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战带来的社会后果及妇女运动高潮的背景下，为应对大量的贫民、贫困、社会不公，Alice 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思想逐渐形成。其理论脉络与德国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影响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Salomon形成了以社会为导向，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利思想，并倡导将个体放入环境中思考其困境等综合性福利服务的方法和原则，以实现人与环境的相互调试。这种社会工作思想或对我国社会工作全面发展具有重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 Alice 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福利服务 社会工作科学
一、导 论
社会工作的三大领域包括社会工作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工作实践（实务/服务）、社会工作教育（教学），其共同任务是应对社会问题。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决定了社会工作作为职业状态。换言之，社会工作职业化（成为一种职业）与社会工作专业化（成为一门专业）和社会工作科学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发展逻辑是，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理论。三大领域的发展又推动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由此，本应基于国情之上、能够解释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社会问题并且定位社会工作理论功能，然而，受英美国家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模式和工作方法被视为理论替代品并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上、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性阐释、对功能能够进行清晰定位、真正意义的社会工作理论至今尚为空缺。三大领域不均衡发展直接导致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发展为一种职业。显然，当前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本土化的议题背后，均隐含着与社会工作理论相关的更深层次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只谈理论本身，忽略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那么，只能就理论而理论，无助于思考其形成的逻辑和系统性，这正是理论构建的基础。
在阅读语篇前，教师可以利用头脑风暴激活学生的思维，激发其阅读语篇的兴趣，使学生的思维得到碰撞，为后面的读和写奠定基础。本节课上，在预测后设计了一个头脑风暴活动，以问题“Can you say something sbout pandas？”引导学生从look（模样）、build（体型）、food、living places（居住地）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在学案上写出尽可能多的词语介绍熊猫。
本文讨论的Alice Salomon①Alice Salomon，1872年出生于柏林，在6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她从小在中产阶层的自由环境中长大。Salomon出身于一个在德国(Pommern)生活了几代的犹太家庭，其父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她14岁时父亲去世。Salomon很早就参与妇女运动，她尤其关注对工厂女工的保护问题。1893年为了寻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照顾年龄较小的工厂女工，她追随亚耐特·施威琳(Jeanette Schwerin)并加入“社会救助工作女孩和妇女小组”。1899年她成为去世Schwerin的接班人并担任主席职位。同年，她开始组织第一批妇女社会工作培训班。1908年这些培训班又逐渐发展为“社会妇女学校”（位于柏林Pestalozzi-Fröbel大厦），该校提供两年制的培训，目的是培训合格的义务社会工作者。1902-1906年，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好的理论培训，Salomon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旁听国民经济学。尽管她只读了9年书、没有高中毕业证（当时这对女孩很正常），当时妇女还不允许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但她发表的文章获得大学认可，被准许入学。1906年她博士毕业，博士论文题目《女性和男性不平等收入的原因》。1908年她在柏林—舒讷贝格成立“社会妇女学校”并担任校长（1932年起该校改名“Alice-Salomo学校”）。一年后她成为国际妇女联盟的秘书。1914年她从犹太教转入新教教会。1917年她被选为亲自成立的德国社会妇女学校会议主席。1900年，她加入德国妇女协会联盟，后被选为副主席，任职到1920年。由于她在德国妇女协会联盟中的反种族观点，她没有如愿成为Gertrud Bäumer（1873—1954）的接班人并获得主席职位。该协会禁止她参加一战后的国际妇女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她宣布退出德国妇女协会联盟的理事会，至此她已在该协会工作20年（Lambers，2013：34）。1932年柏林大学医学系向Salomon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因她贡献突出，普鲁士国家部委为其授予多种荣誉称号。从Salomon的生平以及她与英美社会工作发展的结合可以清晰看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正走向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但是纳粹的出现又导致其发展暂时停滞。因Salomon是犹太人出身，她在20年代就遭受歧视。1932年她60岁生日时公众还对她非常敬重，但一年以后她所有的官方职位被纳粹撤销。1937年纳粹逼迫她选择：要么离境，要么进集中营。1937年她被迫途径英国移民美国，生活在纽约。1939年她的德国国籍被撤销，1944年她获得美国国籍。她通过教书养活自己。她写了一部自传《性格决定命运》，但没有找到出版商。她成为国际妇女联盟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荣誉会长。1948年Salomon孤独困苦地辞世于纽约，生前没有再回过德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又发现她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著作。1983年她的自传《性格决定命运》经德语翻译出版。Salomon一生共出版27部著作（教科书、专著、报告文集），在不同杂志上发表30多篇论文和30多篇短文（Lambers，2013：35页）。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思想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初的德国。而德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与英美国家截然不同，德国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②德语Sozialpädagogik并存，社会工作原文有两种表述方式，即Sozialarbeit和Soziale Arbeit（“社会”和“工作”连写与分开写③两个概念的字面译文均为“社会工作”，但其内涵和外延不同）（张威，2012）。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社会教育学、社会工作分别代表着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面向成人服务的两种不同的职业。社会教育学最初的功能在于协助儿童青少年顺利完成各种生活任务、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辅助甚至临时性（永久性替代）（Lambers，2013：218）。社会工作④德语Sozialarbeit最初关注的主要是陷入贫困的特殊群体，即最需要帮助的人，最初的助人工作主要聚焦于物质性帮助或经济性救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社会福利服务⑤德语Wohlfahrtspflege的主旨由志愿、自发、无计划的个人济贫行为逐步转变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和社会行为。社会福利服务替代济贫工作，这一转变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职业的形成需要培养人才，借助社会和国家特定的职业实现，于是出现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开始不断专业化。由于社会工作教育需要奠定科学基础，所以又推动科学理论的形成，而社会福利服务思想的出现对此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与治理——基于空间动态模型的分析 …………………………………………… 陈长江，成长春 5·030
此外，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的职业发展，也映射出两个领域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围绕贫困议题和对成人的救助，形成了一系列救助科学理论；围绕如何用教育学手段应对社会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发展社会服务，形成系列社会教育学理论，两者又被统称为社会工作理论（张威，2016）。本文的社会福利服务科学与社会福利服务理论为同义词，指系统性阐释贫困和困境成因、科学定位救助功能、界定社会福利服务的目标和任务、阐释其方法以及工作者所需能力的思想。显然，从历史角度看，对社会福利服务的科学阐释和理论发展应归类于救助科学这一脉络。
二、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产生背景
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涉及福利国家初建、妇女运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开始。
适于微电网可控开关无缝切换的无源网络优化设计//侯灵犀,徐琳,魏应冬,姜齐荣,丁理杰,林瑞星//(7):171
（一）一战和魏玛共和国期间的福利国家初建
1914年8月初，德意志帝国向俄国、法国宣战。战争一开始，德意志帝国失业人数剧增，贫困问题加剧。男人应召入伍，许多企业被迫关闭，大量职员被解雇。虽然通过劳动力再分配（比如增加妇女和青少年就业人数），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产销售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很多家庭中依然缺少养家糊口者，物价急剧上升，中下阶层的收入普遍下降（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5）。国家迫不得已开始改革和扩建现有的救助事业①德语Fürsorgewesen，主要针对建立公共战争救助体系②德语Aufbau einer öffentlichen Kriegsfürsorge、构建社会政策两个方面。
对于第一方面除向战争“鳏寡”和战争孤儿提供救助，也面向广大公民提供战争救助，应征入伍的士兵家属也能得到国家资助（由帝国牵头负责、地方政府执行）。但这一措施不足以防止多数家庭陷入困境，因此在提供公共战争救助的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开始自愿提供战争社会福利服务③德语Leistungen der Kriegswohlfahrtspflege，包括地方性社会服务和物资发放两种形式。一开始帝国免费向少数人发放食品衣物，后来则面向全民。民间协会和妇女组织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祖国援助协会④德语vaterländliche Hilfsvereine以及由Marie E.Lüders、Gertrud Bäumer和Alice Salomon领导的妇女组织。拥有60万成员的德国妇女协会联盟⑤德语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与全国妇女服务处⑥德语das Nationale Frauendienst共同搭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申请审核、情况调查，组织食品捐赠、搭建“战争厨房”（1916-1917年“洋大头菜冬天”⑦德语Kohlrübenwinter是百姓境况最为艰难时期）。国家救助管理机关与私立慈善组织联手工作，合作首次被机构化、制度化，为国家与社会组织未来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5）。
Salomon的社会运动“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③德语Gleichberechtigungsgedanken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福利服务发展。她认为，源于宗教的博爱思想④德语Gedanke der Brüderlichkeit构成社会福利服务最古老的基石。从博爱思想又衍生出团结互助思想⑤德语Solidaritätsgedanke。在Salomon看来，只有那些坚信人类灵魂绝对价值的人，才能理智地从事减少贫困和解放无权者的事业。社会福利服务每一种形式的工作，都源自人类的集体感和协同力。只有人类共同协作的驱动力，才使得人成为人、使得人的生活成为可能。在社会福利服务中这些驱动力唤起宝贵的人类社会道德，体现着人类最深刻的本能和灵魂价值。Salomon认为，人们追寻社会理想目标是“建设时代”，而这一时代被自我至上原则和权力斗争原则占主导的“摧毁时代”所取代。因此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力，只能从家庭和社区的互助中衍生出来。互助原则赋予社会福利服务一种积极立场。通过协助个体适应环境，社会福利服务可以促进人类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福利服务的核心是各阶层之间的和解（协调）工作，因此它比其他生活领域更容易将人们连接在一起（Salomon，1928）。
减少贫困和促进就业，从一开始就在德国福利制度中占据最重要地位（至今依然如此）。在福利制度框架下，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建设国家福利服务体系④德语Leistungen staatlicher Wohlfahrtspflege。在这一过程中，福利国家起着核心统领、统筹规划作用，官方公立型机构和非官方的自由型机构开始学会相互协调和共同合作。所以说“战争是德国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的起搏器”⑤德语Der Krieg ist der Schrittmacher des deutschen Wohlfahrtsstaats und Wohlfahrtssystems（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8）。战争迫使人们消除贫困是由个人过失导致的的偏见，人们清楚地看到，贫困和灾难是由社会和经济原因所致。不仅低收入人群，而且中产阶层也需要帮助，这就改变了人们看待“救助”的传统眼光（即只救助最急需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构建救助工作体系，德国福利国家初现轮廓，这也促使当时已有的（非官方）自由型福利联合会重组，不断提高行动能力和服务能力，以增强与官方公立型机构之间竞争力（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5—179）。
一战和魏玛共和国期间的战争遗留问题，社会因素和社会环境导致了贫困和社会问题，传统的救助方式（即只救助最急需者），已无法满足整体社会的需求，国家需要承担起改善全民生活状况的整体责任和义务。在一战社会服务和救助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战后几年里，国家首先尝试建立一套特殊救助体系，以应对大众贫困。1922年颁布“帝国青少年福利法”（RJWG）①德语Reichsjugendwohlfahrtsgesetz（RJWG），1923年颁布“青少年法庭法”（JGG）②德语Jugendgerichtsgesetz（JGG），1924年颁布“帝国救助义务规定”（RFV）。这些社会立法为福利国家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失业者救助最初通过特殊法律规定制定的。2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发展，福利国家的建设工作初见成效。为了细化和区分不同的救助领域，政府设立以下事务局并确立专业工作理念：如青少年事务局③德语Jugendamt、卫生局④德语Gesundheitsamt、福利局⑤德语Wohlfahrtsamt。随着公共福利国家的建立，社会行政干预体系与社会管理体系得以逐步扩展（如制定方针政策、雇佣行政官员）（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9—182）。
1919年，魏玛共和国在一片喧嚣和动荡中成立。一战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600万名士兵等待复员、找工作、挣钱养家，战争经济需要重新调整到和平经济。很多地区如鲁尔工业区被占领和分割，协约国提出高额战争赔款，失业、欠债、食品供给不足、通货膨胀，苦难与困难无处不在。数百万人的大军期待着援助与支持，尤其是经济性和物质性援助，如取暖材料、衣物和食品。战争和经济危机使大多数家庭遭受创伤和摧毁，许多儿童青少年在战争中失去父亲或母亲，很多家庭已名存实亡、无力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大量儿童青少年必须在家庭以外（没有家庭支持）环境中长大。那些被战争摧毁或被迫服务战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需要修复，通货膨胀使得这些社会机构的财政储备化为乌有。1923年11月实行货币改革后，随着地产抵押马克的启用，货币开始稳定。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带来了政治的稳定（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5—179）。
大众困境使国家承担起改善全民生活状况整体责任，这是德国福利国家初建的最重要原因。福利国家初建主要体现在，社会立法（颁布法律）、设立官方机构（起核心统领作用）、与非官方机构合作。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便是在救助思想转变和福利国家初建背景形成的，为了将该领域职业化，人们又改称其为社会工作。
（二）妇女运动与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开端
爱丽丝·萨勒蒙（Alice Salomon，1872—1948）对德国20世纪前30年的社会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持续近30多年。在她从事社会福利服务之初，法国大革命所宣传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在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国家在社会领域的工作，主要还集中在有劳动能力和有劳动意愿的人身上。这一时期，人们对传统济贫工作的改革、对“社会救助”的构建以及这些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如1905的斯特拉斯堡制度），才刚刚开始不久。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的现状，为德国建设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Salomon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Lambers，2013）。
在福利国家初现轮廓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行动方式也开始专业化和职业化。各种社会工作的职业联合会成立，如1926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服务职员联合会⑥德语Deutscher Verband der Sozialbeamtinnen。这一时期最显著变化是，对社会服务领域工作者的专业教育和资格培训开始了。1925年始，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学校与日俱增，1927年增至33个，Salomon成立德国妇女社会服务和教育职业学院⑦德语Deutsche Akademie für soziale und pädagogische Frauenarbeit。同时，大量关于社会工作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论文和专著出版或发表（Lambers，2013）。
作于开禧元年、二年的《幽事绝句》《杂感》《秋怀》三诗，均与开禧北伐相关。开禧元年六月，韩侂胄决意对金用兵。开禧二年四月，王师北上之后，北伐已经成为公开消息。但此时的陆游已经是八十岁高龄，值此北伐，而不能效力，只能空抚长剑兴叹。
社会立法确立了社会福利服务的法律地位和财政来源，也确立了官方与非官方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体系。大量的社会组织（如专业联合会）成立，1924年成立的德国自由型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⑧德语Deutsche Zentrale für freie Jugendwohlfahrt。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自由型机构和联合会被升级为国家的“合作伙伴”（第三领域）。1919年的工人福利联合会主体委员会、1920年的第五福利联合会（平等福利联合会前身）、1921的德国红十字会等组织相继成立。1924年各种自由型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被合并于“德国自由型社会福利服务联盟”①德语Deutsche Liga der freien Wohlfahrtspflege。1923年福利银行②德语Wohlfahrtsbank成立，为各机构发放修缮和扩建投资贷款（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9—182）。随着社会立法和组织机构的结构化，一方面救助工作③德语Fürsorge与社会福利服务④德语Wohlfahrtspflege（社会工作⑤德语Sozialarbeit概念的前身）在概念上逐渐分离开来；另一方面青少年专业工作⑥德语Jugendhilfe与社会教育学⑦德语Sozialpädagogik在概念上逐渐分离开来。
福利国家初现轮廓、社会立法、官方和非官方的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初步形成伙伴式合作关系，直接推动了社会工作作为职业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与另一个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即中产阶层妇女运动。截止19世纪中期，德国妇女既不能上学也不能工作。1871—1929年期间，妇女运动把受教育和就业视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基石，要求自由平等，希望消除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中对妇女性别歧视。当时，中产阶层妇女负责家务和子女教育，多由保姆协助；丈夫在外工作、养家糊口，这使她们只能有限地实现生活价值、参与社会领域。所以，迫切需要在社会上从事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妇女们奋力回击那些曾将她们“放逐”于家务的言论，阐述她们在特定领域工作的理由（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9—182）。
以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统计方法”、“具备应用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进行教学。同时对于学生的统计应用写作能力、统计分析能力这两方面的掌握能力应加强教学。根据用人单位的反馈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统计应用写作能力、统计分析能力这两方面的掌握能力还不足够，需要教师对于这两方面加强教学，将弱势的部分加以提升。
（三）Salomon的研究兴趣及其对科学的理解
古典社会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思考，亦与理论家自身的经历和研究兴趣密切相关。Alice Salomon是中产阶层妇女运动的核心代表人物，今天她被视为科学社会工作的开路先锋。在北美，人们有时也称她为德国的Jane Addams。在推动妇女运动、捍卫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崭新的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深深吸引着她，她将自己完整地奉献于它，为此放弃了婚姻和成家。
1917年Salomon的著作《社会妇女教育和社会职业工作》出版，1926年《社会诊断》出版。在这两本书中Salomon阐述了社会工作的方法化构想，尤其针对Mary Richmond的美国女性救助工作者的调查准备工作进行了追溯，该工作源自英国的慈善组织协会①18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批慈善组织协会。这些协会有别于慈善组织，它们不直接提供慈善，而是调查受助者和助人方各自的情况并进行协调，一方面调查受助者的受助需求，另一方面调查提供帮助方的情况。这些工作主要由义务服务、经过培训的女性助人者（友好访问员）承担。1877年美国成立第一批慈善组织协会。在美国这一工作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Mary Richmond，她在1917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诊断》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理念。1925年，Salomon成立德国社会与教育妇女职业学院，院长为Hilde Lion。她将Hans Muthesius、Gertrud Bäumer、Marie Baum、Wilhelm Polligkeit、Eduard Spranger、Siddy Wronsky和其他人召入理事会。3年后她出版《社会福利服务入门手册》。1929年，她成立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of Social Work，IASSW）并任理事会主席。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无论在中产阶层妇女运动还是在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Salomon都身居领导地位（Lambers，2013：35）。
总体来说，Salomon所有科学著作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福利服务、妇女解放两个主题，多个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伴随她的一生，如，德国社会福利服务的组织、妇女在社会福利服务中的任务、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解等。Salomon既是妇女运动的代表，也是科学社会工作的先锋。对于她来说，社会福利服务的对象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受助者首先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人，不能孤立、分割地看待其经济、健康和道德状况。受助者应被视为具有特定身体和精神状态、作为家庭一员并与家庭有着自然关联、拥有自身特点的完整的人。在去世前4年，Salomon这样总结，我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为构建一种机会均等、更加公正、更加团结博爱的社会秩序（Salomon，1983：271）。
在Saolomon年代，人们常从生物学立场出发，认为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固定的位置和状态，弱势群体没有表达不满和要求改变的权利。Salomon对此坚决反。她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是社会福利服务专门任务，也是基本任务。她驳斥任何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社会福利服务必须基于一种“所有人都拥有生活权利”世界观之上。社会工作的知识、行动、思维、操作必须基于一种“所有人都拥有同等价值、都应得到平等对待”的世界观。因此对她来说，伦理和宗教毫无疑问地属于科学性社会福利服务的范畴。Salomon还认为，20世纪初已形成社会福利服务科学，或至少此类科学的开端（Salomon，1927：2）。社会福利服务科学属于实用（行动）科学。“社会工作学校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将理论科学教育与实践学说相结合、将实践工作置于精神框架中。所传授的知识应能运用于操作和行动，而操作和行动必须在知识、思维、判断的指导和检测下进行”（Salomon，1927：2）。
Salomon对社会工作理论的理解离不开北美社会工作的发展，尤其是两位核心代表人物Mary Richmond（1861—1928）和Jane Addams（1860—1935）的影响。她与两位保持着专业对话，尤其与Addams保持多年交流。两人思想对Salomon救助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核心思想
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渊源宽大而深厚，既有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为其作为思想支持，又有妇女运动实践提供现实价值的认识养料。由此，她理论视野与一般的社会工作学理论家相比，充满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建构情怀和哲学宽度。
（2）应力测试 为了测试裂纹工件的应力情况，对工件裂纹处及附近无裂纹处进行了残余应力检测，采用爱思特X射线衍射仪，检测残余应力数据如下：①裂纹区域两点：－161MPa、－187MPa。②无裂纹的正常区域三点：－189MPa、－28MPa、－103MPa。
（一）Salomon的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观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Salomon的理论可以被列为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理解。她继承了Natorp的部分思想，比如关于生活本质的决定因素及其对集体的意义。她认为，Natorp提出的社会教育学可以作为一门向妇女传授如何理解家庭文化的专业。但从当今角度，很难将Salomon的理论归类于某种科学理论方向。Salomon大多论文不是为了呈现一个理论大厦，而是带有较强的实用取向。
施工现场流程首先应该制定与工程项目相关的目标，然后是对工程的施工程序进行制定，最后是制定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下面将一一进行说明：
谁都知道老虎有吃人的凶残本性，然而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的权力，与老虎比较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权力究竟为何物?尽管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或释义，但谁都知道它是一种“力”，一种不同寻常的“力”。同其他“力”(自然力)相比较，权力的独特之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用领域的广泛性，二是能量膨胀的自发性。
与Jane Addams一样，Salomon将俄罗斯社会批判主义作家托尔斯泰（Lew N.Tolstoj）（1828-1910）的著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作为其社会哲学的精神指导。这部书教会她认识那些“因纯粹的漠不关心而导致的不公”（Salomon，1983：44页）。英国诗人和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著作阐述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重要意义，也对其思想和行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Salomon认为，“不是善良和善举，而是公正的行动”决定着今天所说的社会工作科学的研究对象。她对社会工作的观点基于她的信念，她坚信社会公正，坚信能够通过公民手段实现社会和平。在构建社会工作理论方面，她追随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8—1882）的进化论和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Salomon的人类学基本观点是：所有人都不同，但他们拥有同等价值；人不好也不坏；人既不纯粹只是所处环境的产物，也不纯粹只是所处环境的构建者；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成为人；没有集体，人就无法生存；集体不会自动生成，因此需要不停地重新构建；因此对每个个体来说，构建集体也是一种社会义务；人首先是自私自利的，但也有能力帮助他人（Lambers，2013：35）。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Salomon将社会工作视为妇女理想工作领域，并致力于实践推动。认为母亲的特性和妇女整体天性，使她们能用母性的温暖、关爱、悉心的方式对待那些生病或有困难的人。这些原本用于家庭领域的能力，被应用于社会任务尤其是社会服务，以帮助病人或有困难的人。“母性原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妇女们向那些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男性化竞争、自利、特权原则所提出的批判。与中产阶层妇女运动目标一致，这些妇女想在家庭以外的社会积极发挥其女性和母性价值观。从这一意义上讲，母性成为中产阶层妇女运动的核心价值观。1900年前后，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团结在各种协会和团体中，在福利工作领域中服务。在最初阶段，这些工作大多是义务性的，进入20世纪初，福利服务领域的职业化程度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助人者开始从事专职工作，为妇女独立就业开辟了一个重要领域。福利领域中妇女运动的代表人物开始接受与其工作相关的培训，以获得社会服务所需的知识。尤其在一战之后，德国、美国和英国都相继成立妇女的社会工作学校，既为社会福利服务领域培训女性工作人员，也为社会工作奠定相应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如职业理论、科学理论）。因此，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拓展某种程度上将“妇女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和就业歧视”与“穷人、老人、儿童所遭受的困境”连接在了一起（Sachße，1983、1986；Zeller，1987）。
基于这些基本观点，Salomon总结她对国家、经济和贫困的分析观点。认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不是资本主义体制，而是人类的自私自利。资本主义积累财富是其优点，同时它积累社会不公也是其缺点。单靠取消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她认为，改善社会不公平关键，不是改变体制外在形式，而是建立一种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让生产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经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那样：让人类屈服于各种生产要求。社会工作被她视为一种社会改革工具，女性文化工作②“女性文化工作”不仅是指与女性天生特质“母性”相关的工作，也是指超出“母性”之外、影响和参与社会政策的工作和任务。观点被其视为一把钥匙。Salomon坚信，全世界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社会和平做出贡献。她认为，英国的定居救助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就是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例子。她在了解伦敦的汤因比馆（Toynbee Hall）之后，1898年成立工厂女工业余生活服务机构。这次和后来她与英美社会工作的接触，对她创立自己的社会工作方法影响很大，尤其是她1926年与Siddy Wronsky共同出版的两本著作《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以及之前与其共同出版的《社会福利服务入门手册》（1921）（Lambers，2013：35）。
她在回忆录中写到，“经济自由主义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大学开始强调社会科学和社会研究”。她在大学读国民经济学时，听取了以下学者的课程：国民经济学家Max Sering（1857—1939）、Adolf Wagner（1835—1917）、经济学家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Alfred Weber（1868—1958）、教育学家和哲学家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哲学家和社会学家Georg Simmel（1858—1918）（在Alfred Weber建议下她攻读了博士学位）。所有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政策领域的批判性代表人物，他们主张建立一种能抑制经济自由主义弊端的伦理性国民经济。除了Salomon的社会工作理论观点，更为突出的是她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她在自传①Salomon1944年撰写《性格决定命运》。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观点，“在个人权利方面，要自由；在社会公正方面，要进步；在伦理方面，要保守。我以前这样看，今天仍然这样看”（Lambers，2013：38—41）。
（二）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核心观点
作为职业名称，Salomon建议使用社会工作者。她建议用案主形容服务对象，代替之前的受困者、受助者和穷人。案例概念只用于表明具体问题和问题幅度。因此，在Salomon的社会工作理论中，社会福利服务是核心概念，但同时她也使用社会工作概念。
长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且出现频繁，势必给译者的翻译工作造成了困难。翻译时需要充分理解原文，采用某种翻译策略。从翻译目的论为出发点，按照目的论三原则，对其英文版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总结出了顺译法、分译法和结构调整这三种翻译方法。其中，最频繁使用的是顺译法以及分译法。有时也会出现两种或者多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情况。该报告最能说明中国当代的发展情况，是中国向世界介绍大政方针的主要途径，也是全球人民认识中国发展现状的方式。《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不言自明。因此，适合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方法对于其他的政治性文本的翻译有指导意义，希望对他人在进行政治性文本汉英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帮助。
1.困境和苦难形成的原因
2.社会福利①德语Wohlfahrt与社会福利服务②德语Wohlfahrtspflege
而Salomon认为，总有一些个体或群体无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必须依赖于他人帮助。原因可能是社会因素，也可能是个人因素，比如身心状态欠佳、未成年人失去家人照顾等。她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越多元、越发达，拥有平均主义思想的人就会越少，无法适应社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因而自然式、家庭式、邻里式的助人方式也会越来越少。她强调，在历史早期，个体困境大多由个人原因造成、使其无法得到家庭或群体的照顾。自然灾难或瘟疫属例外，它们导致大批人处于困境之中。而当今，现代工业社会引发持续性社会困境，其根源主要是涉及普遍社会状态的社会因素，个人无法对其施以任何影响。
Salomon认为，社会分层和终生非独立的工薪劳动方式导致很多人在成为孤儿、生病、失业、丧偶、年迈时得不到保障和照顾，从而陷入经济困境，这种大众困境尤其涉及城市。当儿童青少年失去家园庇护无家可归，又会出现精神和道德上的困境。那些很早就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虽然经济独立但经常变换住所和职业，这使他们无法得到教育性影响和帮助。在恰恰需要引导的年龄段，他们缺乏这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引导。他们成群聚集在狭小空间、拥挤房屋里，卫生状况恶劣、工作条件不健康、工作时间超时，这些不仅损害身体也导致瘟疫和较高死亡率、导致健康困境。Salomon发现，环境当然不是导致困境唯一原因，个体身上也存在诸多原因，如劳动能力不足、性格缺陷、缺乏劳动意愿和惰性。个体没有能力胜任经济生活，也源于缺乏适应生活能力的原因（（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显然，Salomon将社会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成因归于个体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
离散Chirp-Fourier变换是一种有效的Chirp信号检测方法，参数匹配不存在交叉项，但有两个约束条件：信号长度必须为质数；离散Chirp信号参数必须为整数。针对该限制，文献[6]提出一种修正离散Chirp-Fourier变换，其定义为
对于国民经济学者Salomon来说，从最理想角度看，交换过程主宰着人们在社会中的共同生活。个体用自己劳动与他人劳动或物品进行交换，换取生活所需。交换的出发点是个人优势，通过这种劳动和交换方式，达到增强其福利的目的。不同社会群体自行排列着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国家要求个体和社会群体付出劳动，以便反之能为国民提供一定福利。这一交换过程的驱动力就是“整体的普遍性福利”（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
第二，在构建社会政策方面。1916年12月最高军队统帅部控制政权，将全面国民经济强制转为计划战争经济，经济转为以军工业为主。“祖国援助法”⑧德语Gesetz über den vaterländlichen Hilfsdienst规定所有男士必须工作，且军工业为首选工作岗位。国家获得宏观调控经济的权力。为了实施各种措施，帝国设立战争局、经济局、劳动局等。为了协调安排妇女工作岗位，战争局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设立妇女工作协调中心，行政权属战争部。虽然妇女没有义务在军工产业工作，但是为了鼓励妇女就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妇女就业障碍。国家不仅在全国范围设立战争幼儿园，而且开始制定迄今为止所没有的福利制度：战争局发布婴儿与儿童救助标准，制定就业妇女的救助政策（工厂救助），制定培训幼儿园专业人员的规定。妇女社会培训学校①德语Soziale Frauenschule根据这些制度调整其工作（1917年福利学校联合会议②德语Konferenz der Wohlfahrtsschulen成立）。1915年（非官方的自由型）“福利联合会”的筹资工作被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917年福利联合会活动被置于国家监督之下③由此可见，即便在福利国家，在最初阶段，国家都是监管社会组织。双方需要经历接触期（如通过最初的合作）、磨合期（经历冲突的时期）、适应期（通过相互沟通和协调）和信任期（通过稳固的合作），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伙伴式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175）。
在Salomon看来，社会福利是所有人类行为目标。个体追求个人幸福，家庭或社区成员也一样。国民福利应是所有公共事业和社会行为的终极目标，它涉及所有生活领域。国民福利通过政策性措施实现，政策性措施对社会法律和权利分配状况施以影响。显然，Salomon所说的福利不是一个狭义概念，而类似一种幸福生活状态，即身体健康、物质经济、教育文化、精神道德的“美好综合体”。在历史中，几乎在所有朝代和所有文化圈，人们帮助处于困境之中的人，大多是出于个人同情心或宗教伦理义务、自发志愿地做出善举。与此相反，Salomon所界定的社会福利服务是指，针对那些靠劳动、家人或国家福利不能满足生活所需的人，由国家或社会组织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协助其提高一种幸福的获得。区分了社会福利服务与传统济贫工作，即，助人不再是自愿、自发、无序、无组织的私人行为（如，施舍、接济、慈善、济贫、志愿服务），而是转向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社会行为。
Salomon指出，社会福利服务只是国民福利多种追求的一个方面。与文化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能清晰区分和界定领域，而是由那些因某种原因需要社会支持的人群所决定的，因而具有具有补充性特征，其工作范畴随着社会状况和价值观变化而变化。Salomon将社会的福利任务范畴分为经济救助、健康救助、针对成人的社会服务教育救助（监狱救助）、青少年福利、公民教育、农村福利服务、家庭福利。这种领域区分并不固定，有可能扩展和重叠。这种救助概念包含在需要情况下将健康、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相结合（Lambers，2013：37）。按照Salomon观点，社会福利服务具体工作领域为住房救助（建筑政策、租房者保护、房管局、住房救济等）、健康救助（母婴保护、医疗与残疾救助等）、青少年福利（青少年福利法、青少年事务局、青少年业余生活与体育娱乐活动等）、自由型公民教育事业（市民大学、工人教育、市民舞台等）、经济救助（救助法、福利退休者、盲人、流动人口、身心健康受危害者等）、劳动救助（工作介绍、失业者、企业福利服务、保险等）（Lambers，2013：37）。
综上所述，国家对于会计管理体制的研究以及创新模式的研究，不仅仅能够提高大型、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更能够提升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对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能够有效实现对于权力的监督，避免腐败情况的出现。
Salomon关注的领域非常宏观，很多触及社会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层面，这点与Jane Addams非常类似。她认为助人不再只停留在经济资助或物质援助的单一层面，而服务对象从单一贫民群体转向国民大众。以上两个层面的转折使得社会福利服务与之前的所有社会工作概念前身（如济贫、慈善、志愿服务）清晰区别开来，这一概念出现，也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3.社会福利服务的目标和任务
Salomon强调，社会福利服务的首要目标在于减少贫困和困境、消除其根源，意味着社会福利服务需要参与解决巨大经济性问题。协助和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国民集体中的经济任务和工作责任。社会福利服务的另一目标在于建立国民的社会单元、使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具有消融性，以促进人人自由平等生活的目的。人人劳动、人人收获，大家均为自然的主宰者，但相互之间又是兄弟姐妹和同志。社会福利服务终极目标在于追求国民的内心安宁和世界和平。因此，必须唤醒个人对全民命运的责任感。个人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消除内心的对立。每一个民族都是人类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文化交流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
孩子看父亲和母亲的身体，唯一的目的就是想了解自己，通过对比他人的身体了解自己的身体，如果父母不配合孩子发展的需求，孩子就会寻找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偷看父母、看其他小朋友身体。我们来看皮皮的故事。
社会福利服务面向需要帮助的人群、涉及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社会工作都与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有关。社会工作任务在于，要么帮助个人或家庭适应其所处环境，要么改善或创造环境，使其适宜于人们完成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社会福利服务也涉及经济性任务或直接触及经济生活的任务。它一方面要向受助者提供经济资助，但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其重新走向经济独立，要对受助者的生活施以影响，使其重新融入国民经济领域中。这点类似Juan Luis Vives强调受助者资助与要求的劳动义务，既对受助者提供资助，又对受助者提出要求，强调就业自食其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Salomon认为，要将受助者视为一个整体的人，社会福利服务也与教育救助、健康救助和健康资助有关，通过这些工作，提高和完善受助者的健康水平、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此外，完成这些任务，不能只单单针对服务对象工作，而是要靠不同主体齐心协力才能完成（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
Salomon强调，社会福利服务任务是，确保国民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其个性并发挥其蓄积力量，并由此确保最大程度地提高国能力。无论是外在生存还是内心世界，都需得以保障。受助者不仅只是外在地适应社会，内心也要与社会相连。为此，Salomon认为，不仅要减少贫困，还要进行经济资助；不仅要减少大众疾病、健康隐患，还要保护母亲生育健康、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就要求发展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让所有国民享爱学习知识的快乐，发展社会性教育事业，特别是激发儿童自身的成长，将他们培养成适合未来的职业人才。（Salomon，1928：5）。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措施是，根据情况，推动和开发已有力量；维护和保护已有力量、避免和预防损害；根据情况，修复受损力量，治愈和均衡损害；若无治愈和改善的可能，照顾并保护无助者（Salomon，1928：5）。在实践工作中，这些任务常常交叉重叠，需要同时进行。Salomon区分出可治愈和不可治愈两种困境。她认为有些人是天生反社会的，人不只是其外部生活环境的产物，有些人是带着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天性和特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另一些人是带着有害于集体、反社会的天性和特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危险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本质根源大多是经济困境，在较完善的社会秩序中人类反社会的冲动可能相对低些。“反社会者”既对自己也对环境构成威胁，社会福利服务面向他们工作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否则问题无法解决。Salomon认为，帮助这些人，必须要求他们履行一定附加条件。只有这样，“反社会者”可以保护自己，社会也可以免受其害（比如看守所就承担这类任务）。此外，为了应对大众困境，从国家层面到协会、教会层面到其他机构层面、再到互助形式，各种福利服务措施都很必要（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244—245）。
4.社会福利服务方法
Salomon认为，社会福利服务本质上通过个体有意识地适应环境，促使其个性发展以及促使环境改变、使其适宜于受助者的需求和发展。从中可以得出职业操作的方法。Salomon将社会福利服务方法分为个人救助、小组救助和程序化救助。个人救助是针对陷入困境的个体帮助，其工作基础是《社会诊断》（Salomon，1926）。在社会诊断中，需对事实、症状、受助者陈述等观察和数据进行审视、对比和分析，从个人或家庭社会困境的整体概况中确定所采取的必要支持措施。个体救助的最好方法是，让一个人相信，他能自己帮助自己。因此应鼓励他自我思考、自我计划、不期待不切实际的突然变化和治愈。Salomon这一观点有着极强的广义教育色彩，即教育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自我教育。小组救助的目标是同时帮助多个人。小组救助的原因是，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他们也有类似之处。因此，在程序化救助中，不考虑个体差异，出于法律和实用原因，所有受助者都按照官僚式“相同程序”被同等对待，不存在因人而异和区分对待（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245—246）。
（3）课后服务人员构成。各国政府对课后托管人员的安排呈现多元化，师资配置也很规范。如英国的课后托管师资包括教师、志愿者、家委会和协调辅助人员；澳大利亚的看护人员需具有资格认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都会审核名单；韩国的“放学后学校项目”的指导教师有在校教师、专家和社区人员等；法国规定托管服务人员必须年满21周岁，拥有接待未成年人的资格证书及同等学历资格证，还必须在托管中心实习半年方能上岗。
采取救助措施时必须阐明，受助者是否存在因个人或社会因素引起的困境，需要调查和阐述每个受助者出现困境的原因。假如因社会因素为个体带来了不利的生活条件，使其无法确保自身生活或无法适应集体和环境，那么社会福利服务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而不是机械重复那些已失败的方法。总之，社会福利服务目标在于，要么协助人们适应所处环境，要么改善环境使其有利于人们发挥自身潜力。由此看来，Salomon没有将具体方法置于核心地位，而是更加强调个体与环境双重视角。在20世纪初她就能看到社会福利服务这一思想，体现其伟大之处（当时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尚未出现），这一科学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Wendt和美国Germain与Gittermann的生态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5.社会工作职业特点及其对工作者要求
社会福利服务的效果都取决于工作者生气盎然力量。他们创办各种协会和机构并在其中工作，他们提议、影响、管理和执行法律，将各种观点、法律法规付诸于行动。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形成了不同的工作者群体:职业（专职）社会工作者、义务工作者、在其他行业工作但在社会事务局中任职的人（如法官、专业管理人员），还有那些正在创办协会或机构的人（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245—246）。
在描述社会福利服务行业时，Salomon使用的是社会工作概念。她认为，与其他职业相比，社会工作对工作者的职业要求更高。首先，社会工作不是一份纯粹挣钱养家的工作，从事这一行业前提是，工作者必须从内心深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尽管这份工作有收入，但挣钱不应是从事该职业的唯一动机，为全体大众服务的思想应处于社会工作者职业的核心地位。工作者更需要具备的是，能够热心或专注于某一任务、对创造性工作充满乐趣、愿意服务于人类。其次，社会工作职业不是纯粹的知识职业，而是一种能力职业，它要求工作者具备特定能力和多方面天赋和特质。为了对受助者产生影响，一方面工作者需要具备感受力的心理天赋和艺术天赋、理解天赋、教育天赋和策略性天赋。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不完全被情感驱使，他也需要拥有清晰的理智和准确的判断力。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职业尤其需要道德力量，工作者需要具备一种从内向外散发的强大道德天性。Salomon认为，社会工作者既是执行工作的人，也应是道德的榜样。此外，Salomon也从多个角度阐述，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是一种女性职业。在这一领域，妇女有能力借助母性优势作出特殊贡献。与男性相比，社会福利服务中的救助、照管、教育工作更符合女性的特质。此外，社会福利服务大多是与妇女和儿童打交道，妇女比男性更易了解他们的需求（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245—246）。Salomon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是能力职业，以及所规范的能力特质，对今天社会工作职业发展依然意义重大。
四、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贡献及启示
Salomon被视为科学社会工作的开路先锋，她的古典社会工作理论思想为社会工作从义务工作阶段转向专业化、职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她发表的大量著作对德国20世纪前30年的社会工作影响巨大。她在国际社会工作领域和中产阶层妇女运动领导人物的交流，促进了德国与国际社会工作的重要结合。
德国的社会工作学校成立以及后来覆盖社会工作职业培训体系发展，都离不开Salomon贡献（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Salomon在成立社会妇女学校和社会福利服务学校，在专科大学开设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专业教育，符合德国当时情况。与劳动职业或知识职业观念相反，社会工作被看作是能力职业，这一观点完全吻合1871—1929年期间中产阶层妇女运动母性理想。由Salomon推动和创立的社会妇女学校，到1920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含有考试细则的教育培训体系。健康救助、青少年救助、普通经济救助成为可供选择的3个培训重点。两年培训后学员获得社会福利服务者职业名称，并被国家认可。Siddy Wronsky与Alice Salomon共同对课程内容的系统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社会福利服务学校同时面向市民学校的毕业者，切合了当时人们渴望得到实务培训的愿望，以及远离大学的社会诉求。与美国和英国相反，德国的普通大学和社会工作学校这两种教育场所是分开发展的。其结果是，社会工作学校被置于学术地位较低的位置。但是与普通大学相比，社会工作学校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当时的大学尚处于边缘地位（Lambers，2013：37）。Salomon在柏林成立的社会工作学校是她最突出的贡献，因其影响重大，德国铁路局的一辆ICE列车（城市间快车）以她命名。她对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化的贡献亦体现于国际层面，她于1929年创立的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IASSW）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Salomon的工作又被重新赋予现实性。关于Salomon生活和著作的历史性研究始于1958年。20世纪80年代她论文中的理论内容被分散整理、直到2004年才得以系统性修整。Adriane Feustel将她部分论文收集发表3册专著《妇女解放与社会责任》（第一册为1896—1908年的论文，第二册为1909—1918年的论文，第三册为1919—1948年的论文）。第一册发表于1997年，其他两册分别发表于2000和2004年（Lambers，2013：37）。C.Wolfgang Müller（1981）在社会工作方法史和社会工作职业化范畴内对Salomon的著作进行了研究。Rüdeger Baron和Rolf Landwehr将Salomon的回忆录翻译后出版（1983）。Karola Kuhlmann（2000）在一项系统科学研究中阐述了Salomon对社会工作理论贡献在于，其著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做出了基本贡献，也为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女性视角、伦理视角和国际视角做出了贡献。Salomon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尝试借助交换范式建立社会工作理论，她对社会福利服务的理解、对社会工作教育的特殊要求、对社会工作领域中妇女任务的思考，为当今社会工作理论、实务和教学讨论指明了基本方向。近年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Salomon生活中的理想和冲突、关注她的母性社会工作理论（Lambers，2013：38-41）。
Salomon古典社会工作理论对中国具有较大启示。第一，社会工作产生具有当时当地的历史特点。社会工作发展的的社会地点，解释社会问题的特性，注定它要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个体和家庭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化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探究最为突出和紧迫的社会问题有哪些。同时，社会工作并非“无所不能”，其应对的是问题成因，而不是问题表现出的症状。如若对社会问题成因缺乏清晰阐释，只会直接导致社会工作停留在方法层面应对问题症状，工作过程形式化，无法触及问题核心或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第二，阐释社会工作职业核心特征。什么是社会工作?首先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人们更多强调“对国忠、对家孝”的责任和义务，而位于国和家之间的社会，人们对它的理解不仅模糊不清而且千差万别。若没有清晰界定，人们很容易将社会工作与慈善、志愿服务、社会性事务相混淆。同时，澄清社会工作与其他助人行为和行业有何不同（如，心理咨询）避免将社会工作者沦为“万能者”、将社会工作职业处于被其他职业替代的危险境地。第三，明确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在应对社会问题过程中，社会工作承担着怎样的社会责任?承担这一责任的法律框架或法律地位、财政保障、机构（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人员保障是否具备?还需哪些配套的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和措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社会工作服务就能避免做项目、搞活动、做游戏，将社会工作标准化、流程化、指标化、数字化，流于形式的追求表面政绩的弊端。第四，避免将社会工作理解为狭义的方法和技术，忽略制约和影响的制度性条件和框架性因素。社会工作者不能只机械地将专业知识、理论模式和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缺乏对方法技术的环境性框架的思考，或者无视案主需求，否则，社会工作服务很难得到政府认可和百姓认同。
[参考文献]
张威，2012，《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探究——一个学科构建的新视角》//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九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威，2016，《德语世界中“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概念的发展脉络与相互关系——兼论社会工作的教育学取向》，《社会工作》第6期。
Engelke,Ernst/Borrmann,Stefan/Spatscheck,2008，Christian:Theorien der Sozialen Arbeit.Eine Einführung.4.Auflage.Lambertus.
Engelke,Ernst/Spatscheck,Christian/Borrmann,Stefan，2009，Die Wissenschaft Soziale Arbeit.Werdegang und Grundlagen.3.Auflage.Lambertus.
Howe,David 1994，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Cambridge,Brookfield.
Kuhlmann,Carola 2008，Nicht Wohltun,sondern Gerechtigkeit“.Alice Salomons Theorie Sozialer Arbeit.Stuttgart.
Lambers,Helmut 2013，Theorien der Sozialen Arbeit，Ein Kompendium und Vergleich.
Otto,Hans-Uwe/Thiersch,Hans/Treptow,Rainer/Ziegler,Holger，2017，Handbuch Soziale Arbeit.6.Überarbeitete Auflage.Reinhardt.
Payne,Malcolm 1991，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Salomon,Alice 1926，Soziale Diagnose,Berlin.
Salomon,Alice 1927，Die Ausbildung zum sozialen Beruf.Berlin.
Salomon,Alice 1928，Leitfaden der Wohlfahrtspflege.Berlin 3.Aufl.
Salomon,Alice 1932，Soziale Führer.Ihr Leben,ihre Lehren,ihre Werke.Leipzig.
Salomon,Alice 1983，Charakter ist Schicksal.Lebensorientierungen.Hg.von Baron,Rüdeger/Landwehr,Rolf.Weinheim,Basel.
Sachße,Christoph 1983，Fremdhilfe als Selbsthilfe-Die bürgerliche Frauenbewegung und die Entstehung beruflichen Sozialarbeit.In:neue Praxis 1(13)S.30-36.
Sachße,Christoph 1986，Mütterlichkeit als Beruf.Sozialarbeit,Sozialreform und Frauenbewegung 1871-1929.Frankfurt a.M.
Zeller,Susanne 1987，Volksmütter.Frauen im Wohlfahrtswesen der zwanziger Jahre.Düsseldorf.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9)04-056-14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9.04.007
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 610065）。
编辑/林白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社会论文; 德语论文; 妇女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社会工作》2019年第4期论文;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