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一、论坛概述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口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将面临全新挑战。为了促进青年人口学者的学习交流和成长，拓展学术视野，促进人口学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2018年11月10—11日，由中国人口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和南京邮电大学联合主办，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四届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在南京邮电大学仙林校区成功举办。南京邮电大学周建芳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翟振武教授认为青年学者人口学研究论坛具有四个明显特点：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以促进青年学者成长为宗旨，持续性和开放性。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汪联辉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国人口学会第四届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面向全国征文，共收到来自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论文152篇，参会的青年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178人。大会设置了代表报告、同行评议、专家点评和自由讨论等四个环节。论坛主要围绕“家庭与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人口与经济”“社会保障”“人口统计”“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人口、资源与环境”“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健康中国与人口发展”等主题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研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人口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人口学专家30余人作为分论坛主持人和评议人，对青年人口学者的研究报告进行了精准点评和指导。论坛还设立中国青年人口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人、二等奖3人、三等奖4人、鼓励奖5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中国人口学会联合评奖并颁发证书。论坛闭幕式由南京邮电大学孙友然教授主持，中国人口学会青年学者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宋健教授在闭幕式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的重要意义，对南京邮电大学为本届青专会的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她希望青年人口学者以此次论坛为良好开端，围绕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重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我国人口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婚姻与家庭发展研究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邮电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辽宁省委党校、华中科技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高校的学者围绕婚姻与家庭发展进行了交流讨论。彭大松基于云南省7个贫困县的调查数据，分析家庭贫困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家庭贫困对婚姻稳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人收入增长对婚姻具有双重影响；外出务工对家庭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但与外出务工相伴而来的人口流动反而增加了婚姻解体的风险；通婚范围和领取结婚证两个因素也对婚姻稳定产生影响；贫困家庭的婚姻解体会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杨扬基于县级样本对中国离婚率地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影响离婚率地域差异的三个重要解释变量为家庭户均人口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分别体现了家庭规模、教育和民族因素对离婚率的影响。陈洁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和未婚相比，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在婚姻阶次上，城镇再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初婚女性，农村女性不存在差异；在特殊婚姻状态上，丧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已婚女性；城镇离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高于已婚女性。李婷利用年龄、时期和队列模型讨论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演变的趋势和原因，在年龄维度上幼儿以及老人比例较高的直系家庭体现了该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的重要功能。孙楠讨论了家庭结构、女性家庭地位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母亲家庭地位通过增加家庭的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支出，促进了儿童健康。丁玉龙讨论了母亲家庭地位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并探究了其中的影响机制。母亲家庭地位对儿童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母亲家庭地位提升，对男孩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孙世禹以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为视角，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代际关系的嬗变和发展趋向。柴方园讨论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代际关系嬗变和邻里关系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丰富，农村邻里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开始推崇功利主义，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分歧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崔烨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使用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从宏观层面的结构变迁和微观层面的代际关系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现中国农村家庭中存在紧密型、传统型、近但有间型、远但亲近型与疏离型等五种关系类型，表明了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特征。韩叙将迁移模式与家庭消费纳入同一框架体系内，构建乡城流动人口消费决策的微观理论模型，分析迁移模式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卿石松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承进行了探析，发现父母双方的性别角色观念均与子代尤其是年轻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高度正相关，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角色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社会环境中其他人也能够影响子代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受教育程度增加则可以促进平等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阻滞传统观念的代际传递。周文讨论了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与没有老年人的家庭相比，有老年人家庭的碳排放水平更低；随着家庭内部老年人的增加，家庭的碳排放规模会显著减少。
三、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研究
来自山东大学、暨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进行了讨论。董芳运用2014年CMDS数据，运用截面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对外出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刘星延针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自治区随迁儿童规模日趋扩大的事实，运用2016年CMDS数据考察了少数民族自治区儿童跨区域随迁的影响因素。卢海阳博士基于2012年、2014年CLDS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了迁移距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并对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志越利用河北保定地区的调研数据，分析了雾霾污染导致的城市居民迁出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杨梦莹利用2014年CMDS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产区住房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朱志胜针对前期文献较多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而忽略回流儿童福利考察的不足，利用四川和河北两省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数据，尝试从经验上考察回流经历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成长的影响，着重关注回流儿童与非回流儿童在认知发展方面的差异。秦婷婷利用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回流者回流原因对再流出意愿的影响，发现源于不同原因回流的劳动者在再流出意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对于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朱晓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二层线性回归和二层非线性回归，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特点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暂时性相对贫困所占比例较少。刘厚莲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特征”的分析框架，利用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对比分析2000—2015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分布规律。杨晓军运用中国2007—2015年城市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基于全国、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层面考察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迁移的影响。户籍管制是影响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和约束，城市公共服务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特殊性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朱明宝基于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5)与 2005 年各省(市、自治区)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实证研究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对该地区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人口流动性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了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影响，且 U 型曲线拐点处人口流动性在27.80%左右。在工具变量估计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朱要龙通过构建logit、截面门槛、双probit模型，证实农地制度引致农村人口对土地具有依附效应，土地禀赋对农村人口的退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刘玉萍在托达罗人口流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17年四川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两步法”估计框架，实证检验了土地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了土地的物质保障和情感依附职能在流动人口城市居留决策中作用的相对大小。王春超基于 2010—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全国各省市实施的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覆盖流动人口的十二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显著推动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并且融入程度随着适龄流动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强。孙友然根据调查数据描述了我国农民工的公共文化内容需求、形式需求、消费需求、场馆需求和服务改革需求，然后剖析了我国农民工公共文化需求方面的问题，最后从多角度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对策建议。李东平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文献数据库收录的农民工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SATI3.1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和Citespace5.3可视化软件对国内近20年农民工研究分别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并围绕农民工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和演进历程3个方面展开详细研究，为农民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王春凯基于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异质性影响，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城市蔓延度提高。第二产业对中小城市城市蔓延起显著的作用，而在大城市不显著。王璐瑶通过对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调查分析，探究了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意愿，并对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叶婧通过对2015年和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分析，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总体性别比趋于平衡；人口流动总体上以跨省流出为主；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务工经商一直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主要流动动因。郑航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的政策经验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政策经历了不干预、干预过度，再到服务化、市民化转变这四个阶段，政策目标也经历了不干涉、安全管理、居住服务再到居住公平的变化。而在政策的实际效果上，居住政策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起着双向性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促进或阻碍了他们居住问题的解决。
四、人口与经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河南财经大学、温州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人口与经济进行了讨论交流。郝大明研究了1953—2017年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演变，利用指数的增量分析方法，将不同层次的人口红利从经济增长中分离出来，认为人口红利依次经历震荡期，高峰期，衰减期，枯竭期，目前处于枯竭期。刘绘如对我国的人口红利进行了研究综述，分别从人口红利的本源概念，衍生概念和研究视角的转变三个方面详尽地分析了人口红利的研究现状。胡锦绣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促进环境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地区环境质量具有改善作用。王艺霖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解释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的较大贡献，并对促进人力资本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对策。张友业研究了环境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基于宏观健康生产函数的研究发现，短期内不同地区的环境污染类型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同，长期而言，水污染是影响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李森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职能结构与产业互补性，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职能规模变化与全国同步，职能结构具有行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陈钟铭研究了城市化规模对人力资本外部性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对工资存在正外部性，而城市规模扩大与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反向关系。杨凡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职业流动意愿方面的差异以及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非正规就业人口有职业流动意愿的可能性更高。聂倩基于雇佣性别偏好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对就业性别结构的影响，并发现出口贸易对女性集中型和中型企业的就业性别比例产生正向影响，对男性集中型企业的性别就业比例影响为负。王雾探究了企业福利对较高学历流动员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五险、福利讨论机会、免费就业培训对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就业稳定性均有显著影响；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更高。宋艳姣基于群体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了身份认同对进城务工人员消费水平的影响。曹瑞冬从金融的赌场与市场方面进行论证，分析过度投机引发的金融风险，从国家、金融机构、人民三方面探讨如何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楠研究了相貌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相貌引致的“美貌溢价”和“主妇化”效应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任红荣探讨了肥胖对劳动者市场表现的影响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肥胖对劳动者工资影响的差异，并发现肥胖对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肥胖与工资的内生性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张艺珂实证研究了子女数量对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发现子女数量与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呈倒U型。李竞博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蔡弘利用1982— 2015年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规模大、比重高、女性多、年龄大、素质低、提升慢”成为当前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结构的整体格局，以农时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少工老耕”、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男工女耕”，成为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主要策略。
选取2016年6月—2018年6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心脏占位性病变患者56例，其中，男性34例，女性22例，年龄25～72岁，平均年龄（48.48±4.97）岁。病程1～16年，平均（7.45±2.28）年。所有患者均已经过病理学检查或临床确诊，诊断为心脏占位性病变，表现为心脏杂音、肿大、腹水等。
五、人口老龄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统计方法在人口学中的应用研究进行了讨论。张晓倩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年数据，从微观层面上就“重点班”制度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进行分析，所在学校实行“重点班”制度的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所在学校不实行“重点班”制度的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当所在学校实行“重点班”制度时，来自弱势地位家庭的学生对自身的教育期望要比来自优势地位家庭的学生高。上述发现说明“重点班”制度并不一定扩大教育不平等，合理制定学校教育制度有助于发挥学校教育作为“平衡器”的作用。梁航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通过年龄组与工作价值观的交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70后”“80后”“90后”这三代员工对工作价值观中的谋生、让自己心安这两个维度的重视程度呈下降趋势、对认识更多的人这一维度的重视程度呈上升趋势；年龄对谋生、让自己心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认识更多的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负担对让自己心安、认识更多的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吴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建立扩展Cox模型，对婚前性行为认可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进行探讨。婚前性行为认可度对初婚风险有显著的影响；婚前性行为认可度越高，进入初婚的风险比越低。相比较不认可婚前性行为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或对其持一般态度的人进入初婚的可能性较低；婚前性行为认可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随着相关认可度的增加，男性进入初婚的风险比之间差距较大，而女性之间差距较小。张晓玉在社会认知理论和趋利理论基础上，利用2015年CGS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性别观念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趋于现代；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存在交互作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张雅欣采用2014年CLDS数据，以兄弟姐妹数量的不同为例，从家庭资源争夺的角度诠释社会信任的异化，兄弟姐妹的数量越多，其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赵杨璐针对用 AIC 和 BIC 的方法来确定子总体的个数效果的不稳定及其在实际的应用中甚至可能会产生错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利用聚类个数及其对应似然函数值的碎石图的方法来确定混合模型中子总体的个数，并验证了这种方法的准确可靠。孟杰采用理论分析方法解析双系统估计量交互作用偏差的产生和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普查背景，首次提出采用仿真模拟试验方法测度不同情形下双系统估计量交互作用偏差。通过设定个体两次捕获概率及其标准差、列联表优势比等三个参数实现仿真模拟实验与实际背景的衔接。沈文静首先采用文献解读法，梳理Bootstrap方差估计方法的研究脉络，接着依据理论分析法，给出分层两阶段整群抽样背景下伪总体Bootstrap方法、直接Bootstrap方法和重权数Bootstrap方法的理论框架，然后以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天津市的调查方法和数据，使用模拟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演示上述三种Bootstrap方法的应用，分别研究了双系统估计量的交互作用偏差问题与复杂抽样的Bootstrap方差估计方法及其应用的相关问题。
六、人口统计研究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人口老龄化问题从不同层面进行了交流讨论。董园星从健康生活、健康环境和健康保障三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实施健康老龄化面临的主要问题；郭未立足于相关文献资料和国家出台的健康老龄化相关政策规划，尝试从宏观层面以科学的层次分析法(AHP)来进行适宜的中国健康老龄化测量体系构建与指数计算，并以此拟合相关的国家层面、省际层面公开可获取的数据，对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健康老龄化水平进行客观的计量刻画，区域层面，健康老龄化呈现“胡焕庸线”式分化，即由东向西以渐弱的方式扩展；省际层面，各省之间差异较大，健康老龄化程度滞后的省份与排名前列省份的绝对值之间差异接近一倍。宗占红利用CHALRS 2011—2015年3期的追踪调查数据，以心理抑郁症状发生为因变量，使用logistic分层模型对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心理抑郁症状变化及其个体、家庭、社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跟踪时期内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呈现“ι”形变化特征；最老出生队列、男性、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低；进行体力活动、社交活动、不吸烟、不饮酒的抑郁症状发生率较低；生理残疾、患有慢性病、生理疼痛和缺少充足睡眠的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高收入家庭、生病和需要时有人照料、未照看孙辈的抑郁症状发生率都较低；东部地区、社区内有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形象较好及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好均与抑郁症状发生率低存在相关性。刘璐婵借助2015年度“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专题调查”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全面分析60岁及以上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与保健状况，以及影响其利用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多项因素，流动老人主要为了照料家人而集中流入东部地区，其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慢性病患病率达到25.4%。流动老人在新居住地平均结识8.8个新朋友，23.8%的老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近八成在户籍所在地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刘艳基于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追踪调查数据(2002—2014年)，对年龄在65岁～105岁之间的老年人进行考察，利用Kaplan-Meier方法描述不同生活方式下MCI老年人的生存曲线，并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将其他因素控制后考察生活方式与MCI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均衡饮食有利于显著降低MCI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吸烟强度与MCI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相关；家务活动参与是MCI老年人死亡风险的显著保护因素；文化休闲活动参与也是MCI老年人死亡风险的显著保护因素。于长永基于全国12个省份1 395份基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质量总体较好，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来自于与儿子关系、与儿媳关系和与女婿关系；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基于姻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影响效应，与儿子关系在代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耿蕊依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5 年数据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基础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logistic 模型研究我国农村老年人 ADL 和 IADL 的影响因素的异同，分析各因素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的 ADL 和 IADL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行为方式因素、社会支持状况、患病情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影响因素也存在不同。李晓琳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通过编制生命表计算了城镇职工的预期剩余寿命，从而采用该预期剩余寿命调整了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文章建立精算模型模拟分析了2013—2050年个人账户计发月数调整前后养老金的支付缺口。张娟基于 2015年CHARLS 数据库中28个省(市、自治区)的973 名失能老人调查数据和《2016中国统计年鉴》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系谱聚类和稳健回归分析。除西藏、宁夏和海南外，我国失能老人约 1 904.38 万，其中轻度失能的占比 73.59%；28 个省(市、自治区)经聚类分成 4 类，老年人口失能率与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恩格尔系数、每千人口卫技人员数以及文盲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负相关。谭雁潇利用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统计年鉴等数据，分析传统视角上的人口流出地——重庆和人口流入地——北京2000—2015年的人口老龄化特征，并利用 Preston模型分解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影响因素。庞飞探讨分析了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的问题，并提出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依靠制度性力量而非制度行为，更多依赖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力量。谢立黎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描述了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不同维度下的贫困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作用。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面临着生理形式的剥夺(经济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和社会形式的剥夺(社会隔离、参与贫困)，其中健康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老年贫困的比例存在明显城乡差异，除参与贫困外，农村老年人在其他维度上的贫困比例均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武汉工程管理学院的学者围绕社会保障进行了讨论。蒋军成以供给侧主体为切入点，对我国城镇养老模式效率进行比较和改进研究。曲绍旭基于江苏、辽宁、湖北三省的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孙唐水以南京市为例，对社会增能养老服务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冬梅对新媒体时代的智慧养老模式进行了探讨。王中汉从财务、内部业务、顾客、创新与学习、社会效益等五个维度设计了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后的平衡记分卡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BSC-AHP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效果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南京市三家不同类别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公办公营和民办民营)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横向对比。杨莉立足于武汉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需求侧出发，利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式，了解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张辉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住房状况对其养老意愿的影响。周建芳基于2015年CHARLS数据对谁在照顾失能老人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温兴祥基于CFPS微观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城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选择的工具变量到位。唐文变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余情况进行了分析，目前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城镇职工医保的基金结余情况较好，但企业“减负”下调企业医保缴费比例和经济进入新常态，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趋势将导致医保基金压力越来越大，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仍然面临考验。杨思琦以“城职保”制度为例，通过建立相关精算模型测算了一定时期内“城职保”基金的财务运行情况及财政需承担的兜底责任。杨华磊进行了延迟退休是否能提升老年人福利的研究，文章从代际支持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能模拟出不同延退情景下历年城镇职工老年人福利变化的动态优化模型，以期在延迟退休方案实施阶段(2030年以前)回答延退能否增进老年福利等问题。江克忠采用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考虑到了农村低保的瞄准偏误问题。基于反事实模型，计算样本家庭获得低保救助的倾向性得分，进而依据样本家庭倾向性得分的高低排序和实际是否获得低保救助，将样本家庭划分四个类别：应保已保家庭、应保未保家庭、不应保已保家庭和不应保未保家庭；在此基础上进行三类匹配：全样本低保家庭和非低保家庭、应保已保家庭和应保未保家庭、不应保已保家庭和不应保未保家庭，研究设计较为精巧。陆潭晟在2016年6～8月展开了“中韩残疾人疏离意识调研”，以江苏7市18岁以上认知能力良好且参加劳动的残疾人为调查对象，对人际关系、工作劳动、政治经济性、社会文化性四个方面，从个人驾驭感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疏离感知程度的测量，并就人口社会学特性对被测对象各类疏离意识产生的差异影响进行分析。杨瑞玲以南京市A区为例， 通过2016年10～12月该区民政局对全区困境未成年人进行的摸底普查,最终评出各类困境儿童共127人。
七、社会保障研究
闻一多所谓的文学史，就是一部“诗的史”。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诗，诗至唐代为最盛，诗的格律和意境创造都臻于成熟，“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11］115。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八、生育与健康研究
研究方法已从偏重社会调查方法发展到各类定量分析方法，大多数文章都构建了量化模型，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综合使用有助于丰富人口学研究方法,也有利于对人口学问题进行精确描述和解释。量化研究固然能够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精准性，但也要避免为量化而量化的极端情况，今后需要将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深度融合。
九、论坛总结
本次参会论文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人口学科的各个方面内容，围绕“家庭与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人口与经济”“社会保障”“人口统计”“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人口、资源与环境”“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健康中国与人口发展”等主题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研讨，涵盖了我国目前人口学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
(一)研究范围广泛
通过分析和总结，第四届全国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的参会论文呈现如下特征。
(二)多学科交叉研究
人口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有跨学科的属性。从本次参会论文来看，横跨了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流行病学、医学，数学和统计学。很多论文至少涉及到两类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有助于从多个角度对人口学问题进行深入观察和系统思考。
(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综合使用
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云南大学、河海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南京邮电大学、南昌航天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学者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和人口健康等内容进行了交流讨论。赵颖智基于 CFPS 2014 数据，运Ordered Probit 模型来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健康水平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加，个体的健康状况起初会得到改善，但上网时长超过一定水平后，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互联网在个体信息获得中越重要，对个体的健康促进作用越明显。黄匡时采用人类生育率数据库的高质量生育率数据，分析人类低生育率进程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生育率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中一孩总和生育率偏高，而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多孩总和生育率严重偏低。陈蓉基于1981—2017年间上海市范围内开展的34项关于生育意愿的调查，采用横断元历史分析法，考察了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纵向变化趋势。上海户籍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均不断减弱，二者逐渐趋同，“城乡之别”已然消失；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强于户籍人口，“内外之分”虽仍存在但也表现出趋同的可能性；户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极小，流动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略强于独生子女；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哪个人群，平均意愿子女数均低于2个。陈硕利用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省级数据以及普查年份的其他相关省级数据，描述了中国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和省际差异，并且讨论了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男孩偏好、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与异常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男孩偏好与性别不平等是导致女婴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因素。吴佳基于国家卫计委2017年居民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对居民的相关行为、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刘艳和温勇采用倍差法评估了家庭保健项目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发现家庭保健项目对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健康态度和健康行为等都有积极正向的干预效果。王秀芝采用CFPS 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健康、教育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与收入差距，发现教育水平及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是导致城镇劳动力与迁移劳动力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健康因素无论在禀赋差异还是价格差异上都不是导致二者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陈芳通过分析国家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文本，并利用联合国人口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梳理我国现有相关政策、总结政策不足之处、分析他国经验做法。苗国依托中日韩三国生育率变动历史数据与相关政策，分析政策调整的动因、过程、特点与效果，总结出少子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五方面的负面冲击。彭姣基于对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5年间收入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两指标的变化态势的分析，揭示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及变化趋势。王欢通过构建开放系统人口预测模型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精算模型，在省级层面上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退休年龄延迟及联合政策实施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影响。薛君以生育政策调整前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传统生育习惯、经济压力和女性的职业发展显著影响着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张婧文从女性家庭、职业发展周期的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1989— 2015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揭示推迟生育的女性更倾向于劳动参与及选择正规就业，说明过早生育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
刘继同，男，山东乳山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人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宏观卫生政策与健康照顾服务，公共财政与卫生财政学、医学社会学与医务社会工作、儿童福利与妇幼保健等。
(四)多视角的研究
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人口学问题,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有微观层面的研究，丰富了人口学研究领域。
在生态敏感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研究区域内的生态要素逐个分类分析其对于外界干扰（主要指土地开发建设和乡村旅游行为）所具有的自我恢复能力，即生态脆弱性。分析统一产生系列混合变量，每一独立变量解释综合差异的一部分。基于各生态要素的评分与定量评价，研究区域划分为低脆弱度区、较低脆弱度区、中脆弱度区、较高脆弱度区、高脆弱度区（表2、图4）。
(五)研究价值不断提升
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多视角的探究以及人口学研究内容的日益广泛, 研究结论更加具体和精准，本次参会的论文无论是人口学理论分析还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价值都在不断提升。对于解决人口学相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价值。对提高人口学相关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有较大的意义和作用。
[收稿日期]2018-12-15；
[修订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孙友然(1975—)男 山东菏泽人，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温勇(196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统计、项目管理、健康管理。
[责任编辑：江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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