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股票市场需要根本性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朱韩娟[3]（2020）在《家庭住房财富对股市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房价大幅上涨。面对房价增速加快,住房投资成为城乡居民投资的重要途径。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股票市场及其他风险性金融产品市场则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以上证指数为例,自2007年6124点的高位下滑后,总体处于低位震荡徘徊状态。不景气的股票市场让很多家庭选择退出股市,去寻找其他投资渠道。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其他金融市场的不景气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一些观点认为,房产市场与股市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发展的关系,正是股票市场发展的缓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根据家庭在两市的投资选择,试图探索两市彼此影响的原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缩写CHFS）的数据,将居民的住房财富剥离成住房净值与住房贷款,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主要考察住房净值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和股票持股率的影响,同时引入住房净值与是否拥有公积金的交互项来考察公积金对住房净值的调节作用。除此之外,加入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程度、身体健康情况、家庭成员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流动资产、是否农村户口等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净值的增加将显着增加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和持股率,但住房净值与公积金的交互项却对家庭股市参与率与股票持有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家庭流动资产数、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在股票市场的参与率与股票的持有率都显着的正相关,而城镇户口的居民也比农村户口的居民更愿意投资股市。根据此研究结论,本文建议金融机构应就住房净值与是否拥有公积金对家庭股市参与率的影响,提高服务水平,向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根据客户的资产与收益情况以及目标制定有差异的投资策略,降低进入金融市场的信息成本,吸引资金流入。同时,丰富金融产品种类,避免同质性产品出现,让客户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可以尽量分散化投资,降低风险。充分利用通信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加强员工的培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减少和避免操作风险带来的损失。
肖静华[4]（2020）在《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文中提出现有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尽管指出了从工业化到数字化的转型是一种根本性变革,并分析了数字化与工业化的具体差异,但对于为什么这一转型是一种根本性变革,即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跨体系性质,目前还缺乏整合性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一方面,驱动因素的改变,使工业化体系和数字化体系的资源属性和信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引致企业边界、市场基础、组织结构、市场结构及价值实现均发生了系统性变革,因此,企业从工业化向数字化的转型是跨体系转型而非同一体系内的转型;另一方面,管理适应性变革是企业突破工业化体系的路径依赖、构造数字化体系的新路径,是实现跨体系转型的关键,其中,适应性组织学习是管理适应性变革的重要方式。这一研究阐释了企业跨体系转型的根本原因,从企业层面揭示了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在机制。这些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具有知识增进的价值,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亦具有管理启示的意义。
刘娟[5]（2019）在《税收公平视域下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作为课税对象的税种。1在西方,素有“罗宾汉税”之称的个人所得税肇始于英国,随后美、德、法等国家纷纷效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所得税逐步发展成为欧美国家的主体税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日趋复杂,逐步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或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演变。与此同时,人们对个人所得税制的关注重点也开始从如何实现税收效率逐渐转移到如何选择更能体现税收公平正义价值的课税模式上来。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课税模式的改革问题历来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2018年8月31日,我国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修订,将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作为本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中之重。但仅仅从立法形式上对课税模式进行改革,显然是一种狭义的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要实现课税模式实质意义上的改革,理应将课税模式的改革作广义的理解,并将其视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客观而言,就此次修法的具体内容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故而,在税收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探寻适合于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改革路径,俨然已成为新时代推进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顺利实现的关键问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正式颁布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沿用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但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过大、税负分配不公、税收流失严重等现象却日益凸显。归根结底,这与我国个人所得税长期以来实行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不无关联。此次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进行了首次改革,实现了过去20多年一直想解决但却没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可见,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传统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弊病进行理性地纠偏,是国家深化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和实现现代税制的必然选择。此次修法旨在体现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缩小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因而,以税收公平为研究视角,在检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前后课税模式公平价值的基础上,打开思想的藩篱,对我国此番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改革进行通盘考虑,试图从实现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法律逻辑路径、税制要素路径、配套改革路径着手,注重个人所得税立法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制度设计,以提升个人所得税税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以期抛砖引玉,为推进我国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顺利实现提供有益的见解。
石启龙[6]（2019）在《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市场操纵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关系控制价格波动以制造交易价差获利的内在机理一成不变,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市场操纵行为因被限制于单一市场而展现为传统的单市场操纵形态。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融通趋势,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效应使跨市场操纵成为新动向,并形成交易型和信息型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交易型模式利用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直接以交易行为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信息型模式通过向市场释放信息诱导交易的时点和方向,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催生出利用资本市场跨境价格关联渠道实施的更为复杂、隐蔽的跨境操纵实施模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波动性是市场操纵的实施基础,控制价格波动以获利的机理使操纵行为蕴含价格波动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因被限制在单一市场内而显现非系统性。在资本市场融通趋势下,跨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沿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释放,并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下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系统性溢出,在现有基于金融分业体制和资本市场隔绝结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下产生监管盲区,威胁金融安全,隐含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权创设有欠缺,现有操纵行为监管局限于行为规制和事后惩治的微观层面,缺失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是监管权配置不合理,以证监会为绝对权威的“倒金字塔”监管结构和低效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效率;三是监管权运行有障碍,市场分割式的操纵禁止规范框架缺乏整体监管视阈,造成跨市场监管缝隙,而价量控制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疏离于操纵行为的实施机理和发展趋势。问题源于现有操纵行为本质认识囿于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下单市场操纵认知,将市场操纵监管局限于投资者保护和事后惩治等微观行为监管层面,无法应对跨市场操纵价格波动风险的系统性演变。对此,市场操纵本质把握应从关注操纵结果的价格操纵和价量控制以及操纵行为的欺诈和市场欺诈延展至操纵的实施条件。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通过行为的前提和结果表征行为的操纵性,可以重构市场操纵监管内涵,在完善市场分割、行为规制、事后惩治的微观监管制度基础上,引入全局视阈、风险治理和事前防范的宏观监管制度,构建统合性监管制度框架。首先,防范是关键。在操纵行为监管制度设计中引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制度,在立法中确定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并顺畅其监管视阈覆盖资本市场的法律途径。然而系统性风险概念的模糊使宏观审慎监管权存在滥用可能,对此,一是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贯彻以权力制衡理念,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机制基础上构建高效的资本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监管信息交流和共享,遏制监管行为偏差,构建监管资源高效配置、信息流动顺畅的“金字塔型”市场监管体系结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在监管权运行方面限定监管权边界。围绕市场优势设置主动防御的信息监管制度,根据不同类型操纵行为的风险程度设置差异性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改进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重点监测市场优势投资者;设置跨市场交易大额登记制度。其次,惩治是底线。惩治的正当性依赖于规范的科学性。跨市场操纵与单市场操纵具有相同内在机理和行为结构,只是借助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将原本局限于单市场内的价格控制行为和清仓获利行为分置于价格关联市场,并无实质独立性,可以纳入现有操纵禁止规范予以治理。但应修订现有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体系以应对跨市场操纵的新动向,一是加强立法衔接,弥合跨市场监管缝隙,确定《证券法》和《期货条例》为资本市场基本法和特别法,全面覆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二是平衡规范的保障和保护功能,设置以行为模式为核心的“具体规范”规制已有操纵行为,以授权裁量为核心的“授权规范”涵射未来操纵行为;三是在“可替代”原则下通过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等构成要件差异化设置,实现对跨市场操纵的有效监管。
陈昱冲[7]（2019）在《国企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参与破产重整的路径及效应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传统行业却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由于经营失败而资不抵债、陷入发展困境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多,政府对其不断的扶持使之成为“僵尸企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发展困境问题。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国有企业破产重整,使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重庆钢铁于2017年实施并完成了破产重整,是我国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也是首例“A+H”股上市公司司法重整案件,成功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本文首先从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励安排、业务优化和债务重整四个方面梳理重庆钢铁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参与破产重整的路径,总结其市场化特征;其次以利益相关者角度,分别从股东、债权人、重庆钢铁和重组方四个方面评价其重整效应。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在我国第一支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基金的参与下,重庆钢铁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开展员工持股计划、与基金方形成战略协同以及实行市场化债转股,这一系列市场化、法治化途径顺利完成破产重整。虽然相较于一般政府主导下国有企业破产重整成本较高,但却在重整过程中较好地保护了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使重庆钢铁通过重整从根本上提升了盈利能力,实现了脱虚向实的内涵型改善,同时此次重整也为产业结构调整基金指明了发展方向。最后本文总结案例成功经验并对其重整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利益相关者在重整计划制定中的参与权、重整中相关定价基准的选择应更具科学性以及进一步优化职工权益保护的建议,以期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在推动国有企业破产重整、行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为处理大型复杂的国有企业重整案件提供机制上的借鉴意义。
齐浩志[8]（2018）在《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天职与宗旨,但是否存在一个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最优金融结构,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中期开始,经济学家们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早期的一些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深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与“金融结构”无关。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将金融体系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金融结构,试图寻找出一种最优“金融结构”,但至今未有定论。兴起于21世纪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其要素禀赋与结构是给定的,从而决定了该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分布。因此,能够支撑该阶段最优产业结构、满足企业规模需求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金融结构。这为重新审视金融结构提供了角度和方向。就实质而言,在不同的“金融结构”安排中,融资方式与企业规模、融资效率与企业风险处理等方面被认为存在显着差异,致使在不同“金融结构”的安排下,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显着差异。正是根据上述关于金融最优结构理论发展的脉络,本文主要讨论基于两个不同视角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首先,本文利用2006-2015年期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和“银行业结构”两个视角,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文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出发,使用面板门限模型,利用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活力和金融结构效率等三个指标,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本文从“银行业结构”视角出发,使用面板门限模型,利用中小银行和小银行规模占比的两个指标,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框架下,对于股票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不应盲目赶超发达国家,需要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该阶段自身需求和存在的问题,适度安排和及时调整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金融结构”。本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为“最优金融结构”提供了新的解释。过去的主流理论,一般都以发达国家为模板,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安排,这样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融资需求是不同的。本文认为在任一经济发展阶段下,只有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策略。因此,本文从经济发展阶段出发,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其次,在实证方法方面。本文通过面板门限模型的使用,可以内生的识别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为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且处于急速转型中的中国各地区的金融结构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依据。中国各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时因地的制定动态金融结构政策。再次,在经济机理方面。本文尝试识别出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机制。过去的研究,大多只是从数据和统计意义上评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但二者之间关联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却很少探讨。本文发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该阶段产业结构、企业规模、企业特征对金融服务要求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来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要匹配该阶段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要有效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银行业结构”视角来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需要与该阶段企业规模、企业特征等要素相匹配,能够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最后,本文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的一些结果,表面上似乎与我国提倡发展股票市场和中小银行的政策不一致。比如:基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下的金融结构,股票市场规模相对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并对经济增长未产生促进作用;基于“银行业结构”视角下的金融结构,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在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同样没有增加经济绩效。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本文的结论与我国经济政策并非相悖。主要原因如下:基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下的金融结构。当经济发展阶段较低时,股票市场规模相对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股票市场规模相对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大幅减弱。从实证结果的趋势上看,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表明了我国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应该加快解决股票市场出现的诸多问题,使股票市场的发展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基于“银行业结构”视角下的金融结构,当经济发展阶段较低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在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当经济发展至更高阶段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在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有所增加,但不明显。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银行业结构更倾向以大银行为主,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一致。主要原因:银行业结构应与企业规模分布相关,大银行服务于大企业、中小银行服务于小企业。当经济发展阶段较低时,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中小银行更能够满足其融资需求;当经济发展至更高阶段时,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中小银行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而大银行更能满足。最终,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规模分布由小企业转变为大企业,银行业结构也会由中小银行为主转变为大银行为主。与之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致使企业分布以大企业为主,相对应的银行业结构也以大银行为主。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崛起,这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大银行无法支撑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因此,我国提出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是正确的,目的是完善我国银行业结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属于补短板的政策性行为。然而,中小银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盲目追求资产规模扩张、没有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资金一直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另一方面,资金没有进入到具有竞争力和高效率的产业部门。
蒋华胜[9]（2018）在《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是指公司及其参与人可以选择适用、排除适用或者变更适用并以此作为确定彼此权利义务依据的私法规范。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不仅涉及到公司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而且涉及到公司及其参与人的权利配置,实为公司法的基础性规范。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公司法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竞相围绕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变革和创新进行修法,以期在激烈的制度竞争中获取优势。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之所以能够在公司法改革浪潮中的处于核心地位,实乃在于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能力,对整个公司法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以“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经济分析、实证分析与法社会学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地阐释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公司法律形态基本特征及其规范配置的基本规律,并围绕我国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构建与完善,提出若干具有可行性与创新性的具体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并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与关注。论文在结构布局上,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基本理论。本章旨在厘清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基本理论问题,科学界定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基本概念,厘清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本质。首先,本章围绕法律规范的分类进行阐释,重点对私法规范分类标准中的功能标准说、优先选择说和效力强度说三种学说进行论述。优先选择说概括出了任意性规范的本质,本文遵循此种逻辑对公司法任意性规范进行界定及其分类划分,并论述了公司法规范中的多元价值。其次,本章对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理基础进行了探讨,重点研究了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基础以及作为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根基的私法自治理念,指出这些理论是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存在的基础,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必然延伸。再次,本章对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作用与功能进行了研究,指出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宣示和教育五种作用,同时,其还具有衡平利益、节约成本和漏洞填补三项功能。最后,本章还围绕着公司法律制度中的公司设立、公司经营范围以及公司资本制度来论述了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存在的实证依据,重点研究了公司设立原则、公司经营范围以及公司资本制度等方面,论述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存在的实证依据,本章对公司法任意性规范进行多视角论证,证明了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存在的价值。第二章——公司法律形态中的任意性规范。本章遵循将公司法律形态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或称封闭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或称为公开公司的思路,重点研究了有限责任的经济结构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结构特点,探究两类公司法律规范的配置规律。首先,本章以公司合同理论对公司法进行了解读,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法结构具有赋权品格与任意性品格,公司法本质上是任意性规范。公司法所追求的适应性品格包括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符合市场规则与填补合同缝隙。其次,本章对公司法律形态进行了科学划分,并对两者存在的根本区别进行了比较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经济结构具有股东与管理层身份合一、区分股份交易公开市场、管理与风险负担机制重合等三大特点,其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但也要正视股东没有顺畅的退出通道和外部市场监督机制弱化的缺点。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公司法原则上属于任意性规范。再次,股东的合意制度对调整封闭公司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封闭公司,股东合理期待复杂多变,股东存在系统性错误,股东合理期待存在适时变更,由此决定股东合理期待制度在封闭公司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股东协议属于封闭公司与股东或者股东与股东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既可以调整封闭公司治理中的私人秩序,也可以保护少数股东在公司的权益,股东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违反股东协议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上应当肯定与完善股东协议制度。复次,本章对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结构进行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分离,股东合意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公司代理成本巨大,公司股东意思自治本身存在不足等流弊,调整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规范原则上是强制性规范。我国公司法应当完善我国公司法上信义制度。同时,我国公司法应当引入并完善商业判断规则,通过程序性保护措施来激励管理层为公司利益努力工作,实现信义义务与商业判断规则之间的利益平衡。最后,本章以公司法规则的分类为基础,对公司法的规范结构与配置规律进行论证,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东的合理期待、长期期待以及填补股东之间合意缺陷产生的新需要,股东合理期待制度对股东之间的关系能起到很好的调整作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合意模糊以及股东之间存在“同意”局限等原因,公司法原则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此外,本章还归纳出公司法规范配置的具体标准,并对我国《公司法》相关条款提出修改建议。第三章——公司章程中的任意性规范。本章旨在厘清公司章程法律性质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司自治主要体现在章程自治方面,公司参与者不仅可采用赋权性规范或者缺省性规范,还可以进行其他制度性安排。首先,本章对域外国家公司章程的变迁考察来探究其法律性质,通过对公司章程属性的章程自治说、章程决议说、章程折中说以及章程合同说等各种学说进行分析,本文观点是采纳公司章程合同说这一观点,认为公司章程的合同属性不仅具有法制史根源,还具有立法例基础,公司章程具有合同或者契约属性,属于法定合同类型。公司章程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是公司自治的基本制度,还是公司管理者的行动指南。公司章程具有保障功能、连通功能和创新功能。公司章程的制定规则和修改规则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法律保障章程修改自由的同时,也要施以一定的限制,以保障公司正义的实现。其次,本章对公司章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权的法律效力进行了研究,其一,以我国《公司法》第71条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规范解释论上的探讨。通过对域外国家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存在的自由转让、限制转让以及不得限制转让三种立法例进行分析,认为立法上应当不允许禁止股权自由转让,特别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方式设定的禁止股权转让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其二,对股东同意权的制度价值进行了分析,也对股东同意权的立法模式选择进行了考察,我国立法上应当包括股东同意权的通知义务、确定与计算标准、决策机制以及法律效力等内容,并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其三,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体例存在股东优先权与同意权双重限制、仅规定优先购买权与仅规定同意权三种模式后,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进行了研究分析。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行使主体、行使期间和行使标准,提出完善我国《公司法》上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的具体建议。再次,本章还对公司反收购条款的法律界限进行了研究,以反收购条款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指出域外国家对于反收购条款的设置采取章程自由设立主义与法律强制规定主义两种立法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设置的反收购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了分析,超越法律界限设置反收购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法律应当采取反收购条款的制度安排,并对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提出立法建议。第四章——股东权利配置中的任意性规范。旨在厘清股东权利配置的基本原则,其中,股东权利的一股一权原则属于缺省性规则,而股东权利的多元化配置为赋权性规则,两者在公司法中均属于任意性规范非属于强制性规范。本章以公司股东权利一元化缺省性配置为基础,通过制度设计对股东权利进行多元化配置。首先,本章以股东权利的基本内容为基础,对于股东权利的性质进行论证,重点论述了股东表决权所具有的共益权与单独权属性,股东表决权具有效率价值、参与价值与控制价值,属于公司法中股东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连接点。股东表决权的配置嵌印着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构造,将表决权配置给股东本身具有正当性。股东行使表决权具有一股一权、资本多数决与股份平等三大原则,其中一股一权原则适用缺省性原则,对于股东权利构造来说属于基础性法律规范。同时,本章还对股东累积投票制度进行了研究,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变迁以及域外国家的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探究,累积投票制度经历了由强制性规则向赋权性规范转化的发展规律,我国立法应当采取赋权性规范的立法模式。其次,本章以股东权利一元化配置为基础,分析了股东异质化背景下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的原因,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既符合资本市场融资需要,也符合公司自治基本理念。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还为域外国家广泛采纳,我国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赋权性规则来配置股东权利。最后,本章对于类别股制度与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对类别股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界定,并对世界上类别股设立的章程自由设立主义与法定主义设定主义两种模式以及类别股内容设立进行了评析,指出我国立法应当引入类别股制度,要对类别股与类别权利进行界定,在立法上规定类别股的法定类型与表决机制,科学设定类别股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本章还对公司的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构造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构建双层股权结构的路径选择。第五章——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法介入。旨在以违反我国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法救济为中心,围绕“公司法任意规范的识别与适用、司法介入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实施的内容以及违反公司法任意规范的司法救济”三方面进行研究,探究我国立法与司法上对于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法律效力采取何种立场最为恰当的问题,以期保障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正确实施。首先,对法律文本中的立法语言问题进行检讨,指出我国立法中的法律语言不够精准问题,对于统一适用法律存在一定的障碍。如何识别公司法成为司法裁判的前提和基础,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识别难题给公司法准确实施带来一定挑战。对法律识别应当坚持形式识别与实质识别方式,特别要重视公司法规范中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方法的正确适用,以期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准确把握赋权性规范优先于缺省性规范的适用顺序。其次,对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概念与特征进行论述,重点论述了司法介入的保障功能存在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私人缔约成本较高,需要司法介入对公司自治失灵进行国家矫正。司法介入是维护社会公正以及市场效率的需要,具有重要价值;最后,本章以“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法救济”为中心,围绕“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效力、股东表决权滥用的司法规制、股东评估权救济制度以及公司瑕疵决议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这一中心进行讨论,厘清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效力。其一,对于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效力问题,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本身不具有约束力,但公司参与人如果选择适用后,则该规范进入到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去,成为当事人应当遵守的法律,对于选择适用者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其二,股东表决权是公司自治的基本特征,必须保障股东表决权的正当行使。资本多数决原则异化的结果会形成多数人（股）暴政,必须构建适当的法律制度,力图在符合社会目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股东之间的实质正义。其三,厘清股东评估权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股东评估权基本理论为基础,阐释了股东评估权具有保护少数股东免受多数股东滥用权力的功效,在此基础上,以我国股东评估权制度的司法适用为研究对象,提出对该制度构建的具体建议。其四,围绕公司瑕疵决议的法律效力展开讨论,指出决议瑕疵包括决议内容瑕疵与决议程序瑕疵,通过考察域外国家对于瑕疵决议法律效力的立法模式,提出我国瑕疵决议法律效力的制度构建思路,具体包括瑕疵决议的救济效力包括决议无效之诉、决议可撤销之诉、决议不存在之诉和决议有效之诉,主张通过指导性案例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完善我国瑕疵决议司法救济体系制度构建。
胡占芳[10]（2018）在《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研究（1840-1949）》文中认为自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近代化历程中,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针对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变展开的系列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笔者在查阅大量翔实历史文献资料和对现存近代住宅实地调研踏勘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梳理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准确地考究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区）的发展特征。笔者在研究中翔实地考察每一历史阶段内住宅建筑本体特征、住宅区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住宅制度与规章策略等,并以住宅建筑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为主线对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的发展演进形成整体性认识,即南京近代城市住宅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论文主体内容共由七个章节组成,各章节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其划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的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生成环境分析研究、第二部分的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历史研究、第三部分的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规律与启示。第一部分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生成环境分析研究由第一章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形态的变革、第二章南京近代居住规划思想和城市规划中居住空间图景两个章节组成;第二部分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历史研究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等四个章节组成,分别是针对1840-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和1945-1949年等四个历史时段内近代城市住宅规划建设与发展变化的综合考察;第三部分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规律与启示由第七章节构成。
二、中国股票市场需要根本性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股票市场需要根本性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家庭住房财富对股市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 |
| 1.3.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住房财富对家庭股票投资决策的影响 |
| 2.2 其他因素对家庭股票投资影响 |
| 2.2.1 交易成本 |
| 2.2.2 劳动收入 |
| 2.2.3 人口统计特征 |
| 2.2.4 行为金融学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基础和影响机理分析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跨期消费理论 |
| 3.1.2 期望效用理论和Arrow-Pratt风险厌恶 |
| 3.2 住房净值对家庭股市参与度的影响机理 |
| 第4章 住房净值对家庭股票投资的实证分析 |
| 4.1 样本说明 |
| 4.2 变量与统计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2.4 变量的描述统计 |
| 4.3 模型设定 |
| 4.3.1 基准回归 |
| 4.3.2 内生性问题的克服 |
| 4.4 基准回归结果 |
| 4.5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
| 4.6 工具变量回归 |
| 4.7 稳健性检验 |
| 4.7.1 基准回归 |
| 4.7.2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
| 第5章 结论和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 |
| 二、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 |
| （一）资源属性的变化及其引发的企业边界和市场基础变革 |
| 1. 资源属性的变化 |
| 2. 企业边界的变化 |
| 3. 市场基础的变化 |
| （二）信息结构的改变及其引发的组织结构和市场结构变革 |
| 1. 信息结构的改变 |
| 2. 组织结构的变革 |
| 3. 市场结构的变革 |
| （三）资源属性与信息结构改变推动价值实现的变革 |
| （四）工业化体系与数字化体系内在机制的比较 |
| 三、管理适应性变革是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
| （一）管理适应性变革是企业实现跨体系转型的核心基础 |
| （二）适应性组织学习是管理适应性变革的重要方式 |
| 四、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模型 |
| （一）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的理论模型 |
| （二）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的研究议题 |
| 五、结论与管理启示 |
（5）税收公平视域下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缘由 |
|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实质 |
|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愿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社会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一)主张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研究现状 |
| (二)主张实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研究现状 |
| (三)主张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利弊的研究现状 |
| (二)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
| (三)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选择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首要原则:税收法定原则 |
|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溯源 |
|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 |
| 三、税收法定原则的作用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核心原则:税收公平原则 |
| 一、税收公平原则的溯源 |
| 二、税收公平原则的涵义 |
| 三、税收公平原则的作用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的辅助原则:税收效率原则 |
| 一、税收效率原则的溯源 |
| 二、税收效率原则的涵义 |
| 三、税收效率原则的作用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划分与比较 |
| 第一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类型及其特点 |
| 一、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内涵及特点 |
| (一)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 |
| (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内涵 |
| (三)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特点 |
| 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内涵及特点 |
| (一)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 |
| (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内涵 |
| (三)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特点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内涵及特点 |
| (一)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概念 |
| (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内涵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特点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划分的理论依据 |
| 一、区别定性说 |
| 二、支付能力说 |
| 三、二元课税说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比较 |
| 一、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比较 |
| 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比较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比较 |
| 第四章 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公平价值的评判 |
| 第一节 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发展历程 |
| 一、 “三税并存”时期(1978 年-1993 年) |
| 二、 “分类统一”时期(1993 年-2018 年) |
| 三、 “小综合+多扣除”时期(2018 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各时期的主要特征 |
| 一、“三税并存”时期课税模式的特点 |
| 二、“分类统一”时期课税模式的特点 |
| 三、“小综合+多扣除”时期课税模式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公平价值的缺失 |
| 一、纳税单位公平价值的缺失 |
| 二、税基公平价值的缺失 |
| 三、税率公平价值的缺失 |
| 四、费用扣除公平价值的缺失 |
| 五、征管方式公平价值的缺失 |
| 六、税收优惠公平价值的缺失 |
|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国外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发展历程 |
| 一、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第一次转型 |
| 二、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第二次转型 |
| 第二节 国外个人所得税不同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一、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一)黎巴嫩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二)也门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一)美国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二)德国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一)英国课税模式的特色 |
| (二)日本课税模式的特色 |
| 第三节 国外个人所得税不同课税模式的启示 |
| 一、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启示 |
| (一)纳税主体分为居民和非居民 |
| (二)依据分类所得进行课税 |
| (三)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
| (四)费用扣除项目有限 |
| (五)税收抵免范围较窄 |
| (六)采取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 |
| 二、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启示 |
| (一)纳税主体分为居民和非居民 |
| (二)依据综合所得进行课税 |
| (三)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
| (四)费用扣除项目宽泛 |
| (五)税收抵免范围广泛 |
| (六)采取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启示 |
| (一)纳税主体分为居民和非居民 |
| (二)依据分类所得和综合所得分别课税 |
| (三)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
| (四)费用扣除项目较多 |
| (五)税收抵免范围较广 |
| (六)采取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 |
| 第六章 推进我国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实现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推进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实现的构想 |
| 一、明确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目标 |
| (一)满足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 |
| (二)体现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价值 |
| (三)切实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
| 二、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必要性 |
| (一)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实现税收公平的有效手段 |
| (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政策导向 |
| (三)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
| 三、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可行性 |
| (一)经济层面的可行性 |
| (二)法律层面的可行性 |
| (三)征管层面的可行性 |
| 四、实施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步骤 |
| (一)初始阶段的步骤 |
| (二)巩固阶段的步骤 |
| (三)提升阶段的步骤 |
| 第二节 实现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法律逻辑路径 |
| 一、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夯实税制改革的法律基础 |
| 二、深入细化《个人所得税法》以推进个税改革的顺利进行 |
| 三、加强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促进个税改革的公平正义 |
| 第三节 实现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税制要素路径 |
| 一、重新界定个税纳税单位范畴 |
| 二、适时扩大综合所得计征范围 |
| 三、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率结构 |
| 四、合理规范费用扣除申报制度 |
| 五、改革完善个税征收管理方式 |
| 六、规范健全个税税收优惠政策 |
| 第四节 实现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配套改革路径 |
| 一、设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 |
| 二、实行纳税申报激励制度 |
| 三、加强税务稽查处罚机制 |
| 四、搭建协税护税网络平台 |
| 五、积极推行税务代理制度 |
| 六、切实完善税收救济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证分析法 |
| 1.3.2 规范分析法 |
| 1.3.3 历史研究法 |
| 1.3.4 比较分析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跨市场操纵的可行性问题 |
| 1.4.2 跨市场操纵的本体论问题 |
| 1.4.3 跨市场操纵的监管法律制度 |
| 1.4.4 经济法理念和制度治理跨市场操纵的优势 |
| 1.5 研究逻辑思路与内容(图) |
| 1.6 难点与贡献 |
| 1.6.1 难点 |
| 1.6.2 创新 |
| 1.7 不足与展望 |
| 第2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基本模式 |
| 2.1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逻辑 |
| 2.1.1 跨市场交易的界定 |
| 2.1.2 跨市场交易的类型 |
| 2.1.3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 |
| 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2.1 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 |
| 2.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2.3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一:操纵指数权重股 |
| 2.2.4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二:操纵期指合约 |
| 2.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3.1 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 |
| 2.3.2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3.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2.4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4.1 资本市场国际一体化进程 |
| 2.4.2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4.3 跨境型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第3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系统性风险演变 |
| 3.1 单市场操纵所蕴含风险的非系统性: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 |
| 3.1.1 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 |
| 3.1.2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表现 |
| 3.1.3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2 衍生品市场操纵蕴含风险的系统性端倪:以期指市场为例分析 |
| 3.2.1 期指市场的诞生 |
| 3.2.2 期指市场的特有属性 |
| 3.2.3 期指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演变 |
| 3.3.1 资本市场的融通变革 |
| 3.3.2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机理:跨市场信息传导机制 |
| 3.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渠道:跨市场价格关联机制 |
| 3.3.4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展现 |
| 第4章 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的失灵 |
| 4.1 监管权配置的失衡 |
| 4.1.1 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4.1.2 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缺位 |
| 4.1.3 监管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
| 4.1.4 监管体制的“倒金字塔”结构 |
| 4.2 监管权运行的失范之一:操纵禁止规范滞后 |
| 4.2.1 市场操纵禁止规范的梳理 |
| 4.2.2 缺失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基本规则 |
| 4.2.3 市场分割的规范体系 |
| 4.2.4 逻辑混乱的规范结构 |
| 4.3 监管权运行失范之二:操纵行为实质认知失当 |
| 4.3.1 市场操纵实质界定的梳理 |
| 4.3.2 立法中价量控制界定的“似是而非” |
| 4.3.3 实践中交易量控制界定的“舍本逐末” |
| 第5章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及监管创新 |
| 5.1 域外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考察 |
| 5.1.1 欺诈理论 |
| 5.1.2 市场欺诈理论 |
| 5.1.3 价格操纵理论 |
| 5.2 既有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困境 |
| 5.2.1 疏离于市场操纵的实施机理 |
| 5.2.2 隐含监管权力滥用的危险 |
| 5.2.3 局限于对市场操纵的微观监管 |
| 5.2.4 聚焦于对操纵者的事后惩治 |
| 5.3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 |
| 5.3.1 对价格控制能力的关注 |
| 5.3.2 市场优势与操纵行为的关联 |
| 5.3.3 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 |
| 5.4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及实施路径 |
| 5.4.1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思路 |
| 5.4.2 统合式监管框架的实现路径 |
| 第6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
| 6.1 跨市场操纵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6.1.1 宏观审慎监管释义 |
| 6.1.2 宏观审慎监管与跨市场操纵的契合 |
| 6.1.3 跨市场操纵宏观审慎监管的展开 |
| 6.2 域外跨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6.2.1 美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2 英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3 日本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3 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体系设计 |
| 6.3.1 建立资本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3.2 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协作机制 |
| 6.3.3 改进资本市场的微观监管结构 |
| 6.3.4 推进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
| 6.4 跨市场操纵防御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
| 6.4.1 设置差异性的资本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 |
| 6.4.2 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 |
| 6.4.3 改进跨市场大额交易登记制度 |
| 第7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7.1 域外立法规制跨市场操纵的样本梳理 |
| 7.1.1 设置专门的跨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2 统合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3 改进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 |
| 7.2 跨市场操纵的实质独立性分析 |
| 7.2.1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理论纷争 |
| 7.2.2 跨市场操纵的理论类型 |
| 7.2.3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独立性分析 |
| 7.3 我国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改进 |
| 7.3.1 弥合市场分割立法体系的监管缝隙 |
| 7.3.2 优化市场操纵禁止规范框架 |
| 7.3.3 设置多元化市场操纵行为构成要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国企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参与破产重整的路径及效应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1.4 主要贡献与局限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1 破产重整相关概念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文献回顾 |
| 2.2.2 文献评述 |
| 3 案例介绍 |
| 3.1 我国破产重整制度的历史沿革 |
| 3.1.1 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发展 |
| 3.1.2 我国企业破产重整程序 |
| 3.1.3 我国上市企业破产重整现状 |
| 3.2 钢铁行业介绍 |
| 3.3 重庆钢铁企业介绍 |
| 3.3.1 公司概况 |
| 3.3.2 公司财务困境介绍 |
| 3.4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过程介绍 |
| 4 案例分析 |
| 4.1 重庆钢铁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的动因分析 |
| 4.1.1 企业方面分析 |
| 4.1.2 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分析 |
| 4.2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的路径分析 |
| 4.2.1 混合所有制:股权多元化与引入职业经理人 |
| 4.2.2 激励安排:管理层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 |
| 4.2.3 业务优化:与基金方形成战略协同 |
| 4.2.4 债务重整: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
| 4.2.5 重整路径的特征总结 |
| 4.3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的效应分析——利益相关者视角 |
| 4.3.1 对股东的影响 |
| 4.3.2 对债权人的影响 |
| 4.3.3 对重庆钢铁的影响 |
| 4.3.4 对重组方的影响 |
| 5 启示及进一步优化方案 |
| 5.1 启示 |
| 5.1.1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的价值创造作用 |
| 5.1.2 引入现代企业激励机制 |
| 5.1.3 充分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 |
| 5.1.4 合理选择重整管理人 |
| 5.2 存在问题及进一步优化方案 |
| 5.2.1 存在问题 |
| 5.2.2 进一步优化方案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金融结构的定义与内涵 |
| (二)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
| (三) 最优金融结构存在性 |
| (四)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
| 三、研究内容与逻辑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研究展望 |
| 第一章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 一、融资时序 |
| 二、产业风险与市场环境 |
| 三、银行融资可得性分析 |
| 四、股市融资可得性分析 |
| 五、最优融资方式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经济增长与企业规模 |
| 一、融资时序 |
| 二、大银行融资可得性分析 |
| 三、小银行融资可得性分析 |
| 四、最优融资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变、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金融结构的演变 |
| 一、计划经济下的金融结构演变 |
| 二、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结构演变 |
| 第二节 中国金融结构现状 |
| 一、全国层面金融结构现状 |
| 二、区域差异的金融结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一、我国金融膨胀现象初步显现 |
| 二、我国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矛盾突出 |
| 三、我国金融结构风险集中度较高 |
| 四、我国金融结构空间布局不合理 |
| 五、我国现阶段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 |
| 六、我国现阶段银行业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基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 |
| 一、计量模型设计 |
| 二、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基于银行业结构视角 |
| 一、计量模型设计 |
| 二、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 |
| 第一节 股票市场与银行业的功能比较 |
| 一、股票市场的功能介绍 |
| 二、银行业的功能介绍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业视角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银行业结构视角 |
| 第一节 银行业结构的功能比较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基于银行业结构视角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意义 |
| 三、理论研究综述 |
| 四、本文的研究进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理论阐释 |
| 一、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概念界定 |
| 二、公司法规范的分类与价值理念 |
| 第二节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理基础与实证依据 |
| 一、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得益于强大法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 |
| 二、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
| 三、私法自治理念是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根基 |
| 四、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作用与功能 |
| 五、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存在的实证依据 |
| 第二章 公司法律形态中的任意性规范 |
| 第一节 公司合同理论解读公司法 |
| 一、公司合同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公司法的功能剖析 |
| 三、公司法结构的品格 |
| 四、公司法所追求的适应性价值 |
| 第二节 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结构 |
| 一、公司法律形态的基本特征 |
|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结构 |
| 三、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范配置 |
| 第三节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合意制度 |
| 一、股东合理期待原则由来 |
| 二、公司属于不完全合同：股东合理期待的复杂多变 |
| 三、公司属于长期合同：股东系统性错误的生成缘由 |
| 四、公司属于关系合同：股东合理期待的适时变更 |
| 五、股东协议制度 |
| 第四节 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结构 |
|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结构 |
| 二、调整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结构 |
| 第五节 公司法的规范结构 |
| 一、公司法规则的分类 |
|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范结构 |
|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规范结构 |
| 四、公司法规范的配置规律 |
| 五、我国《公司法》中相关法律规范的修改建议 |
| 第三章 公司章程中的任意性规范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法律属性 |
| 一、公司章程概念及其变迁 |
| 二、公司章程属性的主要观点及其评析 |
| 三、公司章程的作用与功能 |
| 四、公司章程制定与修改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公司章程限制转让股权的法律效力 |
| 一、我国《公司法》第71条第4款规范之解释论 |
| 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条款的制度价值 |
| 三、股东同意权制度构建 |
|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规则 |
| 第三节 公司反收购条款的法律界限 |
| 一、反收购条款法律制度基本内容 |
| 二、反收购条款的有效性分析 |
| 三、反收购条款的制度安排 |
| 第四章 股东权利配置中的任意性规范 |
| 第一节 股东权利配置中的缺省性规范 |
| 一、股东表决权的基本价值 |
| 二、股东表决权的配置逻辑 |
| 三、股东表决权行使基本原则 |
| 四、公司法中的累积投票制应当设置为赋权性规则 |
| 第二节 股东权利配置的赋权性规范 |
| 一、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模式 |
| 二、类别股制度 |
| 三、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构建 |
| 第五章 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法介入 |
| 第一节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识别与适用 |
| 一、法律文本中的立法语言 |
| 二、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识别 |
| 三、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适用顺序 |
| 第二节 司法介入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实施 |
| 一、司法介入概念与特征 |
| 二、司法介入的保障功能 |
| 三、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价值 |
| 第三节 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司法救济 |
| 一、违反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法律效力 |
| 二、股东表决权滥用的司法规制 |
| 三、股东评估权救济制度 |
| 四、公司瑕疵决议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 |
| 代结语 寻求公司法正当性的未来发展之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以往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住宅的相关研究 |
| 三、南京近代城市住宅方面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
| 一、历史时期的界定 |
| 二、研究空间的界定 |
| 三、研究对象——南京近代城市住宅与居住形态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史料搜集与文献研究 |
| 二、实物调查与测绘 |
| 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 |
| 第四节 学术取向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一章 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形态的变革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产生的契机——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 |
| 一、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南京近代市政建设管理体制的建立 |
| 三、南京近代市政建设的发展 |
| 四、近代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市民居住生活形态的变革 |
| 一、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二、生活方式的变迁 |
| 三、文化特征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城市居住规划思想和城市规划中居住空间图景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城市居住规划思想 |
| 一、城市改良运动 |
| 二、都市分区制度 |
| 三、田园城市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居住空间图景 |
| 一、《北城区发展计划》和《南京市政计划》中的住宅区 |
| 二、《首都大计划》中的住宅区 |
| 三、《首都计划》中的住宅区 |
| 四、《首都计划的调整计划》中的住宅区 |
| 五、《南京城都市计划要纲》和《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的住宅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肇始：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的萌芽期(1840-1927)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的出现 |
| 一、明清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形态 |
| 二、南京近代住宅的出现及推动性因素 |
| 三、城市规划中的居住空间 |
| 第三节 天保里、天光里、天祥里：一个天主教会筑建的里弄式住区 |
| 一、天字号住区与天主教 |
| 二、天字号住区与下关商埠区 |
| 三、天字号住区的规划与建设 |
| 四、天字号住区的建筑形态与居住空间形态 |
| 五、天字号住宅建筑群在早期城市住宅发展中的意义 |
| 第四节 华兴村(华侨村)：一个华侨筹资自建的西式住区 |
| 一、华兴村概况 |
| 二、华兴村出现的社会背景 |
| 三、华兴村的选址 |
| 四、华兴村的规划建设与居住空间形态的形成 |
| 五、华兴村在南京近代早期城市住宅发展中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兴盛：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的重要时期(1927-1937) |
| 第一节 南京城的社会状况和住房需求 |
| 一、政权变更 |
| 二、城市人口的变化 |
| 第二节 政府推行的住区规划与住宅策略 |
| 一、政府推行的城市规划与住区规划 |
| 二、政府实施的住宅策略 |
| 第三节 近代城市住宅的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一、近代城市住宅的营建特征 |
| 二、近代住宅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形态 |
| 第四节 多种渠道的城市住宅供给 |
| 一、政府主导的高级住宅区建设 |
| 二、住宅房地产业的住宅开发 |
| 三、企事业单位的住宅建设 |
| 四、个人住宅建设活动 |
| 第五节 多样化的城市住宅类型 |
| 一、独立式住宅的规模化建造 |
| 二、毗连式住宅的出现与建造 |
| 三、联排式住宅的规模化建造 |
| 四、公寓式住宅的出现与建造 |
| 第六节 政府介入建造的平民住宅 |
| 一、平民住宅区的规划与实际建造 |
| 二、棚户住宅区的规划与实际建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式微：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的停滞(1937-1945) |
| 第一节 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与居住状况恶化 |
| 一、城市破坏 |
| 二、城市人口的变化 |
| 第二节 战时南京近代城市住宅概况 |
| 一、居住区与住宅建筑的破坏 |
| 二、原有住宅区规划的后续设计 |
| 三、住宅的日式化改造 |
| 第三节 原有住宅区规划的后续设计 |
| 一、清凉山公园住宅区 |
| 二、新住宅区第二、三住宅区 |
| 第四节 住宅的日式化改造 |
| 一、住宅日式化改造概述 |
| 二、住宅改造后的居住空间构成 |
| 三、住宅日式化改造对近代城市住宅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修复和再建：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的恢复(1945-1949) |
| 第一节 抗战后城市重建与住宅问题 |
| 一、战后城市重建 |
| 二、战后城市住宅问题 |
| 第二节 抗战后的住区规划与住宅策略 |
| 一、战后的都市计划与住区规划 |
| 二、政府应对房荒的住宅政策 |
| 第三节 百废待兴：战后城市住宅的实际建造 |
| 一、战后住宅的营建特征 |
| 二、战后住宅的城市空间分布形态 |
| 第四节 独立式小住宅的再造 |
| 一、独立式小住宅的建造概况：经济合用、现代 |
| 二、建筑师自宅：杨廷宝住宅、童寯住宅 |
| 三、现代住宅的阐释者：延晖馆、宋子文住宅 |
| 第五节 集合住宅的设计与建造 |
| 一、集合住宅建造概述 |
| 二、集合住宅的典范：公教新村 |
| 三、现代式公寓：美军顾问团公寓AB大楼 |
| 第六节 政府公营住宅：平民住宅的规划与建设 |
| 一、平民住宅的再设计 |
| 二、住宅区的再规划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的机制、规律及启示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进的机制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变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近代书籍期刊文献 |
| 地方史志 |
| 专着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南京近代城市影像与地图资料 |
| 档案文献及近代报刊 |
| 图表目录与来源 |
| 绪论 |
| 第一章 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形态的变革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城市居住规划思想和城市规划中的居住空间图景 |
| 第三章 肇始：南京近代住宅的萌芽(1840-1927) |
| 第四章 兴盛：南京近代住宅发展的重要时期(1927-1937) |
| 第五章 式微：南京近代住宅的停滞(1937-1945) |
| 第六章 修复和再建：南京近代住宅的恢复(1945-1949)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城市住宅发展演变的机制、规律及启示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国股票市场需要根本性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家庭住房财富对股市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D]. 朱韩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J]. 肖静华. 改革, 2020(04)
- [5]税收公平视域下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改革研究[D]. 刘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6]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石启龙. 辽宁大学, 2019(05)
- [7]国企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参与破产重整的路径及效应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D]. 陈昱冲. 暨南大学, 2019(02)
- [8]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D]. 齐浩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研究[D]. 蒋华胜.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10]南京近代城市住宅研究（1840-1949）[D]. 胡占芳. 东南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