以阙疑处之。此阙疑作法深得朱子赞赏，“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胡氏提出：“此章义疑，不可强解。”[5](p166)朱子《或问》认为此章文义难解，恐有阙文，称赞胡氏不强行妄解的存疑态度更为可取，《集注》即引其文。
《论语详说》之不幸佚失，无疑影响了学界对胡氏思想成就的认识，加之以胡宏、张栻为主的湖湘学主流对其不认同，导致胡寅在湖湘学派中长期被虚无化、边缘化。目前学界关于胡寅之研究，多集中于其辟佛、史论、诗文方面，无法深入到胡氏极有成就之经学理学一面，实为憾事，本文之作，试图稍弥此缺憾。胡寅《论语详说》作为贯注其平生心血之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诠释风格。它紧紧围绕弘扬理学思想，指点为学工夫这一中心展开，同时又紧扣文本，注重对具体知识的考证和文本之考校，着眼于文本语义之阐发，既勇于批判，又谨慎阙疑，非常贴切地将义理、工夫、文本、知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体现出创新，实为《论语》诠释之力作。该书无论在具体结论，还是在诠释手法、诠释态度方面，皆给予了作为晚辈的朱子深刻影响。《论语详说》虽佚，但朱子《论语集注》在内容、形式上皆带有《论语详说》之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没有散佚，而是通过《集注》在不断的影响后人。故切实理会《论语详说》之佚文，不仅为认识、评价胡寅，为推动湖湘学派研究所必需，而且对研究朱子《论语》学以至于宋代《论语》学皆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注 释]
朱子于淳熙二年除秘书郎，可知该书刊行当在之后。详参拙稿《〈论语集注〉引用胡寅〈论语详说〉考辨》，《国学研究》第三十一卷，2013年。全祖望亦认为胡寅兄弟在学术上存在差异，五峰不满致堂之学，故当五峰之学大盛之后，致堂之学湮没不彰。但全氏亦特别提出胡寅在辟佛上卓有贡献，故朱子多有所取。其实，朱子固然称赞胡寅之辟佛，但所取者乃在其《论语》之学而非辟佛。“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衡麓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341页。
无论是宋明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宋明理学史》，还是近来专著迭出的湖湘学研究，均对胡寅或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几为若有若无。在诸家看来，湖湘学派的三大宗师胡安国、胡宏、张栻才是顶峰。《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二书为湖湘学派作的一个定义是：“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第16页，2003年出版的《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2007年出版的《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对胡寅皆无甚论述。更甚者，胡寅不仅未能与三大宗师并列，且亦无法与三大宗师之众多门徒相提并论。）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模拟了一个通电矩形线圈周围产生的磁感应强度分布，并讨论了数值上的离散对场点磁感应强度计算的误差和收敛问题。通过计算空间中各点的磁感应强度矢量，我们定量地分析了矩形线圈周围磁场的均匀性问题，并发现如果保持线圈周长不变，在临边相等时能够产生最大范围的均匀磁场。对于更为复杂的电流回路周围的磁场仿真模拟可以依照类似的方法进行。我们相信，随着今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值仿真模拟在科学研究、工业制造等各个领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
陈铁凡《四书章句集注考源》（载钱穆等《论孟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提出《论语集注》所收胡寅说38条，似有疏漏。如《学而》有两条胡氏说，陈氏仅统计一条。
据《晋书·元帝本纪》，“王导以为言”当为“王导深以为言”。此处断句值得商榷：似为：“学者未能，然则如晋元帝，永嘉初镇江东，以酒废事，王导以为言，帝命酌，引觞而覆之，于此遂絶。”
《集注》所引“未详是否“显然为朱子之评语，当置于引号外。
此处后句点断殊不可解，似为：大夫之问亦然，则非礼矣，盍称氏以异乎门人，而去“对”以降于国君者乎！
实验报告部分的评价主要用于督促学生规范填写相关角色的业务表格，通过规范业务用表进一步深入理解业务关系与角色特点。同时，也是督促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进行反思，完成知识体系的网络化与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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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3-0034-09
[收稿日期]2018-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家星，男，江西奉新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四书学与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郭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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