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儒学传承——吉安府的个案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进[1]（2021）在《明清吉安府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李曼琪[2]（2021）在《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士绅是学习儒学知识,通过科举考试拥有功名或学衔的地方知识分子,具体可包括生员、监生、贡生、举人和进士等。明朝实施的教育发展政策使大理府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逐渐增多,大理的士人群体随之形成规模,士绅阶层由此产生。研究以明代大理府的士绅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明代大理教育中的参与情况,分析士绅参与教育背后的文化意义,最后阐明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的影响。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明代大理士绅概况,阐述大理地区士绅的兴起、构成和特点。第二部分探讨明代大理府的教育类型和士绅参与教育的形式。大理的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通过出资捐建、修缮学校、筹集教育经费、资助贫寒学子等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管理、教学和编撰志书等人力投入的方式,以及展现士绅品质的精神投入的方式,参与至明代大理的官学（社学、学宫、书院）,私学（私塾、书院、游学）教育之中。第三部分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赵州邹氏、邓川艾氏、浪穹何氏、以李元阳为代表的士绅群体为个案进行分析,具体阐述移民士绅和本土白族士绅群体如何参与教育,分析其背后的文化意义。第四部分阐释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对士绅自身和社会的影响,探究出他们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有利于促进大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进步,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转型,使明朝在经济、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进而强化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巩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局面。通过对明代大理地区士绅群体参与教育的研究,为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如何在文化教育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
郭海洋[3]（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李潇[4]（2020）在《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传统书院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优秀的教育理念,仪式教育是其突出的代表。书院仪式教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礼仪观念发展至宋代呈现出下移趋势,教育者通过仪式教育活动,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深入扎根于民间地方社会,推动普罗大众修身养性,以促进纲常伦理的维系和国家社会的稳定,这是时代的呼唤。显然,书院教育者开展仪式教育直接受社会礼仪观念变动之约束。另一方面,汉代以来逐渐发展壮大的佛教仪式教育以及历史悠久的地方官学仪式教育,给新兴的书院仪式教育发展带来了挑战。二者在宋代的发展状态以及与书院教育之间的微妙关系间接促成书院仪式教育兴起。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类型集中体现在书院祭祀、考课和讲会之中,书院不同类型的仪式教育均呈现神圣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并且道德教育始终贯穿其中。书院仪式教育树立并贯彻“育德为先”理念,将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修身养性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仪式教育之中,促进“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教育目标之实现,育德功能显着。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功能,书院继承了传统社会文化中经典的育德思想,通过祭祀、讲会、考课活动中展现一系列具有教育意蕴的仪式化行为,与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相适应,进而传播和巩固书院所承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此之谓文化传承功能。再者,书院是传统社会转型变化时期的产物,其提倡的德育观念中融入了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崭新的文化价值。这催生不同学术派别之产生,导致书院学术传衍相异,只有被书院自身所崇尚和仰慕的学者才会受到诚心实意的尊崇,此之谓学术文化认同功能。二是教化功能,通过仪式活动,儒家书院的道德风尚通过圣贤像等文化符号得以传递,宣扬了崇文尚儒的价值导向。参与者受到儒家道德理念的洗礼和教育,仪式教育规范了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这体现了教育的表演性,映射了书院仪式教育神圣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对于保障道德教育功能得以实现之价值所在。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虽然传统书院仪式教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其内容亦深深地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烙印。但中华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内在逻辑延续性,使得传统书院教育与当代学校仪式教育并非水火不容,传统书院仪式教育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传统书院高度重视仪式教育、合理规划仪式教育、精心深化仪式教育和正确落实仪式教育,这四个维度可以为当代学校仪式教育提供借镜。
石风吕贵一[5]（2020）在《明代地方公廨研究》文中指出地方公廨（衙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礼制文化的象征,也是地方政治关键所在,历代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建筑格局与其行政功能,由于明朝的大规模公廨兴建而推广建筑礼制文化,公廨文化遂普遍全国,从而形成了“明清衙署”的基本特征,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虽现存建筑遗址实例屈指可数,但对建筑史来看,明清两代公廨建筑形制、艺术表现,甚至清代公廨文化等研究成果还不计其数,反而可看出被“建筑史”束缚的研究现状,尚未存在专门明代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系统的认知。故本文广泛采用史书、方志、文人笔记、文艺作品等多方面史料,并试图将历史研究及文学研究的长处相结合,从而深入的探讨公廨对明朝政治带来的影响及政治结果。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后可知,明代公廨演变十分反映着明朝政治动态。明代公廨演变同样公廨十分反应明朝的政治动态,也是明太祖彰显权威与国家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点,及地方政府清官,都对明朝治国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地方官员腐朽渐甚,国家思想僵化,公廨具有的“政治性”“精神性”很快就失去了灵活性。在地方上级、同僚、下级部门的公廨扩展,独立相隔,导致了地方正官的实权减弱。自明中期,重商主义与“心学”带来的自由开放的风气,明朝确立“一清如水”的理想形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明朝多次进行建筑政治改革也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解决,且全球进入寒冷期,灾害频繁发生,以文化钳制为目的的毁掉淫祠、书院,都只加给了百姓沉重的劳役负担,引起怨嗟。因此明代地方官员对营缮活动十分慎重,为了避免上司对自己不好评价,尽量回避起兴工程。同时,明朝经常遇到内患外寇,官僚机构逐渐名存实亡,地方正官不得不靠民间力量而维持公廨秩序,民人进入官场已为常态,故至晚明,“从官至民”的政治趋势已然明显。晚明及清代小说中官员贪婪、皂隶打死罪囚、典史以武压制民人、门子倚宠等讽刺腐败现象的描述明显增多。由此可见,明代公廨内部的矛盾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包括地方公廨内蔓延者的颓废风气。综上所述,明代公廨因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直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动态。明太祖提倡的肃贫政策,清廉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均已不符现实。但在公廨内外一直存在“祖宗之法”的管束,凝固不变的封建思想,难以改变治国理念。因此作为“宫阙之末”,明代公廨为了维护治国理念,成了显示威力、文化钳制、束缚官员的工具,凸显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性。
王正峰[6]（2020）在《明代黄州府文化变迁研究 ——从移民视角出发》文中研究指明“江西填湖广”移民浪潮纵贯整个长江流域,其时间之长,跨度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移民史上举足轻重,在世界移民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江西填湖广”这场大规模移民过程中,江西移民大规模涌入两湖之地。受地域、经济等因素影响,鄂东地区为江西迁入百姓最多之地。由于黄州地区紧邻江右三府,其迁入人口为鄂东地区之最,移民数量也超越了黄州地区的原土着民,人口总数一跃成为湖北地区首位。明代以前黄州地区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稀少,一直被各代士人认为是教化不兴之地。然而从明代开始,黄州府文教兴盛,科甲蔚起,一跃成为长江流域人文鼎盛之地。特别是北部的麻城,进士数量直追江浙地区的发达州县,成为全国重要的书院讲学之所。黄州府的文化勃兴也彻底改变了湖广地区文化重心长期徘徊于江汉平原的格局,黄州东北部成为了新的文化圣地。大移民前后,黄州府的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宋之际,黄州地区人口稀少,文化相对落后,经常作为谪官流放之所,这也客观上给黄州府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之风,在本地逐渐形成了崇儒之风;洪武年间“蕲黄合一”的建制改革改变了明代以前蕲州和黄州两地分治的局面,推动了地区融合,扩大了黄州地区的总量;有元一代,湖北地区的交通格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武昌成为了两湖之地的交通、政治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客观上必然推动了黄州府经济文化的进步。宋元时期,江西省文教兴盛,人才蔚起,为全国文化发达之地,地区间出现了大批的社会精英人士。受黄州府优越的地理条件的吸引,江西移民大规模迁徙于鄂东地区,不仅为黄州府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为黄州府的文化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大量移民地涌入也给鄂东地区带来了好学之风,直接推动了地区文化地发展。此外,受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江右大批学者来此开院讲学,在黄州府掀起一股崇文重教之风,促进了本地学者的兴起,进而带动本土文化的兴盛。总体来说,受移民因素的影响,江西地区大规模百姓迁入此地,不仅带来了本土的人口的增加,客观上也带来江右先进的区域文化,直接促使了明代黄州府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江西填湖广”所带来的大规模移民是黄州府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因素。
陈旨梁[7]（2020）在《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义”思想是处理家庭、家族成员关系及社会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深刻地塑造着国民的性格与古代文化。“孝义”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全面和深远的,孝义文化也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朝统治者以身作则,继承和发展前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孝义教化和孝义推广,使之移风善俗,风化达于四海。明代吉安府是一个文化传统极为深厚之地,加之统治者对孝义的极力倡导,孝义之气薰而成习,形成了重孝尚义的风尚。本文以明代吉安府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孝义文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人文氤氲之地的吉安府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文章节义”为核心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对尽孝为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吉安帮”作为江右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在经济领域,商人作为独特的群体,其孝行义举引起了关注;其三,在明代影响巨大的阳明心学在吉安府兴起并成为传播中心,阳明心学对吉安府社会各阶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吉安府的社会与人文,详细理清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第二章主要论述孝义群体及其孝义事迹;第三章则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的阶层和地域特点,并对孝子、孝妇、义士、义妇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比较。第四章则总结归纳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所显现出来的鲜明的地域特征,并对吉安府的孝义文化进行辩证的理解,使其思想中的精华成分能继续闪烁光辉,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社会。文物兴盛的明代吉安府科第兴盛,人才辈出,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重孝尚义风气,明代吉安府的孝义文化有着自身的地域特征,只有深入分析,才能对其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刘欢[8]（2020）在《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的地方儒学教官,是地方儒学的管理和教育人员。明太祖建国之初,即令天下各府、州、县设立学校,并设置学官。明初地方儒学教官从整体情况来看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文学素养,他们有的在元时就颇负盛名,有的具有良好的师承,有的具有着优秀的家学传统。明初,地方儒学教官主要是由德才兼备的儒士、副榜举人和下第举人、监生充任。任选方式以荐举、科举、监生为主途,其间也出现改任的教官任用方式。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任职地点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并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而且明太祖想要调和南北的文化差距,恢复和发展北方的地方教育。因此在教官的任用上多侧重北方,多以南方人教于北方。明初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官考核制度。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个人发展情况多样,在职位上的迁转上可分为升迁、降黜、复职、坐罪和致仕归家等情况。有些儒学教官在仕途上取得不错的发展,为官多有建树。明初地方儒学教官,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在教学上,即使面对恶劣的教学环境,依然孜孜教学,以师道自任;在地方儒学的修建上,尽已之力,倡导兴学;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忘教化职责,以身为率,正地方风俗。不少教官在艺文着述上取得颇丰成就。明初地方儒学教官在教学之余,也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在闲暇时寄情山水,结社交友,以诗文相唱和。
班芳艳[9]（2019）在《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在贵州地区的稳固和加强,贵州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清代更是贵州传统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这除了清政府在贵州广设学校之外,也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论文以清代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通过探析士绅参与地方教育建设的种种活动,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士绅在地方教育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士绅作为地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其地位由国家赋予,使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能得到地方官的礼遇及重视,从而有资格与地方官商议地方的各项公共事务,也是地方官经理地方时所咨询的对象。同时,作为地方社会中儒家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地方各项学务中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充任教师、开办私塾、捐建倡修地方学宫及书院、筹集地方教学经费或协助地方官筹办各项兴学事务等方式,积极地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清代贵州士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地方教育建设中,不仅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地方教育资源的完善,而且弥补了国家力量在地方教育建设中的不足,是地方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民间兴学力量的核心,他们所作的贡献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肯定和赞扬,有利于自身社会声望的提高。
蔡惠茹[10]（2019）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文中认为科举家族是指直系五代内与同父兄弟中,至少考出一名进士及一名举人,或者至少考出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先后出现这样的科举家族共679个,它们的姓氏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98个姓氏,但陈、林、黄、郑、李、张、王、吴等8姓科举家族就占了总数的54.2%,这主要是由福建姓氏虽多但各自人口数量相差悬殊造成的。这些科举家族既广泛分布于福建八府一州的41个县份及6个卫,又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及各府、州的附郭县及大邑,这又主要是受地区科举实力差异的影响。得益于宋代深厚的科举文化积淀,福建早在洪武十七年就产生了首个科举家族,此后由于不同时段举人、进士总数及家族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数量呈现出前期最少、中期大幅增长、后期最多但增幅有所放缓的变化态势;而明代福建各府、州因其不同的开发轨迹,又导致其科举家族在时段分布上的不同特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不过,明代福建属于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总数2128人,仅占明代福建举人、进士总数的25.9%;而出自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就更少,仅1434人,只占全省举人、进士总数的17.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之下的明代福建总体上仍保持着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最长者绵延了九代,三代以上的科举家族也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但是,明代福建二代科举家族占比高达55.08%,且43.46%的二代及以上科举家族为断代中式,可见科举家族赓续之不易,这与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地区整体科举实力及家族自身竞争力息息相关。明代福建科举家族主要来自民籍和军籍,少数来自匠籍、官籍、盐籍和儒籍,在有户类记载的福建进士和科举家族中,民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57.7%和61.22%;军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30.33%和27.3%;可见,军籍科举家族总体上比民籍科举家族的产生更为困难。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官员中,任宰辅、七卿等中央高官者,大体上能辅弼君主决策、分理中央政务;任地方官者,总体上能兴利除弊、平乱安民;而无论京官、地方官,绝大多数敢于直言时政、绳愆纠谬,对明代政治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科举家族是影响福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也个别科举家族仗势横行乡里,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科举家族是当时的模范家族,对福建地方文教事业、地方事务及地方社会秩序主要起着积极的影响。必要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家风、深厚的家学,以及地方良好的教育条件,是科举家族形成与延续的主要原因,而优良家风的传承又在其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二、明清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儒学传承——吉安府的个案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儒学传承——吉安府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及田野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明代大理士绅概况 |
| 第一节 明代大理士绅阶层的兴起 |
| 一、大理士绅阶层兴起的条件 |
| 二、明代大理士绅阶层的形成 |
| 第二节 明代大理士绅的构成 |
| 第三节 明代大理士绅的社会地位 |
| 一、明代大理士绅的特点 |
| 二、明代大理士绅的特权与地位 |
| 第二章 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的类型和形式 |
| 第一节 明代大理教育的类型 |
| 一、官学 |
| 二、私学 |
| 第二节 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的形式 |
| 一、资金参与 |
| 二、人力参与 |
| 三、精神参与 |
| 第三章 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的个案 |
| 第一节 赵州邹氏 |
| 一、士绅群体的形成 |
| 二、邹氏成员情况 |
| 三、社会关系网络 |
| 四、参与教育的形式 |
| 五、士绅参与教育的文化意义 |
| 第二节 邓川艾氏 |
| 一、士绅群体的形成 |
| 二、艾氏成员情况 |
| 三、社会关系网络 |
| 四、艾氏参与教育的形式 |
| 五、士绅参与教育的文化意义 |
| 六、艾氏教育理念的传承 |
| 第三节 浪穹何氏 |
| 一、士绅群体的形成 |
| 二、何氏成员情况 |
| 三、社会关系网络 |
| 四、何氏参与教育的形式 |
| 五、士绅参与教育的文化意义 |
| 第四节 以李元阳为代表的士绅群体 |
| 一、白族士绅李元阳 |
| 二、大理士绅阶层的聚集 |
| 三、参与教育的形式 |
| 四、士绅集聚和参与教育的文化意义 |
| 第四章 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士绅的影响 |
| 一、提高士绅阶层的社会威望 |
| 二、扩大士绅群体的规模 |
| 第二节 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一、完善大理教育文化资源 |
| 二、培育大理地方人才 |
| 三、推动大理教育事业进步 |
| 四、实现大理社会风气转变 |
| 五、促进大理社会文化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 |
| 一、研究现状 |
| 二、近代石家庄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
| 三、教育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 一、近代化 |
| 二、中国教育近代化 |
| 三、近代中国教育史 |
| 四、石家庄 |
| 五、近代石家庄教育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设计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史概述 |
| 一、商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第二节 石家庄的书院教育 |
| 一、石家庄书院的历史嬗变 |
| 二、封龙书院及其历史影响 |
| 第三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的历史功绩 |
| 一、石家庄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 |
| 二、义学的发展积累了办学经验 |
| 三、传统书院为近代学堂发展奠定了基础 |
| 四、社学和义学对推动教育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五、传统教育使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
| 第二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三、教育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 |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 |
| 三、建立近代学校体系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
| 一、初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 二、学校的管理和课程适应社会发展 |
| 三、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学教育的发展 |
| 一、清末小学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小学校的兴起 |
| 三、铁路通车与职工子弟小学的建立 |
| 四、主要小学介绍 |
| 第二节 教育管理 |
| 一、学制与课程设置 |
| 二、德育教育 |
| 三、教研机构及其活动 |
| 四、教师联合会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的设立及其成效 |
| 一、推行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背景 |
| 二、石家庄义务教育实验区的设立 |
| 三、义务教育实验区的成效 |
| 第四节 教会小学、女子小学与少数民族小学 |
| 一、天主教教区的设立 |
| 二、天主教与教会小学 |
| 三、伊斯兰教与回民小学 |
| 四、女子小学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初等教育的积极影响 |
| 一、新式小学的广泛建立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 |
| 二、为中等教育发展输送了优秀人才 |
| 三、培养了大量近代化社会公民,推动了社会发展 |
| 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
| 第四章 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中学堂的建立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中学教育的启动 |
| 二、赵州官立中学堂 |
| 三、正定府官立中学堂 |
| 第二节 民国“新学制”与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
| 一、新学制的颁行与中学“三三分段制”的确立 |
| 二、河北省省立第十五中学校 |
| 三、私立石门初级中等学校 |
| 第三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
| 一、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
| 二、招生与管理 |
| 三、行政管理 |
| 第四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特点 |
| 一、学生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较大 |
| 二、省立中学师资雄厚 |
| 三、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设施齐备 |
| 四、学生思想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
| 第五章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 |
| 一、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
| 二、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
| 三、石家庄师范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的典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
| 五、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 |
|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二、石家庄地区职业教育的类型 |
| 三、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的评价 |
| 第六章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抗大二分校 |
| 一、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建立 |
| 二、教育宗旨 |
| 三、抗大二分校的教学与管理 |
| 四、抗大二分校的历史作用 |
| 第二节 马列学院、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 |
| 一、马列学院 |
| 二、中央外事学校 |
| 三、华北军政大学 |
| 第三节 华北大学 |
|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
| 二、教学与管理 |
|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 |
| 四、华北大学农学院 |
| 五、着名教育家在华北大学的教育实践 |
| 六、华北大学的历史功绩 |
| 七、华北大学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创办的现实启示 |
| 第四节 华北高教会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 一、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 |
| 二、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革 |
| 三、对院系进行初步调整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综合评价 |
| 一、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启示 |
| 第七章 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 |
| 第一节 石家庄的沦陷与教育浩劫 |
| 一、石门伪政权的建立 |
| 二、日伪对教育的破坏 |
| 第二节 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 |
| 一、推行学校奴化教育 |
| 二、奴化社会教育 |
| 三、统制报刊强化奴化宣传 |
| 四、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宣传 |
| 第三节 日伪在石家庄推行奴化教育的消极影响 |
| 一、泯灭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
| 二、盲目推崇日本,轻蔑自己的祖国 |
| 三、维护封建礼教,做封建主义的殉葬品 |
| 四、培养了一批顺从殖民统治的御用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
|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教育实施办法 |
| 二、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 |
| 三、社会教育与冬学运动 |
| 四、抗日文化教育的宣传及其作用 |
| 第八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变迁特点 |
| 一、新式教育不断正规化 |
| 二、企业办学是近代石家庄教育的重要支撑 |
| 三、私立学校发展迅速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滞后制约教育发展 |
| 二、政府的管理不善 |
| 三、教育观念落后与人口素质低下 |
| 四、教育经费不足 |
| 第三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对当今教育发展启示 |
| 一、经济发展与地方教育经费充足促进教育发展 |
| 二、政治变迁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三、文化因素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书院教育”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书院仪式”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兴起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直接原因:宋代仪式教育观念变革 |
| 一、宋代之前传统社会的仪式教育概述 |
| 二、宋代仪式教育观念的转向 |
| 第二节 间接原因:书院教育与佛教教育、地方官学教育的冲突 |
| 一、书院与佛教教育的冲突 |
| 二、书院与地方官学教育的冲突 |
| 第三章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类型与特点 |
| 第一节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类型 |
| 一、书院祭祀和考课中的仪式教育:以清代诗山书院为中心 |
| 二、书院讲会中的仪式教育:以徽州府书院为中心 |
| 第二节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特点 |
| 一、书院仪式教育的神圣性 |
| 二、书院仪式教育的象征性 |
| 第四章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 |
| 第一节 传统书院“育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
| 一、何为书院所育之“德”? |
| 二、对书院“育德为先”理念的评价 |
| 第二节 书院仪式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 |
| 一、文化功能 |
| 二、教化功能 |
| 第五章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当代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学校仪式教育的意义及困境 |
| 一、当代学校仪式教育的意义 |
| 二、当代学校仪式教育的困境 |
| 第二节 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的当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明代地方公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0.1.1 公廨建筑史研究 |
| 0.1.2 地方公廨与明朝政治研究 |
| 0.1.3 地方公廨文化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 |
| 第一节 “公廨”称谓的来源 |
| 第二节 明代以前公廨沿革 |
| 1.2.1 汉代 |
| 1.2.2 唐宋元代 |
| 第二章 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 |
| 第一节 明初建筑政策 |
| 第二节 明中期建筑政策 |
| 第三节 明晚期建筑政策 |
| 第三章 明代公廨建筑格局与功能 |
| 第一节 建筑格局 |
| 第二节 建筑功能 |
| 3.2.1 旌表戒箴之所 |
| 3.2.2 吏攒办事之所 |
| 3.2.3 治事之所 |
| 3.2.4 宴息之所 |
| 3.2.5 祭祀之所 |
| 第三节 等级秩序与建造公廨的意义等级意识 |
| 第四章 明代地方公廨与国家治理 |
| 第一节 营缮的法律根据与资源来源 |
| 第二节 机构演变与地方政府权力均衡变动 |
| 4.2.1 上司 |
| 4.2.2 同僚、部下 |
| 第三节 明中期灾害与公廨营缮活动频繁 |
| 第四节 晚明财政危机与明代公廨衰颓 |
| 第五节 明代公廨对文化钳制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明代公廨的社会空间与精神世界 |
| 第一节 官员临政思想与理想形态 |
| 第二节 官员阶层社会与生活交流 |
| 5.2.1 上司 |
| 5.2.2 同僚、乡绅、客人 |
| 5.2.3 吏役、百姓 |
| 第三节 官民交流的现实与国家命运 |
| 结语 |
| 附表1《明实录》中进行裁革冗员表 |
| 附表2《明实录》中因战争贼寇等烧毁公廨事件表 |
| 附表3《明实录》中因天灾损毁公廨事件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明代黄州府文化变迁研究 ——从移民视角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 “江西填湖广”概述 |
| (二) 鄂东地区在移民中的重要地位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选题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移民史研究 |
| (二) 黄州地区的文教研究 |
| 二、研究范围及创新点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移民前后黄州府空间与环境的演变 |
| 一、黄州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黄州府的人文生态环境 |
| (一) 楚头吴尾的战略要地 |
| (二) 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
| 三、黄州府的地域变迁 |
| (一) 黄州的历史发展概况 |
| (二) 湖北地区交通格局的转变 |
| (三) “蕲黄合一”,黄州建制改革 |
| 第二章 明代黄州府的科甲盛况 |
| 一、黄州府的科举人才数量 |
| (一) 明代以前黄州府的进士数量 |
| (二) 明代黄州府的进士人数 |
| 二、明代黄州府进士的地域分布 |
| (一) 黄州府进士数量在全国的地位 |
| (二) 黄州府进士数量在湖广各府域之中的地位 |
| (三) 黄州府各州县的进士地位 |
| 三、江西移民后裔的人才盛举—以黄州府麻城县为例 |
| (一) 麻城县的文化生态 |
| (一) 移民后裔的人才盛举 |
| 第三章 大移民与黄州府科教兴盛的文化生态 |
| 一、人口增加与区域经济地发展 |
| (一) 人口增加 |
| (二) 区域经济地发展 |
| 二、地方文化教育的繁荣 |
| (一) 书院 |
| (二) 私学地发展 |
| 三、文化地流动 |
| (一) 地方民风文化地转变 |
| (二) 移民世家地推动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孝文化研究状况 |
| (二)义文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孝义文化的背景:吉安府的经济与人文 |
| 一、吉安府的交通与经济 |
| (一)舟车辐辏的水陆交通 |
| (二)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
| 二、吉安府的历史与人文 |
| (一)宋代人文兴盛 |
| (二)元代承上启下的书院文化 |
| (三)明代教育、科举及思想文化鼎盛 |
| 第二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及行为 |
| 一、士宦乡绅群体的孝义行为 |
| (一)士人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官员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三)乡绅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商人、富民群体的孝义行为 |
| (一)商人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富民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三、女性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一)女性群体的孝行 |
| (二)女性群体的义行 |
| 四、其他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一)其他群体的孝行 |
| (二)其他群体的义行 |
| 第三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的特征与行为分析 |
| 一、孝义群体的特征 |
| (一)孝义群体的性别差异及地域分布特征 |
| (二)孝义群体的阶层特征 |
| 二、孝义群体的行为分析 |
| (一)孝群体的行为分析 |
| (二)义群体的行为分析 |
| 第四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特点和影响 |
| 一、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特点 |
| (一)孝义实践的民间化 |
| (二)孝义行为的家族性 |
| (三)孝义的极端化和神秘化 |
| (四)深受庐陵文化和阳明心学影响 |
| 二、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影响 |
| (一)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
| (二)对当今孝义文化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面貌 |
| 第一节 前朝硕儒 |
| 第二节 家学传统 |
| 第三节 师承关系 |
| 第二章 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选任 |
| 第一节 荐举就教 |
| 第二节 科举就教 |
| 第三节 监生就教 |
| 第四节 改任教官 |
| 第五节 任职地分析 |
| 第三章 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迁转 |
| 第一节 教官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职位迁转 |
| 第三节 教官仕途 |
| 第四章 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的活动 |
| 第一节 教书育人 |
| 第二节 着述不辍 |
| 第三节 交游结社 |
| 第五章 结语 |
| 附录 明初部分地方儒学教官基本信息分析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士绅”的界定 |
| 2.“地方教育”的界定 |
| 3.时空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士绅研究现状 |
| 2.国内士绅研究现状 |
| 3.关于清代贵州教育的研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清代贵州士绅概述 |
| (一)清代贵州士绅的构成 |
| (二)清代贵州士绅的地位 |
| 二、清代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一)参与教学 |
| 1.书院教育 |
| 2.义学教育 |
| 3.私塾教育 |
| (二)士绅与地方学校的修建 |
| 1.学宫的修建 |
| 2.书院的修建 |
| 3.义学的修建 |
| (三)士绅与地方教学经费的筹集 |
| 1.教学经费的来源 |
| 2.教学经费的开支 |
| 3.教学经费的筹集 |
| 三、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的影响 |
| (一)培养人才、移风易俗 |
| (二)促进地方教育资源的完善 |
| (三)士绅自身社会声望的提高 |
| (四)促进地方教育建设过程中官民的良好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五、本文“科举家族”的界定及相关说明 |
| 六、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七、本文依据的基本史籍 |
| 第一章 明代以前福建科举家族概况 |
| 第一节 唐五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滥觞及其背景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滥觞 |
| 二、福建科举家族产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宋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发展及原因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发展 |
| 二、福建科举家族发展的原因 |
| 第三节 元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凋零及原因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凋零 |
| 二、福建科举家族凋零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姓氏、地域、时段分布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的姓氏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姓氏分布及其特点 |
| 二、姓氏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
| 二、地域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的时段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时段分布及其特点 |
| 二、时段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户类分布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规模 |
| 一、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总规模与不同量级 |
| 二、科举家族举人、进士规模的地域差异与时段变化 |
| 三、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规模与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的代数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代数分布及其特点 |
| 二、代数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的户类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户类分布 |
| 二、户类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 |
| 三、户类的变动及其原因 |
| 第四章 福建科举家族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官至状况 |
| 一、科举家族举人、进士所至最高官品分布 |
| 二、科举家族举人、进士所任最高官职分布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之高级京官的影响 |
| 一、辅弼君主决策 |
| 二、分理中央政务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之地方官员的影响 |
| 一、兴利除弊 |
| 二、平乱安民 |
| 第四节 科举家族官员对时政的态度 |
| 一、直言时政 |
| 二、绳愆纠谬 |
| 第五章 科举家族对明代福建地方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文教事业 |
| 一、积极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
| 二、热心地方教育事业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事务 |
| 一、积极投身公共设施的建设 |
| 二、身先士卒抗倭御贼 |
| 三、为民陈情赈灾济民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社会秩序 |
| 一、对福建地方社会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二、对福建地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 |
| 第六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兴衰的原因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延续 |
| 二、外来资助为少数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必要支撑 |
| 三、家境窘迫是科举家族断绝的重要原因 |
| 第二节 家风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良好家风的传承是科举家族兴盛的内在动力 |
| 二、母教对家风的特殊影响 |
| 第三节 家学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明代科举分经考试和福建科举家族的治经情况 |
| 二、“一经传家”是科举家族成功的秘诀 |
| 第四节 影响科举家族兴衰的其他因素 |
| 一、地方教育水平 |
| 二、地方治安状况 |
| 结语 |
| 附录1 :明代福建举人、进士相关统计表 |
| 附录2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基本信息长编 |
| 附录3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基本信息汇总简表 |
| 征引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明清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儒学传承——吉安府的个案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吉安府志研究[D]. 欧阳进.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明代大理士绅参与教育研究[D]. 李曼琪. 大理大学, 2021(08)
- [3]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4]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D]. 李潇.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5]明代地方公廨研究[D]. 石风吕贵一. 河南大学, 2020(02)
- [6]明代黄州府文化变迁研究 ——从移民视角出发[D]. 王正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D]. 陈旨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8]明初地方儒学教官研究[D]. 刘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9]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研究[D]. 班芳艳.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10]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D]. 蔡惠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