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围绕《坛经》以重构禅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偏于《坛经》文本真伪问题的考辨但却可能忽略了文本的历史叙事所隐含的禅宗制度化的信仰事实和超越性隐喻。本文把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建构信仰身份的文化实践和制度化工具，讨论分析了《坛经》历史叙事所展现的具体身份行动及即心是佛的超越性含义。认为《坛经》中所述六祖惠能证道“故事”，不但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禅法传承及禅宗制度化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提供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禅宗 《坛经》历史叙事 制度化
禅宗根本经典《坛经》是中国汉地僧人论作中唯一称“经”的佛教典籍，被视为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最高成就，不仅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在历史上甚至也影响了宋明理学及道教全真派的产生。虽然《坛经》享有极其崇高的思想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因过份拘泥于历史文献学的考证，《坛经》也被一些学者斥为“伪书”，其思想性和历史地位遭到否定。实际上，历史文本及其叙事方式之于某种宗教信仰的确立、表达与演变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无论是在信仰者还是研究者看来，宗教文本及其历史叙事方式都构成了该宗教信仰神圣性表达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部分。就禅宗的形成而言，如何从文本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去理解《坛经》这一宗教文本的叙事方式对于禅佛教信仰传承发展的制度化作用，而不是单纯断言《坛经》文本的真伪以致错漏《坛经》历史叙事中所隐含的思想与制度含义，这实在是一个关乎如何重塑中国禅宗真实历史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不揣简陋，尝试从叙事理论的视角通过探讨《坛经》的历史叙事，揭示其中所隐含的禅宗制度化的真实内涵，以此就教诸方家。并期望能够引发更多关于《坛经》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禅宗制度化过程关系问题的讨论。
一、《坛经》历史叙事研究：从真实性到制度化
由于《坛经》在推动佛教完全中国化过程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禅宗六祖惠能与《坛经》长期以来都是禅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被视为是重构中国禅宗历史的关键。早期对六祖惠能与《坛经》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禅宗历史的各种传世资料进行考辨，以去伪存真，试图揭示禅宗本来的历史面目。在对传世资料的细致考辨方面日本学者起步较早，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曾直接影响了后人对禅宗历史的认识。如境野黄洋在其《中国佛教史纲》(1907年)、孤峰智璨在《印度中国日本禅宗史》(1919年)中均断定《坛经》为伪书，是后人所造。松本文三郎(1911年) 则认为《坛经》存在于当时是不容怀疑的。《坛经》可能存在后人增益的内容，但其相当部分可以视为六祖惠能的思想①释明生主编《六祖坛经研究集成》，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128-132页。。忽滑谷快天从禅学思想史的角度，在其开创性的《禅学思想史》(1925年) 书中断言《坛经》并非伪书，而是惠能亲口讲述的语录，《坛经》在总体上展示了惠能见性成佛的主张。《坛经》的思想价值更甚于资料的真伪②同上书，第142页。。
随着敦煌出土佛教文书的陆续发掘整理，禅宗史研究获得了很大发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胡适根据敦煌写卷考论神会与《坛经》的关系，整理出版了包括《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 在内的一批禅学重要论著，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在禅学研究中影响极大。胡适认为，《六祖坛经》实际上是神会的杰作，而非通常所认为的作者是六祖惠能。“我信《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所谓‘内证’。”“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如果不是神会作的，便是神会的弟子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后世凡言禅，“其实皆本于菏泽”③广东新兴国恩寺编《六祖坛经研究》(第一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56-57页。。对于胡适这一论说，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为惠能的一部分弟子、特别是神会系内部作为一种证明真正得到南宗顿教之奥义的根据。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世添加杂糅的内容越多④释明生主编《六祖坛经研究集成》，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而中国学者也因胡适的这一论断在1969年引发了一场大争论。钱穆、印顺、澹思、杨鸿飞、罗香林等人都参加了争论。这些论战文章后来收入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 集。钱穆、印顺等人一方面坚持禅宗六祖惠能在大梵寺说法的内容构成了《坛经》的主体部分，批判胡适把《坛经》视为神会所作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承认《坛经》叙事内容有原始部分和后世的添改附编部分，包括目前所见最古的敦煌本也是“经一再地修改添糅而成的”⑤印顺《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这反映出《坛经》在组织和内容上的流变。而胡适由于对禅宗递相传宗的制度和禅宗思想并无深入地理解，所以造成在引证文献资料方面的关键性错误①广东新兴国恩寺编《六祖坛经研究》(第一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如此，最初围绕《坛经》作者及文本内容真实性的考证已逐渐扩大延伸到禅宗思想、宗派制度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如柳田圣山批判了以往基于敦煌禅文献的研究方法，提出“灯史之谱系”的研究方法，即回到历史的应有脉络中审视和使用包括那些被视为作伪的资料。“无论如何要了解语录的文献研究和传灯录的成立，有必要对资料本身的价值进行判断。”认为灯史书绝非单纯地记述了历史史实，也是宗教信仰传承的表达，是另一意义上的史实②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第17页。转引自释明生主编：《六祖坛经研究集成》，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163-165页。。”禅学研究者马克瑞(John McRae) 曾直言“从严格的历史性视域而言，《坛经》的叙述是绝对无效的。”他认为应以“一种全新的禅学研究之视角”重新审视禅宗传统传承关系③马克瑞(John McRae) 《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9页。，并提出了所谓“禅研究的四原则④John R.McRae.Seeing through Zen：Encounter，Genealogy，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转引自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其中第一条是“它(在历史上) 不真实，因此它更重要”；第二条是“禅宗谱系的谬误程度正如它的确实程度”。欧美另一重要的禅学研究者佛尔(Bernard Faure) 也批评传统禅学研究“留于思想内部”，存在“流于简单化”的弊病。他强调应对禅的学术传统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反省，融合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多重视角，提出“行事的仪式”方法，以解蔽在禅史中被隐遁的北宗及南宗禅之正统性建构背后的权力话语策略⑤伯兰特·佛尔《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上述禅学研究视角的转变和方法论反思表明，对《坛经》的研究应该结合思想与制度两方面的理解，基于历史的脉络，在文本内容的真伪考辨和思想史的梳理诠释之外，重视《坛经》叙事在推动、反映禅宗制度化过程中的历史价值。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太虚大师曾说过：“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围绕禅而形成的身心体验、思想信念、仪式符号不仅使禅本身被神圣化了，而且也引起了僧团组织形态、修行方式、寺庙生活等的变化。实际上，“中国佛教之最重要者，乃为寺院生活之制度，可作为其教理之体用的一个示例⑥Holmes Welch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包可华、阿含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9年，第1页。。”自六祖惠能以来，禅宗逐渐制度化为一个新的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坛经》则成为这一宗派制度化过程中神圣认同建构的中心。然而，对于隐藏在《坛经》历史叙事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制度转变问题，却长期以来未受重视，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研究地位与价值。
而现在，对于参加法会的众善信来说，六祖惠能的修行叙事则帮助他们把“成佛”这样一种信仰想象转变成为可观感的日常经验，——它是对传统的继承，生活化，平常却又真实。成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如六祖惠能大师一样 “呈自本心，识心见性”。——可以说这正是六祖惠能为什么会在大梵寺开缘说法中回忆往事、讲述自己的出家因缘及证道故事的缘由。正是通过讲故事——叙述自己出家证道的种种因缘，惠能不仅展现了一代禅宗改革祖师的形象，而且成功地完成了对达磨禅由“籍教悟宗”到“即心是佛”的心性论改造，完成了对古印度原始佛教信仰方式的本土化、中国化的革命。《坛经》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结构实在是六祖惠能及其弟子们的一次集体的信仰身份宣示行动，目的在于透过宣解惠能得法因缘、全面阐扬顿悟禅之根本宗旨，确立自身作为佛教革新者和禅之传统继承者的合法性地位。正如汉学者欧大年(Overmayer D.L.) 所说：“惠能恰是通过撰写经书确立自己的地位和一个全新传统的俗家领袖之典范①欧大年(Overmayer D.L.) 《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马睿译，郑须弥审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二、历史叙事作为信仰身份建构的文化实践
在如何处理文本的历史叙事问题上，当下史学理论中所谓“叙事的转向”把叙事看作是一种认知工具，一种合法的知识解释模式。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著作作为一种叙事话语策略具有的三个基本方面：情节化的说明、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①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根据叙事理论，叙事是我们展现事件和在那一过程中解释它们的一种特定方式。“叙事成为表现历史事件的特许形式”，通过叙事语言选择并以特定方式组织起信息，“事件被叙述并被置于具有某些情节的框架内，”进入到一个可追溯的故事中的意义等级序列，而事件之间所具有的一种特殊连贯性因而得以展现并变得可理解②南希·帕特納、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58-262页。。历史实在由此成为一种情节化的可解释的叙事文本。
我试图提出的看法是：在对真实事件进行表现时，这种属于叙事性的价值源自于一种渴望，即渴望让真实事件展现出融贯性、完整性、全面性以及某种是且只能是被想象的闭合的生活意象③同上书，第263页。。
2.2.2 稻蓟马 依据稻蓟马的发生为害规律，遭受稻蓟马的为害时期，一是秧苗四、五叶期用药一次，二是本田稻苗返青期。这两个时期应是保护的重点。即在秧田秧苗四、五叶期用药一次，第二次在秧苗移栽前2-3天用药。
历史文本中的叙事策略不仅展现了关于道德价值的普遍诉求，也由此与权力的分布及实践建立起了一种社会性的联系。因而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不但表明了叙事性认知的有效性，而且说明叙事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行动方式，一种关于权力与价值的社会解释机制，是一种关于情节化的文化实践模式④同上书，第271页。。通过对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与事件之间内在与外在的关联、事件相互之间所蕴含的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历史行动者、史实和叙事在历史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深入理解。
长期以来关于《坛经》作者及其文本内容真实性的争论，无疑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宗教文本的叙事方式与信仰传承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坛经》的文本内容充满了内在的信仰张力。如《坛经》对禅宗谱系的强调与禅之内在性、非历史性的张力；倡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当下直承的非过程性、个人化修行与强调祖师禅法内在精神实践的连续性的矛盾；以及《坛经》强调禅的生活化、入世性与禅修追求根本解脱之超越性目的的矛盾等。我们越是深入地阅读《坛经》，越是能够体认到其叙事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张力。显然，如果仅拘泥于《坛经》的表层文本言语势必遮蔽南宗禅的信仰特质，乃至误读禅宗整个制度化过程的深刻含义。因为叙事作为一种身份行动，《坛经》的历史叙事实质上展现了禅宗独特的制度化过程。
椰子生长适宜的土壤是海淀冲积土和河岸冲积土，其次是砂壤土，再次是砾土，而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椰果采摘机的固定和移动，以及工作的稳定性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其次是由于椰树的高度一般在15～30m范围内，所以椰果采摘机的高度也会很高，而对于现在的研究状况，大多是只考虑了椰果采摘机的传动、剪切、和定位问题，而对于高度延伸方面的综合考虑还很欠缺；另外，对现在的椰果采摘机的视觉系统技术还不够可靠，精确度还不够高，对果实的成熟与否还分辨不清，并且对果实的损伤率较高，所以工作的可行性的确很低。
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在谈论古代地中海及中东地区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共同特征时，认为存在一种源自圣经中救赎历史的传统的影响：“将一些材料作为神圣接受为神圣经文，一个深受摩西模式影响的先知教义以及一种神圣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布道性的：它是对一个具有神性意义的消息的宣示①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黄彦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7页。。”神学家同样提供了一种如何理解《圣经》文本带有启示性的历史叙事的视角：“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形式——在其中它对于我们是真实的，从这些形式得知上帝之道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对不可获得的神圣之物的可把握的反省②科林·布朗《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寻》，査常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8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经典文本的历史叙事问题并不构成为对信仰质疑的主要依据，恰恰可能正是通过经典文本的历史叙事策略使历史成为信仰之基。历史叙事是建构这一神圣信仰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工具与文化实践。因此，对禅宗历史的解读与重构，并不能单纯地基于《坛经》文本所记事件的真伪考辨，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脉络，结合文本的叙事意义去审视禅宗信仰传承的历史与传统，以期获得对禅宗思想与制度真实性的更完整的理解。
三、《坛经》的历史叙事与六祖禅法的制度化
曹溪原本：
(一) 开宗立派的仪式叙事
(开端) 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仪式是意义的源泉，也是宗教团体建构信仰神圣性、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机制。《坛经》自始至终围绕“开缘说法”这一仪式定位展开叙事，整个说法过程主旨明确、立意高远，内容丰富，仪轨谨严，充分表明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深层含义。
试比较《坛经》曹溪原本与敦煌本的开缘说法仪轨记述：
4.形成共识性修行规则
(开端) 惠能大师于讲堂中升高座，……能大师言：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净心神。良久，乃言。
(结尾) 惠能与道俗作《无相颂》，……汝等尽诵取此偈，依偈修行。
根据研究者们的论述，关于《坛经》文本内容真实性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版本《坛经》之文本材料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坛经》历史原本的问题。现有可见的《坛经》不同版本虽然在文字内容上存在繁简的实际差别，然而这种增删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版本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映了南宗六祖禅法体系历史演变的整体事实。鉴于今天可见的《坛经》版本中最古的是敦煌本，因此，本文下面主要依据敦煌本③《坛经》，丁福保笺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和曹溪原本并参考其他不同版本，对《坛经》的历史叙事加以相应的比较分析，以期对禅宗制度化的过程及相应的信仰事实有所阐释。
199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建立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欧盟各国在很早就开始相关法律的制定，可见对其安全性的重视。中国也十分重视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签名技术的发展，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一法律方案的制定也让我国数字签名技术更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除此以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制定了和数字签名相关的法律法规。
禅法的传授一直是以强调师徒之间递相授受的秘传心印为其传统，所谓“以心传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佛祖在灵山大会上与迦叶尊者之间的一段传法印证：“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④(宋) 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页。”《坛经》把惠能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法会称为“开缘说法”，展现了一种具有独特深意的仪式叙事。印顺法师认为，惠能大师在韶州大梵寺“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归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开缘’，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根据印顺法师的考证，五祖弘忍以下，禅法才开始有公开的、普遍的传授。这种当时称为“开法”、“开禅”或“开缘”的公开传法兼含有开宗立派的意思①印顺《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结尾) 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
《坛经》中“开缘说法”的仪式叙事还包括六祖惠能为信众授无相戒，令其归依三身佛，发四弘誓愿，作无相忏悔等。对比《坛经》不同版本可以看到，不同《坛经》版本对惠能在大梵寺开缘说法活动仪轨的记录高度一致，这也可作为惠能及其弟子非常重视此次法会的一个证明——明确南宗地位、树立其作为禅法衣钵正宗继承者的身份。不同版本所记仪轨的一致与定式化表明了惠能及其弟子在创宗立派上的集体行动努力，惠能禅系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
(二) 情节叙事：塑造身份认同
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开缘说法主体部分，《坛经》所记主要有七个方面的事件情节：一是惠能回忆身世及出家因缘；二是惠能到黄梅礼五祖弘忍并初议佛性平等问题；三是呈心偈事件：惠能不识字请人题写偈語于南廊西壁；四是五祖为惠能夜颂《金刚经》，秘传衣法；五是惠能携衣法南逃，大庾岭上为惠顺首开说法；六是惠能系统全面阐述被后人所称南宗禅的顿悟法门；七是惠能与韦使君之间的说法问答。这七个方面的说法内容，其中前面五个情节都是惠能讲述自己如何出家求道并最后获得证果的经历，是一段值得关注的故事性的回忆。这五段记忆的片段通过惠能的亲口叙述，为众多前来大梵寺听闻讲法的善信展现了一个关于自己如何出家悟道的真实生动连贯的故事。
根据叙事理论，情节是叙事最显著的特征，它是对最小单位的编年及逻辑上相关事件的描述①南希﹒帕特納、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58页。。通过以一种情节化的方式来表达记忆的内容或重新呈现历史实在，事件彼此之间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关联性，从而使事件变得可理解。“在拣选、组织并以言语表达数据的时候，叙事者构建了一个可用一种特殊方式看待事件间联系的个案。②同上书，第260页。”叙事主体通过对故事材料内容的选择、对主题及其社会涵义的诠释，不仅使这样一种诠释能够更好地服务其特定的利益及目标，适应其发展状况，从而也得以修正或完善其自我概念③Thomas B.Lawrence，Roy Suddaby & Bernard Leca.Institutional Work：Actors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Studies of Organiz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iversity Press，2009，p225.。叙事由此也成为一种身份行动，是叙事者自我生命历程的体验、解释与表达。
在《坛经》大梵寺说法的叙事中，惠能把自己的身世和修行经历编织成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具有完整意义脉络的情节所构成的事件网络，一个禅者的修行主题故事。叙事将看似杂乱的人生素材整合成相互关联的一体，赋予人生一种形式的完整性和意义的贯通性，从而也彰显出自我的独特与内在一致④邹涛《叙事、记忆与自我》，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这一做法，不仅使禅宗六祖惠能构建起一个记忆的框架来看待自己的修行，而且这一历史叙事也使惠能原初个人化的修行行为整合进了一个信仰群体的集体背景中，获得了一种公共性的象征涵义。经由叙事，信仰主体获得了一种可叙述的身份认同。
记忆是一种创造大量“意指实践”的积极活动。在《坛经》曹溪原本所记六祖惠能的叙事记忆中，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其中之一是卖柴过程中偶然听到店里一客人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 便悟。”其二是回应五祖弘忍问责时说：佛性无有差别。其三是作为“不识字”的庙里踏碓行者，惠能听闻他人代读神秀偈语即识大意，并“亦作一偈”，请人题写壁上：“呈自本心。……识心见性，即悟大意。”从这些生动的细节描述中，我们仿佛进入到了一个由六祖惠能精心构筑起来的历史情境中，隐约感受到了后面即将详细叙述的南宗禅法的法要和宗旨——自心自性在顿悟禅信仰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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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在7-8 世纪的唐代，经过绵延数百年十几代人不懈的译经努力，佛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信仰。但对于僧俗两众广大渴望获得觉悟以解脱成佛的信众来说，经由何种途径与方法以获得证成? 这实在是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难题。虽然《妙法莲华经》明确载示人人都有佛性，《维摩诘经》也表明居士在家修行也可以成为大善知识，成为现世菩萨。中国汉地本土僧人东晋道安和尚也早已孤明先发“一阐提也可以成佛”。但是，能够真正成就无上菩提获得佛菩萨果位似乎仍是一个可以想象但却遥不可及的梦。
综合来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优化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内部控制环境、财务人员素质与法律法规等各个方面展开了针对性研究，结合人员风险意识的建立，对未来的工作进行了必要指导与借鉴。随着未来控制环境的改变，行政事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在经济活动中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保障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三) 文化合法性叙事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合法化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并将语言作为其主要工具，是“一种解释与证明制度何以如此的方式②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55页。”。它是对社会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所作的一种社会性宣称、解释与证明。《坛经》中六祖惠能顿悟禅的合法性叙事主要体现在：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很划算的收购而已。但从深层次看，从山东金斯顿、黄金集团到高速集团，背后的资本都是国有资产。足以保证球队衣食无虞，而作为民企的西王集团，会怎样经营球队？很多人都打了一个问号。
1.争取官方承认
诸本《坛经》均记述了惠能受韶州刺史韦据礼请为众善信升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惠能六祖每次说法之后，韦使君及众官僚、僧尼道俗皆欢喜赞叹，执弟子礼再三礼拜，言：“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昔所未闻!”此处韦使君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通过他对法会的亲身参与及请法问法行为，表明了他本人及所主政的韶州地方政府乃至此后朝廷对惠能僧团和南宗顿悟禅的文化合法性的认可。
2.明确六祖顿悟禅作为禅法正宗的谱系
敦煌本有一处提到韦使君提问六祖的话：“法可不如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惠能很干脆利落地说：“是。”随后韦刺史又相继问了惠能关于“何为功德”、“称念佛名是否能够往生西方”以及“在家如何修?”等三个重大的义理与修行实践问题。惠能均如理如法地一一做了回答。
在入灭前受大弟子法海所问请，六祖为众弟子演诵中土六代祖师《传衣付法颂》以及顿教传法谱系。从而把惠能顿悟禅法正式置于禅法正宗的传法谱系当中，确立了南宗顿悟禅的禅法正宗地位。
4.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很多小学中可以看到。例如，一部分教师仍然不管学生是否有兴趣学习或者是否能听懂，只是一味按照教学目标将一些英语知识强硬教给学生，对语法内容晦涩难懂的问题从来不去重视，这也是导致学生英语学习成绩差的重要原因。
3.明确说法修行的旨趣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以顿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顿悟本性。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导见性。何名大善知识? 解最上乘法，指示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导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
敦煌本《坛经》中有一段六祖关于自己开缘说法的解释值得关注：
此段叙述虽较长，但实际上既是对大梵寺开缘说法的一个解释，也是对顿悟禅法的一次总结。正是出于化世导俗、示导诸善信见性成佛的大悲心，惠能发大愿心，承担起了发起一切善法的大善知识角色。在韶州大梵寺开缘说法，并在门下一众弟子的协助下，完成了《坛经》的集体书写，“此《坛经》，法海上座集。……深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依承，于今不绝。”而此种超越性，无疑受到了参加法会的所有善信的衷心赞叹和认同。
宜兴传统民居多为砖木结构，以朴素简洁为特色。项目建筑设计为传统民居中最为常见的三开间，两层双坡顶硬山式，正立面保有传统民居的外廊及美人靠，将传统样式的花格门窗、勾片栏杆、楣子简化后用以装饰，而山墙面的处理则较为朴实（图4、5）。
敦煌本：
《坛经》的主要思想贡献是完整地提出了顿悟禅的修行体系，既体现了思想宗旨的创新，也对禅修的制度与实践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对修行对象、禅修次第、修行团契、宗依经典、寺院传统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创见，进行了大胆地革新。如关于顿悟禅的宗旨，敦煌本《坛经》中说：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名为无相? 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
关于修行的过程，惠能从平民百姓追求简易平实的信仰方式出发，结合自己的修证体验与经历，改变涅槃学说和如来藏思想中对“有染”的心性要经过一个清除染污的“渐修”过程，而是一举截断众流，直透本来清静的心性，“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强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关于禅修方式的择取，认为“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真直心是。”“直心是道场。”关于禅定，认为“性本自净自定”，故“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
结果显示，随着三棱、莪术提取物质量浓度的增加，其对SW620细胞的抑制率也相应升高。不同质量浓度三棱、莪术提取物作用后的细胞增殖抑制曲线见图1。根据该曲线求算得三棱提取物IC30为3.24 μg/mL，IC50为4.69 μg/mL；莪术提取物IC30为11.27 μg/mL，IC50为16.81 μg/mL。
对经院传统生活方式极其大胆的革新：(1) 对修行本体的归依传统——佛法僧三宝，重新解释为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2) 但因“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所以在倡明顿悟本性、直了成佛的同时，强调大善知识这一新的角色在弘法、指导学人修行中的重要地位——“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导见性。”以及(3)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4)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觉，外求出世间。”强调禅修要重视在俗世世事上的实践磨砺，把出家与在家、入世与出世有机统一起来。上述说法，实际上是对唐代及前此时期佛教寺庙过度官方化精英化的一次集中批判和制度革新。通过惠能及其后继弟子的努力，一个新的佛教信仰权威传统在东土大地出现了。
四、即心是佛的内向超越：《坛经》历史叙事的隐喻
禅学研究者通常从惠能融汇佛性与自性为不二之法的解说中去理解中国化禅宗的思想特色，或者拘于文献学的考辨严重质疑《坛经》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但却疏于对《坛经》中惠能讲法叙事与惠能顿悟禅的形成之间深层关系的讨论。
学困生淘气生身上的缺点多，问题多，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长期形成的，有些缺点和问题让他们马上改正有很大困难，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相对宽容，慢慢地培养他们向上、向善的信念，只要他们能主动说出我错了的时候，我认识到他们在进步。
对《坛经》这一宗教经典而言，要获得对《坛经》文本中诸多叙事张力和争议的合理解释，可能需要我们在对文本本身的叙事真实性做严肃的考辨之外，更应透过语言表达的限度去深层理解与领会《坛经》文本的叙事性隐喻，深入《坛经》文本叙事话语的认知-象征结构，把《坛经》的历史叙事同时看作是一种关于修行实践方式的隐喻，即对在禅修过程中不应拘于文字相而应返归自我的本心本性去获得对某种超越性信仰的体悟与证成的指引与解说。隐喻是言说者表达他们与他们所处世界之间关系及其含义的特殊言说方式，其核心观念是意义的转换。它与现实相连，是社会实在的“拟人化①(荷) F.R.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0页。”。如曹溪原本《坛经》：“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这样的叙事隐喻在《坛经》中是非常多的。
觉悟成佛以获得究竟解脱这是禅佛教信仰者修行的根本旨归，这也是《坛经》的中心主旨。西方宗教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理念展开，这一中心理念支配着时代的所有问题的解答②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编者导言，第14页。。在惠能生活的时代，经过长期由国家和一些贵族所支持的大规模译经、建寺和造像事业的积累，佛教的象征与崇拜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公共信仰。不仅佛教内部开始出现宗派分化的现象，社会上也存在着国家化佛教、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的分流③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常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63页。。面对典籍浩繁、义理繁琐和经院化的印度佛教，禅宗的早期创建者们必须回应和妥善处理社会民众高涨的佛教信仰需求和佛教义理多样性选择的困惑问题。可以认为，为了批判性继承达磨禅“二入四行”的基本精神和“籍教悟宗”的修行传统，同时也改造印度佛教不合中土信仰惯习的仪式内容，契理契机地确立一种新的禅佛教信仰方式，六祖惠能正是通过《坛经》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一系列有力的信仰革新行动，如接受韶州刺史的礼请在韶州大梵寺为众善信开缘说法等。通过系列说法仪式活动，明确了六祖禅法的师承谱系、思想宗旨和修行方式。更为根本性的是，为广大禅佛教的信仰者指明了一条“即心是佛”内向超越的身心解脱之道：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史学史力作，著者是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史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复兴成长，逐步发展成为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本书详细论述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从发轫、成长到壮大的过程，阐述这一过程的演变，全面总结各类研究成果、理论论争及学术流派的形成，呈现这一学科的繁荣景象，印证了4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历程。
(一) 觉悟成佛的道路——“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而本心、本性的根本妙用进一步凝练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一句主旨口号。
(二) 佛性即自性即自我的神性。由此佛性不再是难以把握捉摸的崇拜对象，而是获得了真实实在的含义。个性化的人格修行在《坛经》所述中道空观的指引下，最后回归本心自性，与佛性合一。外向性的神佛菩萨崇拜转化为反观内在本心自性的自我超越，自性成为人类神性的象征，成为修行的旨归①拉德米拉·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东西方的心灵之路》，蓝莲花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41页。。
(三)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觉，外求出世间。”这一叙事强调表明，一种新的不排斥参与世俗生活实践的建构僧人身份神圣性的方式正式被确立。身份行动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类型，意味着处理“数量有限的一类事件，即以相同或十分相似的方式改变不同情景中的各种具体要素之间的关系②查尔斯·梯利。转引自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由此惠能由《坛经》重新定位了僧人、寺院与世俗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调和了离世超越与入世修行的矛盾，弥合了神圣与世俗的分裂，此即《坛经》倡导“一行三昧”“直心是道场”的本义。
俗话说：“养儿防老。”寡妇有儿子的话，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有了保障；没有儿子而守寡，未来的生活则没有任何保障。况且，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
(四) 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开缘说法的叙事内容，包括六祖惠能的身世、求法证道历程、与弟子们的传法问答等故事情节，成为学佛者领悟惠能顿悟禅法宗旨、觉知自我心性本来清净的话语框架，并作为一套权威的禅修程式与轨范，在指导善信如何如法如理修行的叙事过程中实现了六祖禅法作为新的信仰认同中心和信仰权威的隐喻，推进了禅宗的制度化过程并完成了《坛经》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历史性变革。
首先，对免耕播种技术概念认知不清。很多农民群众在具体农业生产过程中单一的将某一项看作是技术的全部，实际上，技术包含多种多样。由于对免耕播种技术认知上存在误区，导致技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过于单一，存在多种不规范之处，长此进行下去，势必会影响到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甚至会进一步降低农民群众的应用积极性，使农技推广工作受到巨大影响。
五、结语
《坛经》以平实的故事语言和平等的姿态，面对来自韶州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禅宗六祖惠能讲述了自己出家求法证道的整个经历。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讲述不但是六祖惠能的个人形象写照，其“大旨却传达了一篇经文①狄百瑞《东亚文明》，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它集中阐释了禅宗的根本宗旨和修行实践，虽然其从说法记录、成书到广泛传播其间因文本的添补与删裁而存在不同的版本，但《坛经》为禅宗各宗系所共同信奉的根本经典亦是历史事实。然而在禅宗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单纯根据考据学方法对《坛经》文本所述事件的真伪去推断历史的真实性，把讨论局限于《坛经》文本不同版本的可靠性，但却可能忽略了文本的历史叙事的宗教性隐喻及所隐含的丰富涵义，忽视了《坛经》历史叙事背后的信仰事实。
叙事作为一种解释方式和意义生产机制，《坛经》中六祖惠能通过情节化的历史叙事方式不仅真实地呈现了自己对禅法的悟解，而且历史性地对达磨禅法、佛教义理仪轨、僧人戒行及僧团组织进行了重构，成功建构了一种新的禅佛教信仰体系，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革命”。所以《坛经》实在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创新。其伟大，不仅体现在基于现实对传统的创造性改造，而且还超越传统，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禅佛教的信仰方式——“籍教悟宗”的名相禅修变为祖师为中心、“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的祖师禅，以确保禅法精神的连续性与始终如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追求外在功德累积的修行被概括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内在超越”；重出世的无所缘禅转为世出世间的实相圆融。可以说，惠能顿悟禅不仅大大拓宽了修行者的心灵尺度，提升了心灵的境界，而且还指明了个体自我内在超越之路。成佛之路上“当体即是、瞬间永恒”的禅宗“内在超越”甚至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心学化转向(陆王心学) 以及唐宋以来的文学艺术。
“叙事形式本身是一种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论证模式，它全面地和可理解地论证了任何相关事情的事实性②南希·帕特納、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699页。。”《坛经》中所叙述的六祖证道“故事”，不但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禅法传承及禅宗制度化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提供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言，《坛经》及禅宗的精神传统更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资源。
作者简介：何子文，男，广东省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宗教社会学研究方向。
*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南宗禅岭南宗系寺庙治理的文化网络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GD15XSH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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