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杨仁山是晚清著名佛学家，被尊为中国近代佛教振兴第一人，毕生致力于佛教近代化事业，建构了近代中国居士佛教的基本格局，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维新派知识精英的思想。杨仁山居士佛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了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文化形态，他提倡的佛教救国论，把振兴佛教与振兴中华民族紧密联系起来，不仅满足了维新志士的精神需求，也为维新思潮的形成直接铺路，两者存在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因此，杨仁山居士佛学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地位。
关键词：杨仁山；居士佛学；维新思潮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被尊为中国近代佛教振兴第一人。他创办的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等佛学机构，专注于佛经的整理、传播和佛教人才的培养，开创了近代正规佛学教育的先河。杨仁山几乎是尽毕生之功推动中国佛教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复兴。杨仁山作为近现代佛教的重要代表，学界对他的研究更多是关注其弘法利生事业以及对近代佛教复兴所起的作用，或是论及他对居士佛学的贡献，比较系统地阐发其佛学思想，而对杨仁山居士佛学与近代政治思潮关系的讨论则相对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杨仁山与当时维新人物交往情况，管窥其居士佛学思想与维新思潮的关系，以期丰富居士佛学与近代政治史研究。
一、 杨仁山与居士佛学
明清二代，佛学式微，到了晚清，传统佛学更趋衰落，而居士佛学却日渐兴起。终致清末新学家及之后的维新思想家，如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等，都深受居士佛学的影响。近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而有趣的现象与杨仁山所倡导的佛教改革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家世与佛学因缘
杨仁山1837年出生于皖南小城石埭，“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1]441。少年杨仁山先智聪颖、自由豪放、崇尚武艺，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性格。其父杨摛藻为清朝官员，其淡泊名利、力担大任的处世风格对杨仁山有着无形的影响，以致后来他不上科场，甘于清贫，全心投入佛学事业。
社会现实和生活经历是影响杨仁山人生志趣的直接原因。杨仁山的青年时期几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度过的，开始时他是个热血男儿，随着战争的深入，目睹了战争带给天下苍生的灾难，他对清朝的统治渐渐没有了好感。所以在战争之外，杨仁山把自己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对学问的追求上，刻苦钻研音韵、历算、天文、舆地等知识，那时他还是个立志修齐治平的儒家弟子。
1865年，杨仁山不幸感染时疫，养病期间反复研读《大乘起信论》，后又研读《楞严经》，对佛学产生浓厚兴趣，此后“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1]442。1876年5月，杨仁山受曾纪泽和曹镜初邀请前往长沙。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比杨仁山小两岁，两人经常一起探讨佛理，加之父辈就是故交，所以两人的感情非同一般。湖湘之行一年多后，杨仁山被曾纪泽选为出使欧洲的四位随员之一。在海外，杨仁山大部分空余时间都用于校点经书、研究佛学，同时结识了日本净土宗大谷派僧侣南条雄文，两人书信往还，使杨仁山在佛学上获益匪浅。杨仁山第一次出使欧洲为期四年，这是他人生收获的第一个黄金期。目睹了欧洲的发展情况，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教生业、风俗人情及科学技术，杨仁山惊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他的薪金，除了少许留用外，均用于购买显微镜、望远镜、测量仪、水平仪、照相机大量器材”[2]。1886年初，杨仁山随刘芝田二度出使英国。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写道：“这次祖父到英后则专心考察英国政治和工业各方面，颇悟欧西各国致富致强之根基。”[3]除了进步的科学技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也是杨仁山关注的重点。他将此次欧洲之行的心得一一写出，由刘芝田转达给清政府，结果却是石沉大海，杨仁山不免对朝廷感到失望，也就渐渐远离了政治。目睹了先进的西洋文明，杨仁山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写到“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1]443，将国家不能兴旺的原因一语道破。两次出使欧洲的杨仁山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见解：
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其皮毛。[1]443
杨仁山的家世、经历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广阔胸襟和世界眼光的学者，两次出使欧洲使他对西方国家的文明深有了解，并痛恨朝廷的腐败和制度的落后，希望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成了一位关注时事政治和国家命运的佛学思想家，吸引了一批趋新的士大夫与其交往。晚清政界少了一个政治家，却多了一个推动佛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新型的佛学思想通过杨仁山推动的佛教运动渗入新式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中，滋润了当时正在孕育中的维新政治思潮。
6月22—23日，宁都县两天降雨量超过200 mm的有12个乡镇。暴雨洪水造成4.55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人口 629人，倒塌房屋 126间，县防办发布预警信息1 650条。东韶乡、安福乡、东山坝镇、钓峰乡、长胜镇、石上镇、青塘镇、洛口镇等8个乡镇出现了房屋倒塌，群众在房屋倒塌前得到转移，避免直接伤亡236人。
(二)杨仁山与居士佛教运动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前的古代印度，传入中国约在永平年间，历经魏晋两朝佛经的翻译与佛教的发展，到隋唐时中国佛教进入发展鼎盛期，各宗先后兴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唐末会昌法难的发生使佛教失去继续发展的客观条件，从此由极盛转向了衰微。在宋、元、明、清四朝，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成就较少，发展态势一度惨淡。晚清时中国佛教更是陷入绝境，太平军以“拜上帝教”排斥其他文化，焚烧学宫、佛寺道院，佛教陷入了连一本佛经都找不到的境地。到了清末民初，一场复兴佛学的运动悄然兴起，并且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形成一股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思潮。杨仁山一手推动的居士佛教运动正是此次佛学复兴的主要标志之一。
杨仁山居士佛学所提供的精神价值，正是处于苦闷中的维新人士所急需的。杨仁山作为谭嗣同的良师益友，其居士佛学对谭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居士佛学是应用佛学。谭嗣同认为佛教可以为政治、学术提供基本价值取向。1897年，他集中精力完成的《仁学》面世，其中他提到“有恶劣之众生，而后有神圣之教主”[6]369。就是说，宗教是去恶的，因为“君主横肆”，教主才要“去恶”，以谋求社会的平等和公正，这里的应用佛学是为政治、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第二，肯定居士佛学的救世价值。谭嗣同认为，佛教的救世功能一方面体现在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佛教可使人树立以物质世界和人的肉体为虚幻的宇宙观，改变他们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根本态度，……这样便能激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勇于舍身救世”[7]；另一方面体现在广大的平民阶层，“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说则可使人不敢作恶，积极为善，从而使人心风俗日趋于良”[7]。第三，促进谭嗣同思想“飞跃式”发展。甲午战争前，谭嗣同曾批判佛学是“灭裂天地，等诸声光之幻，以求合所谓空寂”[6]130的唯心主义宇宙观。然而，从杨文会游后，其宇宙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
佛教纯者极纯，广者极广，不可为典要。惟教所适，集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闻见，为人思力所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空界，何况区区一地球？[6]352
其二，创办祗洹精舍，培养人才。1908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学教育的学堂，课程以佛学为主，兼学文史外语。杨仁山苦心经营祗洹精舍的目的在于“振兴佛教之用”。杨仁山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中讲授《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唯识三十论》《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佛教经典，以及《高僧传》《释氏稽古略》《五灯会元》《禅源诸诠集》《宗镜录》《禅林僧宝传》等佛教史内容。[4]334-335面对当时佛教界戒律松弛、义学不兴，杨仁山提倡新式佛教教育，使佛教由丛林派式教育进入学校化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僧尼素质，“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与经世之学，互相辉映”[4]334。这无疑是中国佛教史的一大转折点，对佛教复兴以及近代佛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为现代僧侣教育指引新方向。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自然成为近代佛学人才的荟萃之地，涌现出欧阳渐、太虚等一批近现代佛学的核心人物，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思想家，如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也深受杨仁山佛学思想的影响。
纵观近代佛教改革，居士佛学兴起于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比较活跃的时期。居士佛教运动使佛教发展重新有了起色，涌现了众多高水平的居士人才，他们不仅融合了佛学内部不同宗派的思想，还融合了儒、道以及西洋各家思想，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除此之外，居士佛教运动的精神价值还体现在居士佛学的入世性，在佛学中寻求应时救世的精神武器，而不是遁入空门以求得个人解脱，这表现了居士佛学勇敢、担当的济世精神。由此可见，居士佛学对近代佛教的继续生存和谋求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其三，兴佛学，振中华。在推动居士佛教运动中，杨仁山将精深玄奥的佛理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儒、释的相互激扬，表达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晚清政局动荡，列强入侵，中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在思想层面，伴随近代国门的逐渐开启，主张维新的士人亟须进行“思想创建”与“文化重构”，在这思想过渡时期，佛学起到了理论桥梁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
2017年贵德县农业气象条件不论从气温、降水，还是从日照时间上都和往年具有着一定的差异性，这样影响了其当地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通过对2017年贵德县农业气象条件进行分析，可以有效的掌握同时期气象的变化趋势，进而对其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进行探讨，来了解其对其农作物生产的影响。
2.2 水土流失、地质灾害 水位的周期性涨落对库岸的侵蚀、冲击和浪淘极大地破坏了土壤的结构和稳定性，可能引起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加上雨径流的冲刷，使得表层土壤水土流失严重。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5]95
矛盾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分析事物的矛盾，掌握事物发展的特殊本质及规律，从而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遵循的科学分析方法。毛泽东把矛盾分析方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丰富的矛盾分析方法。
这段话反映了佛学对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产生这种影响的内因是他们在既有的儒学逻辑中看不清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和希望。清政府江河日下，佛门正是晚清知识分子寻求解脱和追求自我完善的法门。学习佛学义理后，大乘佛教之菩萨道度人度己、众生平等的主张，以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舍身奉献精神，使他们形成新的价值追求，期望从自我救赎到普度众生。于是一批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思变革、兴新学，积极关注时事政治与国家兴亡，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杨仁山正是他们思想的铺路人，在杨氏看来，“兴隆佛法，犹之西人推广教务之意”，这才是中国进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杨仁山将佛教推为全球第一等宗教的想法，虽然不可能实现，却表明其兴教振国的坚决。所以，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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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士佛学与晚清维新思想
(一)近代佛教改革——维新思潮的铺垫
及至晚清，传统佛教及其思想理论已变得残破不堪，太平天国和新文化运动使佛教再度受到严重冲击。佛教衰败于近代，说明佛教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寺院的封闭和门户之见，加之当时佛教僧侣普遍学识浅陋，通过僧侣自身来改变现状的可行性微乎其微。在此背景下，近代佛学界上层人士推动的“佛学复兴”应运而生，支持推行各种类型的佛教文化事业。杨仁山认为，以知识阶层为核心的居士道场更有助于社会各阶层重新认识佛教。更多居士在佛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研究方法也更科学，这对传统佛教向近现代佛教的转化具有促进意义。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一大中心。除金陵刻经处外，祗洹精舍的创立也是杨仁山佛学改革的途径之一。但杨仁山对佛教教育的目的和要求之高，使广大僧侣无法接受，为佛教界保守势力所抵制，最后只得因“无学生”而告终。为更深入地进行佛学改革，杨仁山转向创办佛学研究会，把佛教改革进一步落实到居士佛教运动中。无论是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还是佛学研究会，都表现了杨仁山进行佛教改革的基本思想，即肯定居士佛教，实现佛教向近现代形态的转化，从而把宗教热忱与佛学研究相结合，又将精深玄奥的佛理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儒、释的相互激扬表达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杨仁山努力将高层次的居士佛教理念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指导思想，虽然遭到一些僧侣的强烈抵制，但也团结和影响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来促成居士佛教运动。
不难看出，谭嗣同在向杨仁山学佛过程中领悟了居士佛学的精神价值，促成其思想的转变与进步，从思想、学问上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他强调佛教博大精深，“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6]333。谭嗣同“以佛教、佛学统一囊括世界一切宗教”的学说足以显明他对佛教的狂热。
其次，环保限产的政策压力可谓全年贯彻到位，尿素行业下半年整体开工率仅维持在53%-55%的水平，综合以往国内尿素表观消费量分析，市场供求基本处于平衡或略微过剩的环境下。导致大多数经销商逢涨必追，促使尿素涨跌交替的频繁出现。
让人扼腕的是，谭嗣同在完成《仁学》后不到两年就因变法而赴死，《仁学》一书在其被害一年后才得以出版。谭嗣同的壮举印证了他悟习佛法佛理，遵从了居士佛学中的入世精神。为了黑暗中国的光明未来，为了警醒沉睡中的同胞，为了变法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杨仁山是推进近代佛教复兴的先驱者，谭嗣同是变法的风云人物。除佛学传授之外，在南京时，杨仁山还支持谭嗣同推销维新派的《时务报》，积极联系销售点推广该报，由此不难看出杨仁山赞同、支持维新事业。而谭嗣同年纪轻轻为国捐躯的行为，令杨仁山震惊和悲痛，使他更加坚定要将拯救人心的事业当作己任。
(二)居士佛学对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论及居士佛学对维新思想家的影响可以谭嗣同和梁启超二人的思想历程为例。谭嗣同是清末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谭嗣同少年时师从欧阳中鹄，崇尚“任侠”。谭嗣同虽鄙薄科举，但在那个时代，“舍之无以操业”；再者，父命难违。1896年初，父亲命他捐官，8月上旬谭嗣同到达南京，等候补缺。初至南京的谭嗣同目睹了官场的黑暗，深感苦闷，但令他欣慰的是，在夏曾佑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杨仁山。谭嗣同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返，差足自慰。凡此诸般苦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6]468
杨仁山推动居士佛教运动、复兴佛学的志业有三个方面。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墨西哥裔女性作家，其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1984）奠定了其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她的小说融合了自身的经历，从墨西哥裔女性的视角出发，书写作为“他者”的故事，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发声。
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6]557
《仁学》集中了谭嗣同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中外思想资料，结合中国的客观现实，全面表述他的宇宙观、历史观，以及对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见解。梁启超认为《仁学》“为中国旧学所无矣”。谭嗣同思想的“飞跃式”发展，皆因“深得于佛学”。佛学超脱世俗的精神，为谭嗣同排除了心智的阻碍，使其形成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的自由灵魂，新思想也由此彰显。“仁—通”是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基于这一观念，他强调佛、孔、耶三教相通，但他强调佛教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最为伟大。他说：
其一，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流布佛教经书。1866年，杨仁山移居南京，参与城市恢复工作。杨仁山与王梅叔、曹镜初等学佛同道在工作之余研讨佛学，讨论弘法事业，并亲自拟定章程，创立金陵刻经处。在此后的四十余年里，金陵刻经处流通经典百万余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扩大了佛学对社会的影响。除了刊刻国内的经卷善本，金陵刻经处还广泛搜罗海外经卷，并做细致的整理。这些工作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关注，促进了近代佛学的振兴。受金陵刻经处的影响，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刻经处。佛教典籍重新流传，刻经印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基础。
针对母管制背压机组,在任一汽机遮断时,控制的关键在于如何抑制主蒸汽母管压力的飞升,导致汽包液位瞬时突变而使一台或多台锅炉发生MFT;同时由于汽机遮断,导致排汽中断,可能会影响热用户的生产安全。因此,采用“选择相应的锅炉触发RB且将主蒸汽母管至热管网减温减压电动调门超驰至一定开度”的控制方式来兼顾汽包液位的稳定和热网供汽的连续。
杨仁山是推动近代佛教复兴的先驱，但很少有人将他与维新思潮联系起来。那么作为一位佛教居士，他的行为和思想是如何对维新思潮产生影响的呢？毋庸置疑，在佛教改革运动中接受了佛学思想影响的维新派人士成为两者的纽带。前文提及很多趋新的知识分子愿意与杨仁山交往，而这些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正是后来的维新人士，有的甚至成为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戊戌变法时期，越来越多的维新思想家意识到宗教在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之一在于有无宗教，宗教可以在精神层面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步。可以说，维新思潮之关键在于文化重构，而宗教是文化重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同样受杨仁山影响颇深。戊戌变法时期，“今文学家”对佛学的提倡，为梁启超奠定了佛学的基础；而杨仁山金陵刻经处所印经典的流通，杨仁山与维新人士的密切来往，也为梁启超提供了研习之便。梁启超曾担任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1894年李提摩太与杨仁山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这些都提高了梁启超的佛学修养。依当时的社会局势，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有志之士将传统的佛学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世界宗教史表明，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往往与宗教变迁相伴随。在20世纪初的中国，梁启超十分向往佛教的改革，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煞尾处曾预言，“佛教上之宗教改革”必在“最近之将来”[5]104出现。居士佛教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佛教改革，近代佛教改革又推动了佛教复兴；佛教的复兴不仅为维新思想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维新思想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杨仁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三、杨仁山居士佛学与晚清维新思潮的契合
(一)振兴佛教与维新思潮的目的一致性
杨仁山在振兴中国佛教的过程中，时刻紧扣时代脉搏，跟上世界发展潮流，这也是其佛教振兴事业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由他发起的一系列佛教振兴活动，皆源自他对近代中国社会衰败景象的关注与思考，源自他对中华民族深切的忧患意识，这点与维新思想家们的理论出发点是一致的。杨仁山的这种忧患意识还触及了世界与人类，他在《观未来》一文中指出：
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何则？人心之趋向，可为左券也。不变法不能自存，既变法矣，人人争竞，始而效法他国，既而求胜他国，年复一年，日兴月盛，不至登峰造极不止也。[4]330
杨仁山的佛教振兴理念，从忧自身到忧教、忧国、忧人类，特别是忧国，充满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这不仅是佛教界的基本理念，也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共同心声。无论是从出发点还是目的来说，杨仁山振兴的佛教与维新思潮的兴起不谋而合。振兴佛教成为佛教界同仁的共同责任，佛教界也自觉地把振兴佛教同中华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居士佛学思想与维新人士的精神内洽性
杨仁山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他个人阅历的独特性决定了他的佛学思想必然具有时代的内容，他的理论建树必须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无论是杨仁山还是维新人士，他们既要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又要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富足的商品以及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且关注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之适应近代工商业文明。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在此刻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说：
净土宗，一名莲宗。立主般舟行者，此宗所摄……四生六道蒙佛接引，与上位菩萨同登不退，非佛口亲宣，谁能信之？既信他力，复尽自力，万修万人去矣。[4]155
这既表明了他对佛教的基本理念的归心，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信仰的时代内容，富有一定的时代精神。他对“自他并用”的强调，不仅体现了圆融精神，还强调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维新志士们倡导新道德的需要。正是因为杨仁山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皈依其门下，从而间接地对维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杨仁山居士佛学所蕴含的“现代性思想”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内洽的。杨步伟描述其祖父是一个“不迷信而研究佛学的人，并且非常提倡新学”[8]。可以说，西学是佛教复兴的动因之一，佛教的复兴与西学二者相互交织。杨仁山与维新思想家的交往与交流，恰好给佛教复兴与维新思潮一个碰撞而后交融的机会。
四、结 语
杨仁山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他创立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等，还在于他推动的佛教复兴运动带来的影响。基于对佛教教义和佛教现状的深刻认识，杨仁山在国内维新思潮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下，热情投身于改革佛教的创造性活动中。同时，他把以往居士佛教专注于念佛实修的纰漏做了有效的改善与弥补。除了金陵刻经处印的佛经典籍，他还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僧人、居士，影响了一批领袖型的维新思想家。正如楼宇烈所言：
还有一大批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杨氏佛学的影响。[9]
杨仁山的居士佛教，热诚提倡和推进佛教教育、佛学研究，形成文化居士的近代学术意识，为近代居士佛教形成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和近代佛学学者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佛学奠定了基础。而维新思想家们与杨仁山一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杨仁山是希望佛教复兴，维新思想家是希望救亡图存、雪洗国耻。在维新思想家们谋求民族的振兴与进步过程中，宗教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是杨仁山本人之品格还是他提出的佛教教理教义，都对维新思想家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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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4-0060-06
收稿日期：2018-09-27
作者简介：王存博，女，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教文化史研究；董粉和，男，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佛教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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