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四百多年法国哲学的发展，它存在着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这四条路径不是各自分离和独立的，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此外，有四个关节点也影响着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即笛卡尔哲学、启蒙和现代性、革命运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法德哲学的互动。对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和四个关节点的考察，虽无法完全展现法国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有助于我们把握法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欧洲哲学发展变化的特点。
关键词： 理性主义； 笛卡尔哲学； 现代性； 现象学运动； 法国哲学时刻
如果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看作法国哲学的奠基人，那么法国哲学则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四百多年来法国哲学蓬勃发展，对法国的革命运动、思想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乃至文化时尚、社会风气的演变，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独领风骚，成为西方哲学潮流的引领者。纵观四百多年法国哲学的发展，可以说它有着四条重要发展路径。虽然对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的考察并不能完全展现法国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是对于我们把握法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欧洲哲学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很有帮助的。
一、 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法国哲学的第一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这里说的理性主义是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的，是广义的理性主义，即认为凭人类的理性就可以认识世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掌握世界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论和唯理论都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这条线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经18世纪百科全书派，19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作“ 涂尔干”)的社会学、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的原始思维和人类学等，到20世纪上半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迪昂(Pierre Maurice Marie Duhem, 1861—1916)、梅耶松(Émile Meyerson, 1859—1933)、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又译为“ 康吉扬”“ 冈格彦”“ 冈圭朗”等)的科学哲学，最后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 1908—2009)和拉康等人的结构主义哲学。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方法论原则上。他在《指导心灵的规则》和《谈谈方法》中对其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些既是他的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主张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的主要内容是普遍怀疑、理性直观、理性演绎等方法。普遍怀疑方法是笛卡尔的第一个方法。要想得到确实的知识，就有必要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笛卡尔认为，应该“ 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些见解统统消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页。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方法论上的怀疑，怀疑是为了发现真理、得到确实的知识。唯一不能怀疑的东西只能是正在进行这种怀疑的“ 我”的存在，我在怀疑所以我必须存在，“ 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一条唯一不能怀疑的第一原理。这是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找到的一个立足点。
理性直观是笛卡尔方法论的核心。笛卡尔的直观不是感性直观，而是理性直观，即理性对真的事实、原理的直接认识。直观是一种直接认识，演绎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演绎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推理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直观的。直观和演绎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种方法，它们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途径。
2017年，共和县种植蔬菜149hm2，蔬菜产量6609t，比上一年的种植面积以及产量基本保持持平。种植的蔬菜主要以叶菜类为主，随着设施农业项目的实施，辣椒、黄瓜、番茄等精细蔬菜面积也在不断增加。
笛卡尔认为，“ 科学，从整体上讲是真的和确切的认识”(2) E. S. Haldane，G. R. Ross ed., ThePhilosophicalWorksofDescartes, Vol.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也就是说科学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理性直观引出了他的理性主义的真理标准，“ 因此，我觉得可以建立一条一般的规则，就是：凡是我们极清楚、极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3页。。天赋观念就是心中直观到清楚分明的观念，因而是可靠的知识，是真理。而来自感官的感觉观念许多是假象，是靠不住的、不确实的，因此，它们就不可能是真理。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 启蒙”在法语里是lumière,在英语里是enlightenment,即“ 光明”“ 照耀”的意思。用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自然光明去代替盲从和迷信。启蒙哲学家举起理性旗帜，主要目的是反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宗教神学，剥去它为法国封建制度所包裹的神圣外衣。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其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经验论就是直接从英国经验论者洛克的哲学出发的。同时，他们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广到科学的各个门类和社会领域中。
拉美特里将笛卡尔“ 动物是机器”的思想贯彻到底，提出“ 人是机器”。他继承了笛卡尔物理学中的机械论思想，并将机械论极端化。霍尔巴赫将整个世界看作完全由机械因果性所决定，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最终导致宿命论。他们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既继承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又力图揭示世界的整体联系，把世界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毕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和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的自然观也具有辩证法的思想，虽然他们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他们的辩证法成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来源。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不仅要反对希腊、中世纪和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同时还要直接反对他同时代以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等人为代表的观念论者(idéologistes)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实证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在这里人类精神不再企求绝对的概念，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只关心现象和可观察事实，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发现现象间的实际规律。对于实证哲学来说，各门具体的实证科学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各门科学中的方法，都是实证方法这一大的逻辑方法中的一部分。实证的方法包含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等。
孩子们低着头。我知道他们已经有所触动了。我接着说：“和大家相处的4年来，我发现一些同学对父母一点都不尊重，只要父母不满足他的要求，便会当面呵斥父母。爸爸妈妈有抚养你的义务，却没有满足你一切要求的义务。我希望从今以后，大家能对父母心存感恩之心。”
彭加勒认为，科学能使我们认识到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不是自在之物的本性，科学所获得的只是呈现给我们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事物间的关系是唯一的客观实在。迪昂认为，形而上学家要去解释存在，要剥开罩在存在上面的面纱去发现真正的实在。而物理学家认为可感现象就是存在的全部。人们往往有一种自然信念，认为在可感现象之外总有某种东西存在，不过这种自然信念在物理学中是无法证实的。梅耶松不仅承认在科学之外形而上学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认为科学本身就离不开形而上学，或者说与形而上学密不可分。科学不单纯是描述性的，科学也应该是解释性的，科学就是要解释现象的原因，人们总是要去追求那种超验的东西，这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内驱力，是理性给自己确立的理想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达到，但它绝非无意义，它可以使科学不断地去追求、去探索。
20世纪初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一方是以布伦茨维格(Léon Brunschvicg,1869—1944)为首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阵营，一方是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为首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哲学阵营。巴什拉追随布伦茨维格，倡导“ 新科学精神”，主张将唯理论和实在论结合起来；倡导一种新理性主义，主张将实验和理智结合起来。巴什拉把1905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看作是开辟了新科学精神状态的新纪元，认为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新科学与经典物理学之间存在着“ 断裂”和“ 间断性”，他否认知识的渐进连续性发展，而强调科学发展的这种“ 断裂”和“ 间断性”特征。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阿尔都塞的“ 认识论的断裂”。乔治·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导师，福柯对疯狂史的研究得到了康吉莱姆的指导，在福柯和萨特的论战中，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坚定支持者。与巴什拉关注物理学、化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不同，康吉莱姆更注重的是生命科学、病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特征不是封闭的和连续的，而是开放的和非连续的。在科学史上看上去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见的、边缘的东西，可能在处理一个新发现的问题时突然变成中心性的东西。在康吉莱姆看来，科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变化着，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受环境影响的，它在每一时刻都自发地创造并重新创造着它自己的历史。康吉莱姆提出了他的“ 概念哲学”，认为科学典型的知识单位不是“ 理论”而是“ 概念”，认识论不是理论认识论而是概念认识论。科学知识就是在翻译、转移和概括等概念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
式(5)中：interdots为与障碍物有干涉路径段个数；k为适应度权重调整因数；综合适应度为Fit=fit3×(fit1+fit2)，即综合适应度函数为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盛的结构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法国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结构主义追求共同的思维方式，追求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和方法的统一性，这应该看作是笛卡尔的“ 普遍数学”和孔德的科学方法统一性思想的新发展。列维-斯特劳斯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先驱和符号学的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okobson, 1896—1982)以及“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创始人乔姆斯基(Noam Chomosky,1928— )等人的影响，将他们的现代语言学和音位学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认为正像人类语言中深藏着支配语言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一样，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深藏着支配表面现象的内在结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就是要寻找出这种内在结构。他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亲属关系都与语言一样，都有其内部的深层结构。正像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是先天具备的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这些深层结构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无意识的机制或能力所建立的，他对于这种内部深层结构作了先验论的解释。
拉康创立了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心理分析而对无意识和主体作出了新的解释，他的理论经历了从“ 主体发生学”向结构主义的转变过程。拉康认为，语言在无意识之前就已存在，无意识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形成的，语言是无意识的基础，它产生了主体的无意识，既然语言是结构化的，那么以语言为基础的无意识也是结构化的。拉康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主体、讲话的主体，它不是感性的我，不是实体性的主体，而是一种会讲话的功能性主体。拉康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精神分析，将精神病人的语言看作和梦一样，是无意识的结果，但他认为可以从这些混乱的语言中找到它们的内在结构，把不可理解的变成可以理解的。
二、 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
法国哲学的第二条重要发展路径是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
数学教学内容是抽象的，对于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的小学生来说，动手操作是他们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习内容及学生特点，合理选择、组织操作活动，扎实推进操作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亲历中体验“做数学”，在体验中实现数学的“再创造”，积累扎实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 异化学说”和“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人道主义，提出了“ 总体的人”的概念，试图用“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2018年在我国也得以翻译出版。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成为“ 新左派”的指导思想。
Bühnemann 1992: Gudrun Bühnemann, Some Remarks on the Date of Abhayākaragupta and the Chronology of His Works,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42, no. 1, 120-127.
理性或理智(raison)，在帕斯卡尔这里就是指心灵在几何学中的推理活动或推理方式，如抽象、分析和演绎等，他把它叫作“ 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即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活动。几何学构筑了一个公理体系，对其使用的概念、术语都作出了定义，并且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全部命题，只要这些公理是确凿无误的，那么逻辑地推演出全部命题也必然是真实的。帕斯卡尔充分地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的证明和推演的方法。然而，帕斯卡尔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因为,理性和几何学的方法不能定义原始概念，不能证明第一原则，不能建立人的科学，它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领域也是无效的。帕斯卡尔所批评的理性是一种狭义的理性，和理智、知性是一回事。因此，更准确地说，帕斯卡尔是一个非理智主义者。
帕斯卡尔将“ 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和“ 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作了明确的区分，更为突出地强调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精神。首先，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其次，它是敏锐的感受而不是证明。第三，它是直觉而不是推论。最后，它是对于上帝的感受或对于上帝的爱。他认为，“ 几何学精神”尽管能够构造出公理体系，但不能证明“ 第一原理”，而宗教和道德的“ 第一原理”只有通过“ 敏感性精神”才能获得。但是，帕斯卡尔强调，他既要讲几何学精神，又要讲敏感性精神，既要讲理智、理性，又要讲内心、人心，他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他突出强调内心、人心的重要性，但并不等于要用它来替代理智或理性，而是用它来补充后者，为其作基础和支撑。
非理性主义到19世纪开始在法国勃兴。“ 三B”的出现，即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1861—1949)这三位姓名皆以B开头的代表人物的出现，形成了法国非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法国非理性主义还受到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哲学的影响。
19世纪出现了由梅纳·德·比朗、雷诺维耶(Charles—Bernard Renouvier,1815—1903)、富耶(Alfred Fouillée, 1838—1912)、居约(Marie Jean Guyau,1854—1888)、柏格森等人形成的非理性主义；20世纪在法国相继产生的价值哲学、人格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同样具有浓重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得到了复苏，很快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消费革命和职业革命等使法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危机。1968年的“ 五月风暴”就是在这些危机的交织中爆发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反对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异化现象以及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重新呼唤人的自由和解放。
从梅纳·德·比朗的“ 观念学”引出了19世纪后半叶法国哲学的两大思潮：一是从拉韦松开始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1832—1918)和富耶到柏格森的“ 精神论运动”(spiritualisme，此处不是指“ 唯灵论”，应译作“ 精神论”)，一是以奥雷-拉普律纳(Léon Ollé-Laprune, 1839—1898)和布隆代尔为代表的宗教哲学。
削弱社会大众由于“杨丽娟事件”的“污名化”运动对粉丝群体形成的刻板认知，让更多人看到粉丝形象积极的一面。
柏格森的“ 生命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是对“ 精神”、自我内在生活的直观。他认为，科学所关心的是物质世界，而形而上学则为自己保留了精神世界。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都研究精神，但心理学研究精神用的是研究物理对象的还原分析方法，而形而上学则是对生动的内部精神生活进行直观或对“ 绵延”(durée)直接的意识，因而形而上学与科学在其对象和方法上都是有区别的。柏格森认为，要真正认识某些活生生和有机的东西，就要从内部去认识，对于整体的认识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他的这些思想都是得益于梅纳·德·比朗向内心追求真理的精神论思想。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 改造”或“ 重建”人道主义。他们要用现代眼光来考察人的本质、人性、人格、人的状况、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人道的社会等问题，因而是“ 新”人道主义。萨特说“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申言这种人道主义主张的是：人除了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人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己造就自己。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讲的是，当人面对危机时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决定、自我创造，在行动中造就自身。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也想重建人道主义的理想，要创立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权力、没有死刑而只有人道和爱的公正社会。他把人和充满危机的社会的关系视为一种“ 荒谬”，并主张对荒谬进行反抗，通过反抗创造人的价值。
法国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后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从其研究对象而言，它们和非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法国的巴黎和南锡等地从事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1895年还在巴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精神分析学从20世纪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期间广泛流行；从1946年至1960年是法国精神分析学的高潮期，出现了像拉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大家，开始建立起精神分析学“ 法国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法国精神分析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扩大社会影响的阶段。(4)参见尼·格·波波娃：《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李亚卿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7-32页。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和性欲以及梦、自由联想、幻觉等，弗洛伊德主义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的心理生活的基础是生理欲望，从生物欲望的第一性出发，强调个体的真正人性是“ 本我”，是不以外部影响为转移的，他们的精神分析把非理性作为人的生存基础，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属于非理性主义。当然前面已经讲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也存在很多理性主义的因素。
宗教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有联系，但是宗教哲学并不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也有理性主义的宗教哲学。
勒维纳斯最早是从新教神学家、胡塞尔作品最早的翻译者之一让·爱兰(Jean Hering, 1890—1960)那里了解到现象学的，因为后者曾经发表过《现象学及宗教体验》(phé-noménologieetexperiencereligieuse)一书。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神学教师，勒维纳斯作为该校哲学系的学生，选修过爱兰的课程，在他那里接受了现象学的影响。后来勒维纳斯想深入学习现象学，所以1928年就亲自去弗莱堡与胡塞尔取得直接联系。他大概是胡塞尔的最后一批学生，因为这时胡塞尔即将退休。胡塞尔夫妇还让勒维纳斯给他们上了几堂法语课，这可能是为他们访问法国作准备。勒维纳斯还参加了海德格尔举办的讲座，见证了海德格尔和卡西尔(E. Cassierer, 1874—1945)在瑞士达沃斯的学术论战。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法国有奥雷·拉普律纳和布隆代尔等人的宗教哲学。布隆代尔是一位天主教哲学家，他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追求超自然的需要，人的精神缺乏自足性而向往超验界，人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他把“ 活动”(action)这种人的基本的意志作用或对于超验世界的动力取向看作主体的推动力。布隆代尔的“ 内在性”(internality)方法，即通过对能动主体的反省而“ 从内部”通向形而上学的方法。
在20世纪上半叶有代表基督教现代化趋向的新托马斯主义哲学。新托马斯主义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西方世界流行最广的一种哲学思潮。一方面，它披上“ 科学”和“ 理性”的外衣，将新兴的自然科学学说包容在神学之中，使自己“ 现代化”；另一方面，新托马斯主义还试图将神和人结合起来，而宣称要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发扬人的个性和人道主义，自诩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容忍异教和无神论，愿意和持各种信仰和思想的人对话，以此来使自己“ 世俗化”。
“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省工信委联合人行昆明中支、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建立了云南省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首期规模30亿元，旨在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省内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了小微企业专营机构（部门），配备专业人员，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业性。
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将人和上帝、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结合起来。他将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 真正的人道主义”“ 完整的人道主义”“ 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又译作“ 皮埃尔·泰依亚·德·夏尔丹)建立了一个进化论的思想体系，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生成过程，是一个从无生命到生命、从生命到人的精神的一个不间断的进化过程。他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了人的产生、人的生存状况、人在宇宙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自诩他关于人的思想是“ 进化论的新人道主义”。
三、 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1968年“ 五月风暴”后，精神迷茫的法国“ 新生代”开始寻找“ 新”的理论，各种以“ 新”字头命名的政治学说在法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新哲学”的代表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9— ) 和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 1939— ) 思想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革命，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历史进步，坚持绝对的历史悲观主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在哲学上维护政治理性，在政治上坚持右派立场，在意识形态上反苏反共，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斗争了几十年，但是阿隆一辈子都很关注马克思主义。“ 新右派”在政治立场上则远远地超过了阿隆的右派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时任《费加罗》杂志社社长路易·鲍威尔和《新学派》杂志主编阿兰·德贝诺瓦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国“ 新右派”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学的理论来为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作论证，鼓吹民族、种族、个人间的不平等，煽动战争，在思想倾向上和德国的纳粹主义相接近。
启蒙思想家们所勾画的“ 理想”的社会即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他们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确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孟德斯鸠对法进行了全面研究，把法放在各种关系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认为法和一个国家的政体、气候、土壤、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诸多因素的关系的总和被称作“ 法的精神”，只有体现了法的精神的法律才是合理的法律。他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和政治自由的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治国纲领。伏尔泰批判封建制的不平等，把平等看作人的自然权利，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卢梭揭示了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平等，私有制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加深和恶化了不平等，封建制度是不平等的顶点，从而提出了从不平等走向新的平等的要求。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状态要比自然状态高级得多，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准则的基础，这种真正的社会状态将是一种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卢梭所设想的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世纪，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派别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是：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传统主义就是在哲学上为拿破仑恢复帝制作理论说明。
In order to design the proper IECF length (LIECF) for generating different OAM modes, we calculate the Δneff using COMSOL softwa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beat length (Λ) at a wavelength of 1550 nm, as listed in Table 1, where Λ can be expressed as Λ = λ/Δneff.
写好书，体现的是“基础工作”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老干部工作的总体任务。换言之，叫做“基础工作建设，从写书开始”。那么，要写什么样的书呢？目标是要写一本有特色的书。这个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折中主义(éclectisme)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官方哲学，它以库赞(Victor Cousin,1792—1867)等人为主要代表。这种折中主义不仅表现在哲学理论上，将感觉主义、常识哲学、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同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在自身中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的社会制度，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启蒙精神的代表，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最完善的社会。
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二元对立的、整体性的、中心式的、等级体系式的、树状的、纵向的思维方式，主张打破二元对立，要去中心，要碎片化、动态化、异质化，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德勒兹把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看作是城邦思维，认为这种思维是封闭的、否定的，没有了差异，只有同一；相反，认为他主张的“ 游牧思想”则是开放的、多样的、充满差异的、多元的和非地域化的，是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
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是在哲学上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在哲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对于宣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不同养殖模式的总体比较，舍养与放养总体比较，氨基酸总量放养较高；必需和非必需氨基酸，以及呈鲜味氨基酸放养更高；有抗养殖与无抗养殖总体比较，总氨基酸、必需和非必需氨基酸有抗养殖较高，呈鲜味氨基酸差异不显著。
20世纪法国哲学是在各种社会危机中产生的，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批判和揭露，想通过道德革命、伦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来摆脱危机，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如莫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提出了“ 人格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格主义在欧洲面临社会“ 结构危机”和“ 精神危机”的时刻，号召人们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用人格主义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到一种“ 人格主义的和村社的文明”。
所谓相同对比就是从个别中寻找一般，在个性中寻找共性。同样是对世界各国的认知与把握，万变不离其宗，各国的特点与特色虽然各不相同，但其落脚点大同小异，当学生将各国的知识内容及其重难点有效把握后，从看似迥然不同的纷繁复杂的知识点的汇集中，自然而然地抽提出了作为区域地理的体系要义，简言之，学生学了，同时，知道该怎么学了。即所谓颇具哲学意味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法国哲学的第三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要表现为：18世纪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学说；19世纪孔德、迪尔凯姆等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说，以及从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在法国出现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梅纳·德·比朗的“ 观念学”(ideologie，此处不能译成“ 意识形态”)把人看作一个能动的、自由的主体，它可以通过意志的活动来解释，自我的存在是在对意志的努力的直观中发现的，自我直观到自己就是一切意志现象的原因，所以梅纳·德·比朗套用笛卡尔的公式得出：“ 我意欲，所以我存在”(Volo, ergo sum)。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反省心理学，认为形而上学是“ 关于内在现象的科学”或者说是意识现象学。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受到德国“ 三M”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马尔库塞(Marcuse)的影响。
理性主义在17世纪法国哲学中是占绝对上风的。然而,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建立的同时，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就相伴而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们将他归于结构主义，而他本人则要和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保卫马克思》(1965年)、《阅读〈资本论〉》(1965年)是他最著名的两本著作。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 认识论的断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是属于主张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阶段，是非科学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才是科学的阶段。他提出的“ 症候阅读法”就是要求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批判地阅读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由于在对待评价斯大林和苏共二十大上的观点和当时法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罗热·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 )有分歧，阿尔都塞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排挤，甚至和他有学术联系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1942—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都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党籍。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 五月风暴”后逐渐式微，在20世纪80—9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 1930— )和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他和吉拉·本苏桑(Gerard Bensussan)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他创办的刊物《当今马克思》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集在周围，他组织的“ 国际马克思”研讨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盛会。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 )的哲学继承了“ 毛主义”、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哲学，他是左翼思想家，而且在左翼思潮遇到挫折之后，运用自己的事件哲学和解放理论，力图拯救或复兴左翼理论。巴迪欧哲学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对“ 毛主义”和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从他的独特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 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
法国哲学的第四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
谈到法国哲学这条重要发展路径，还不得不谈到德国“ 三H”对法国哲学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哲学受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这三位哲学家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H，故称作“ 三 H”。
现象学传播到法国并产生很大的反响是因为在法国具有接受现象学的天然土壤。一方面是因为在法国有笛卡尔意识哲学的传统，胡塞尔将其现象学溯源到了笛卡尔；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是以布伦茨维格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和与其相对立的柏格森哲学。布伦茨维格的新康德主义能够接受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能够接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实存论的现象学，而柏格森哲学又来源于比朗的内在性哲学和意识现象学。布伦茨维格对于请胡塞尔来巴黎索邦大学演讲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让·瓦尔(Jean Wahl,1888—1974)和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1—1973)是勒维纳斯的学术前辈，他们在巴黎主办的学术沙龙为勒维纳斯结识巴黎的学术名流创造了条件，他们对于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马塞尔于1935年发表的《存在与有》(treetAvoir)被看作法国现象学的奠基之作之一。
在对于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地区医院床位数这一因素在回归结果中并未显示对被解释变量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显著影响，但从理论上说，当地的医疗设施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疗卫生条件水平，因此我们尝试换一个指标重新进行检测，本文选择卫生人员数占当地年末人口的比值rthnb作为替代地区床位数thnb的指标，重新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法国宗教哲学的奠基人是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将笛卡尔的“ 天赋观念论”和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哲学。他论证，观念是上帝创造世界时运用的“ 理念”(idée)或“ 原型”(prototype)，这些理念或原型只能存在于上帝自身之中，因此我们只能在上帝之中看到各种观念，并通过观念看一切事物。上帝是广大无垠的、无所不包的，心灵能在上帝之中看到上帝的作品，“ 我们在上帝之中看一切事物”(5)参见尼·格·波波娃：《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李亚卿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7-32页。。在上帝之中洞见，心灵只有和上帝结合才能看到真理。这一理论是来源于奥古斯丁，马勒伯朗士把它改造成为自己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1929年2月23—25日，胡塞尔受日耳曼研究院和法国哲学学会的邀请去巴黎，在索邦大学的笛卡尔阶梯教室讲学。主持人称胡塞尔是“ 德国思想界最杰出的大师”，而胡塞尔则宣称他的现象学应该完全归功于“ 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6)参见丹尼斯·于斯曼：《法国哲学史》，冯俊、郑鸣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0-451页。。胡塞尔在巴黎的讲座主要是围绕笛卡尔和现象学的关系而展开的，所以将巴黎演讲命名为《笛卡尔的沉思》。其实，在胡塞尔来巴黎演讲之前，巴黎哲学界已经知道了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可能是胡塞尔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引起了法国哲学同行的兴趣，从20世纪30年代起，现象学在法国哲学界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勒维纳斯经过弗莱堡访学和聆听胡塞尔巴黎讲座之后深深地被现象学所吸引，接连发表了《胡塞尔先生的观念》(IdeendeMonsieurHusserl， 1929年)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LaThéoriedel’intuitiondanslaphénoménologiedeHusserl， 1931年),后者是他的博士论文。他还和一位女同学一起翻译了胡塞尔在索邦大学的演讲《笛卡尔的沉思》(1931年)，可以说勒维纳斯是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者。
当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间，勒维纳斯更倾向于海德格尔，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海德格尔去解读胡塞尔。可以说，勒维纳斯在法国传播胡塞尔哲学的过程中也传播了海德格尔哲学。但后来，因为1933年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向纳粹表示效忠，作为犹太人的勒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后来勒维纳斯也逃离了胡塞尔。一是因为他要逃避本体论，这在他的《总体性与无限性》(TotalitéetInfini,1961年)和《存在之外和超越本质》(Autrementqu’êtreouau-delàdel’essence)两本书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二是因为他受立陶宛人、塔木德研究大师舒沙尼(Chouchani)的影响，转向犹太教的研究和对犹太经典《塔木德》的系列解读。
我们可以把让·华尔、马塞尔、勒维纳斯看作法国现象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现象学的引进和传播阶段。
SSD算法以VGG-16为基础,在数据集上做预训练后把网络的fc6和fc7两个全连接层替换为两个卷积层,并在网络后端增加4个尺寸逐渐减小的卷积特征层,在不同的特征图内进行卷积,以达到多尺度检测的目的。
勒维纳斯对现象学的传播影响了萨特和梅洛-庞蒂。萨特承认是勒维纳斯引导他知道了胡塞尔，然后他就去柏林学习了一年(1933—1934)，在那里听了许多关于胡塞尔的课程，阅读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他写作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意向性》，但到1939年才正式发表。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年)的副标题是“ 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他的现象学思想还体现在《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等著作中。据说梅洛-庞蒂是亲自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听过胡塞尔的演讲的，后来又和自己法国、越南双重国籍的弟子唐·迪克陶(Trn Duc Thao，1917—1993)去了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看过胡塞尔的很多手稿和一手资料，接触到胡塞尔的《观念II》和《观念III》(7)参见杨大春：《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8页。，从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5年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就命名为《知觉现象学》。与勒维纳斯不同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不是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是将现象学本土化、法国化，利用现象学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或者说他们是发展了现象学，使现象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勒维纳斯一样成了德军的俘虏，在被俘期间他阅读和翻译了胡塞尔的《观念I》一书。二战结束后，利科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教授现象学，他还和德里达一起在索邦大学指导一个关于胡塞尔的研修班，利科还曾经负责管理胡塞尔档案中心。20世纪70年代以后，利科还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 现象学和解释学”讲座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利科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哲学，尤其是在他的哲学中运用现象学的反思原则，注重直观和内在性。利科的《意志哲学》的第一部《意志的与非意志的》就是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意志结构进行描述，形成了自己的意志现象学。利科要把现象学“ 嫁接”到解释学上来，可以说他的解释学就是反思解释学，同时利科还想运用解释学来改造现象学。
与利科差不多同时期的哲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 1922—2002)也对现象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研究了现象学的四条原理，倡导非意向性的现象学、物质现象学和生命现象学(8)参见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20世纪法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8-319页。。
法国现象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和亨利对现象学的发展为标志的，这不是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而是真正的法国现象学，有法国哲学自己的建树和发展，形成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将现象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法国现象学的最新发展应该说是以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1946— )为代表的现象学理论。可能是笛卡尔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之间内在联系的原因，马里翁从一个笛卡尔哲学研究专家变成了一个现象学家。他从研究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改造笛卡尔的存在论来建立起他的给予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nation)。马里翁将笛卡尔哲学研究、神学研究和现象学研究结合起来，对上帝和超越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将上帝视作“ 启示现象”而赋予现象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他推进了现象学的还原，将现象性拓展到被给予性，并思考上帝的现象性，从而拓展了经典现象学的边界，加强了神学和现象学的沟通。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现象学而又解构了现象学、与现象学决裂，可以说他们是现象学的异端。德里达在1953—1954年写成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196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翻译和引论》，1967年又出版了《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导引》等。但是，德里达是从胡塞尔出发，又批判和解构胡塞尔的现象学，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同于德里达有着浓重的胡塞尔色彩，对于福柯和德勒兹来说，尼采的著作则是他们最基本的思想资料。
现象学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决裂主要是体现在对于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解构上。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福柯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神话的理性，是一种统一的、 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他主张，应高扬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零散性(fragmentation)以及特殊性和间断性，应该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去超越总体性、总括性和强制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要“ 解构”结构主义的“ 结构”。德里达要解构“ 逻各斯中心主义”，要打破结构的绝对性、稳定性和封闭性，而强调结构产生于差异以及差异变动的可能性。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对启蒙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把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圣西门、傅立叶和普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罪恶，提出了要建立更加幸福、合理、和谐的社会制度。
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理性主义的话语方式。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在知识问题上的特点就是求助于元话语或宏大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而他主张摒弃元话语和宏大叙事，转而使用微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崇尚科学，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和终极关怀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不能向自然无限索取，而应该成为自然的朋友，与自然和谐相处。
五、 结 语
以上法国哲学的四条重要发展路径给我们描画出了法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和主流，掌握了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就掌握了法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当然，法国哲学是丰富多彩的，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并不能涵盖法国哲学的全部。同时，这四条路径也不是各自分离和独立的，它们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就是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辩证法。
回望法国哲学四百多年的发展,我们还应该关注四个关节点，这四个关节点也影响着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和特点。
1. 笛卡尔哲学
尽管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蒙田和拉伯雷，但他们并没有开创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哲学。笛卡尔才是法国哲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他开创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以及怀疑精神、理性精神等，因此前面讲到的法国哲学的四条重要发展路径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与他直接或间接相关。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从批评和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出发的，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是继承和改造了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和天赋观念的学说，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继承了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笛卡尔哲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哲学的范围，它不仅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同时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法国非理性主义的“ 三B”哲学也继承了笛卡尔的意识内在性传统，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彭加勒、迪昂、梅耶松和布伦茨维格的科学哲学都是笛卡尔科学主义思想的继承者。笛卡尔的身心关系学说开创了现代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先河。胡塞尔现象学也是从笛卡尔的反思、普遍怀疑(悬置)、直观等理论出发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围绕着发端于笛卡尔的“ 主体”概念进行着争辩和论战。可以说，笛卡尔是法国哲学之网上的总纲绳，纲举才能目张。不懂得笛卡尔哲学，就不会懂得整个法国哲学，不会懂得欧洲近代以来的哲学。
2. 启蒙和现代性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对人和社会作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学说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性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世纪法国的历史哲学贯穿一种“ 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历史是一个进步发展的过程，进步是历史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19世纪法国哲学则围绕着是继承、发扬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实证主义哲学继承和弘扬了启蒙哲学精神，而传统主义则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折中主义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与启蒙和反启蒙的争论相关联的就是现代性与解构现代性的问题。启蒙精神就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哲学开始反思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性，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引发了哲学的重新思考，现代性和解构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把握了启蒙和反启蒙之争、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辩，就把握了法国哲学的精神。
3. 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和革命运动分不开，哲学家大多是革命运动的思想先行者、精神导师或者积极参与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和立国思想的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出了《路易·波拿巴和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革命》等名篇，亲自指导着法国的工人运动和“ 巴黎公社”等革命运动，为法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几乎都和1968年的“ 五月风暴”有关联，萨特、福柯、雷蒙·阿隆、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是在学生中深具影响力的人物，“ 新哲学”“ 新左派”“ 新右派”等都在对这场学生运动进行不同的反省和为它寻找新的出路。
4. 文明交流互鉴和法德哲学的互动
可以发现，在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德国哲学是互动互鉴的。例如，英国洛克的哲学深受笛卡尔影响，伏尔泰、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哲学思想又受到洛克哲学的影响，卢梭和休谟之间既有友谊又有恩怨，等等。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互动互鉴。首先，法国的启蒙哲学影响和推动了德国哲学，德国“ 狂飙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都是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等人哲学的推崇者，可以说没有法国的启蒙哲学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也影响到了法国，在法国出现了新批判主义。还有，科耶夫(A. Kojève, 1902—1968)的黑格尔研讨会影响了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的现象学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尼采的著作是福柯和德勒兹最基本的参考资料，德里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对德国哲学的独创性解读。可以说，法国的现象学运动是德国哲学的法国化，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哲学的再解读和在法国的再创造。
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曾经说过，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发展时期或者说是最富哲学创造力的时期，他称其为“ 哲学时刻”(the moment of philosophy)：第一个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 希腊古典哲学时期”，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第二个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我们称作“ 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始于康德，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终于黑格尔，同样是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的时期。第三个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 法国哲学时刻”。巴迪欧认为，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43年萨特完成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结束的标志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德勒兹最后的作品《什么是哲学？》的问世。其中历经了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德勒兹以及巴迪欧他本人。这一哲学时刻是哲学史上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新时刻，它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
如果巴迪欧所说的西方哲学史上这三个“ 哲学时刻”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中看出一个问题，即：这三个时刻和文化的交流互鉴分不开。第一个时刻希腊古典哲学时期，它是当时东西方文明互动互鉴的结果；第二个时刻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其哲学是法国哲学的德国化和被法国哲学激发出来的德国再创新；而第三个时刻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独领风骚，实际上是因为它汲取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的营养，是德国哲学激发出了法国哲学的再创新。因此，可以说，哲学也是因文明交流互鉴而发展，哲学也需要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学术共同体。
参 考 文 献
[1] 柯尔内. 20世纪大陆哲学：劳特利奇哲学史(第八卷)[M]. 鲍建竹，李婉莉，成官泯，等译. 冯俊，鲍建竹，审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 于斯曼. 法国哲学史[M]. 冯俊，郑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 冯俊. 法国近代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 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 20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LECHTE J. 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modern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An Inspection of the Four Important Pathsof Development for French Philosophy
FENG Jun
(SchoolofHumanitie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 The retrospection of French philosophy over 400 years reveals four important paths of development, i.e. rationalism and scientism, irrationalism and philosophy of religion, social/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radition of Marxism,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 The four paths are interwoven and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here are also four key points characterizing the way and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philosophy. They are Descartes’ philosophy,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th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French philosophy and German philosophy. The four important paths and the four key points cannot exhaust the richness and multiplicity of French philosophy, but it can help us master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philosophy, an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European philosophy.
Keywords: rationalism; Descartes’ philosophy; modernity;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the moment of French philosophy
收稿日期：2019-09-17
作者简介：冯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5-0010-12
(责任编辑：曾 静)
标签：法国论文; 哲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笛卡尔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