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滨徽: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论文

蹇滨徽: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论文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关键词: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致使养老支出增加,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面临考验(左学金,2001;邓大松和杨红燕,2003),并挤占了其他公共财政支出(刘穷志和何奇,2013);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资本形成减少,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速度放缓(齐传钧,2010);随着人均寿命延长,老年负担效应增强,促使储蓄率下降(汪伟和艾春荣,2015)。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对微观家庭层面也有重要影响: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致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约束条件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策略:一方面,家庭面临更大的养老风险①和不确定性,直接影响资产配置策略;另一方面,家庭会采取诸如购买养老保险、增加储蓄等措施以规避养老风险,这会降低不确定性,间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探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引入养老保险,探究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系统地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梳理

20世纪50年代,哈里·马科维茨(Markowitz H,1952)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在投资者为风险规避的假定下,构建均值方差分析框架研究投资者如何选择投资组合的问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完善。经典理论认为,风险资产的最优持有比重仅与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有关,但近年来,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投资决策存在“异质性”和“有限参与之谜”。

家庭投资决策的“异质性”源于居民偏好和家庭环境的异质性。家庭环境的异质性包括年龄、健康、信贷、房产等多方面(刘进军,2015),家庭环境的异质性会产生背景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实现风险防范,即产生节制行为(Kimball,1991)。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偏差(Baptista,2008)。约翰·希顿和黛博拉·卢卡斯(2000)研究表明来自劳动和自营收入的背景风险会影响家庭的股票持有情况;约翰·Y·坎贝尔证实健康风险加剧会影响家庭劳动收入,进而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国内学者也基于家庭微观数据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对房地产、婚姻、地区差异、教育程度因素进行了分析;何兴强等(2009)探究了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的影响;朱涛等(2012)就商业保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资产配置理论认为,理性人的投资决策是“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中”,但实际情况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呈现出组合较为集中、比重单一的情况,即资产配置的有限参与(孟亦佳,2014)。关于“有限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参与问题,即哪些因素影响了家庭投资决策。财富水平(Vissingjorgensen,2002)、受教育程度(Bayer 等,2009)等都是影响家庭参与市场投资的因素。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年龄增长与劳动收入增加会导致家庭金融资产更多地配置于风险资产之上;随着退休期临近,家庭金融资产则更多地配置于国债等风险性较低的金融资产(Cocco等,2005)。性别也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Poterba,2003)。二是对市场参与程度研究,即不同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问题。收入风险对家庭的资产选择有显著影响,高的和可变的收入家庭相对于低的和稳定的收入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低(Heaton,2000)。不可保的收入风险会降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Guiso等,1996)。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资产投资率有负向影响(Cocco等,2005),对医疗保险或商业健康保险配置有正向影响(何兴强等,2009)。

为了旅游电商的快速发展,需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速度。 转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明确培养目标,根据社会实际人才需要,合理安排课程教学,建立旅游电子商务实验室、旅游电子商务实践基地等。将理论知识与校外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出更多的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基础。

综上所述,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众多,家庭的“异质性”和“有限参与”与传统的投资理论并不完全相符。面对现实的养老问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可能会向养老保险倾斜,以降低养老风险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就国外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会促使老年人增加储蓄(Chamon 等,2010),保险深度和社会保障覆盖率对股票市场的参与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Gormley,2010)。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待完善,未富先老问题已经显现,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养老保险的参与率,进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有待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人口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在研究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时,我们用Probit模型考察家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模型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及其应对老年风险的机理

家庭是以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为基础而构成的亲属团体,亲属成员之间具有抚育、赡养责任和义务,并有共同的经济行为和生存依托(王跃生,2016)。作为基本经济生产和生活单位,家庭也是应对风险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的逐渐衰老,会提高一系列丧失事件叠加发生的概率,由此形成养老风险的集中爆发(穆光宗,2002、2014),并转嫁到整个家庭上。尽管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化分工使原本由家庭承担的一部分照料慰藉服务社会化,但这部分服务的经济承担者仍然是家庭。家庭资产配置决策基于家庭不同的收入水平、消费需求、人口负担等实际状况以及未来可能的状况而定。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家庭老年人占比越高,家庭面临的老年风险越大,其消费投资行为面临的约束将与年轻型的家庭大不相同,这将迫使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即家庭老年人比例较高时,家庭面临的老年风险加剧,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更为保守。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越老化,家庭资产配置到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比重越低。

当养老风险增大、未来不确定性较强时,消费者会更加谨慎,产生较强的防御性动机,从而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Hayne E.Lelan,1968;袁志刚和宋铮,2000;魏先华等,2013;胡翠和许召元,2014)。参加养老保险是应对养老风险的措施,基于大数法则的养老保险通过生命周期内收入的平滑分配,使家庭成员在年老时能够获得一笔相对稳定的收入,从而减少老年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家庭应对老年风险的能力。因此,当家庭面临的养老风险更高时,更有可能参加养老保险。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

养老保险会减少养老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但养老保险本身也是一种金融资产。因此,它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可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虽然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第二代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是抗抑郁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此外,相当一部分患者未能对现有的典型抗抑郁药物疗法(第一代药物和第二代药物)作出良好反应,并被称为“难治型抑郁症”或者“治疗抵抗型抑郁症”。因此,研发治疗难治型抑郁症的药物是抑郁症疗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中一个策略是使用非典型抗抑郁药物。

(二)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假设2: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越老化,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

收入效应指养老保险会增加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养老保险会降低养老风险,减少老年收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少会产生稳定性预期。同一家庭在风险偏好不变时,在更高稳定性预期下会持有更多风险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指养老保险会减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养老保险本身可被视为风险较低的金融资产,当购买养老保险时,用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额度或比例会被其直接挤占。因此,从理论上看,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一步看,这取决于养老保险缴费占家庭收入比重状况。当养老保险费用占比较大,则缴费负担较重,家庭资产配置策略当侧重当期消费和安全性,此时替代效应会大于收入效应。反之,资产配置对安全性的要求较低,此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三)实证的前提分析和基本假设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可大致可分为三层次:一是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三是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其中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与工作挂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原则上自愿参加,商业保险自愿购买。

在大型水库中,具有年调节或者多年调节的控制性水库多建在支流源头或者二、三级支流上,而特大型水库或者主要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多建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而且基本都是季调节(丹江口水库除外),每条支流上控制性的水库一般只有 1~2座。

本文采用家庭成员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来衡量家庭养老保障程度。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若采用当前数据,则难以体现不同家庭状况下养老保障水平。因此,本文采用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年数据反映的是2010年信息。在2010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形成全覆盖,我国尚未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试点阶段,且采取自愿参保形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0年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 万人,新农保试点参保人数达到1.03 亿人,两者合计不到4 亿人。2010年,职工工资在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为个人工资的8%。通常企业会按照个人最低工资水平为缴费基数,这使得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实际上低于个人实际工资的8%。新农保缴费水平更低,每年的缴费标准可低至100 元,且有政府补助。因此,从个人角度而言,该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并不重。结合上文分析,可以推论:在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上,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据此,本文假设:

第一,家庭老年人口比例越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而这种影响农村家庭弱于城市地区,中西部家庭弱于东部家庭。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年数据。该项调查基于全国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 个县(区、市),320个社区共8438 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而成。该数据包括了微观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就业、社会保障、保险、收入、资产、负债等相关信息,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文研究的目标主要是解释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和持有比重产生影响,以及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改变这种影响。无风险家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定期存款及利息、活期存款及利息、股票现金余额、借出款的总和。风险家庭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权证、其他衍生品、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和黄金市值的总和。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当家庭持有上述风险金融资产的一种或几种时,便表示其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否则表示未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为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

主要解释变量为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和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和离退休金)的比例。其中家庭年龄人口结构老化程度用家庭老年占比来表示,即等于家庭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户主年龄、家庭户主性别、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家庭是否自有住房、城乡、家庭总收入、户主风险态度。其中家庭总收入包含了工资薪金收入、农业生产收入、工商业收入、投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五部分,而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营净收入可能为负,从而造成家庭总收入可能为负。在回归分析前,本文将未持有任何金融资产的样本全部删除,另外删除变量缺失值和选项异常值,最终使用的家庭样本是7774个。

变量描述统计特征如表2 所示,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家庭占11.14%;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较低,平均为4.79%。老人占家庭总人数比例平均为20.71%,家庭15 岁以下幼儿比例平均为11.97%。从这一数据看,微观家庭人口结构的老化程度与宏观社会人口结构老化程度相呼应。2011年家庭中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家庭人口总数的比例平均为30.74%,该比例较低。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在2010年,新农保正在试点阶段,还未全面推开;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未建立,大多数没有正式工作的城镇居民未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另外,户主平均年龄为49.63岁;受教育程度为9.4年;户主风险态度均值为2.9,偏风险规避;经济预期均值为1.29,预期偏好。

表1: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变量名称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比例家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口比例家庭60岁老人比例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户主风险态度户主经济预期城乡家庭少儿占比地区是否自有住房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家庭年收入变量定义家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家庭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或有退休金/离休金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比例60岁以上老人占家庭人数比例户主年龄男赋值为1,女赋值为2未上过学取值为0,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取值为6、9、12、15、16、18、22已婚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偏好风险为1,风险中性为2,规避风险为3,极度规避风险为4 1为较好,2为几乎不变,3为较差家庭居住农村赋值为1、居住城市赋值为0家庭15岁以下幼儿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家庭位于东部取值为1、中部取值为2、西部取值为3家庭拥有自有住房取值为1,没有取值为0家庭持有所有类型金融资产总额的对数考虑到收入可能的非线性影响,采用家庭年收入的对数进行替代

(二)实证模型与内生性处理

石门水电站作为陕西省农村小水电增效扩容试点项目已经通过评审,即将实施。该电站位于汉中市以北15 km的褒河峡谷出口,建成于1978年,是利用石门水利枢纽灌溉、泄水进行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目前电站装机8台,总容量4.26万kW(原有6台机组装机4.05万 kW,近期新增 #7、#8两台机组0.21万kW)。石门水电站运行30多年来,累计发电量达到28亿kWh,为汉中工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电站主要设备严重老化,绝大部分已到报废程度,机组出力下降,效率低下,无自动化监控系统,运行管理消耗大量人力资源,生产安全管理形势严峻,亟须更新改造。

其中,μ~N(0,σ2),Pension和Agestructure是所关注的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和家庭结构老化程度;X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Y是哑变量,1表示持有风险金融资产,0表示未持有风险金融资产。

3.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益分析。为了探寻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本文以家庭年收入上四分位数为分界点,将家庭分为高年收入家庭组和低年收入家庭组,然后分别对其分析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对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和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推断,家庭年收入越高,养老保险缴费占家庭收入比例越小,替代效应变小。表6 显示,低年收入家庭组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对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的影响小于高年收入家庭组的影响,两者都在1%水平上显著。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对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但高年收入家庭组的边际效应高于低年收入家庭组。由此可见,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存在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替代效应变小,从而使得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正向影响更大。

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对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和风险金融资产占比有正向作用,其对二者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0529 和.0269,皆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越高,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也越高。

家庭参加养老保险人数比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家庭的某种异质性,既可能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家庭人数占比有影响,同时也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本文借鉴宗庆庆等(2015)关于内生性的处理方法,按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和省份分组,然后计算每组的家庭平均参保比例,以此作为家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比例的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模型和IVTobit模型进行估计。

表2: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户主风险态度户主经济预期城乡家庭少儿占比地区是否自有住房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家庭60岁老人比例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比例样本值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 7774均值49.6325 1.2659 9.3986.8733 2.8970 1.2908.3728.1197 1.7569.8415 50884.82 54285.53.3074.2071.1114.0479标准差14.0336.4418 4.1211.3327 1.1072.6016.4836.1602.8006.3652 202446.3 145952.3448.3332.3146.1660最小值16 1 0 0 1 1 0 0 1 0.1-500000 0 0 0 0最大值111 2 22 1 4 3 1.75 3 1 7230000 3000000 1 1 1 1

(三)实证结果

由于回归系数的经济学意义不大,因此本文计算了边际效应。Probit模型下,边际效应表示解释变量变化1 单位引起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概率的变化。Tobit模型中,本文计算了平均边际效应,表示解释变量变化1单位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量。

1.家庭老年人比例对家庭成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影响。为验证家庭人口年龄老化程度与家庭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被解释变量,家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解释变量,运用Tobit 模型进行回归,并控制了家庭人口学特征、城乡、地域等变量,结果如表3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比例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这一边际效应为0.0771,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方面,家庭幼儿比例对家庭参保比例的边际效应较大,且呈反向关系。这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家庭幼儿没有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之中,其比例越高,家庭成员参保比例越低;另一方面,家庭幼儿抚养费用挤占了参保费用。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地区,其参保比例更低;中西部地区参保比例低于东部地区。偏好风险规避的户主家庭,参保比例更高,这说明参加养老保险是居民规避风险的一项选择。其他控制变量中,除户主经济预期和家庭年收入外,都与家庭参保比例呈正向关系,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乌梁素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境内,是黄河流域和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我国八大淡水湖之一。乌梁素海蒙语意为盛产红柳的地方。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目前,乌梁素海南北长35~40 km,东西宽5~10km,水面面积293km2,湖面海拔高程1018.79m,最大水深为2.5 m,平均水深1m。

2.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如表4 所示,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有影响,老年人口比例的边际效应为-0.023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老年人口比例越大,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越小。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对风险金融资产比重也有影响,其边际效应为-0.0135,在5%水平上显著。即家庭老年人比例越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越低。这验证了假设1。

其中:Y表示家庭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y*表示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在(0,1)之间的观测值;Pension和Agestructure是所关注的解释变量——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和家庭结构老化程度;X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

将标准化数据带入上面公式后,根据三个主成分的线性方程可计算出土壤样本在3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再根据综合得分公式,F=∑bjZj=b1Z1+b2Z2+…+bjZj,其中b为各主成分的贡献率,求得49个土壤样本的综合得分F值列于表4。

其他解释变量方面:户主性别有一定影响,若户主是女性,则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概率提高,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比重也提高;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都更高;风险规避的户主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更低;农村家庭显著低于城市家庭;中西部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低于东部;自有住房的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更高;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呈正向关系。

表5显示了考虑内生性后的回归结果。Wald内生性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原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相比表4,回归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对家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比重的边际效应有很大提高,且在统计意义上更显著(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家庭成员参保比例的边际效应也大幅提升。

第一次看电影,是5岁那年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那时,连队没有电影院,只在夏季和秋季有电影看。放电影前,大人们帮着在两棵大树之间挂上一幅白色幕布,放映员在不远处摆放好投映机,安装好胶片,时间到了便开始放映。连队职工们搬着自家的板凳,分散坐在放映机和放映员的周围。家里人口多的,就会派个人早早去占好全家的位置。

表3:家庭人口老化程度与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Tobit模型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比例家庭年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对数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风险态度(偏好风险):风险中性规避风险极度规避风险经济预期(变好):几乎不变变差城乡幼儿占比地区(东部):中部西部是否有自有住房Number of obs LR chi2 Prob >chi2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比例边际效应.0771***5.75e-09.0085***.0015***.0157***.0113***.0067.0026.0117**.0111**-.0035.0020-.0469***-.1031***-.0454***-.0360***.0167***7774 2647.91 0.0000-6018.707 0.1803标准误差.0063 1.02e-08.0008.0002.0036.0005.0048.0050.0055.0111.0044.0056.0037.0105.0037.0041.0043

由于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这一变量是截断的,使用Tobit模型来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为有效。Tobit模型为:

(四)稳健性检验

表4:家庭人口老化程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注: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其中*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比例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家庭年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对数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风险态度(偏好风险):风险中性规避风险极度规避风险经济预期(变好):几乎不变变差城乡幼儿占比地区(东部):中部西部是否有自有住房Number of obs Wald chi2/LR chi2 Prob >chi2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Probit-.0231*(.0129).0529***(.0100)-2.40e-09(1.31e-08).0507***(.0017).0001(.0003).01880***(.0068).0056***(.0010)-.0065(.0099)-.0348***(.0094)-.0243**(.0106)-.0634***(.0097).0129(.0082).0072(.0094)-.0452***(.0074).0083(.0209)-.0292***(.0070)-.0077(.0089).0242***(.0075)7774 790.33 0.0000-1667.1138 0.3863风险金融资产占比Tobit-.0135**(.0069).0269***(.0057)-3.80e-09(7.11e-09).0252***(.0025).0002(.0002).0087**(.0039).0031***(.0005)-.0070(.0055)-.0170***(.0045)-.0123**(.0052)-.0340***(.0051).0060(.0046).0024(.0053)-.0287***(.0045).0041(.0106)-.0158***(.0041)-.0045(.0047).0144***(.0046)7774 2056.17 0.0000-1790.5799 0.3647

为避免指标定义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关键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做敏感性分析。在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参保人数比例的影响时,我们将老人标准由60 岁提高到65 岁,因此老年人口的比例为“家庭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然后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在分析家庭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概率和比重的影响时,首先将老年人口的比例采用“家庭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指标;其次在衡量家庭养老保障程度时,由于新农保在2010年刚刚试点,且保障水平十分低,因此我们采用问卷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离退休金代替前文所定义的社会养老保险,由此得出家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比例。然后进行IVProbit和IVTobit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表7 显示:家庭老人比例对家庭参保程度的影响,家庭老人比例和家庭成员参保比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概率和比重的影响,与前面结论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5:家庭人口老化程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工具变量回归

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比例家庭成员参保比例控制变量Number of obs Wald chi2 Prob >chi2 Log likelihood Wald test of exogeneity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IVProbit-.5815***(.1188)2.7095***(.5487)是7774 2550.87 0.0000-3062.7821 6.08**风险金融资产占比IVTobit-.0431***(.0157).1968**(.0793)是7774 752.22 0.0000-3185.811 4.58**

表6:不同年收入组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程度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注: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其中*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解释变量家庭成员参保比例控制变量Number of obs低年收入家庭组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IVProbit 3.1435***(.4672)是5830风险金融资产占比IVTobit.1809(0.1233)是高年收入家庭组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IVProbit 3.7329***(0.4556)是1944风险金融资产占比IVTobit.1927(.1897)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引导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不仅有利于增加居民家庭收入,还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家庭是应对养老风险的基本单元,不同家庭人口结构面临的养老风险具有差异,致使家庭面临不同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未来预期,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策略。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越老化,金融资产配置策略越保守。养老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稳定预期,从而缓和保守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策略。文章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在控制了家庭人口学特征、地域、城乡等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比例的影响,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口比例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的影响。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表7:家庭人口老化程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稳健性检验

注: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其中*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比例家庭成员参保比例控制变量Number of obs LR/WALD chi2 Prob >chi2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家庭参保人数比例Tobit.0459***(.0068)——是7774 2540.36 0.0000-6072.481 0.1730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与否IVProbit-.5663***(.1120)2.6270***(.6241)是7774 2145.20 0.0000-2373.1733 5.83**风险金融资产占比IVTobit-.0383***(.0112).1890***(.0692)是7774 782.20 0.0000-2496.0393 5.10**

假设3: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程度越高,家庭资产配置到风险金融资产上的可能性和比重越高。

第二,家庭老年人口比例越高,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口的比例越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高。

他却很大方地给我找了个椅子,然后从开水瓶里给我倒了杯水,像个大人一样招呼我。他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出来,说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脑袋也聪明,就是命不好,两个大人都不靠谱,要我多照顾一下他。

第三,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但在低收入家庭,替代效应相对较强。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年龄越高、户主越是风险规避、幼儿占比越低、金融资产总额越少,其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没有住房的家庭其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更低。

以上研究给我们如下启示:

按照惯例,中国与BPC之间的大贸合同谈判价格,对于中国市场及中国与其他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谈判价格,具有引领作用。目前,正值市场变化关键期,国际钾肥市场形势和大合同谈判价格备受关注。日前,在2018钾盐钾肥大会上,白俄罗斯钾肥公司首席代表基里尔·辛克维奇坦诚地接受了中国农资传媒记者独家采访。

趋势三:环渤海大湾区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引擎。环渤海地区既有北京、天津,也有唐山、秦皇岛、营口、大连、烟台、东营、威海等沿海城市,还有沈阳、济南和青岛等北方经济中心,区域内人才基础雄厚、交通便利、工业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在我国着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建设将成为推动环渤海地区发展乃至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引擎。以湾区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制约,带动河北周边、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继而辐射东北、华北地区,逐步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一,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深刻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越老化,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程度越低。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引导居民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予以协同。

第二,养老保险能有效减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因此,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减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程度。另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参保比例的影响中,农村要弱于城市,中西部弱于东部。因此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进程中,政策和资源需要适度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鼓励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障程度。

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组织承诺的内涵做了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态度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内心倾向,包括乐于接受组织价值观、乐于投入精力到工作中和作为组织成员的内心自豪感三个方面;另一种是行为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为了不放弃现有工作位置和福利待遇而不得不留在组织中的一种承诺。各国学者对组织承诺的定义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着眼于员工心理和行为的研究;第二认为组织承诺具有多重维度;第三,认为组织承诺可以测量;第四,考察组织承诺产生的自发性与强迫性。

注:

①养老风险指人在老年时,因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可能遭受生存危险的意外性和不确定性,包括风险发生与否以及危害程度大小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可包含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维度。

参考文献:

[1]Baptista A M.2008.Optimal Delegated Portfolio Management with Background Risk[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6).

[2]Bayer P J,Bernheim B D,John Karl Scholz.2009.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kplace: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Employers[J].Economic Inquiry,47(4).

[3]Campbell J Y.2006.Househol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61(4).

[4]Chamon.M.,and E.Prasad.2010.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

[5]Cocco J F,Gomes F J,Maenhout P J.2005.Consumption and Portfolio Choice over the Life Cycl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8(2).

[6]Gormley T,Liu H,Zhou G.2010.Limited participation and consumption-saving puzzles:A simple explanation and the role of insur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6(2).

[7]Guiso L,Jappelli T,Terlizzese D.1996.Income Risk,Borrowing Constraints,and Portfolio Choi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1).

[8]Hayne E.Leland.1968.Saving and Uncertainty: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3).

[9]Heaton J,Lucas D.2000.Portfolio Choice and Asset Prices: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Risk[J].Journal of Finance,55(3).

[10]Heaton J,Lucas D.2000.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Risk[J].Economic Journal,(460).

[11]Kimball M S.1991.Precautionary Motives for Holding Assets[R].Working Paper.

[12]Markowitz H.1952.Portfolio Selection[J].Journal of Finance,7(1).

[13]Poterba J M,Samwick A A.2003.Taxation and household portfolio composition:US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7(1).

[14]Vissingjorgensen A.2002.Towards an Explanation of 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 Heterogeneity:Nonfinancial Income and Participation Cost Structures[C].Econometric Society World Congress 2000 Contributed Papers.Econometric Society.

[15]邓大松,杨红燕.老龄化趋势下基本医疗保险筹资费率测算[J].财经研究,2003,(12).

[16]何兴强,史卫,周开国.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44(12).

[17]胡翠,许召元.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J].经济学(季刊),2014,(04).

[18]刘进军.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经济问题,2015,(03).

[19]刘穷志,何奇.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J].经济学(季刊),2013,(1).

[20]孟亦佳.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49(S1).

[21]穆光宗.丧失和超越:寻求老龄政策的理论支点[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4).

[22]穆光宗,吴金晶,常青松.我国养老风险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23]齐传钧.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S1).

[24]汪伟,艾春荣.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储蓄率的动态演化[J].管理世界,2015,(6).

[25]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J].中国社会科学,2016,(4).

[26]魏先华,张越艳,吴卫星,肖帅.社会保障的改善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3,(2).

[27]吴卫星,齐天翔.流动性、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相异性——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2).

[28]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

[29]朱涛,卢建,朱甜,韩湜.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

[30]左学金.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养老保障: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1,(3).

Family Age Structure,Pension and Famil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Jian Binhui Xu Ting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ichuan Chengdu 611130)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structure of family members,the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assets.Using CHFS in 2011,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populat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and the impact of the two o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assets.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population,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ension insurance,and the higher the effect of the city than the rural area;the higher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population,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and proportion of the family holding financial assets;endowment insurance has an income effect and a substitution effect on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that is,when household income is low,the substitution effect is large.

Key Words:family age structure,pension,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6-0032-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6.004

收稿日期:2019-04-12

作者简介:蹇滨徽,男,四川广元人,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险、养老保障;徐婷婷,女,陕西西安人,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保险制度与政策、农业保险。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MM,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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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滨徽: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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