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81年，与国际人类学界失联30多年的中国人类学重建后，作为瑶族国际研究的开拓者、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带路者、族群理论应用的领航者，乔健先生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联通的桥梁，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乔健；人类学研究；国际化；贡献
自1949年中国人类学从大学被撤销后，与国际人类学界失联了30多年。1981年中国人类学重建后，如何与国际人类学接轨？怎样才能回到国际人类学的大家庭？都是中国人类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非常需要重新建立联系之时，身居香港和台湾的乔健先生，出于对中国人类学的深切关怀，伸出了学术之手，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联通的桥梁，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做出了贡献。
一、一项示范：瑶族国际研究的开拓者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类学初建，学术研究仍沿着长期控制中国的苏联民族理论的轨道滑行着，单线进化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等大行其道。1985年4月我们进入广西民族大学后，参与审编刚于1984年11月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的首届瑶族盘王节录像资料，顿时被瑶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迷倒。但如何开展瑶族研究，完全没有方向。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来华留学大军中，非学历类游学人员，如短期交换生、冬夏令营学生等达22万人以上，部分国家的学校把来中国游学列入东方文化浸濡计划，如新加坡等国。因此，它的市场份额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与此同时，1980年，乔健先生从美国到香港，创办了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系，开始了对瑤族的研究。乔先生很清楚，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关于瑶族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一片白地，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竹村卓二以及北美的Dr.Herbert Purnell、法国的Dr.Jean Lemoine等等，都是海外对瑶族进行研究的先驱。
来自日本上智大学的白鸟芳郎先生，早在冷战时期就开始了对泰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在1967-1974年四次前往泰北展开田野调查，对当地山区的瑶族、苗族进行了较深入的调研工作，并找到了许多罕见的瑶族文献、传统文本，包括《评皇券牒》与《瑶人文书》两本震惊学界的文献，成了国际瑶族族源与文化研究的开端与凭据。此外，白鸟芳郎先生还编著了包括瑶族研究成果在内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
1.3 地质背景 园区地处强烈隆升的青藏高原内陆腹地、我国一级地貌单元前缘带内。受祁昌、河西系两大构造体系的复合迭加及后期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活跃及其晚近期不均匀振荡运动活动的加剧，尤其是共和运动以来，黄河溯源侵蚀呈近东西向切李家峡、松坝峡而过，构成了园区一定范围内北部为侵蚀切割的黄河峡谷和南部为坎布拉构造侵蚀山地地貌景观。
竹村卓二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综合多国学术成果后，将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瑶族作为一个完整的跨国民族展开研究，并出版了《瑶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一研究视角在当时之新颖，使其成了学者们公认的“引路之作”①《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介绍》，见《西南民族研究动态》第10期，该书在张有隽的主持下1986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并内部印刷。2003年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Dr.Herbert Purnell则是语言学专家，专注于瑶族语言的相关研究，来自威廉凯瑞国际大学（WCU，前身为密西西比女子学院），在泰国瑶族聚居地生活了13年之久。在冷战期间的印度支那战争使大量瑶族移民前往美国后，Dr.Herbert Purnell在北美瑶族的力邀下制作了一套适合北美瑶族的瑶语拼音方案，时至今日仍然被北美瑶族所使用。
2001年年中，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议在德国哥廷根召开了中期会议，此次会议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学者与会，而我国学者牟本理、黄凤祥、吴金光等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员也组成了代表团与会。
在这个过程中，乔健先生一是在1993年在墨西哥参加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推荐费孝通教授为联合会终身会员；二是1998年，乔健先生代表台湾地区参加第十四届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热情指导和帮助周大鸣、徐杰舜、马建钊、郭凡等初次参加会议的大陆学者代表；三是2003年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会议，为中国成功申办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出了力。仅此三点，乔健先生在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进程中，作为一个带路者是可记一功的。这是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乔健先生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的又一个贡献。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作为一项人类学研究的示范，是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一个范例。
改革开放40年，化肥流通体制改革2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1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较1978年相比上涨103%，人均粮食生产增长40%，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对质量与安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导致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的瑤族研究正因为有乔先生的带领和示范，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外举行国际研讨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瑶学研究人才，才使得中国的学者逐渐有了国际学术的眼光，才使得《瑶族通史》能成为瑶族研究的高峰之作。我们在《中国瑶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一文中曾说过《瑶族通史》之所以担得起瑶族研究皇冠明珠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一起，就单一的少数民族举行学术研讨会且规模如此之大，在我国人类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外学者多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瑶族的研究选题小、角度新、方法新颖的特点，给中国学者极大的启发。如美国的普尔纳教授，精通瑶族语言，编纂过《瑶英词典》，他的论文题目是《勉瑶民歌的格律结构》。在广东乳源县参观访问时，他与当地瑶族群众用瑶语交谈，使当地群众倍感亲切。离别时，一位瑶族老大娘唱起送行歌，普尔纳教授感动得流下泪来［1］。
为了推动瑶族的国际研究，在广东乳源考察期间，在乔健先生的推动下，“国际瑶族研究会”宣布成立了，总部设在香港，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建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广西瑶族研究会会长黄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研究所主任雅克·勒穆瓦纳当选为副主席，广东省民研所所长刘耀荃研究员、美国的普尔纳教授、斯坦迪弗教授、瑞典的康德研究员当选为委员，从而揭开了瑶族研究国际化的序幕。
这个示范影响很大，由于是第一次到香港出席国际会议，我们都很期待张有隽带回来的会议信息。张有隽回到南宁后，告诉我们的第一大信息就是乔健先生关于学习人类学理论的建议：
乔先生对张有隽说：“你们的理论太落后了，根本无法与国际对话。建议你们要学人类学。”
张有隽对我们说：“我是研究瑶族民间宗教的，还有点说话的余地，不然就开不了口！”“乔先生建议我们学习人类学。我买回来一套台湾出版、美国基辛写的《人类学概论》，大家好好学习吧!”
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见到关于人类学的著作。回想起来，真是好惭愧，那时我们研究民族理论十分干瘪，除了民族形成，就是四大特征加上一个民族发展。如饥似渴地读了基辛的《人类学概论》后，虽是初次阅读，有点囫囵吞枣，但“变迁”的概念却印象特别深刻，深感人类学理论的丰富和生动。
此后，在乔健先生的策划下，由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组织学者前往泰国和中国广西、云南、广东以及法国图卢兹等地举办了多次年会，这些研究会议也让瑶学成了国际人类学的热门课题，一直到200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瑶族通史》出版，把瑶族研究推上了高峰。
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研究所、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其中有22位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学者与英、法、美、澳、瑞典学者与会。会后，广东省民委又邀请研讨会全体与会人员到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和乳源瑶族自治县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观访问。这种学术会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会议形式，无疑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首先，《瑶族通史》首次采用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瑶族族源历史往前追溯到了距今1.7至1万年以前，通史对苗族、畲族、瑶族同宗同源的假说进行了证明，推断出了瑶苗畲先祖在8000年前的江汉平原创立新石器文化，成为瑶族族源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次，对盘古和盘瓠两者的源流区分进行了正本清源，明确了两者并不同属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不同婚姻形式的标志。盘古的诞生是“玄”的母系婚姻形式代表；而盘瓠则是作为一种母系婚姻形式与父系婚姻形式过度的标志，展现出了原始社会的伦理发展源流，盘瓠所处时代远远晚于盘古。
再次，对瑶族的族源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并提出瑶族族源为“三苗”，而“三苗”之族源则是“九黎”，瑶族古代文献当中描述了瑶族在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是瑶族史梳理、学说证实证伪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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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确了瑶族先民“莫徭”和瑶族先民“蛮”的族源关系，证实瑶族先民在南北朝前与其他民族一起被含糊称之为“蛮”，而在南朝萧齐末年时诞生了“莫徭”之称，可见“蛮”中分化出了“莫徭”，也就是瑶族先民。
另外，《瑶族通史》还对《评皇券牒》与羁縻政策的联系进行了梳理，明确了该文献的所属时代（南宋），并明确了其作为一种招抚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依据。
最后，《瑶族通史》成了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瑶族族源与文化历史的人类历史学著作，对瑶族这一民族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
因此，《瑶族通史》作为对过去八十余年瑶族研究学术成果的梳理、总结与吸收，又发挥了海内外瑶族文化的情感与理性纽带作用，毫无疑问地成了瑶族研究皇冠上的明珠［2］。
中国瑶族研究的开拓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饮水思源，作为瑤族研究的开拓者，乔健先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这是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乔健先生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的第一个贡献。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导言部分指出：“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大体上是一部关于自我欺骗的小说，说的是主人公皮普如何幻想既不靠兢兢业业地劳动又不靠贵族阶层的进项而一举成为有教养的绅士的故事。”[2]28萨义德认为狄更斯对马格维奇的态度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国民可以被遣往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但绝不允许他们“重返”政治文化中心。据此，萨义德进一步指出了小说创作与帝国霸权之间的共谋关系。狄更斯对待马格维奇的立场显然也是大英帝国对待它的“多余人口”流动终点站澳大利亚的态度。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经典小说的意义显然已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具有福柯式的文化批评的意味。
二、一个带路：是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带路者
2009年7月27日—31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承办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昆明市举行。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的4300名人类学民族学家出席了本届大会。这次大会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在人类学民族学界被视为“奥林匹克”，具有崇高的学术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会议顺利通过了由中国学界提交审议的《昆明宣言》，决定由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继续担任国际联合会副主席；批准由中国学者申请成立的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并首次由中国学者担任专业委员会主席，中国学界在国际联合会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会议对各国学者提交的5000多篇学术论文，编印成10卷本论文提要共1200万字，这些论文提要涵盖了人类学、民族学各研究领域，汇集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趋向，成为这次大会主要的学术成果载入史册，各国参会学者竞相珍藏。会议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昆明宣言》，展现出不同国家人类学界能够就人类学发展、文化多样性等问题上的一致观点，也展现出了我国人类学与世界人类学的学术合作走入了新的阶段，无论是在学科建设还是学术交流上都需要面对全新的合作环境。［3］
人类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门基础人文学科，它的诞生虽然带有殖民的血腥，但近200年来，它进一步提高了全球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融、互动，以跨学科演绎的方式，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解；更由于它的田野工作方法，以及他者视角，人文关怀和比较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并于1934年在伦敦召开了首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1943年8月，国际人类学联合会与国际民族学联合会分别诞生，并在1968年合并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作为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的成员之一，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的国际学术团体，其每5年组织一次全球性的学术会议，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甚至上万名学者前往参加，是人类学界的世界级盛事，也因此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成了真正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本来中国人类学家从1934年起，就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的积极参与者，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中国就有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等学者参加。在大会发言中，吴定良与欧阳翥以翔实的论文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中国人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如欧洲人的谬论。杨成志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大会推选李济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理事。
但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随着人类学在中国被撤销，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从此阴阳两隔，完全失联。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改变，中国人类学一边重建，一边努力寻找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恢复联系。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民委国际司原副司长吴金光先生提供的资料，其脉络如下：
1982年5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希利尔·贝尔绍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邀请到北京进行访问。此次访问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学术界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正式往来。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阮西湖研究员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期间，与时任IUAES主席的加拿大UBC大学教授希利尔·贝尔绍教授（Cyril S.Belshaw）会面，加深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了解。阮西湖研究员表达了希望参加第二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和魁北克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意愿。该联合会即发出了参会邀请。1983年8月，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在加拿大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政府代表团名义派出了秋浦和胡庆参加了这次大会。
1988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二届大会在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时任所长杜荣坤等6位学者参加了本届大会。有3位学者在大会的“中国研讨组”上宣读了论文。代表团还在大会上播放了3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的人类学电影。此外，代表团利用这次机会扩大交流，出席了IUAES秘书长宴请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的晚餐会，拜访了前南斯拉夫的一些人类学与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本届大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乔健教授与王富文（Dr.Nicholas Tapp）共同组织了一个有关瑶族的专题讨论会。
王老师：所以，在我看来，英语教学不能淡化语法，而是应该强化。但是，我们需要改变以往“先教语法、再练会话”的做法，可以先培养学生的语感，再进行语法教学。如果一味地轻视语法、淡化语法教学，最后很可能事与愿违。我希望您能把我们一线教师的这些想法与课改专家好好沟通、交流一下。好的改革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多听听一线教师的意见；如果都不太了解一线教师的教学实际情况、不关注一线教师已经积累的经验，那么改革对一线教师来说就会成为一个障碍，对学生也未必有好处。
1992年6月，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年底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团体会员。随后，该组织每年都会组织国内学者前往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等学术组织举行的学术会议。
1993年8月，由时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会长李德洙、国家民委国际司处长吴金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长郝时远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赴墨西哥参加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本届大会上，中国成了大会常务理事，具有投票权；而费孝通先生则成了终身会员；阮西湖教授则成了组织的执行委员，成为第一位担任联合会执委的中国学者。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任教的华裔人类学者黄树民宣读了题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的论文。李德洙和黄风翔在“中国民族研讨的专题会”上分别做了中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的发言，并回答了学者们的提问。这是中国民族学家第一次在联合会的世界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中国的民族情况。
1994年8月2—4日，该学术组织在英国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学会会长、中国阮西湖执委、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人类学系文森·萨特利夫教授及联合会秘书长、执行秘书、其他执委及1995年意大利中期会议主办方共12人出席本次会议。中国学者阮西湖建议1995年意大利中期会议设立多元文化主义讨论小组，研究多元文化的意义和定义、小民族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下的前途、移民对多元文化的影响以及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传播等问题。会后，阮西湖研究员提出中国申办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2003年）的建议。
1995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共有来自34个国家的学者出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第一次参加的中期会议。中国学者阮西湖向会议提交了《文化的差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论文，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侯第提交了《中国各民族与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发展》的论文。阮西湖执委参加了执委会议，我国学者出席了由20个国家的常务理事参与的常务理事会。
1996年8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李德洙会长率吴金光等赴瑞典和英国参加联合会的中期会议和都市人类学的专题会议，并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商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申办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事宜。
钩藤散是传统中医名方，出自《本事方》，由钩藤、石膏、陈皮、麦冬、半夏、茯苓、人参、防风、生姜、甘草、菊花11味药组成。该方原为治疗肝厥头晕之症的经典方剂，近代医者常将钩藤散用于老年性痴呆的防治，该方在日本医界被视为治疗痴呆的常用方，对AD患者认知行为和神经保护方面有部分改善[4-5]。研究证明钩藤散能有效降低脑组织β-淀粉样蛋白含量、促进突触形成、降低谷氨酸兴奋性毒性、调节乙酰胆碱酯酶含量和抗氧化应激等途径改善AD患者的认知功能[6-9]，但其药理作用尚未完全阐明。
1996年9月，应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邀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桑德兰到北京访问。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名誉会长的图道多吉会见了桑德兰教授夫妇。此外，桑德兰在李德洙的陪同下拜访了费孝通教授。桑德兰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了访问和演讲。
1998年7月26日—8月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美国的威廉斯堡玛丽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21世纪——人类学的世纪”，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学者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国派出了以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国都市人类学名誉会长图道多吉为团长的中国都市人类学代表团。大会专题圆桌会议中安排了《中国人类学》专题。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会长图道多吉和会长杨侯弟主持了“中国民族文化及其影响”的研讨会，我国学者周大鸣、徐杰舜、吴金光、李鹏飞、石奕龙、马建钊、陈延超、沈林、郭凡以及我国台湾人类学家乔健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此外，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主办了“21世纪世界民族关系前景展望及各国政府的对策”的专题研讨会。本届大会的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上，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联合会新一届领导成员及下一届世界大会举办国。中国获得了2000年中期会议的举办权。
1999年10月，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爱默瑞塔斯埃里克·桑德兰教授的邀请，以国家民委副主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筹委会主席江家福为团长的国家民委代表团一行5人赴英国进行访问。期间，与桑德兰教授商谈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的具体事宜。
1、内部牵制阶段。该阶段主要目的在于以职务分离和账目核对的措施实现企业账目和财务核算的清晰、准确，达成整个企业之间、各成员之间的牵制和稽核关系。内部控制源于早期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核算体系不健全，导致员工挪用、盗用公司财产等不法行为出现，为更好地保护公司的财产安全，以岗位相互监督的内部监督机制应运而生。
2000年7月24—28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主题为“城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该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360名学术代表，其中有170位海外学术代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人类学组织的最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党组成员郝文明挂帅，铁木尔、沈林、吴金光等参加了会议的相关工作，我国人类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来自美国的高斯密先生以及英国的索撒尔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演讲，梳理了人类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并展望了人类学的未来。
插画要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彼得兔》作为全球畅销绘本经久不衰并不是意外，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天时：工业革命彩色印刷技术的创新进步;地利：出生在当时的伦敦的作者可以接触到很多大师的优秀作品提高其鉴赏能力;人和;作者本身对绘画以及讲故事的理解和努力，形成了其独有的画风和有趣的故事。无一不是促进了《彼得兔》这一作品的诞生和畅销成为绘本中的经典之作。
而来自法国的Dr.Jean Lemoine，则是法国国家科学院分支机构东南亚与南中国研究所所长，同时也在泰国山地地区生活过较长时间，也对瑶族的创世神话、宗教信仰有着较深入、全面的研究，著有《瑶族神像画》一书，是国际瑶族研究经典著作之一。
2002年9月，由日本科学委员会、日本民族学会、日本人类学会主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学视野中的人类身体”，主旨在于寻找全球化与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中，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在人类生物学、环境科学中贡献什么力量等等。本次大会专题丰富、涉及学科较为广泛。以铁木尔为团长的中国人类学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西部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中国凉山彝族家支活动的变迁》《从耵聍类型和体味看亚洲基因歧视》《从古代DNA分析看中国古代人群遗传多样性》等论文。
2003年7月，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在意大利翡冷翠举办，这届大会也明确了下一届大会的举办地为中国。景军教授当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类／自然的相互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大会设立了22个学科性专题会议，120多场报告会，共有700余位学者出席。国家民委、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台湾学者共30余人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大会。7月10日，联合会举行各国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中国社科院民研所郝时远所长、国家民委国际司副司长吴金光、清华大学景军教授、中国科学院金锋教授、中国社科院王甘博士、中国台湾省的乔建教授作为中国代表与会。由澳大利亚、中国分别进行第十六届大会申办陈述，然后进行投票表决。景军教授、王甘博士和金锋作为中方陈述人，睿智、幽默地向各国代表强调了中国促进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办会宗旨，承诺最大限度地为参会代表进行充分学术交流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最终以25∶12的票数赢得第十六届大会的举办权。
乔健先生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的第二大贡献，是给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带路。
正是因为国际瑶族研究已经有了较好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后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乔健先生组织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所幸的是以研究瑤族宗教擅长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教授，作为瑤族学者，被乔健先生邀请，于1986年5月26日至30日出席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
马克思赋予人类劳动一种自由解放的力量，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绝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包含了他对人类自由发展的历史前景的展望。因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两种不同人类实践领域的划分，更不是从不自由的劳动到自由劳动的转变，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发展中，从必然王国的不够充分的自由劳动到自由王国中真正的自由劳动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所蕴藏的自由维度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力量。
三、一个理论：族群理论应用的领航者
在中国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是苏联民族理论的天下，所以，在那个时代出版的民族理论教材，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基本雷同。不但研究角度与工具桎梏较多，同时可参考遵循的理论也比较陈旧，相对于国际学术界，中国民族学界的学术研究深度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学者们在关注和讨论“人类学本土化”问题中，想冲出苏联民族理论的“牢笼”，但苦于没有新的理论指导，没有方向，没有支撑，大多处于理论的彷徨之中。
冷冻保鲜凤尾鱼、食用精盐、太太乐鸡精、白砂糖、太太乐特味鲜调味料、葱粉、姜粉、白胡椒粉、五香粉、风车淀粉、高度白酒、加饭酒、饴糖。
但是，人类学理论之树常青。200年来，从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一直到符号论、象征论、解释论，使人类学理论之树枝繁叶茂，学术的生命细胞活跃非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据周大鸣教授介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族群论兴起，美国犹太裔顾定国教授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就开始讨论“都市族群关系”。无奈我们大多还处在学术的封闭之中，只知“民族”，不知“族群”，甚至为“民族”概念争论不休。所以，1998年在美国参加“第 14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时，周大鸣教授购得了挪威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的名著“Ethnic Groups And Bound Aries”。当时一起参会的乔健先生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力荐巴斯为此书写序言——《族群与边界》，让周大鸣组织翻译发表。而徐杰舜正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执行主编，欣然接受了负责发表的任务。大家说干就干，周大鸣的研究生高崇很快完成了翻译工作，周大鸣担任了校译，我的研究生李远龙则负责了复校。最后1999年1月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上推出了巴斯的《族群与边界》，把族群理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乔健先生为什么力荐翻译发表巴斯的论文？徐杰舜在编辑巴斯一文的过程中，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族群理论，并与民族概念做了比较研究，写成《论族群与民族》一文，2002年发表于《民族研究》第1期。二十一世纪以后，族群关系就成了世界人类学界的热门方向，族群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进步，而这一概念也是在这一成果中被引入了中国，成了中国人类学界当时最受瞩目的研究成果，引用无数。尽管一些学者反对将族群概念加入研究，但更多的学者却的确感受到了族群概念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推动、启示作用。在此也应该为乔健先生记上一功。
乔健先生不仅力荐巴斯的《族群与边界》，还积极策划和组织海峡两岸的学者举办有关族群的研讨会。据大禹《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的记载：
“2000年7月，乔健先生与徐杰舜先生共同出席了位于北京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并在会下对两岸学术交流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完全可以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获取相关学术基金资助，然而这一次的想法并没有在2001年得到批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为中国构建跨国政策联盟提供了契机，中国可以在双边经贸往来和人文社会交流方面，鼓励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多种渠道和表达方式向目标国家内部拓展中国版南海意象，并力争在互动中得到目标国家国内民众、利益集团和决策者的理解与支持。如此，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对中国版南海意象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助于延续中国与声索国的友好协商态势不致被领导人更替而轻易中断。
尽管在当时没有成功，但乔健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在他的组织下，花莲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申请到了一些组织会议的经费，只需要将会议规模限定在海峡两岸，两岸学者就都能参与讨论。2002年9月，乔健先生致电徐杰舜，告知其花莲东华大学能够举办依山依水族群研讨会，而为让大陆学者能够参与，乔健先生又主导将会议时间推迟两个月，在多方努力下，这一次研讨会最终得以在台湾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成功举办。”［4］
这次关于族群的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出席会议的大陆学者，如邓启耀、方李莉、于长江，以及提交论文的张有隽等，后来都成了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学者。可见乔健先生为中国人类学开展族群研究领了航。
更重要的是乔健先生身体力行，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创办了“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运用族群理论开展学术研究达10年。正如李亦园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国内的知名高校开设了具有本校特色的开放课程。比如，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上线、上海交大的“好大学在线”、爱课程网的“中国大学MOOC”、果壳网的MOOC学院、智慧树慕课、慕课网和超星慕课等，有些平台提供付费的结业证书。学习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这些开放的网络课程，这些开放课程最大的优势是世界范围的优质师资与教学课程资源的分享，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乔健先生是目前我国人类学研究专家中田野调查最为频繁、经验最扎实、接触族群类型最多的学者。在台湾地区的古人类研究所期间，台东地区的卑南族就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他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而乔健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期间，又前往了美国西南部的拿瓦候印第安人部落中展开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这种研究经历在华人学者身上凤毛麟角。乔建先生回国之后，首先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系，所以乔健先生是港台背景的学者中比较早能够来到大陆研究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的一批人，也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地区的民俗与社会发展；随后乔健先生回到了东华大学执教，对当地的阿美族文化变化也非常敏感，又在际遇下回到了山西老家，与山西大学的学者们共同进行了吹打文化的研究，推动了汉族底层人民的文化风俗研究。正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中来回穿梭却又认真审视，乔健先生有着非常广阔的视野与极其包容的文化胸襟，丝毫不畏惧对跨文化研究的课题探索，找到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族群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先驱。”［5］
李亦园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对乔健先生学术脉络的梳理，也是对乔健先生学术人生的总结。
四、一句结语：开创中国人类学的新时代
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上，乔健先生为瑶族国际研究所作的开拓，为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所做的带路，为中国学者开展族群研究所做的领航，都有力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国际的接轨。今天我们讨论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不能忘记他对人类学的学科关怀，不能忘记他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情怀，不能忘记他对大陆学者的尽力提携，不能忘记他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鼎力支持。还是李亦园先生说得好：“乔先生无疑也发挥了相当的前驱作用”。［5］
有人说随着费孝通先生、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的仙逝，结束了华人人类学的时代。但历史是发展的，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讨论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视他为人类学之桥，目的就在于既要肯定乔健先生为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所起的桥梁作用，更要继承乔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情怀，架起一座开创中国人类学新时代之桥。
参考文献：
［1］魏斌.扩大交流，促进研究——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述评［J］.中国民族，1986（9）.
［2］徐杰舜，丁苏安.中国瑶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J］.广西民族研究，2018（2）.
［3］吴金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寻踪［M］//吴金光.走近世界民族:25年外事工作札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大禹.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5］李亦园.乔健：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A BRIDGE OF ANTHROPOLOGY:THE CONTRIBUTIONS OF MR.QIAO JIAN IN PROMOTING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ANTHROPOLOGY
Xu Jieshun
Abstract：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since 1981,a period of more than 30 years in los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Mr.Qiao Jian who acts as an pioneer in the international Yao studies,a leader who leads Chinese anthropology to join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and a navigator in applying ethnic theory,establishes a bridge and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connecting Chinese anthropolog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
Keywords：Qiao Jian;anthropological research;internationalization;contributions
【作 者】徐杰舜，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042-08
〔责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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