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芝：您是国内学界较早从事价值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国内价值哲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作为中国价值哲学兴起与发展的亲历者，您如何看待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您认为中国价值哲学在它40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冯平：中国价值哲学就像西方价值哲学一样，都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中国价值哲学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精神精华。对于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者而言，今天特别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价值哲学的历程，也特别需要将这一点作为自己未来研究的基点，自觉地将中国现代化运动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
通过查阅《中国煤炭工业年鉴2008》统计出1984年至2008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数据。根据对国家安全管理监督总局(现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报的搜集，整理出2009年至2017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数据[7，8]。得出我国近30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曲线走势图。如图1所示。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在中国讨论应该走何种道路的时代背景下，张东荪先生向中国人介绍了现代西方价值哲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开始了近40年的高速而持续的发展。它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缝隙中艰难地生根发芽，并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突飞猛进中获得了养分和生长的巨大可能性空间。正是中国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运动哺育了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同时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又以它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研究，为中国哲学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不断突破意识形态、学科偏见、思维方式等重重束缚而俨然成为哲学的显学。中国价值哲学的成就不仅在于，它使中国学者认同了价值哲学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历史观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共同完成了对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模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批判，共同进行着对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构建。我曾经在《哲学动态》发表过一篇讨论中国价值哲学重要成就和应该如何转型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认为，在中国新时期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构建中，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起码在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布伦塔诺为领袖的奥地利学派则从广义心理学的角度，以伦理问题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价值源泉的分析。布伦塔诺讨论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区别、伦理知识的起源、爱与恨的情感、伦理知识的原则等问题，并期望以这样一种崭新的方式，确立和建构伦理学的基础。布伦塔诺的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从人的感受、欲求、情感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布伦塔诺所开创的心灵主义路向价值哲学，与英国语言分析路向价值哲学形成了互补性极强的研究。
第一，奠定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即确定了对作为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者、价值创造者的个体的尊重，确立了工商文明最重要的观念：个体主体性，从而使每个个体具有了平等地声称和捍卫自身尊严的理论合法性。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确立，是以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的基础。使个体成为平等的有价值选择能力和权利的人，可以说是中国新时期哲学最重要的成就。
张永芝：您曾说过，如果重写《评价论》，一定会将杜威对评价的理解作为您理解评价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在您看来，杜威是如何理解评价的？
第三，为我们更恰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价值哲学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个尺度”的理论。而这一点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极其重要的。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活动在客观规律所可能容纳的范围内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可以、也必须根据价值尺度，对它所容纳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比较和权衡，以确定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可行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是值得追求的。这种建立在洞察人类活动本质基础上的历史观的确立，必将会使我们对“必然性”的理解更加深入，而对关乎国家、民族，甚至我们个人生活的各种重大选择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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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的不确定性，是“复杂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问题的当代呈现形式的一种把握。“复杂现代性”所谓的“复杂”包含三个维度。其一是指现代性规范及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其二是指现代性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的复杂性；其三是指现代性是一种发展着、生成着、具有开放性的“尚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语)，各种文化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为现代性增添新的理念和规范。认清现代性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复杂性，使我们可以避免落入绝对主义，而根据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传统，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的实现方式，构建一种能够尽可能克服以往现代性的缺陷的、更好(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更好)的现代性。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言，在肯定现代性普遍性的前提下，认清现代性规范及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对于我们历史地、审慎地对待以往现代性的理念、从以往现代性过程中汲取教训来说，是一个更为迫切的任务。
张永芝：20世纪90年代起，价值哲学研究开始从价值本质研究转向评价理论研究。我注意到，您从事价值哲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于这一时期。您于1995年出版的专著《评价论》是国内评价论研究的标志性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您似乎跳过了对价值本质的研究，直接切入评价问题。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
冯平：1985年，我师从陶德麟教授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评价问题，当时对价值哲学研究的重心是价值还是评价，并没有一种理性认识。之所以从评价理论着手，主要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因为当时人们关于“价值”概念的讨论给我的感觉是，莫衷一是、如堕雾里，而且我自己越是在这样抽象的意义上思考价值究竟是什么，越感到迷途难返。其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对价值问题感兴趣，是想解开生活中的各种谜团，而不是为了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对我们这代博士研究生而言，尽管博士学位对我们很重要，写博士论文对我们也很难，但我们极少“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对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的确与国际学术有距离，但它大多都是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中提炼出来的，它与我们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因此，那时的博士论文不需要强调什么“问题意识”，它一定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我们那一代博士研究生的论文也更有血有肉有灵魂，因为其中有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困惑。
当然，我也并不只是对杜威的价值理论情有独钟。只是目前花比较多时间研究的是杜威的价值哲学，大概2020年会将杜威价值哲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会用一段时间专门研究语言分析路向的价值哲学。之后，再进入对我而言更难的先验主义路向和心灵主义路向价值哲学的研究。
第二，真正建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认识理论。评价理论的研究，从根基上动摇和变革了过往的认识论，而将人的认识真正看成是以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与此同时，认识的局限性、认识结果的多元性等结论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承认。一个僵化的思维模式被撬开了一条充满希望的缝隙，而今天，当年那些小心翼翼在夹缝中求存在的观念，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常识，而且为一个更加宽容、更加文明的社会环境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冯平：我非常认同杜威研究价值问题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即我们说的评价，是一个极为重要也极为艰难的问题。哲学应该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为人类生活提供智慧。杜威的那个时代，是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但他对他那个时代价值哲学家对“价值”争论不休这件事儿，十分不以为然。他认为，论证人类生活是关注价值的，显然是在论证一件明摆着的事儿，毫无意义。针对当时价值哲学家耿耿于怀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杜威认为，只有割裂人类生活才会杜撰出这种问题。
杜威将价值区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两种。“直接价值”是杜威的用语，在他那里并没有“间接价值”这个用语，这是我对杜威思想的概括。用杜威在《实践判断的逻辑》一文中的话来说，“直接价值”属于当下实践所接受的、所予中的一种。杜威认为，对于“直接价值”，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欣赏它、享受它。他在《经验与自然》一书第10章“存在、价值和批评”中的一段话非常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价值就是价值，是直接具有某种内在性质的东西。仅就它们作为价值而言，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即是其所是。关于它们可说的一切，都是致使它们产生的条件和它们所导致的结果。那种认为作为直接价值的东西适合于思考适合于讨论的观点，是以因果范畴与直接性质的混淆为基础的。” 杜威在乎的是“间接价值”，即一种必须通过评价判断和以评价判断为指导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价值。这里有三个要点。其一，必须通过价值判断，即通过杜威常说的“评价判断”；其二，必须通过以这种评价判断指导行动；其三，它是由这种被评价判断的行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杜威备受质疑之点，即这种被创造出来的价值难道与“直接价值”在存在形态上有什么不同吗？杜威说，在存在形态上，它们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不同在于：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实践活动而言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直接价值”是我们当下实践所接受的东西，而间接价值是我们当下实践要创造的东西。在我们进行判断和采取由判断所指导的行动之前，“间接价值”尚未存在，是我们的评价、我们的行动使之成为了存在。因此，评价判断是指向未来的，是创造价值的关键一环，是我们必须理智对待的关键一环。
杜威对评价的这一理解，是我在写《评价论》时没有意识到的。《评价论》一书仍局限于解释人们进行评价的心理过程等，但对于评价创造价值这一点认识严重不足。而且我研究评价问题的视野过于狭窄，远没有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宏大的视野考虑评价问题。杜威没有我讲得那么细致，我没有杜威讲得那么深刻和根本。
张永芝：自1998年至今，在您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中，杜威的价值理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您为什么会对杜威的价值理论特别感兴趣？
冯平：在研究现代西方各种价值理论的过程中，第一种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价值理论就是杜威的价值理论。在理论旨趣方面，我能在杜威的价值理论中感受到一种气质上的契合。最近刚编辑完《杜威价值哲学读本》，在重译其中几篇重要文章和编辑整个读本的过程中，我再次感受到杜威价值哲学的魅力和它对我们当下实践的重要启发意义。在《杜威价值哲学的要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一文中，我曾表达过对杜威价值哲学的理解：杜威的价值哲学是颠覆性的。它尝试颠覆逻辑实证主义的反价值理论；颠覆以追求“永恒价值”“终极价值”为旨趣的超验主义价值理论；颠覆以兴趣界定价值的经验主义价值理论；颠覆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划分；颠覆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划分；颠覆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的二元划分；颠覆绝对、超验的“价值等级”的合法性；颠覆绝对、超验的价值标准。同时它又是建构性的，它将实验方法引入价值研究，建构了实验经验主义研究理念，建构了以评价判断为核心的实验经验主义价值哲学，它以“行动”为核心展开了一场价值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也在《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杜威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复旦大学学报》2006第5期)一文中，详细讨论了杜威对艾耶尔理论的批判。
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研究评价，是因为我太想弄清现实生活中人们到底是如何进行评价的？在评价过程中人的心理是怎样的？人们为什么会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挂在嘴上？那个所谓的“理”到底是什么？除了权威、习俗，究竟有没有一种衡量不同评价的合理性标准？一个人受他人评价摆布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人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境遇？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木偶式的命运？等等。这些问题让我魂牵梦萦，而不是我要写多少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因此，我和我同时期的博士研究生们，会如饥似渴地捕捉生活中任何一点可以解开我们困惑的有效资源，会把我们的论文写作当成我们自己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深入灵魂的一部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写论文不是眼前的苟且，它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回想起研究评价问题、写博士论文的那段岁月，我依然还能感受到那种研究问题的激情。
张永芝：如您所述，中国价值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对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反思与突破。从1999年至2009年，十年磨一剑，您主编了《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目前您同时组织和主持《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读本》系列的翻译和编辑，您的这些工作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您是怎样理解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您认为目前现代西方价值哲学中有哪些问题是亟需被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冯平：我硕士、博士攻读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使我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首要的启发者是江畅教授。江畅教授于1992年出版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记得第一次在西安价值哲学会议上见到江畅教授时，他对我的《评价的合理性》(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上)一文的提问是：“谁的合理性？什么样的合理性？”这使我豁然开朗，对我后来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意义非常大。在我写硕士论文《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时，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关于博士论文，我选择的主题是“评价理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查阅研究价值、评价问题的英文资料(这一点现在想来真是汗颜)。我的研究的确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强烈热情，而且也读了当时能够想到、能够读到的管理学、文学、历史学等等不同学科的很多书。以现在的观点看，我的评价理论原创性很强，但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98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在图书馆发现了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这个宝库。在2008年我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同道一起承担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之前，我只是站在价值哲学的角度看西方价值哲学。但从2008年到2015年暂别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而专心做“核心价值”这一重大课题时，我感受到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巨大的时代感，它是一群有智慧的哲学家对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境遇、人类生活的走向等诸多我们今天仍感到困惑的问题的思考。现在，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对我而言，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我求知若渴的思想资源，是我期望能尽自己微薄之力而让中国学术界尽快了解的思想资源。这就是我把精力放在翻译、编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上的原因。
简单地说，自觉地以价值问题为哲学核心问题的精确意义上的西方价值哲学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它的诞生与德国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时期新生社会力量的壮大息息相关，是这一转型所孕育的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以文德尔班为领袖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是西方价值哲学的奠基者。弗莱堡学派价值哲学开启的是一场革命性哲学运动。起初它是立志为伦理学，甚至是为整个哲学奠基的。这场哲学革命在一种新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哲学的使命、研究对象和既往的研究内容，并以新的哲学立场重建哲学——重建形而上学、重建价值哲学，也重建伦理学。1909年，弗莱堡学派的传承者闵斯特伯格以一本《永恒的价值》为名的英文著作将弗莱堡学派的价值哲学传入英语世界，引起了经验主义价值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杜威的高度关注。杜威所写的关于价值问题的第一篇论文(1910年)就是对闵斯特伯格《永恒的价值》的评论。
以摩尔为开创者的英国价值哲学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的伦理学类型——元伦理学。通过对伦理学中最高的价值辞(摩尔分析的是“善”，罗斯分析的是“正当”)和伦理判断(斯蒂文森)的研究而拓展了价值哲学的视野，并以此种方式将元价值哲学的研究提高到它最高和最精致的水平。同时英国语言分析路向的价值哲学研究，也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现代社会在经历了它辉煌的上升期后，遭遇价值虚无主义(尼采最为关注的价值问题)、价值秩序的颠覆(舍勒最为关注的问题)、价值多样性与多元性，即渐入后来被齐格蒙特·鲍曼称谓的“流动的现代性”之中的历史变迁。
浅阅读与深阅读有对比，有呼应。都是基于阅读过程中，阅读主体参与度的深浅，来衡量的。作为不同的读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对于深浅的取舍会有不同。纠结于阅读目的是否功利？阅读内容是否浅显？阅读主体文化层次是否高？阅读速度是否快？并以这些来衡量是否浅阅读，是不确切的。
由弗莱堡学派开始，历经100年，展现出先验主义、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和心灵主义多种路向精彩纷呈的价值哲学研究，取得了元价值哲学研究最卓越的成就。这些研究对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根基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价值问题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各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元价值哲学为研究范式的西方价值哲学沉寂了。此后的近20年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但在20世纪70 年代中期，它终于完成了化蛹成蝶的范式转换，其标志就是1978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从此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开始了另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目前正生机勃勃的研究阶段，即以现实价值问题为研究核心的规范价值哲学阶段。“正义”“自由”“美德”“现代性批判”等这些关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当西方价值哲学完成这种转型后，人们似乎再也看不到西方哲学中关于价值的定义、评价过程、评价原则等诸如此类的讨论，甚至在他们关于讨论“正义”“自由”“美德”“现代性批判”时，元价值哲学的术语也几近消失，这几乎使我们完全认不出眼前的这只“蝶”正是过去的那只“蛹”。
在此，非常感谢袁贵仁教授、杨耕教授、韩震教授、吴向东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我才顺利完成了《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的编辑，也才有可能进行《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读本》的编辑工作。《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读本》第一辑(8本)，预计今年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其中，我编辑了《杜威读本》，倪梁康教授编辑了《舍勒读本》、姚新中教授编辑了《史蒂文森读本》、孙周兴教授编辑了《尼采读本》、邓安庆教授编辑了《哈特曼读本》、郝亿春教授编辑了《布伦塔诺学派读本》、江传月教授编辑了《刘易斯读本》、刘冰博士编辑了《闵斯特伯格读本》。或许两年后，我们还会与更多的学者合作编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读本》第二辑。这些读本将更细致地向读者展现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
现代西方价值哲学中有几个问题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是各种价值哲学各自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各种言说的背后，它们想解决的问题与它们提出的解决思路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什么？二是有无打通这些不同的立场研究的可能性？我希望我们能将它们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瑰宝，仔细地发现它们对人类生活尤其是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和它们所提供的智慧。
药品加成在我国诞生于1954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用来补充医院其他部分的支出，我国明确规定，对药品可以在进价基础上提高15个百分点来进行销售，使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养成了“以药养医”的习惯，医院用高昂的药品费用来支撑日常开销。随着我国的不断进步，以及群众普遍都反映“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卫生部决定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药品便宜后，医院的收入普遍减少，这就需要医院对自己的其他成本进行合理的调控，来弥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所造成的损失。
冯平：我非常幸运地与我们学院汪行福、王金林、孙向晨、邓安庆、徐洪兴几位来自不同二级学科的非常有创造力的同道一起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历时六年，我们从人类文明进程、现代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社会主义实践、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运动中的西方哲学、中国现实问题等多种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六年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要理解中国现实问题和探索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其关键就是认识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处的位置，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
2018年以来上海石化行业经济运行一直延续着向上的态势，但是到了9月中旬，这种向上的态势受到遏制，呈现出产值、利润双双下滑的势头，经济运行受阻的主要原因：
何淑红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兵团二代。作为长期工作在南疆的基层女党员干部，她有着新疆人特有的干劲和闯劲，也有着兵团人争先创优、乐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家眼中公认的女强人。
2013年，我们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这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我们认清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的思想坐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急剧加速，在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市场异化与权力异化现象；本质主义的、单一化的现代性理念，以及极有可能堕入相对主义的多元现代性理念，都无法使我们解决三大难题及两种异化；我们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我们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以活在当下中国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现代西方文化三大传统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张永芝：无疑，中国现实、中国问题是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语境和研究对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中。今天，当代中国仍处于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期，再次站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此历史坐标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构？
“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立场，是在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是“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前提。它认为“现代性”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 “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和规定性”。以现代性规范为例，“现代性”肯定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法治、理性、个体尊严等一组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拓展的价值。“现代性”所肯定的这些价值直接针对的是农业文明时期所肯定的价值，并呈现出社会进步和更能满足人类普遍需要的特点。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使我们可以避免堕入相对主义，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并在这一前提下，确定构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基本方向。
首先，学校要针对学生积极开展各类就业指导公开课，并将这一课程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定期组织毕业生讲授包括就业政策、社会职业概况以及求职技巧等在内的系列就业择业方面知识。在就业指导课开设过程中，为了能够提升针对性和保证教学效果，笔者建议学校要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适当运用一些真实案例展开教学。其次，校方要积极牵线搭桥，促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如：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搜集用人单位信息，并向学生公布；为用人单位输送一些优秀毕业生材料，推荐学生就业；定期组织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强化双方的沟通，增加学生就业几率。再次，制定一套综合性的考评条例和激励机制，鼓励并引导学生投身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张永芝：许多价值哲学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价值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您也曾对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做过分析。您能再简要地介绍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吗？
冯平：对于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性质这个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价值哲学自1980年开始至今近40年的研究，其基本研究范式属于 “元价值哲学”或言“形式价值哲学”。所谓“元价值哲学”(meta-philosophical theories of value，Axiology)指的是对“价值”“评价”“价值观”等价值问题最高逻辑层次的一种哲学研究。它不研究具体的价值问题，而是对价值问题最高的哲学抽象。这种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持续这种单一范式的研究，不仅人们研究的热情会消失，而且这一研究本身的论题也会枯竭。所以，元价值哲学的研究需要将自己已经获得的成果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经受检验并获得新的源泉。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应该告别元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不再抽象地讨论价值、评价、价值观，而应进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阐释当下中国的价值规范。
对于完成这一转型的必要条件，我认为以下四点非常重要。
第一，认真研究西方元价值哲学。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就出版了一本介绍包括摩尔、布伦塔诺、迈农、艾伦菲尔斯、乌尔班的理论在内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著作——《价值哲学》，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并不是起源于对西方价值哲学的关注，甚至在它起步时期对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任何了解。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植根于对“文革”十年的反思，植根于图强求变的改革大潮，植根于在反思和求变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只是在中国价值哲学突破重围“站稳脚跟”，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之后，才系统地关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落幕的西方价值哲学。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价值哲学的研究仍严重不足。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元价值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我们曾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西方价值哲学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诸如存在主义等)和南斯拉夫学派、波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我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努力“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大地(一边改造自己的观念一边改造对象)”。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但是，在我们的价值定义和评价以及对价值观的研究中，原有思想资源的烙印太深。我们还未能站在现代哲学，站在与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同一高度的水平上理解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所以，我们还需要在研究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哲学理念的改造，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循序渐进的。
巧克力火锅的食用方法与奶酪火锅类似。传统做法是将巧克力掰成小块，再加入一些甜酒（如樱桃酒、橘子酒等）、淡奶油，用小火慢慢加热，直至巧克力融化，然后就可用叉子插着切成块的水果蘸着巧克力酱食用了。这样的吃法十分有趣，巧克力酱在水果表面凝固后变得清脆可口，有些像中国的糖葫芦，既甜蜜又爽口。对于爱吃甜食的女孩子来说，这道巧克力火锅简直是大爱。
第二，搁置关于“价值”定义的争议。可以说，由于我们所接受的哲学训练和由这种训练而形成的思维习惯，使我们在元价值哲学研究层面关于价值定义和评价理论的研究，都难以达到西方元价值哲学的深入与精致。如果我们想在元价值哲学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应该挖掘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拓与西方元价值哲学不同的视野，提出与西方元价值哲学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样，我们或许有可能对元价值哲学中一个有巨大空场的问题，如价值根据、价值源泉、价值冲突等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走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困境的途径，并不是安顿各种价值定义，而是搁置价值定义问题，重新回到使中国价值哲学诞生、使它富有生命力的那片“大地”，即回到中国现实问题之中。
第三，转换研究领域。想要回到生育和养育中国价值哲学的那片大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以中国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中国现实价值问题的研究，绝不是根据元价值哲学(无论是我们的还是西方的元价值哲学)进行逻辑演绎便可完成的。即使我们将价值定义得无比完美，即使我们对评价的原则了然于胸，当我们面对当下中国最大的价值问题，即“核心价值”问题时，仍会感到捉襟见肘。例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就是一个涉及内容广泛、观念清理十分艰难的课题。它首先需要我们直面一些重大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究竟我们要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那些最重要也最尖锐的理念，诸如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革命、平等等。当我们确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我们所面对的绝不仅是市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在整个社会中各种原则——资本原则、权力原则、文化原则等等错综复杂，我们该如何找到各种原则的制约方式和平衡点；当我们坚信只有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彻底遏制腐败时，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理念，如何确立与之相应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确立法律的尊严，如何落实人民民主；当我们完全肯定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培育一个理性的、通过改良而不是通过流血的革命而实现社会进步的社会意识；当我们坚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力时，当我们接受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并接纳市场经济时，我们该如何对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倡导的那些价值理念，以及与这些价值理念相关的制度实践；当我们强烈渴望复兴中华民族时，哪儿才是我们所坚守的民族国家的底线，什么才是我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以及我们以什么标准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当然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是否在我们原来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中就埋有导致诸如“文革”此类灾难产生的隐患等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元价值哲学研究成果的逻辑演绎就能获得答案的。
第四，重新确立价值哲学的哲学信念，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当下中华民族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应躲在概念游戏之中，而应该直抵问题本身。我们应该放下我们驾轻就熟的元价值哲学研究范式，应该打破目前哲学自身、哲学各分支学科画地为牢的研究方式，返本归初，回到哲学的诞生地，重拾价值哲学兴起时的雄心壮志，匍匐在现实粗糙的地面上，尊重历史(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是人类现代化多种尝试的历史)，尊重经验(杜威意义上的经验：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尊重现实(既不美化也不危言耸听)，潜心研究中国现实的价值问题。或许当我们的研究成果中不再出现“价值”“评价”“价值观”诸如此类元价值哲学研究的核心语词时，当我们不再以价值哲学研究者自诩时，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真正实现了价值哲学革命主旨的中国价值哲学的转型就开始了。
动压法中无须考虑风流局部阻力损失与摩擦阻力损失，主要通风机风量计算公式见式(9)，主要通风机静压计算公式见式(10)。
这是依据当前国家的人力资源资源需求所做出的转变，由于产教融合最初是在职业院校实施开展的，是以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应用技术性人才为目标，这也正符合职业院校的办学定位。而随着新兴行业的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新的人力资源需求出现，需要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出一大批敢想敢做的创业人才和科研能力强的创新人才，来激发产业发展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23(2019)01-0005-08
【受访者简介】冯平，女，1956年生，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价值哲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有：《评价论》(1995)、《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2009)、《杜威晚期著作第13卷》(2015)、《批评之批评：杜威价值哲学与伦理学》(2017)等。
[责任编辑：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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