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南古道”是“蜀身毒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横穿楚雄、大理、保山三地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以博南古道永平段佛教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佛教在博南古道上的传播情况，提出保护和开发博南古道佛教文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博南古道；佛教文化；永平；杉阳
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陆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陆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陆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即指四川至印度的商道。“博南古道”是“蜀身毒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博南古道”是指南华—祥云—大理—永平—保山段。广义的“博南古道”指南华—祥云—大理—永平—保山—德宏—缅甸段。“博南古道”历史悠久，沿途留下了不少古桥、古庙、古碑等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研究祖国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交通等的“活化石”。
一、博南古道佛教文化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南边疆宗教、历史、经济、民俗、交通运输等研究的不断深入，“博南古道”文化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有关“博南古道”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结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犯罪的，可以先行拘留；《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八条规定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其有犯罪行为的可以适用继续盘问；结合二者规定相比之下，这两种情形极为相似。对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情形是指既可以先行拘留也可以适用继续盘问，并非不得适用继续盘问；而对于继续盘问规定所规定的情形，是指对于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的相对人，人民警察当场盘问、检查后，符合适用规定的可以对其适用继续盘问。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段立生撰《博南古道考》（东南亚，1985年7月）；史寅生撰《博南古道与大马帮》（经济问题探索，1990年6月）；舒自志撰《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12月）；吴焯撰《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东南亚文化，1992年10月）；李寿撰《博南古道与云南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历史回顾，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徐作生撰《“支那”源于古傣语考：从蜀身毒道诸种因素论梵语cina的由来》（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2月）；李汉楚撰《博南兰津古道纪游》（边疆文学，1997年4月）；陆韧撰《先秦至汉晋的蜀身毒道》（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李东红撰《蜀身毒道，文化传播的走廊：从考古学材料谈起》（东陆学林第7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测距和改进灰狼优化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在初步定位阶段提出了一种定位数学模型,实现对未知节点的初步定位估计;在精确定位阶段用具有较强平衡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能力的灰狼优化算法进行寻优定位。本文中灰狼算法的初始化搜索种群是初步定位估计值,缩小了可行解空间,减小了计算量,同时加快了收敛速度;并将收敛因子a非线性化,更符合实际优化搜索过程,能动态平衡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能力。仿真实验表明,本文算法相比一些已有定位算法,有效提高了定位精度,同等条件下,降低了网络成本,节省能耗,可延长网络寿命,并且具有对测距误差鲁棒性强的优点。
21世纪初期，李智红撰《博南古道》（丝绸之路，2000年9月）、《走进博南丝绸古道》（丝绸之路，2001年2月）；刘光曙撰《博南古道上的文物》（云南文物保护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张卫平撰《跨越：从博南古道到现代时速》（边疆文学，2003年8月）；徐作生撰《China缘起蜀身毒道新证》（国际汉语，2003年9月）；张泉撰《“蜀身毒道”外贸和汉代云南流通货币》（世代金融，2005年10月）；魏鸿撰《千年名菜与博南古道》（驾驶园，2007年5月）；付江撰《汉通“蜀身毒道”》（青年与社会，2007年9月）；张楠撰《南诏时期的蜀身毒道》（白族研究百年二，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田怀清撰《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8月）；周如启撰《蜀身毒道与霁虹桥》（大理文化，2008年3月）；姚静撰《蜀身毒道漫记》（大理文化，2008年5月）；魏鸿撰《博南古道的永平黄焖鸡》（食品与生活，2008年8月）；顾仲阳撰《博南古道绿意浓》（人民日报，2008年7月）；叶华荫撰《重温博南古道》（丝绸之路，2008年8月）、《走在博南古道与滇缅公路上》（金沙江文艺，2009年8月）；李红春撰《博南古道上的“天方来客”：漾濞回族风俗观览》（今日民族，2009年2月）；鲍思娟撰《博南古道上的凉粉西施》（大理文化，2011年6月）；张继强撰《博南古道探秘》（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在博南古道听名人老故事》（大理文化，2010年4月）、《博南古道探秘》（大理文化，2011年4月）、《永平边屯文化系列之一博南古道及其承载的马帮和饮食文化》（大理文化，2012年10月）；吴一汉撰《博南古道现彩虹》（报纸，2010年1月）；杨锰青撰《漾濞拟保护开发博南古道一条街》（大理日报，2011年12月）；杨鲲峰撰《博南古道怀升庵》（大理文化，2011年4月）；王如龙撰《为了“蜀身毒道”更通畅》（云南政协报，2011年8月）；陈洪金撰《一个逝者的博南古道》（四川文学，2012年12月）；木基元撰《博南古道重镇：漾濞》（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研究，2012年）；马永欢撰《博南古道上的赶马人》（回族文学，2013年1月）；许方舟撰《博南古道的长度与厚度》（旅游，2013年2月）；张继强撰《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王子扬撰《泸水传奇与蜀身毒道最后的金沙江已喘不过气来?》（环球人文地理，2014年3月）；牛鸿斌撰《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与发展》（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徐宁撰《陆运蜀身毒道待华丽转身》（云南政协报，2015年6月）；孙秀娟撰《“沧水飞虹”连东西》（中国石油报，2015年4月）等。
关于禅陁子，《滇释记》载“禅陁子，西域人也。天宝间随李贤者游化大理，时贤者建崇圣寺，命师诣西天画祇园精舍图，师朝去暮回，以图呈贤者”。
进行此项工作的时候，特别要灌注温度因素，使温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若是温度低于140℃，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停止进行铺摊和压实工作。为了能够保证摊铺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运输车辆以及铺摊设备的车辆要保持恰当的距离。另外，根据铺摊工作的特征，天气若是下雨，应该立即停止铺摊工作，避免雨水对铺摊工作的影响。改性沥青在铺摊以后直至压实之前，切记千万不要在路面上放置任何杂物，以此对路面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综上所述，在沼肥施用后的第二年内，其后效作用改善了玉米的生物学性状，提高了玉米经济产量和土壤碱解氮含量，有利于玉米的生长，提高了土壤肥力，表现出沼肥相较于化肥的优越性。
二、博南古道佛教的传播
要研究博南古道佛教文化，第一要研究在博南古道上有哪些佛教教派传播，第二要研究古道上传播和弘扬佛教的重要僧侣有哪些，第三要研究古道上佛教文化遗存有哪些。就目前所知，历史上在“博南古道”传播的佛教主要有密宗和禅宗。
（一）印度密教通过博南古道传播到大理
印度密教传入大理的路线可谓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就目前研究看，主要有“印密说”“汉密说”“藏密说”和“杂密说”。“印密说”认为大理佛教密宗主要来源于印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杨学政、李东红、李家瑞、黄心川、李玉珉、杨德聪、傅光宇、傅永寿、吕建福等。“汉密说”认为大理佛教密宗主要来源于汉地密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李霖灿、张锡禄、侯冲等。“藏密说”认为大理佛教密宗主要来源于西藏，大理佛教是藏密的一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罗庸、徐嘉瑞、赵橹、刘小兵、吴棠等。“杂密说”认为大理佛教密宗来源于印度、西藏、汉地，是多种密教的交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蓝吉富、王海涛、张海超等。就目前研究看，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传入大理地区的源流问题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我们通过对历代正史资料梳理，以及碑刻、族谱等非正史资料研读，综合现当代有关大理密教诸家研究成果的辨析，认为印度密教在南诏初期首先传入大理，与原始宗教融合，继之与汉传密教、藏传密教互通，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理密教——阿吒力教。因本文研究的中心不在辨析密宗问题，这一观点在此不作赘述。下面仅就印度密教的传播作一分析。
与一般核电站蒸汽发生器给水控制系统不同，由于采用直流蒸汽发生器，ACP100S蒸汽发生器给水控制系统的功能是将蒸汽发生器(steam generator,SG)二次侧蒸汽压力维持在一个定值上，并通过调节进入OTSG的给水流量使得给水流量和负荷需求相适应.该系统通过给水流量的控制和主给水泵转速控制相互配合最终实现蒸汽发生器的给水控制过程.给水流量控制通过蒸汽发生器压力信号、给水流量信号和蒸汽流量信号实现主给水阀的三冲量连续调节.
从正史资料看博南古道与印度密教传播。云南与印度、缅甸、泰国、南海诸国近邻，产生联系的时代较早。公元一世纪中叶，哀牢王归降汉朝，自姚州经大理、永昌至缅甸的道路得以开通；永昌郡遂成为汉朝与西南诸国贸易的重要商埠，许多贵重商品，诸如国外的金、银、光珠、琥珀、琉璃、水晶、翡翠（见《史记》《汉书》之西南夷及《华阳国志·南中志》）以及国内的丝、绸、缎等也经永昌运销各地。当时永昌郡有“僄”和“身毒”等国侨民寄居（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有“闵濮、鸠僚、僄越、躶濮、身毒之民”）。公元一世纪末，缅甸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向汉朝进贡，即取道永昌、博南至姚州，进入中原。由于云南与西南诸国的密切来往，发源于印度恒河流域的宗教思想和神话传说，在五六世纪，随着婆罗门僧人的足迹传播到南海诸国（见竺枝《扶南记》顿逊国条，《太平御览》卷七八八引）。在八世纪之前，更有不少婆罗门僧人来到云南（见《南诏野史》）。从以上史料可知印度佛教在南诏初期就开始通过“博南古道”传播到云南。
从碑刻资料看博南古道与印度密教传播。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杨森撰《故宝瓶长老墓志铭》载：“宝瓶讳德，字守仁，姓杨氏，世居喜睑，稽郡志，唐贞观时，观音自西域建此土国，号大理。化人为善，掇授杨法律等七人为阿吒力灌顶僧。开元初，杨法律运妙术取佛舍利置于斑山塔，即其始祖也。传至大容、仲容、小容俱精秘术。当蒙氏孝桓王迁都喜睑，尊大容为灌顶师，赐金襕法衣，迨至生能达赞陀崛多源流四业之阃奥，为世所重。”〔1〕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故老人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时，观音大士自西域来建大理，以金仙氏之□，化人为善，摩顶蒙氏，以主斯土，摄受段陁（道）超等七人为阿吒力灌顶僧，御灾捍患，陁（道）超即公始祖也。”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大理鹤拓密僧洪仁撰《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载：“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那族，姓婆罗门，从梵天□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己丑年（公元629年），观音大士自天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度，下以福佑人民。迨至南诏蒙氏奇王之朝，大兴密教，封赠法号，开建五密坛场，为之师。王重法，以公主之女甥口之，承续助道，和光同境，受灌顶之师也。奥若段氏大和尚者，乃道超之宗裔也。一传至段和尚羌时……”〔2〕
从大理密教与印度密教的性力崇拜看博南古道与印度密教传播。大理密教中表现后期密教性力崇拜的不止剑川石宝山的阿央白，经常能见到的经幢实际上是象征男根或男女根相合的经幢，一如印度教象征大自在天的男根崇拜造像一样。这类经幢与唐宋间内地流行的陀罗尼经幢有所不同，其幢头部为莲花装饰的龟头，而不是屋顶盖，龟头上还刻有种子字，幢颈上也被装饰并刻有种子字，幢身上除了刻陀罗尼之外还雕刻有佛菩萨造像。除了小型的经幢之外，昆明地藏寺陀罗尼经幢身上雕刻曼茶罗图像，也应是后期密教中象征男根的经幢。幢身或幢头象征男根，莲花象征女阴，经幢置于莲花座上，表示男女和合。印度密教的传统为莲花上矗立金刚杵，大理密教改造陀罗尼经幢，将莲花巧妙地配置于幢身，形成独特的性力崇拜的象征符号，表示定慧合一，止观双修，赋予其佛教的思想内涵〔3〕。
破碎+生物干化+机械脱水预处理工艺是将原生生活垃圾先破碎至粒径200mm以下，再通过生物干化的方式将垃圾的含水率降至40%，最后通过机械挤压机对垃圾进行挤压脱水，再度保障干化成果，并减少垃圾体积，增加垃圾密度的预处理方式。这种预处理方式专为水泥窑协同处置设计，结合了RDF具有的优点，摒弃了其制取工艺的缺点。
可见，大理密教始于印度密教，并由印度通过“蜀身毒道”传入大理，显然“博南古道”是必经之路。
德城区位于北纬37°27′，东经116°18′56″，地处山东省西北部，德州市的中心城区，占地面积231 km2．北依京津，南靠济南，地处天津滨海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济南城市群经济圈的重要节点．京沪高铁、太青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等5条铁路穿区而过，京福、衡滨等高速公路和多条国道、省道纵横交错，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
（二）汉传佛教通过博南古道传入永平和保山地区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攻下大理，宣告大理国的灭亡。云南作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省，正式纳入中央统一管辖。元代，以段氏总管为代表的白族名家大姓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的佛教密宗信仰得到元王朝的支持，密教在大理得到继续传承和发展。但同期汉传佛教在云南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禅宗得到元王朝的重视，在云南发展较快。明代，随着大量军队和汉族移民、商人等涌入永平保山一带，加之僧侣们在博南古道所经过的地区广修佛寺，弘法利生，禅宗在博南古道沿线得到较大发展。
三、博南古道上来往的僧侣
僧侣是佛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他们通过游化传经或建寺来传播佛教。
关于无言和尚，《滇释记》载“无言和尚，永昌李氏子，世为蒙氏清平官。生时不哭，两手皆拳。垂髫，犹不能言，后有僧语其父母曰：可造大士像则能言矣。遂造之，像成，果能语，命造观音像则能言，像成果语，拳亦随开，掌有文曰：‘无言’，因以名之。年十五，依圆净法师剃染，精研律论，融贯大成，书《大乘般若经》千余卷。后迁化日，得五色舍利无数，建塔于栖贤寺”。
南诏政权建立以后，大乘佛教的各派相继传入云南，而以印度所传密宗影响最大，深得南诏君臣的信奉，从而使佛教势力迅速蔓延至云南各地。据有关文献记载，最早传入云南的佛教，就是南诏时的印度密教“阿吒力”。《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载：“赞陀崛多神僧，蒙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国来。”《滇释记》载：“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也，自摩伽陀国来……尊者为蒙氏所重，亦与成眉李贤者友善……又于腾越州住锡宝峰山、长洞山二处，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两个资料所记同一人，由此可知阿吒力教之传，始于赞陀崛多。因南诏时期，博南古道已是官道，道路畅通，来自印度的赞陀崛多尊者在鹤庆、大理、保山等地传播密教，博南古道成了必经之地。此期往返于博南古道上的僧侣还有：李成眉、禅陁子、罗岷大师、无言和尚等。
关于李成眉，《滇释记》载“圣师李成眉贤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罗之后，长处间游化至大理，大弘祖道，时南诏昭成王礼为师，乃建崇圣寺”。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属于博南古道文化研究起步阶段，成果不多，无著作，仅为散文和学术论文。②从总体研究成果看，专题性研究不足，系统研究不够，“博南古道”历史文化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广泛深入研究。③正史资料掌握不全，田野资料收集不够（如碑刻、族谱等很少收集整理应用）。④21世纪至今，博南古道文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果较多。研究内容涉及历史、经济、交通运输、宗教等。体裁涉及论文、散文等。其中成果最为丰硕、影响较大的学者是永平县文联主席张继强。他长期致力于永平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关于博南古道文化的研究，他曾在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海峡卫视、甘肃卫视、云南卫视、大理电视台等媒体介绍过。2010年他撰写了《博南古道探秘》一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博南古道的发现、开辟，古道上曾经发生的人物和事件，古道与永平的关系等。继之，他又于2014年出版《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一书，该书虽为边屯文化研究，其实从另一视角研究了博南古道的历史、宗教、交通和文化与永平边屯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张继强的研究，为博南古道文化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
关于罗岷大师，《滇释记》载“罗岷大师，天竺人也。永昌澜沧西岸有山，高千丈，延绵四十里，师游历诸国后，来滇住锡此山，常作戏舞，山石亦随舞。后寂，土人寺之。至今山崖下时有飞岩过者，惊趋谓之催行石。有人于将晓时见石自江中飞上，雾中甚多，仍作系舞之状云”。
释圆鼎撰《滇释记》载：“鸡足摩诃迦叶菩萨，摩伽陀国人。”这是最早记载隋唐以前到大理的印度僧人。但此记载不可信，仅传说而已。
元代僧人太华智福讲主，见于《滇释记》载“太华智福讲主，蒙化人，后迁楚雄郡，幼薙绀壮游，方同道元师（永昌人）为友。虽弘经论，而常慕南宗游五台，闻鉴师印心中峰，遂往参。峰一见便问：座主何处人？师曰：云南。讲甚经论？曰：法华。如何是佛法不现前？曰：师今现前了也。前事如何？曰：不可以声求色见峰。曰：座主大似会讲经。师曰：某甲到这里一辞，措不及峰，于是示法语而归，并题庵名，即心盖取大梅见焉。祖师即心即佛义也。遂归滇，隐归不出”。太华智福讲主曾拜师于中峰和尚，后归滇。因太华智福讲主和苍山道元讲主（永昌人）为友，在隐归前，他们来往于大理与永昌之间。
明代僧人应文大师，见于《滇释纪》载“应文大师，俗谓文和尚，明太祖长孙，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时燕王棣举兵南伐，有内臣出高帝遗命，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即僧服如之。于是师及御史叶希贤为应贤、吴王教授杨应能为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遂从复道出，历游吴、楚、黔、粤，人滇，居永昌白龙山。复结庵于鹤庆、浪穹间。又卓锡武定狮子山，遗像犹存。在滇数十年，尝疏《法华》《楞严》等经，间多题咏，后东归。寿八十余，坐化宫中，葬于西山，称为老佛”。
志登和尚，见于《滇释纪》载“志登和尚，永昌马氏子。童年剃染，戒行孤洁，常修禅定，住庵龙泉门外。时有盗十二人，夜入寝室。师禅定不动，盗周视之，见案上蔬食罗列，皆新炊者，盂箸亦如人数。盗惊骇。师徐云：‘昨已预知诸君至，故嘱徒备之耳。’劝令饱食，仍为开示果报因缘及诸妙义，群盗闻已，皆悔泣罗拜而去”。
立禅和尚，见于《滇释纪》载“立禅和尚，讳祖复，号野山，姓朱氏，系出晋藩裔。幼厌俗荣。万历初年游匡庐茅山，遍越名胜，寻祝发游滇，至楚雄府，请雨救旱，士民德之乃建紫顶禅林。未几，人永昌宝台山，再创金光梵宇，赴京请藏置山供奉。师焚指供佛十之八九，平素不设单帷，故人号云立禅。后足不蹈户者数年，及闻明祚告终，遂断食，唯饮清水者三七日。乃集众说偈，端然而逝。偈日：野山无边际，陈在虚空住。祖复人中流，与诸佛同趣遗命，贮全身于香桶，有桶箍三裂，吾即再来之识”。
净宽法界和尚，见于《滇释纪》载“净宽法界和尚，西蜀人也。万历初年至滇，游锡腾越，创建云峰、万福二刹。师为人刚直不阿，时推一方名宿。后化日，忽闻天鼓震响兼有红光东迈之瑞异云”。西蜀人净宽法界和尚到腾越必经博南古道。
德润香谷禅师，《滇释纪》载“德润香谷禅师，姓俞氏，生万历己未正月二十一日。师生黔省，新添时，有僧到门云：‘元正三七，眉横鼻直。日月同明，川流不息。’其父问之，僧不答而去。长习儒，常亲近宝华和尚。后随父任滇，每叹世路恍然。丁酉抵腾越入云峰山从心安师剃度，精勤不怠”。
担当和尚，《滇释纪》载“云南晋宁人，俗姓唐，名泰，字大来，以明经选不赴，遍游吴越，初参云门湛然和尚，乃法名通荷。归滇，礼无住老人祝发，多往来鸡足、点苍、水目、宝台诸胜”。这里的“宝台”，指的就是永平宝台山。
佛教文化是博南古道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研究看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博南古道佛教的传播、来往僧侣、佛教文化遗存等方面进行研究，求教于方家。
虚云和尚（1840-1959），湖南湘乡人，生于泉州，俗姓萧，名古岩，字德清，60岁后改字幻游，号虚云，乃近代“一身而系五宗法脉”之禅宗大德。
僧人道显，《滇释纪》载“道显，号本初，鹤庆人。幼剃落于鸡足山，次届腾越，复礼法界和尚，参学受具。后年至耳顺，精勤弥笃。忽一夕设茶别众，次晨礼佛端坐而逝”。
清代至民国时期僧人玉波和尚，见于1719年立的《玉波和尚功行记碑》载“和尚讳紫衍，洱邑世家汤氏子。生于崇祯甲申，龆年丧父，惟母攻书。甫十六葳，两应识□案首，未遂成名，辞母游鸡足。至傅衣，拜昆秀老人薙髪，名师淳，字玉波。依灵骨阁黎傅三归五戒，求师教训，随众执劳。命往赤川觉华庵住持三年。辞，游宝台，礼德庵和尚，留于金光为书记”。
僧人洪中，《滇释纪》载“字惟敬，俗呼二和尚，黔之普安赵氏子也。避乱游滇入腾越，依大藏和尚祝发，严持法华生死为念”。
虚云禅师，19岁出家，20岁依福州鼓山涌泉寺妙莲老和尚受具足戒，40岁发心朝五台山，以报父母深恩，由普陀山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备受饥寒而道心愈朗，3年遂愿，终于到达五台山，亲见文殊菩萨金颜。后在滇中阐教近20年；95岁返曹溪，重建南华，中兴云门。历任福建涌泉、广东南华、云门大觉诸大寺院住持。他也曾云游到永国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此佛像为中国第一，以任何名山古刹，无一处由此佛庄严之金身。”虚云和尚是见多识广的高僧，能在游记中对永国寺金身大佛像作如此评价，可见永国寺在历史上的规模和地位。
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英语作为世界上适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学校的英语教学效果备受关注，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学是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关键途径，其教学效果影响着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知识水平和运用能力，对学生未来的英语学习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利用微课的教学形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的质量，促进学生英语阅读、口语、写作等多种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要积极转变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与微课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出符合学生学习特点和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案，以促进高中英语教学效果的提高。
当然，在永平现存的大量明清寺记碑、田产碑、和尚墓碑中，还记载了不少僧人的生平和事迹，对研究永平县明清佛教文化发展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如1719年立的《玉波和尚功行记碑》，1721年立的《开建灵山禅寺碑记》，1743年立的《曹洞正宗第十五世宝台开山祖立禅和尚塔铭》等。
四、博南古道佛教文化遗存
（一）寺、庵
随着博南古道的开通，博南县（今永平县）的佛教也随之兴盛，佛教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佛教建筑大量涌现，如现存的金光寺、江顶寺、永国寺、街尾巴西山寺、石窟寺、性华寺、街头观音寺、龙台弥陀寺、窑冲灵山寺、鸿翔小寺、场街大宝寺、龙街观音寺、桂新中灵山寺、石头路崔文寺、周家窝落寺、接待寺、玉泉寺、叫狗山娘娘庙、万松庵等都是明清佛教建筑遗存。这些遗存，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明清永平县佛教历史、建筑艺术等具有重要价值。
（二）寺僧塔
明清时期，随着佛教寺庵的增多，往来的僧人也不断增多。至今还保存着大量明清寺僧塔，如狮子庵普拈来灵塔（明）、杉阳镇宝台山岑桧地德庵和尚塔（清）、中山皈清和尚塔（民国）等；杉阳镇松坡村龙滩和尚塔（清）、接待寺和尚塔（清）、周家性昌和尚塔（民国）等；杉阳镇江顶寺和尚塔（清）等。这些寺僧塔形状各异，有些雕有各种图案。大多寺僧塔都有墓志，记载了僧人的生平事迹，对了解和研究明清博南古道佛教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当马老师给我描述李之恒家里多穷，他是多么努力，多么有出息的时候，我走神了。如果现在叫我去努力回忆李之恒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眼前浮现的形象却是我大学一个室友的模样。
（三）佛教碑刻
在永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碑刻铭文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碑刻有的记载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的记载着杰出人物的事迹，有的记载着宗教活动情况，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目前还留存的佛教碑刻如宝台山金光寺建寺碑、田产碑、寺僧墓碑，博南山江顶寺和尚墓碑，街尾巴西山寺建寺碑，性华寺建寺碑，中山皈清和尚塔碑，岑桧地德庵和尚塔碑，狮子庵普拈来灵塔残碑，周家性昌和尚塔碑，关麦地玉泉寺碑等等。其中以杉阳古镇遗存较为丰富，它们对于研究博南古道宗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大部分碑刻都还未作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
其次，我对于本次会议论文的第二感想就是，我们学术研究是持续性的。学术本身是一个长时间的探索，会议提交的论文显示了我们陆游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一个很强的延续性。
（四）佛经
金光寺藏经丰富、文物众多。经政府组织清理清点后，尚存经书3 616部，8 641卷，而现存42部，520卷〔4〕。收藏于永平县文管所。这些经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至今没有得到整理研究。
3）课后复习方面，可以让学生设计思维导图来帮助他们复习所学知识，提升各方面的核心素养。在思维导图设计过程中，既可以加深重点词汇、语言点的记忆，进一步锻炼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又可以引导学生对中西方文化意识和文化差异做出正确判断，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课后学生完成手机学习平台的作业和单元测试，检测学习效果。在完成练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和任课教师通过手机学习平台课程群聊、手机学习平台话题等信息化手段进行实时沟通。学生在学习平台完成单元学习效果调查问卷，进行课后反思，评估学习效果，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评估能力。
五、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佛教碑刻的收集和整理
永平佛教碑刻较多，但目前见诸文献所载碑文仅有4通，即《玉波和尚功行记碑》（载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三卷第1174～1176页）、《修建永国寺碑记》（载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四卷第1703页）、《开建灵山禅寺碑记》（载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二卷第1077～1179页）、《宝台山金光寺埜山和尚碑铭》（张继强著《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第117～118页）。
（二）加强佛经的整理和研究
永平遗存金光寺明清时期的藏经非常丰富，对研究博南古道佛教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应该尽快组织研究人员进行整理研究。
（三）加强杉阳古镇佛教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
杉阳镇位于永平县城西南部，东傍博南山，西临澜沧江，是博南古道必经之地。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众内附，置永昌郡，通博南山，渡澜沧江，杉阳便成为永昌大道之门户。民国以前，杉阳一直属永昌府管辖。民国开始，划归永平县，称杉阳厅，设佐理县知事管理。自博南古道贯通以来的2 000多年间，远来的商贾、跋涉的旅人、远征戍边的兵俑，都会在此歇脚休整，补充粮草和盘缠。加上古镇里素有“迤西咽喉”称誉的“兰津古渡”，不过十里之遥，商贾旅人们自然都要在此“开稍”。随着客商往来频繁，杉阳渐渐成为博南古道上著名的重要驿站。据《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不可移动遗产名录》（第3次普查）统计，永平县有一半以上文化遗产都集中在杉阳镇，其中以佛教遗产最丰富。对永平县来说是一个奇迹，值得关注。
“博南古道”佛教文化较为丰富，以上研究仅仅是“博南古道”文化的冰山一角。抛砖引玉，意在引导各界人士对“博南古道”文化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张树芳，赵润琴，田怀清.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328-330.
〔2〕云南省编集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87.
〔3〕吕建福.关于大理密教研究中的若干问题〔C〕.第三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8）：46-47.
〔4〕张继强.亟待发掘的佛教、古驿及谱牒文化〔J〕.大理文化，2012（11）：102-10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Buddhism Culture of Bonan Ancient Road:Yongping County as the Research Focus
Huang Zhengliang,Zhang Yang,Yin Han
（Institute of Ethnic Culture Research,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bstract〕The Bonan Ancient Roa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hu County to India Ancient Road,which crosses the Chuxiong,Dali and Baoshan states.Bonan Ancient Road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 splendid culture.Taking the Buddhist culture of Yongping section of Bonan Ancient Road as the starting poi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read of Buddhism on the Bonan Ancient Road.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Buddhist culture of Bonan Ancient Road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Bonan Ancient Road;Buddhist culture;Yongping;Shanyang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3-0006-07
［DOI］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3.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佛教碑文整理研究”（14BZJ018）；云南省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8-10-15
［第一作者简介］黄正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玉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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