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下西部地区图书馆的深化服务(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顾伟忠[2](202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席卷世界,全球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的催化下,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层出不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空间,注入了新动能。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转换增长动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站在数字经济时代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理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把握经济增长关键抓手”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必答题。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剖析问题—机制分析—模型构建—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的研究路径展开,工作内容如下: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第2章。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文献综述以及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和机制分析等内容。本部分首先抛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基于现实需要和学界研究脉络阐述本文研究主题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开展文献综述,以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路径转型→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关系为思路聚焦相关经典文献,在说明本文科学性的基础上突出研究必要性,并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同时,为能清晰界定本文研究边界,梳理已有理论并总结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数字技术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抓手和路径等内容,为本文后续的数理模型构建、实证研究作基础铺垫。最后,从理论研究角度,基于传统的C-D模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特色背景,以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系统稳态,得出数字经济稳态更优的结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至第6章。本部分研究层层深入,一是率先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动态视角下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总量增长具有较强支撑作用,并且能够与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机制,从而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通过构建TVP-VAR、PSTR等模型从多维度聚焦新旧动能发展特征的比较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突破数字应用落地和充分利用传统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是基于以上研究,从数字经济自身增长机理切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本部分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消费、政府三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数理模型解释不同类别的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别。进而,通过构建非线性MS-AR模型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趋势。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自身发展路径复杂,针对不同层次的数字技术与使用对象,要采取差异化的实施手段和建设规划,数字经济主要从改变发展方式、增长结构与动能转换三个途径助力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结论和展望。第7章基于前文研究内容,系统梳理全文研究脉络,结合理论研究、机制分析、数理模型分析、现状分析及实证分析等研究结果,对前文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提炼与深化,并提出论文可能存在的不足,最后做出研究展望。本研究梳理了数字经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总结了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改进的索洛-斯旺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指出数字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采用多种方式支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据此提出面向数字时代我国加快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有效路径,可以为不同地区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提供数理参考和量化依据。
严宏[3](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黄华[4](2020)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京津冀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矛盾突出,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断崖式”落差,是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典型代表。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推进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视角研究京津冀这一热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则非常鲜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对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意义。本文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论证,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京津冀区域有关数据,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和时空演变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提供精准问题靶向。核心概念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是立论的重要根据。本文首先在阐释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均等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具体实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形成了以“生产公平”“分配公平”“制度公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性”“相对性”“人本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经过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公平理论得到再次发展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并认真吸取其失败教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形成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本质内涵,以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积极实践。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践行,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破解制约因素,寻找求解路径是论题研究的原动力。本文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后,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系统回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客观梳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新进展,归纳总结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阐述存在着:地区间利益博弈未消失、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法律位阶和效力尚不高、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等权利和规则公平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跨区域政府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差距明显等机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前瞻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为深入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熵权法、综合指数得分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地级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与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定性和定量分析后,论证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镇结构失衡、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寻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提供精准问题靶向。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应然理论论证,并对其现状进行实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平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和其构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第二,要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经;第三,要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政府顶层设计是推进京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组织保障;第四,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第五,加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完善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第六,要推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均等化的秩序保证。总之,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上彼此依赖、人文精神上相互融合,决定了京津冀作为密切联系的共同体,必须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特征及时代内涵,阐述其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旨在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郭毅[5](2020)在《劳动力知识、技能与产业转移 ——基于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抢人大战”的爆发引发了学者对劳动力的密切关注。“抢人大战”抢的究竟是什么?“抢人大战”对区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重要影响?这些问题成了学者当下研究的重点。尤其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刺激我国经济增长成了新的难题。面对复杂的经济增长形式,关键是要通过产业转移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利用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变革,并以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力是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世界产业转移受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抢人大战”的背景下,以微观城市为研究对象,明晰“抢人大战”过程中劳动力知识、技能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我国不同城市的政府部门正确面对“抢人大战”,制定合理的政策建议,促进产业转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16年100个产业承接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研究劳动力知识、技能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从产业转移视角对当下发生火热的“抢人大战”进行了合理解释。首先,从理论出发,在重新定义劳动力知识、技能与产业转移概念的基础上,基于新新经济地理模型解析了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两方面剖析了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利用GMM模型对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为了保证分析的稳定性和全面性,将100个城市按照四大板块划分,进一步检验东、中、西部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通过合理设定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东、中、西部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门槛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得出的结论分析“抢人大战”的实质,并从劳动力知识、技能视角提出了推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流动方向和产业转移方向是相反的,劳动力确实向东部流动了,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正是因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历史事实,导致了中、西部城市在资源禀赋充足的情况下,缺乏劳动力知识和技能,以至于发展受到阻碍。同时,也说明了“抢人大战”爆发的原因,即由于当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不明显,进而引发中、西部的产业承接城市要通过“抢人大战”提高自身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进而承接产业转移。(2)劳动力知识确实会通过影响劳动力技能,进而影响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在以劳动力技能为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力知识对产业转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知识对产业转移的总效应为0.856,直接效应为0.749,间接效应为0.06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07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较小。(3)以劳动力技能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力技能对产业转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时,劳动力知识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最大,劳动力知识每提升一个单位,能够增加2.049个单位的产业转移。随着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劳动力知识造成的影响下降到1.6853个单位。当劳动力技能水平越过最后一个门槛值时,劳动力知识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又有所回升。此外,异质性回归分析发现,除东北部地区数据缺失外,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技能并不存在门槛效应,中部和西部区域存在显着的单一门槛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劳动力知识异质性和技能异质性两个视角出发,基于新新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而解释了“抢人大战”爆发的原因,为深入理解“抢人大战”的实质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基于100个城市的微观数据,以产业承接城市为微观研究主体,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劳动力知识通过影响劳动力技能进而对产业转移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存在局部中介效应;第三,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劳动力知识对产业转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第四,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促进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以上研究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解释“抢人大战”的实质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各城市更好地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进而提升自身禀赋条件以承接不同区域的产业转移,为各城市促进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现实指导。
冯斐[6](2020)在《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两者既具有内在差异,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属性是旅游业更具魅力的产业属性,其文化比重及其价值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效用不断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产业发展趋势。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信息,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文化事业繁荣拓展了传播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40年起飞、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旅游业通过“涓滴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1,可以说,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产业部门亟待通过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打造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增长新引擎。因此,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既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向国际社会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愿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在地理区位上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覆盖全国21%的国土面积,GDP和人口占比均超过全国的40%,域内拥有以长江流域文化为载体,丰富多元、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伴随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文旅经济也从单一扩张转向融合发展,开始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然而,“实践之树常青,但理论却是灰色的”,相比于如火如荼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对于文旅融合产业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对其文旅融合产业的体系性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以资源创新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特征分析—能力评价—区域差异—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对策建议”为研究框架,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1)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与概念辨析,对文旅产业的资源系统和融合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阐释;(2)借助历史分析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该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识别;(3)基于专家访谈与统计分析,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4)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各要素维度的资源能级进行了有效评价,从而挖掘区域内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特征;(5)基于时空特征,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6)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在资源端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2007年以前的项目带动阶段、2008至2010年的要素驱动阶段;2011至2013年的融合发展阶段以及2014年之后的创新驱动阶段;(2)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具有多层级结构,由基底层、中间层、潜力层三个层级以及条件性资源、主体性资源、发展性资源3大体系构成;(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能级的区域特征呈固化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下游区域“多极均衡发展”、中游地区的“两翼互补拉动”、上游地区的“四川单极突进”总体发展态势;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稳态提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以来,文旅融合资源总体水平快速增长。(4)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时变性特征明显,且投入冗余情况较严重,具体表现为:1)总体层面及三大区域都表现出阶梯上升状的资源利用效率特征;2)主体性资源系统中的文旅企业规模、文旅人资规模以及发展性系统维度中的文旅生态资源、区域创新资源的投入冗余率较高;3)从区域来看,与上游和下游相比,中游地区的投入冗余情况相对较好,各项投入要素的冗余水平基本平衡。(5)资源要素对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文旅市场规模HB与文旅生态资源ML对于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具有显着的带动作用;相反,区域交通条件FCD、对外依存度FTD、文旅品质资源QRS对现阶段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则具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最后,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协调发展5个方面的建议:(1)建立全域视角的要素协调平台,探索文旅融合产业新形象与新品牌;(2)注重区域资源开发与产品创新,促进文旅市场主体内新业态的形成;(3)协同旅游、经济与生态间关系,提升区域文旅产业耦合度与融合性;(4)正视沿线省区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跨区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5)降低文旅融合过程的投入冗余,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高效发展。
李健[7](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指出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黄海林[8](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刘文娟[9](2020)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失业问题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失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技术基础的提高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这是一个关乎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质量的极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即使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不如往昔,但我国人口众多,目前仍旧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动力正发生深刻变革的新的历史环境中,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在形成和发生机制、内在结构、解决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及矛盾,从而使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与突出。解决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何破解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失业难题,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相符合的失业治理机制,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上亟需解决的课题。本文以探讨解决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失业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对马克思失业理论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失业理论为指导,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失业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本文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失业的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失业问题的生成机理以及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论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及时代背景做了系统的梳理,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失业产生的机理、失业人口的不同形式、失业人口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等五个方面相关论述归纳为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解决现实失业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全方位多层次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发生的机制,既有我国内部问题也有外部国际环境,既着眼于经济因素也关注政治因素,并阐明各因素间的联系,为文章后续章节做铺垫。第三部分提出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通过分析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得出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失业问题,在发展中协调各方力量,为治理失业问题破除障碍。第四部分落实到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失业实际,提出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主要路径。
叶善青[10](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指出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二、新经济下西部地区图书馆的深化服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下西部地区图书馆的深化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分析 |
2.1.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共词分析 |
2.1.2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
2.2 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2.2.1 经济增长内涵文献综述 |
2.2.2 经济增长方式文献综述 |
2.2.3 经济增长测度方法文献综述 |
2.3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文献综述 |
2.3.1 经济增长路径文献综述 |
2.3.2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2.4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的文献综述 |
2.5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理论基础 |
2.6 数字经济系统稳态的理论分析 |
2.6.1 传统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模型优化 |
2.6.2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数理模型构建 |
2.6.3 两种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比较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关联性分析 |
3.1 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3.2 经济总量与数字经济发展 |
3.3 经济活力与数字经济发展 |
3.4 经济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动态效应 |
4.1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的动态效应 |
4.1.1 TVP-VAR模型构建及说明 |
4.1.2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 |
4.1.3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
4.1.4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特征 |
4.2 数字经济下经济增长新动能分析 |
4.2.1 科技创新能力 |
4.2.2 数字技术应用 |
4.2.3 经济增长新动能特征 |
4.3 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机制的省域异质性检验 |
4.3.1 PSTR模型构建及说明 |
4.3.2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理论解析 |
5.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5.1.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假设 |
5.1.2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生产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5.1.3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消费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5.1.4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政府的作用路径分析 |
5.2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分析 |
5.2.1 第一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5.2.2 第二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5.2.3 第三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5.3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
6.1 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构建 |
6.2 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变分析 |
6.3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
6.3.1 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
6.3.2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 |
6.3.3 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1.3.6 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农村公共品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3.1.4 农户参与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5.1.1 研究方法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4)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重点难点 |
(二)创新点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
(一)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二)均等与均等化 |
(三)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界定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思想渊源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形成历程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基本特征 |
二、列宁的公平理论 |
(一)列宁公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
(二)列宁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主义公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一)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 |
(二)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 |
(三)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时代内涵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指导 |
(一)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导向 |
(二)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
(三)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归属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论指导 |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具体实践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权利公平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机会公平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规则公平 |
第三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 |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 |
(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和低水平均衡阶段 |
(二)改革开放至2013 年:碎片化和有限协同阶段 |
(三)2014 年至今: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深化阶段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成效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融合不断深入 |
(二)京津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日趋紧密 |
(三)京津冀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协作日益深化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环境服务改善较为明显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实表现 |
(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地区失衡状态 |
(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立法体系不完善 |
第四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一)选择方法的标准 |
(二)选择方法的运用 |
(三)数据来源 |
(四)评价指标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演化特征 |
(一)宏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二)微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三)阶段性演化特征分析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回归分析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双核心-圈层状特征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南北分异特征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东西分异特征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
第五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因素 |
(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差异化 |
(二)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制约基本公共发服务均等化的历史因素 |
(一)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 |
(二)国家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政策 |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配置不均衡 |
(四)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 |
三、城镇化结构失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一)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待优化 |
(二)北京市虹吸效应及其“大城市病” |
(三)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四、政策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因素 |
(一)跨区域政府间协调、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 |
(二)公共财政制度尚待完善 |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研究 |
一、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二)坚持共享发展 |
二、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一)动态调整: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 |
(二)多元协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保障 |
(三)标准化规划: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方针 |
三、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 |
(一)加快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 |
(二)融合发展京津冀城乡经济 |
四、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 |
(一)统筹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 |
(二)稳步推行重点区域辐射带动“递进式”发展模式 |
(三)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 |
(四)加快完善有关公共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 |
(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和监督问责机制 |
(六)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劳动力知识、技能与产业转移 ——基于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异质性劳动力研究 |
1.2.2 产业转移研究 |
1.2.3 异质性劳动力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劳动力知识 |
2.1.2 劳动力技能 |
2.1.3 产业转移 |
2.2 相关理论 |
2.2.1 劳动力流动理论 |
2.2.2 产业转移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
3.1 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
3.1.1 新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构建 |
3.1.2 模型的均衡分析 |
3.2 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 |
3.2.1 中介效应下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 |
3.2.2 门槛效应下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
4.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1 产业转移的测算 |
4.2.2 其它变量的说明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模型估计 |
4.3.3 结果分析 |
4.3.4 稳定性检验 |
4.4 异质性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劳动力知识、技能对产业转移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5.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5.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3.1 门槛效应检验 |
5.3.2 模型估计 |
5.3.3 结果分析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异质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二、研究思路创新 |
三、研究内容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一、产业融合相关研究 |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研究 |
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 |
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研究 |
五、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量化研究 |
六、区域层面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实证研究 |
七、长江经济带文化及旅游相关研究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
一、研究方法 |
二、数据来源 |
三、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趋势 |
四、文旅融合产业相关研究趋势 |
第三节 研究评述与启示 |
一、现有研究的进展与评述 |
二、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规模经济理论 |
二、新资源理论 |
三、资源基础理论 |
四、发生学理论 |
五、嵌入式理论 |
六、区域增长极理论 |
第二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 |
一、概念界定 |
二、文旅融合产业主体类型及动力机制 |
三、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定义及属性 |
四、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的特征 |
第三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理论分析框架 |
一、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分析框架搭建依据 |
二、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分析框架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发展脉络及历史变迁 |
一、总体发展脉络 |
二、发展历史变迁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现状分析 |
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开发现状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演化特征 |
一、空间功能演化特征 |
二、区域政策演化特征 |
三、文旅资源演化特征 |
第四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特征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特征分析 |
二、基于资源要素维度的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发展阶段分析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依据 |
一、研究设计与技术路径 |
二、现有研究中文旅融合产业评价体系的描述性统计 |
三、基于扎根理论对现有文献指标的三阶段编码分析 |
第二节 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一、评价维度分析 |
二、“嵌入式”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要素系统结构 |
三、评价体系的建立原则 |
第三节 指标选择和评价赋权 |
一、指标甄别与筛选 |
二、指标评价模型 |
三、指标赋权处理 |
第六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综合评价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水平评价 |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
二、长江经济带各发展阶段资源水平评价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整体水平评价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一、资源要素维度的耦合机理分析 |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
三、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耦合协调分析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各子系统发展分析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要素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分析 |
第七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效率分析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效率分析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投入冗余分析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投入冗余分析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投入冗余分析 |
第八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一、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层面的实证结果分析 |
二、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实证结果分析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附录一 |
附录二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2.1.3 演化博弈论 |
2.2 分析框架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3.6 小结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4.5 小结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5.5 小结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6.5 小结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7.5 小结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8.1 评述性结论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8.2 现实启示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0.1.1 研究背景 |
0.1.2 研究意义 |
0.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0.2.1 文化 |
0.2.2 文化产业 |
0.2.3 文化产业发展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1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0.3.2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研究 |
0.3.3 文化产业竞争融合发展研究 |
0.3.4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与政策规制研究 |
0.3.5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0.3.6 国内外研究状况总结 |
0.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0.4.1 研究内容 |
0.4.2 研究框架 |
0.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0.5.1 研究方法 |
0.5.2 创新之处 |
第1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之基:现实人的劳动实践 |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
1.2 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2.1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1.2.2 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1.3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 |
1.3.1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 |
1.3.2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观 |
1.3.3 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建设观 |
1.3.4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观 |
1.3.5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 |
1.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
1.4.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
1.4.2 英国的文化学派理论 |
1.4.3 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 |
第2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期(1949~1977)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
2.1.3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
2.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准备期(1978~1991) |
2.2.1 1978 年改革开放至1983年:文化事业逐步恢复 |
2.2.2 1984 年至1991年:文化产业开放发展 |
2.3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形成兴起期(1992~2005) |
2.3.1 1992 年至1999年: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
2.3.2 2000 年至2005年:文化产业繁荣兴起 |
2.4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整深化期(2006~2017) |
2.4.1 2006 年至2012年:调整管理体制,探索新兴文化 |
2.4.2 2013 年至2017年:文化产业的全面深化与创新改革 |
第3章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
3.1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特点 |
3.1.1 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 |
3.1.2 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
3.1.3 新形势、新业态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3.1.4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 |
3.1.5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
3.2 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3.2.1 公益性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
3.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
3.2.3 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设施 |
3.2.4 公益性文化事业队伍建设 |
3.2.5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
3.3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
3.3.1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3.3.3 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
4.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
4.1.1 文化性是中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
4.1.2 经济性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
4.1.3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
4.1.4 创新扩散性是中国文化产业高效、优质发展的抓手 |
4.2 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
4.2.1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辨证关系 |
4.2.2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出版业 |
4.2.3 主流意识形态与广播电视业 |
4.2.4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传播业 |
4.3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辩证统一 |
4.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4.3.2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4.3.3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价值效益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
4.4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
4.4.1 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内容的核心价值 |
4.4.2 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4.4.3 基于社会效益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效率供给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5.1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 |
5.1.1 塑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形态文化 |
5.1.2 务实党内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基础 |
5.1.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作用 |
5.1.4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关系 |
5.2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
5.2.1 健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法制 |
5.2.2 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改革与文化治理职能转变 |
5.2.3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 |
5.2.4 推动市场配置、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设 |
5.3 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 |
5.3.1 优化财政保障均衡制度 |
5.3.2 强化落后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 |
5.3.3 健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竞争机制 |
5.3.4 完善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机制 |
5.4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机制 |
5.4.1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层次文化专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 |
5.4.2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保护激励机制 |
5.4.3 完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规范与监管长效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重点 |
(二)难点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马克思失业理论概述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思想理论来源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 |
(一)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及根源 |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 |
(三)失业人口的存在形式 |
(四)失业人口的双重效用 |
(五)关于失业消亡的设想 |
第二章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的发生机制 |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及基本特征 |
(一)经济新常态的涵义 |
(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发生的内部因素 |
(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 |
(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
(三)失业救助难度较大 |
(四)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 |
(五)教育、培训体制机制与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的矛盾 |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发生的外部因素 |
(一)阶段性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 |
(二)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贸易壁垒 |
(三)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冲击 |
(四)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 |
第三章 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导向 |
(二)必须充分尊重市场对劳动力的调控配置 |
(三)有效履行政府职能,提升就业质量 |
(四)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 |
(一)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的关系 |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治理结构 |
(三)崇尚劳动,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 |
(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第四章 经济新常态下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路径 |
一、推进就业优先政策,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
(一)提供促进就业的金融政策支持 |
(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三)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就地就业 |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
(一)坚持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 |
(二)开展职业教育转变就业思维 |
(三)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 |
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拓宽就业创业的渠道 |
(一)畅通人才市场就业信息发布渠道 |
(二)鼓励劳动者创业 |
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的环境 |
(一)建立城乡统一平等就业的劳动力市场 |
(二)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浮动机制 |
五、健全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一)坚持党和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协调 |
(二)以建立企业劳动冲突管理系统为着手点 |
(二)强化工会组织在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结构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贫困 |
二、减贫 |
三、生态贫困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三、耦合度评价 |
四、数据验证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一、划分原则 |
二、划分依据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新经济下西部地区图书馆的深化服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D]. 顾伟忠.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4]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黄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劳动力知识、技能与产业转移 ——基于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D]. 郭毅.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1)
- [6]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冯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9]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D]. 刘文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标签:数字经济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新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