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冲突
[摘 要]由不同社会关系构成的系统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不同角色：由社会阶级关系尤其是阶级斗争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在功能分化中衍生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由此塑造了功能承担者即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由教育关系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各角色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期望的差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双重角色在追求目标、规范程度、行为态度和情感表现上都存在冲突，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行和心理可能产生系列不良影响。为了缓解这种冲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须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类型加以化解。
如何理解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往研究主要从哲学认识论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者断定为主体，而教育对象相对地被指认为客体，由此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争，“各种不同的观点纷然杂陈并相互碰撞，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学术景观。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也解不开的理论难题和学术死结，成为该学科学者们的心头之痛。”尽管如此，这种基于知性思维的主客体研究有助于分析出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所包含的不同性质的内容，不过用主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作出绝对规定则是有问题的，这实质上是停留在知性思维阶段把事物的认识绝对化了，最终导致这种规定被自身所否定，主体变成了客体，客体变成了主体。当然，这是在消极意义上看待这种否定。如果从积极意义来看，就达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内在本质的辩证把握。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最终被把握为一种“角色主体”、“‘客体性’的主体”，“它的客体性集中表现在：在它发挥主体功能时，同时被它的教育对象审视，并且受着社会角色身份的制约”；[注]祖嘉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特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则被“揭示出客体的多重内涵，并将能动性植入其中”,[注]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难题的哲学求解》，《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2期。最终被把握为一种“主体性的客体”。这就从辩证思维的高度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各自内在冲突的矛盾本质。就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这种内在冲突的矛盾本质可以用一个新概念即角色予以确定下来(这一点受到祖嘉合教授的启发)，更明确地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一个包含着冲突着的不同角色的统一体。
“角色”一词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原指在戏剧舞台上演员所扮演的某一个特定人物，引入社会学后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角色的核心含义是由特定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符合社会期望(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的一套行为模式，而构成角色的核心因素是社会关系，正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塑造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产生了特定的社会期望，进而塑造了个体特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质上是处于由不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中的角色承担者。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者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但不同角色的社会期望差异会产生角色冲突，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行和心理，干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必须洞悉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分析它们之间的冲突及其根源，并加以化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双重角色
社会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结构系统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具体角色的根据。而对根据的追溯只能从事情本身出发，即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产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者产生于思想政治教育，更准确地说，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我们能通过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的形成。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阶级统治职能分化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而思想政治教育者正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也就是说，承担着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
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演化和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在人类的物质活动、交往和语言交往中产生了意识，但最初产生的意识还是一种“纯粹的畜群意识”、“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才出现了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立。进入阶级社会，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此时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立表现为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也就是政治子系统从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它从两个方面或两种手段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从而确保阶级利益：一是通过组建国家暴力机构这一“硬”的控制手段；二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即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软”的控制手段。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控制力源于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这种“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性的思想”就是意识形态，当新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把这种意识形态普及到全社会，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履行统治职能的一个专门化领域，是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控制手段和工具，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意识形态性。众多研究成果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概括为工具性、阶级性、政治性，都是这一本质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意识形态普及”或意识形态灌输任务的承担者，也就是承担着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
然而，意识形态灌输者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唯一角色，因为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存在自己独特的社会关系和运行逻辑。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尽管教育主题的选择受它所承担的功能的限制，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只能就思想政治的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和对话，不过一旦主题确定就不能再对讨论和对话本身进行限制，否则教育将失效。尽管教育者不管在讨论的结构还是讨论的方式上都处于主动地位，教育者可以拥有发言权，但发言权并不等于教育本身所要求的话语权，话语权只能来自于话语本身的力量，来自于“更佳论证力量”，只能进入参与过程中就话语所关涉的三个世界，即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理解议题化，并通过话语的有效性主张，即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即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正当的、是否是真诚的)提出质疑，以期激励教育对象阐明自己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尽管教育者在社会结构或教育权力结构上与教育对象存在地位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但一旦外在于教育过程的权力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思想政治教育将不成为其自身。这是因为从政治子系统分化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关系，即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对话或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的一种担保，也就是说，对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认同只能基于一种平等、无强制性的对话。在这种教育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作为平等的对话者和互动者参与其中的，他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者角色。
综上，由不同社会关系构成的系统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双重角色。由社会阶级关系尤其是阶级斗争构成的政治系统在功能分化中衍生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由此塑造了功能承担者——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由教育关系即以话语为媒介的互动或交往关系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互动者”角色。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社会个体还承担着其他角色，但从由思想政治教育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及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要承担着这双重角色。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者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行和心理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产生“两张皮”现象。在教育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了履行角色所赋予的义务，必须言说政治性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为了吸引教育对象，调节课堂气氛，又常常需要言说一些日常生活话语。这两种话语常常交织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些有经验的教育者能够较好地实现两种话语之间的转化，而一些新手则常常在这两种话语间不断跳跃。(2)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心理产生自我膨胀与自我矮化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履行的是国家意志，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自视为“阶级统治的代言人”，把“政治正确”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事实正确”，于是把自己认定为掌握真理的人，认为反对自己就是反对真理，这是自我膨胀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教育互动者，因为社会认可度不高，教育内容的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专业认同感和教育成就感，故意回避自己的职业，自我调侃与贬损，这是自我矮化的表现。(3)严重的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格产生对立与分裂的现象。这种人格的对立与分裂在时空上表现为课堂人格与课堂外人格的差异与分裂，在课堂上呈现为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在课堂外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戏谑者和嘲讽者；在内心表现为一个自我在真诚地、艰难地论证着所有意识形态话题的合理性，另一个自我则在不断地否定和解构这些话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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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1)两个角色在追求目标上的冲突。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所追求的目标是由阶级统治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所决定，即要求向全社会宣传、灌输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而确保阶级统治的稳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所追求的目标是由互动过程决定的，即达成理解，形成共识，而共识的达成基于话语的有效性主张，即话语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实性。(2)两个角色在规范程度上的冲突。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是一种规范性角色，这一角色对教育者的权利、义务、思想、言行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教育者有对教育对象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权力，也有禁止宣传相反言论，批判敌对意识形态的义务；对教育者的言行有明确的纪律要求，不仅讲课有纪律，研究也有要求。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则是一种开放型角色，尽管讨论的主题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限制，必须是关于思想政治的主题，但在此范围之内要求教育者自由开放地讨论，最终观点的形成不是预定的，而是双方通过无强制、自由讨论、充分论证而形成的。(3)两个角色在行为态度上的冲突。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其政治性决定了他在行为态度上必须保持严肃性、一致性，确立权威性，体现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其生活性决定了他在行为态度上要求保存交流的生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4)两个角色在情感表现上的冲突。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表现为一种“家长式”的作风，一方面类似于保护者，使社会成员免受“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毒害”，另一方面类似于管理者，对社会成员的“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行干预，引导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上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表现为一种“朋友式”的作风，一方面尽可能地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对教育对象平等相待，就有关思想政治问题展开轻松愉快的讨论。
英美新批评理论是对19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中对社会历史、政治、传记、心理等倾向的反拨与纠偏，以此重新突显文学研究中作品文本中心这一向度。作为一种策略，文本细读以及其他的策略，使得这一批评理论流派得以确立。美国华人学者与英美新批评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缠，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现代汉诗的相关研究中透露出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视角与观念方法。然而，理论的旅行总会发生变异，因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与观照对象的变化，美国华人学者在英美新批评视野下开展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也产生不一样的效应。这些效应彰显了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诗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角色冲突”是社会角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个人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因扮演一个角色或若干角色时，不能满足单一角色或多个角色要求或期待而造成的心理和行为上的矛盾与冲突。角色冲突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角色间冲突，即个人同时承担两种以上的角色，因角色规范的要求不同而引起的角色扮演者内心和行为的冲突；二是角色内冲突，即个体在扮演某一社会角色时，因该角色自身各种规范相互矛盾，使角色扮演者在行动时左右为难，或是由于角色扮演者在角色领悟与角色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冲突。[注]董泽芳：《社会转型的教师角色冲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冲突是指角色间冲突，即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之间的冲突。
当然还有研究把思想政治教育角色冲突化解的关键放在教育者身上，着眼于其教育能力的提升和教育方式、手段的革新。然而，这种解决方式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冲突理解和把握为一个历史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的历史阶段，角色冲突的实质和化解方法存在根本的差异。正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根源于角色背后的社会关系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期望的差异，因此，冲突化解的根本差异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差异。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冲突的化解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关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根据阶级性质不同，意识形态可以区分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由剥削阶级创制的、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而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创制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是科学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产生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分化，而“无产阶级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它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同样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它不需要掩盖、歪曲真实的社会关系”。[注]李彬彬：《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再析》，《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因为两种意识形态性质的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当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时必然会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处境。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灌输者，它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所要求的有效性主张相悖，既然是“虚假的”，也就与话语所要求的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主张相冲突；而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灌输者，它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与话语的有效性主张相一致。意识形态的性质不同，必将使角色冲突化解的方式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同。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两个角色产生上述冲突的根源是每个角色背后的社会关系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期望的差异。作为意识形态灌输者形成于对立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及其统治职能的分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确保分裂的社会能够稳定，会自觉地以观念的形式克服阶级对立和分裂，由此产生了观念统治职能，思想政治教育者则是这种观念统治的承载者，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履行这一职能的责任人或承担者。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形成于以言语为媒介的交往实践中，这种实践本身的结构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参与者的角色。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者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背后的“政治关系”与“教育关系”之间的冲突，是“权力关系”与“话语关系”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对角色期待的冲突。赋予意识形态灌输者角色的期望是灌输的效果，不仅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的广度而且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的深度；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的期望是达成共识，而共识的达成必须以可理解的方式进行有价值和意义的对话与交流，并遵从话语的有效性主张。正是上述不同性质社会关系的对立和期望的冲突导致了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者双重角色的冲突必然会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必要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那么，我们能否首先把角色冲突的化解寄托于角色转换呢？在社会角色理论中，角色转换是指一个人从一种社会角色向另一种社会角色的变动或更替，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灌输者转换为教育互动者。显然，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角色冲突，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两个不同角色是一种并存关系，当思想政治教育者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后，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者角色虽然退居幕后，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一种目标意识和意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凸显并主导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但在整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自始至终都承担着这两个角色。现有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角色转换或转型问题，如要实现从传统的工具型角色向现代的表意型角色的转变、从传统的说教型角色向现代的沟通型角色的转变。[注]杨威：《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建设的社会学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3期。不过，产生这种角色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未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进行区分，传统的工具型角色和说教性角色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者角色，而所要转型的表意型角色和沟通性角色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准确地说，不是从前者色转向后者，而是要对两个角色进行区分和正位。相对于社会政治系统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者承担的是灌输者角色；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来看，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因此，在对上述两个角色进行区分的前提下，要对彼此进行正位，一方面不能让前一角色取代后一角色，直接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过程中，而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角色回归本位。
以虚假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也就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与教育话语所要求的有效性主张之间的冲突无法化解(这种冲突背后实质上是阶级利益冲突)，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双重角色的冲突不能完全化解，只能通过角色协调使冲突降至最低限度。主要方式是通过扭曲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互动者角色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限制内在于话语中的有效性主张的释放，通俗地讲，就是对对话或交往过程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外在限制，即让整个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既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封闭又保持社会内部的相对封闭，从而阻止外部世界和社会内部之间及社会内部之间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二是内部限制，即限制对话过程中话语有效性主张的分化，混淆话语的不同有效性主张，比如，阻止话语的正确性与正当性的分化。这种教育方式被学者称为 “控制性说服教育”，即“说服者并未全面准确向被说服者展示相关信息，仅仅靠某些‘道理’来主观引导对方而使对方发生行为变化的说服。其出发点是控制受教育者的理解而不是帮助他们理解，其手段是隐瞒事实真相，只向被说服者展示一部分信息而隐瞒另一部分信息，并以某些道理加以引导从而达到改变对方的行为或抉择的预期目标。因为一旦向被说服者展示了全部信息，就可能达不到说服者的预期目标，或者说，如果不隐瞒某些信息，对方就不会被说服。控制性说服重灌输，重道理的宣讲，重舆论的导向，但忽视信息的提供，忽视真相的告知。”[注]石鸥：《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教育及其诊治原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由此可见，要化解这种冲突，不仅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力，即如何对虚假的意识形态做出“科学的”论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过程之外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行限制和控制。
以科学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也就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与教育话语所要求的有效性主张之间达成了一致，思想政治教育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已经发生转化，成为一种认识冲突。因此，冲突的化解主要是充分释放内在于话语中的有效性主张，通俗地讲就是要充分开展对话，使“真理越辩越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为了满足话语有效性主张的充分释放，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开放、信息畅通的话语世界，确保全面、准确的信息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双方所掌握；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能够全面、辩证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对虚假的意识形态展开有效批判的能力。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科学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揭示真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够有效地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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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erry Norman.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alects of Mintung.Monumenta Serica 1977-1988 33.
TheRoleConflic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itsResolution
LiJili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Key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roles; conflicts
[Abstract]The system composed of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has shaped the different ro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consisting of social class relations, especially class struggle, deriv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bsystem from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bsystem consisting of educational relations has shaped the role of “interactiv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behind each role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dual ro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in pursuit of goals, norms, behavioral attitudes, and emotional performance.It may have a series of adverse effects on the words and deed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In order to alleviate such conflict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must be resolv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ideology.
[作者简介] 李基礼，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4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当代重构”(项目号：17FKS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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