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今科讯飞速发展的时代，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科技和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而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平台等技术的应用和助力下，老年人的科技辅助产品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但在“科技银龄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也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一些科技产品和IT服务因为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主体性而使老年人群体产生数码疏离。本研究与两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对老年人进行数码赋权的干预，结果彰显了以案主群体需求为本的科技与服务设计的重要性。基于该干预研究，研究分析了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观的矛盾，并描述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教育中师生对老年人数码赋权的回应。
关键词：适老化科技 社会工作 数码赋权
一、健康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
长者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社会的主体人口，标志着人类社会老龄时代的来临。深度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下，从国家战略的层面统筹老年人的健康养老事业已成为我国政策的关注焦点。“健康中国2030”规划明确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十三五”规划纲要、人社部均对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体系建设做了战略部署。而在科技飞速发展、智能终端和电子科技兴起推动下的老龄社会新时期中，我国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与疾病发生、死亡率改变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口健康转型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提出了新挑战。
老年人慢性病高发，对老年群体而言，仅依靠护理人员、医疗技术的健康管理有其局限性，而科技创新的发展为新老龄化时期的慢性病人群的健康干预提供了新的手段。现代智能技术在老年健康干预和管理方面的应用随着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兴起而不断发展，各种智能健康管理应用程序（APP）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养老成为养老事业与科技发展结合的热词。作为积极养老理念中的一种方式，智慧养老借助当今科技的快速发展，为老年人自尊、自立的生活提供了可能。
而现实社会中科技创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当今信息科技在尝试与老龄化社会跨界融合；另一方面，科技高速的发展如果不贴近老年人的群体特征和需求，反而使老年人产生数码疏离（Digital Divide）。例如很多智能产品或是智能系统从前期使用阶段就使老年群体产生隔阂感，“复杂”的使用程序让老年人难以消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落后于信息社会发展的人们更容易错失生活中的机会和权益。
本研究从梳理智慧养老的概念出发，对两组老年人实施了数码增能的干预服务，在评估其效果的基础上讨论科技与人文价值观的矛盾与协商。同时，作者开设了一门《科技创新与智慧养老》的课程，并探索了课程教育中师生对老年人数码赋权的需求回应。
二、相关文献
（一）智慧养老的概念和发展
智慧养老也作智能化养老，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2017年国家三部委发布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通知中，将之界定为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能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量效率水平（工信厅联电子〔2017〕25号）。我国老龄办将智慧养老定义为综合运用物联网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及智能控制技术等各种智能化老年服务行业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是一种养老服务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家庭、社区和社会中各种为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安全、舒适的养老服务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朱勇，2014）。从概念上说，前后经历了从数字化养老、信息化养老、科技养老、网络化养老、智能养老、智慧养老的发展历程，主要内涵包括智慧养老设备、系统开发和平台建设这三个类型。
总的来说，智慧养老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的养老产业和养老实业的产品和服务，其照护的目的和理念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通过科技辅助补偿其功能丧失，激活其剩余功能，以帮助老年人实现有尊严的独立生活、持续参与社会。智慧养老代表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新方向，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是对以往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等传统模式资源的整合、延伸、补充和发展。目前政府对于老年人健康信息收集、智能化穿戴产品、生活服务网络、养老服务信息化、机构信用水平评估等都较为关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尊重老年人的主体性。无论科技如何发展，都不能忽视老年人的主体性，因为技术发展本身不是目的，需求的驱动才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又以日本的陪护机器人为例，研发商特别尊重老年人的主体性，经常对机器人的用户回访，调查用户体验，当老年人表示不喜欢机器人不经老人同意就拨打110（类似于国内的120）的时候，研发团队立刻进行了产品改进。无独有偶，2017年全国为老服务创新大赛决赛中，现场的老年人观众评委将冠军投给了回应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小雅音箱，这既表达了老年人对自尊自决权力的诉求，也符合其情感需求满足的期望。这表明其他群体认可的科技未必是老年人群体喜好和期待的，任何科技和服务的进步都必须在充分尊重用户的本体特征的前提下取得。
（二）当前信息科技与老龄化的融合与疏离
数码融合与疏离的文献近年逐渐丰富。用“Digital Exclusion”或“Digital Inclusion”在主要外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析出2000年后相关文献2445篇。又将“age”“senior”等词进行并列检索，析出文献分别为369、31篇不等。可见，老年人群体的数码融合与疏离已经成为学界重要关注之一。学者们对该议题的定义、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特征都做了阐释和讨论。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在数码共融的内涵方面达成的基本共识是：（1）数码共融是指尽力缩减数码鸿沟的努力，即消除数码鸿沟的动态过程；（2）数码鸿沟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3）数码鸿沟不仅存在接入的差异，也存在使用的差异（王若宾等，2018；闫慧、孙立立，2012）。在数码共融的影响因素方面，诸多文献表明：（1）国与国之间的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市场、文化因素等；（2）在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有收入水平、年龄、教育程度、种族等。其中“年龄”是人们信息技术接触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处于弱势（Haenssgen，2018；Wong et al,2009a、2009b）。而关于如何提升数码融合的方式方法研究，“接入、技能、态度”是影响数字融入的三大主要障碍的观点，也已经得到了主流认可（Hepburn，2018）。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实际操作中的局限，我们合作的两个机构的服务对象并不是随机抽样，有可能存在参与培训课程的老年人原本高自我效能感的状况。因此，对初学者而言增能的效果可能没有预期显著，只产生了某些增能方面的提升，而对有经验的使用者来说，他们也许对于缺乏电子产品及互联网知识所造成的自身边缘化和排斥有了更深入的危机感，反而使得培训未能产生额外的积极增能作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三、研究方法与结论
再者，科技也须尊重人们对于“好生”与“优死”的认知、现代与传统的选择。2017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76.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全国传统的养老福地众多，百岁老人长寿健康之乡并不少见。这说明过去没有智能化养老的设施未必意味着低水平的养老质量，传统的智慧随着历史的积累和验证，往往有很多现代科技无法比拟的优点。比如现代科技便利了人们线上无国界无距离的交流，但人们可能还是更喜好三五成群，促膝谈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需注重如何保留和承袭传统的优良。另一方面，当下很多科技关注的是如何帮助人们活得更好，却常常忽视了如何帮助人们优雅地告别世界。特别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与其没有选择的活着，宁愿有尊严的死去。通过募集捐款于2018年5月15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瑞士诊所选择安乐死的104岁高龄的David Goodall教授，在视力下降、活动受限、不能继续贡献科研教学的现实状况中，希望告别世界，不愿没有“质量”地活着。在我们看来，教授可以自主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幸福的。但安乐死的辅助技术和服务是否就是平等的最好选择？认知症患者是无权选择安乐死的，因为这一服务的实施前提是主体具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另外，在智能科技不能帮助人们恢复功能，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科技关心人们死亡的质量？在2015年死亡质量80国评估中，中国大陆名列71（经济学人智库，2015），这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尚有很广阔的空间。
图1 理论框架（部分采纳自Fung，2003：P70）
研究团队与两个非政府组织合作，采取前后测设计，使用包含13个项目的《长者数码共融增能问卷》对两个组织的参与者做了问卷测量。第一家组织是长者网络发展协会，是一家致力于向老年人提供电脑培训的非政府组织，这一组的老年人参加资讯知识培训之前具备一些基础的电脑知识。前测样本数N=249，后测样本数N=165。第二家组织是有较悠久历史的耆康老人福利会，老年人参与资讯知识培训之前没有电脑相关知识。前测和后测样本数均为N=85。表1的数据是两家组织参与者基本信息。
表1 项目参与者基本信息
百分比20.0 80.0 4.7 20.0 22.4 28.2 11.8 12.9 61.3 28 10.7 74.6 25.3性别年龄7 3 4 2受教育程度计算机知识男性女性50-59岁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岁以上初等教育或以下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或以上完全不了解部分了解长者网络发展协会（N=165）数量80 85 60 44 27 24 111 11 30 129百分比48.5 51.5 36.4 26.7 16.4 14.5 4.2 1.8 25.6 67.6 6.7 18.9 81.1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N=85）数量16 64 4 17 19 24 10 11 46 21 8 62 21
经过半年的干预之后，针对耆康老人福利会参与者的研究发现，项目在学习如何使用资讯知识的某些方面，提高了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同时也使参与者进一步认识到不了解信息技术可能导致被边缘化的风险，相关统计数据结果可参照表2。
表2 耆康老人福利会配对T检验（前后）
SE 均值标准误差 *p〈.05.**p〈.005.***p〈.001（双侧近似p值）
平均值标准误t值自由度赋权影响条目学会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后，我感觉自己更年轻了学习计算机等电子知识让我感觉自己处于时代前沿我能解决日常计算机应用的一般问题通过上网浏览信息，我可以了解更多社会热点时事我认为自己相当聪明，因为还能在年老时学会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缩小了我和年轻人间的差距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和他人有更多的交流话题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结识更多朋友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有更多途径去联系国外的亲戚和朋友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改善了我和子孙间的关系数码隔离感、边缘化如果你不懂电脑知识那么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当更多人学会了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时，那些不会电子产品的人将会遇到更多的不便总之，你认为电子产品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多重要？0.143 0.088 0.698***0.196 0.725***0.038 0.078 0.059 0.073 0.113 0.156 0.191 0.174 0.128 0.188 0.126 0.118 0.149 0.028 0.131 0.916 0.459 4.019 1.529 3.858 0.299 0.663 0.394 0.468 0.864 55 56 52 55 50 52 50 50 52 52 0.745***0.188 3.975 54 0.25 0.145 1.728 55 0.442 0.381 1.161 51
而同一时间长者网络发展协会的研究结果显示（如表3）,对于已经有一些电脑知识的老年人，其认知和经历的边缘化与排斥的感受更复杂。资讯知识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需要其他介入手段在更长时间的作用，才能对这部分老年人达到增能效果。
表3 长者网络发展协会干预效果配对T检验（前后）
SE 均值标准误差 *p〈.05.**p〈.005.***p〈.001（双侧近似p值）
赋权效果1.学会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后，我感觉自己更年轻了2.学习计算机等电子知识让我感觉自己处于时代前沿3.我能解决日常计算机应用的一般问题4.通过上网浏览信息，我可以了解更多社会热点时事5.我认为自己相当聪明，因为还能在年老时学会如何使用电子产品6.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缩小了我和年轻人间的差距7.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和他人有更多的交流话题8.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结识更多朋友9.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让我有更多途径去联系国外的亲戚和朋友10.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改善了我和子女间的关系数码隔离感、边缘化11.如果你不懂电脑知识，那么很容易被社会淘汰12.当更多人学会了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时，那些不会电子产品的人将会遇到更多的不便13.总之，你认为电子产品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多重要？平均值0.062 0.27-0.328***-0.129-0.105-0.203**-0.084-0.184*-0.106-0.093标准误0.08 0.327 0.076 0.069 0.077 0.072 0.06 0.079 0.074 0.077 t值0.769 0.085-4.31-1.861-1.364-2.812-1.391-2.329-1.433-1.214自由度129 125 127 131 132 132 130 124 122 128-0.24**-0.14*-0.708***0.083 0.066 0.182-2.891-2.121-3.898 124 128 129
有质性研究发现学习电脑及互联网知识对老年人增加自我效能、改善与家人朋友的交流有增能作用（Fung，2003），而社会工作的增能干预可以提升案主自信心进而满足自身需求（个人权能）和提高影响他人的能力（人际权能），从而提升其影响资源分配的权能（Payne,2005）。随着新技术被老年人用于帮助自身提升健康、改善生活质量、扩展社会联系，从而达到了“授人以渔”、令其增能的效果，成为解决老年人数码疏离问题的有效途径（Hepworth et al.，2006；Rodeschini，2011）。
上述在不同两个组织开展的针对老年人数码增能的干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对干预过程和老年人在其中的个体体验进行重新审视。这类干预应当进行以人为本的优化，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从老年群体的实际出发，才能有效促进信息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融合，真正助力智慧养老；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增加老年人群体的电子疏离。
当未选择棋子时：如果选择位置为空，则输出结果。如果选择位置不为空，先判断当前执方，再对执行次数进行判断，选中时，执行次数为 1，落下时为2.如果大于1，则执行另一方棋子，输入已落子，请另一方落子。
四、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观的矛盾与协商
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争论，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由最初的原始融合走向近代的冲突对峙（曹婷婷，2009）。两者的冲突不仅源于各自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也体现其价值观和“温度”的差异。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科技产品的更新迭代，能否“融合”相应的人文价值观，是衡量其是否“人性化”或“温情化”的关键标准之一。
另外，伦理权责的权衡与冲突。笔者在担任2016年全国为老服务创新大赛评委的时候，老人观众们从众多科技创新的服务和产品中投票选出的第一名是红外线感知的“远程陪护仪”，该产品的技术并无多少奥妙，但是老人们觉得满足了居家安全，在有异常状况的时候可以向子女报警。而同样的产品对美国老人们却不大适用，很多人觉得即便不是摄像机监测而是红外线生命体感知也非常侵犯隐私，用当事人原话来说：“如果子女一定要求使用才放心，可以接受，否则是万分不愿意在家里配置的”。这让人联想起在国内目前大行其道的智能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比任何其他研究机构都了解一定群体的消费特征和个人习惯，而这些数据的采集是没有征得顾客正式同意的。很多西方的国家民众拒绝电子支付，正是担忧其背后的大数据对隐私和安全的威胁。而更加凸显的伦理问题则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某些社会责任的判别，如果仅仅将人工智能视为科学程序下的产物，那么其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和危机应当由程序设计者承担，可以预见机器人服务老年人过程中的事故论责将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科学文化强调理性的权威，而人文文化则倡导个体的尊严。当今社会尊崇“以人为本”，科技产品若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都将存在被市场淘汰的可能性，尤其是老龄科技相关产品。当下的老龄科技产品或服务发展能否融入体现温度的人文关怀，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而在老龄科技产品发展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科技权威与人文价值观的冲突和协商。此种价值观强调每个生命不论所处阶段、状态如何，都有自主决定、自尊独立的自由和权力。这正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不谋而合。科技和人文价值观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也正是科技产品逐渐提升的体现。经过研究和对目前适老科技发展过程的观察，我们发现当下的为老科技存在很多不“智慧”的地方，就社会工作专业视角看来看，有如下一些现实的考量：
同理，智慧养老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发展“亲民化的技术”，通过技术联结人群，才能实现老年生活的平等、独立和尊严，而这其中时刻充溢着科技与人文的碰撞。
首先，技术应当尊重文化差异。北欧高龄的卧床者在生命最后阶段不采用插管、抗生素的治疗方案，只接受基本的治疗和照顾。而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情形都是极尽医疗的手段，直到不可挽救，不乏老人在弥留阶段插着呼吸机、打着点滴离开人世。其中极尽现代医学科技能事，但其过程未必符合老年人的意愿，或者当事人已经无能力选择。另一事例是日本前些年判处一位91岁女性照料者疏忽照料罪，因其照料的患有认知症的伴侣不慎走失且卧轨死亡。与此同时，芬兰的护养院一位患有认知症的老人有喝酒的嗜好，并且一定要外出活动，受到阻拦便会躁动甚至破门而出。院方安排营养师制定其饮酒的种类和频率，并给她佩戴智能定位手表允许其规定时间内外出，一旦迷路方便护工将其找回。这两个同样是认知症患者的案例，一个是认定照料全责，一个是在承担安全风险的前提下选择更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和主权。这说明科技智慧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实行需要进行切实本土化的考量，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通用的设计”（universal design），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私人定制”（tailored design）。
其次，需关注技术与人情的边界。科技产品的确帮助人力完成很多繁重的任务，比如辅助老年人移动的机器臂、辅助老人出行的爬楼机等产品。在护理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日本研发的照料机器人着实舒缓了很大的社会照料负担。但是，科技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人，而是辅助人与科技发生对话、促进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日本研发的闻名海内外的家庭陪伴机器人，其初衷之一是为了购买这款机器人的长者和友邻因为对机器人的好奇和兴趣而常常互相探访，加强联系，这个意图与西方社区“宠物社交”的目的如出一辙。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使用是为了彰显人性，辅助人们产生更多的精神交流，从而保持其社交的功能和社会的特征。同样的，人类学家Sharon Koffman 2017年春对上海老人院探访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机器人的喂食不可能传递一位技术纯熟的护理员对于老人喂食过程中细致的关心，机械的动作不可能替代人工动作中有温度的交流。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机械劳动的替代与精神需求的艺术边界。
再次，使能（Enable/Empower）与剥夺的博弈。社会工作的价值宗旨之一是使能与赋能，即通过对服务对象的服务，使其恢复受损的能力，掌握对自我意愿的主宰权。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导下，对于老年人当实施减法照顾，尽量让老年人有机会自己穿衣、吃饭、如厕、社交，完成生活中的必须动作，延缓失能的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智能服务的适度发展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能够通过语音识别智能化处理老年人指令的小雅音箱或者阿里精灵，能轻松处理帮助老年人点外卖、叫钟点工、给联系人打电话等事件。但是全方位的服务无意中替代了老年人自己的功能，比如出门吃饭，可能的社交沟通，从而使其自身生理和认知功能慢慢闲置、弱化，令本末倒置。前述的很多现代即时通讯工具、可视电话等，拉近了亲人时空的距离，但也有可能减少了家人、代际之间面对面的相聚；同样的，红外线感知和报警装置可能使子女产生依赖，反而疏忽了与父母的实际交流。因此，适度和有针对性的发展科技是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对于失去活动能力的老人、失智老人、独居老人，科技辅助功能当量身制定。
其次，要作一点具体的指导。如怎样划分文章层次？怎样归纳中心思想？怎样分析写作特点等，我均根据《魏书生文选》第一卷介绍给学生。另如质疑，我既教他们怎样从课文内容、形式乃至字、词、标点等各角度设疑，又以往届生设的佳题来引路，尤其鼓励学生在无疑处设疑。即如字词，虽似抄抄，但我强调：筛选的过程、筛选的好不好，也看得出你的语文水平、作业态度。初一新生有很强的表现欲，他们自会一丝不苟。
图3是粒径分别为 150、200、300 μm三种微胶囊不同掺量的自修复试样在最大抗压强度的60%预压损伤后，在室温下养护 7 d的强度修复率。由图3可以看出，相似试件的强度随微胶囊掺量的增加而降低，但强度修复率提高。当微胶囊掺量为0～0.8%时，强度修复率随微胶囊掺量的增加近似于线性增加；当微胶囊掺量为 0.8%时，强度修复率达到峰值，修复后的强度最接近原始强度；当微胶囊掺量大于 0.8%时，强度修复率开始下降，由此推断继续增大微胶囊的用量，强度修复率会继续降低。
中原人口迁往徽州前，已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特别是汉族的官员，他们自己有很强的宗法意识。但在迁徙到徽州后，北方的汉族失去了多年积累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再加上躲到徽州避难，所以危机意识很重。因此，为了维护氏族的利益，他们仍然努力维护宗族结构，形成氏族武装力量，和中原文化相融合，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最后，南迁的人口反客为主，中原文化打败了原来的山越文化。因此，为了融入中原主流文化，宗族制度必须成为其强有力的工具，宗族组织已成为徽州社会结构的基础［3］。
根据上述文献，我们部分修订了冯玉柱博士（2003）的数码赋权理论架构，设计了下图中干预研究的理论框架。
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藏文写经共20余件，主要来源于建国初西南文教部拨交、收藏家捐赠及收购（其中有杨增新、李居义等旧藏）。此外，重庆市宝林博物馆亦藏有3件敦煌汉文写经，10件吐蕃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看来，智慧养老是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重新定位，老年人不只是被动承受养老服务，而是积极、平等地参与到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成为这一新型模式有效实施和推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因此智慧养老不是技术和养老的简单相加，不是单纯为老年人提供智能消费品，而是通过辅助科技来提升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也不是机械地分析和处理老年人数据，而是进一步链接线上和线下资源，确保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安全性。智慧养老技术的发展，更不能削弱老年人自理生活的机会，或取代他人的关爱，而是通过科技或者服务，辅助老年人更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但现实是某些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助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的甚至给老年人生活建造了数码排斥的鸿沟（Kleinman，2015）。
排序选择法的选择概率与个体适应度的值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将个体按照适应度的值进行排序，然后根据个体排序所在位置计算其选择概率。Baker在文献[2]中提出了计算个体的选择概率的计算公式：
综上，以上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凝结各界智慧来解决。老龄化科技产品不仅需要满足“人性化”的需求，更要满足“适老化”的心声。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与其他年龄段的人们无异，即使生理机能下降、社会参与弱化，但他们依旧渴望可以自尊、自立地生活。这既是其需求，也是其权力。老人们是希望通过科技产品来提高他们自主、独立享受生活的能力，而非仅仅延续生命。老人们希望具备掌控这些科技产品的主动权，而非被动地接受安排。因此，智慧养老的本元乃是“知心”——知老人心的技术，这是我们发展适老科技的根本出发点。
正如哈佛医学人类学教授Arthur Kleinman的主张通过人类学介入医学的教育,以赋予冰冷的医学以人文的关怀（Kleinman，2015）。社会工作是实务性专业，基于以上研究和对科技与人文的反思，作者在社会工作系开设“科技服务创新与智慧养老”课程，希望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出发，回应智慧养老的需求，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和人文的相互融合，实现技术服务于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五、《科技服务创新与智慧养老》社会工作课程开发
（一）课程初衷
上海市2017年末的老龄化水平为33.2%（上海市统计局，2018），是全国的两倍。面对新兴的高新信息技术，高校学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快速接触前沿科技，敏感捕捉生活潮流。智慧养老课程的初衷正是希望激发学生群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掘潜能，为营造智慧养老社区尝试做些贡献。也希望青年学生从课堂开始，关注老龄化，思考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在为老服务的学习、实践和创新中如何实现。
铝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轻质材料，其密度大约是钢铁的1/3.目前，以铝代钢是轻量化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铝合金的导热率、吸收碰撞性、耐腐蚀性、加工性能都优于钢铁材料.经过技术的改进，提高了铝材的强度，完全可以满足轻量化要求.同时，研究表明，每千克铝合金可以比高强度钢、钢铁、低碳钢减少13～20 kg 温室气体的排放[24].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铝合金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汽车轻量化首选材料.我国也着手将铝合金应用于汽车，长安汽车集团与国家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携手研发了“以铝代钢”的引擎盖，同时，用铝做车头结构的高端车也在被各高端汽车企业所采用[25].
（二）课程目标和设计
《科技服务创新与智慧养老》课程从全球老龄化的特征和发展出发，介绍各领域新的科技产品和科技理念在老年人服务以及老年人照料中的前沿应用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同学们通过跨学科力量以及社会力量的整合，在需求评估和服务实践的基础上尝试设计出新的适老产品或服务方案。因此，本课程不仅需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关于老龄化的背景信息和前沿的信息科技等相关理论知识，重点需要带领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对老年群体进行需求为本的服务和设计。
（三）同学们的实践性创新
相比较传统的社会工作课程，智慧养老课程主要是激发同学们的创意并鼓励大家将之在实践过程中设计成适老产品或服务。以2017年、2018年智慧养老课程为例，同学们分别组成小组，将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小组讨论中形成的创意，通过社区中实践探索如何成为实际的服务。无论是对老年人进行需求评估，还是对相关产品或方案进行市场评估和对比，大家都须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应用课堂中所学。最终大家的团队创意成果涉及老年辅助生活产品（Assisted devices）、辅助科技（Assisted technology）和社会服务方案（Service design）设计。学生们的设计均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下图是几个方案的举例：
图1 ：乐乐导医APP轮椅（通过声控指令帮助老人就医，陪伴完成检查）
图2 ：全息投影技术下的怀旧疗法
图3 ：寻找失物眼镜（通过图片追踪和文字识别、声音配对帮助老年人锁定家里常用物品）
（四）课程总结
通过几次课程，学生们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结合相关科学技术开发了六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分别是：全息投影生命之旅，VR技术怀旧治疗，乐乐声控自助导医服务，宠物租赁社交，送餐中转站（MOW），人生点滴APP——让老年人成为内容生产者；开发和改善了多种辅助类产品，包括简易拔插头、寻找失物眼镜、“哈利波特魔杖”、声像智能眼镜、防抖筷子、自助淋浴间、一键式智能药箱、一键式自助打车产品设计；智能电视盒子；乐活鞋；跌倒监测鞋垫/腰带；膏药拍宝；智能营养管理平台。设计既有创新，也有专业反思，同学们将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融入了设计之中，团队项目中蕴含了从需求出发的智能，体现了老龄人口的主体性地位和社会工作助人以自主的价值观。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表示，2018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已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澜湄六国在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农业现代化等领域有着广泛合作需求，且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澜湄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活力，且有助于缩小东盟内部差距。
六、展望
中国老龄化发展即将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当家庭无法承担照顾老人的压力时，智慧养老相关科技和服务的发展可有效助力减轻家庭照料或机构照料负担，并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子女不在身边、老年人独居越来越普遍，因此智慧养老也成为协助老年人独立、安全生活的有效途径。社会工作专业承载了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尊重生命的价值使命，通过课程理论的学习以及创造实践，同学们的项目蕴含了人文关怀的精神，通过资源链接，团队合作，智慧地传承了为老服务的“传统”与“现代”，为科技创新的理念插上温情的翅膀，使技术与生活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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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上海哲社基金“社区社会资本对构建成功老龄化的作用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B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9)01-0099-10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9.01.009
陈虹霖，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晓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编辑/程渔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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