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259名外出务工者进行调查，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收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收入是显著的调节变量，较高收入能够显著增强高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但并不能显著影响低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外出务工者；积极心理资本；主观幸福感；收入
外出务工者是指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离开户籍所在地农村到城市中务工的劳动者。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3季度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累计达1.80亿人。外出务工者远离家乡，会遭遇较多的艰难与辛苦。一般而言，他们较少能够在短时间内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中，较少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面对艰难与挫折时，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会受到消极影响[1]。同时，对于外地打工者而言，追求较好的经济收入通常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当收入较低时，他们自身的生活与家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他们在外地打拼时收入的高低也必定与其主观幸福感紧密关联。本研究主要考察外出务工者积极心理资本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同时关注收入水平如何影响两者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对个体的生活感受、工作中的心态具有深刻的影响：那些缺少乐观心态、看不到自己生活希望的个体，更容易患上心理与生理疾病；而那些在挫折与困难情境中缺少足够耐心与坚韧的个体，更容易陷入无助与抑郁之中，其生理与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不良影响[2]。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随遇而安，关注人们的乐观主义，也表明这些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心理健康、生活感受影响巨大。
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这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被称为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1)。积极心理资本的基本含义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有利于个体更为有效地应对挫折、困境与不顺，并且能够有效地缓冲或减少消极事件对个体心理的负面影响，从而保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并且增进其环境适应的能力[3]。心理资本包括四个基本的成份，即乐观(optimism)、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韧性(resiliency)以及希望(hope)。乐观指个体相信未来的状态会更好，并且有积极的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指个体能够适当地积极评价自己的能力，对自己充满信任与信心；韧性指个体在挫折与困境中能够坚韧地应对，并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态的好转；希望则指个体对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并且相信在自己的努力下设想能够实现[4]。也有学者将幽默、满足感等视为积极心理资本的构成成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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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客观的基础，如自己的住房情况、收入情况、家庭环境以及社区情况等整体状况，个体以此为基础来认知与评价自己生活，如“我对生活满意”“我是快乐的”或“我是幸福的” [5]。
使用HS编码来考察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可再生能源货物贸易，使用的可再生能源HS编码涉及可再生能源所有生产设备、技术或特定材料、设计、建造或安装，以及管理、提供、搜集或运输可再生能源电力等。综合前人文献研究[6～8]，并基于欧盟统计局著OECD出版的报告[9]，以及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报告[10]，文章选取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类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典型可再生能源为研究对象，对应的HS编码如表4所示。
作为一种新兴市场营销模式的低碳市场营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从企业来说，如果想要真正实施低碳市场营销模式，势必会要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将低碳的优势和理念融入到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从实践来说，要探讨企业在碳关税、碳交易等多方面所要克服的困难，进而积极改进发展思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假设1：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其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低收入会伤害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9]；收入的适当增加能够增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而收入的减少则会有相反的作用[10]。有研究者调查了欧洲经济变化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个体心态消极时，物质收入的较大增长也不会明显改善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而那些心态豁达、乐观的个体，却会在工资适当提高后有较多的满意与幸福体验[11]。也有学者指出，持有消极的悲观信念的个体，对中性刺激甚至是部分积极的事件也会有负面的评价，比如那些抑郁症的患者；而乐观、幽默、豁达的个体，即使在生活较为贫困时，也会有较少的消极体验，从而对生活或自己的处境有较为积极的评价[12]。基于此，提出：
假设2：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收入水平是其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使用线性模型来进行数据处理。下面依次报告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以及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一、研究方法
被试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乡镇与农村，他们都是回乡过春节的外出务工者。由20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本科生通过问卷入户调查，最后有效被试共259人，年龄平均值为38.56，标准差为7.80，最小值为18岁，最大者为60岁。男性有116人，占44.79%。同时，根据分半法，月纯收入低于等于2 000元为低收入，高于这一数值为高收入，这样低收入者有124人，占47.9%，而高收入者有135人，占52.1%。
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有紧密的关联[6]。当成年人有较高的积极心理资本时，他们在生活中会更倾向于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挫折事件与压力情境，对未来生活与自己的事业有着更积极的预期与希望，所以他们会较为积极地评价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与将来的生活情形[7]。也有研究者认为，那些对生活有较高满意度的个体在生活中遭遇到较长时间的挫折与困境时，会更倾向于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耐心与坚韧，他们相信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就可以让情况好转，这样他们的内心也会有较少的消极情绪，从而在生活中有较高的积极感受[8]。基于此，提出：
测量工具包括积极心理资本[2]与主观幸福感量表[13]，两个量表皆使用5点量表法，平均值越高，表明积极心理资本或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在调查前对所有项目进行适当修改。在数据处理时，使用同质性信度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识别有效项目。结果表明，积极心理资本的效能感、韧性、乐观与希望分别有5个、5个、4个与5个项目，其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82、0.85、0.79与0.74；一级测量模式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 为3.46，RMSEA为0.06，CFI 和NNFI分别为0.95与0.97。主观幸福感有6个项目，克隆巴赫系数为0.85，测量模式拟合指数良好，χ2/df 为3.02，RMSEA为0.04，CFI 和NNFI分别为0.94与0.98[14]。这些指标说明，本研究的测量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二、研究结果
具体而言，收入的增长不会显著影响低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但会显著增强高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
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低心理资本的打工者中，低收入的主观幸福感(M=3.15，SD=0.59，n=54)与高收入的主观幸福感(M=3.20，SD=0.49，n=69)没有显著的差异(t=0.502，p>0.05)，而在高心理资本的打工者中，低收入的主观幸福感(M=3.28，SD=0.56，n=70)显著低于高收入打工者的主观幸福感(M=3.69，SD=0.62，n=66；t=-4.03，p<0.01)。
(一)描述性统计
外出务工者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上的描述性统计以及两个变量的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外出务工者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均值标准差效能韧性乐观希望积极心理资本效能3.380.71韧性3.330.62.480∗∗1乐观3.120.64.228∗∗.392∗∗1希望3.80.75.552∗∗.413∗∗.255∗∗1积极心理资本3.410.69.532∗.412∗∗.467∗∗.530∗∗1主观幸福感3.330.61.166∗∗.251∗∗.343∗∗.140∗.579∗∗
注：**与*分别表示在0.01与0.05水平上显著
为了有效控制共线性，将心理资本视为一个整体变量，将主观幸福感视为因变量，将收入、年龄以及性别视为控制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积极心理资本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从表1可以看出，心理资本的各个维度皆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而积极心理资本整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水平(r=0.579,p<0.01)。
电力电子技术是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4]，具有电路拓扑种类多、工作波形变化多、工作频率高、开关应力大、工程应用多等特点。根据上述特点，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并结合计算机仿真实验研究，设计以任务为导向的集网络学习、课堂教学及仿真实验研究的一体化混合教学模式。该混合教学模式由前期分析、资源建设、教学组织及学习评价四环节组成[5]。
根据调节效应的分析要求，使用平均值切割法将自变量积极心理资本变为二分变量，然后进行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的2×2AVNOVA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2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
BtF调整R2 (常量)2.8297.778∗∗4.278∗∗0.07积极心理资本.1732.889∗∗收入.047 .645 年龄.2012.146∗性别-.085-.658
注：**与*分别表示在0.01与0.05水平上显著
(三)收入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整个回归模型效应非常显著(F=4.278，p<0.01)在控制了收入、年龄与性别三个变量之后，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B=0.173，t=7.778，p<0.01)。基于此，可以认为假设1得到了验证，外出务工者的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表3收入调节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源III 型平方和df均方F校正模型11.701a33.911.982∗∗截距2 841.64212 841.6428 729.588∗∗积极心理资本6.02716.02718.517∗∗收入2.05812.0586.323∗积极心理资本×收入3.36213.36210.327∗∗误差83.0072550.326总计2 972.636259校正的总计94.708258
注：**与*分别表示在0.01与0.05水平上显著
从表3可以看出，积极心理资本的主效应显著(F=18.517，p<0.01)，收入的主效应显著(F=6.323，p<0.01)，积极心理资本与收入的交互效应显著(F=10.327，p<0.01)。
图1收入的调节效应
考虑到细胞作用区域的变形梯度较大(局域变形)，采用二阶形函数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测量结果。公式(2)(下标2表示形函数阶数)给出了二阶形函数的表达形式，具有更多的自由度，其参数矢量由一阶形函数的12行增加为30行，能够描述的变形也从一阶变形(伸缩、转动、剪切或其组合)扩展到二阶变形(如梁的纯弯曲)。
基于此，可以认为假设2得到了较好的支持。收入水平是外出务工者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变量，收入的增长不会显著影响低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但会显著增强高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
从那以后，世间消失了陆枫桥这个孩子，多出一个名叫乔十二郎的男人。之所以改名乔十二郎，因为本名中有桥，桥、乔同音；还因为扬州有著名的二十四桥，取其半数，乃十二。原先的陆枫桥，现在身虽在，心已死，仅剩半条命，而这半条命，仅为一个目标存活，那就是报仇。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投资组合理论本身，研究目的是用数学工具证明投资组合理论发散系统性风险这一基本思想的正确性，通过投资组合的单调非增次模集函数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并通过标准差构造的方程二次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详见图1.
三、讨论与分析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个体对生活、工作与人生的态度会深刻受到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物质资本是个体生存的客观基础，而积极心理资本则是个体维系身心健康的心理基础。那些拥有足够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更有能力成功应对生活与工作中的挑战、逆境与挫折，相反，有较少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消极事件的影响。因此，积极心理资本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膜与缓冲器。较多的研究表明，积极心理资本较少的个体更容易在挫折中陷入无助、焦虑以及抑郁，从而在生活中有较多的消极体验，甚至失去活下去的信心与愿意[2]。外出务工者远离基于血缘关系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工作地又不能很快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关系中，同时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工作上的挫折以及养活家庭的包袱，其积极心理资本的多寡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同时发现，收入对不同积极心理资本的打工者而言有不同的意义。较高的收入能够显著提升高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但不能明显改善低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原因在于，低积极心理资本者在生活中较多地以消极的心态来看待事件，这导致他们不能积极地感受较高收入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利益，也有学者认为低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内心中有更多的消极记忆与负面情绪，这往往能够稀释正面事件带来的积极情绪；而高积极心理资本者则会更多地以乐观的与充满期望的心态看待现实与未来，他们的内心储存较多的积极情绪，所以其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很容易受到正性刺激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适当提高收入水平并不能增强所有外出务工者的主观幸福感，原因可能在于，生活与工作中多方面的挫折、困境与不顺深刻地影响了部分务工者的性格特征与认知模式，这导致较少的积极心理资本嵌入了其人格与认知之中，从而影响着他们对积极事件的感知。可见，仅仅是物质水平的提高而没有积极的心态并不能够使所有人都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结语
本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外出务工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第二，较高的收入能够显著增强高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但并不能显著影响低积极心理资本者的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工资收入是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变量。此外，中国的全面小康也必然包括农村外出务工者的幸福安康，如何更好地提升他们的积极心理资本及经济收入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和现实命题。
本研究调查的务工者大多家住农村，他们更多地关注工资，因此所得结论未必适合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外出务工者，未来的研究应该使被试更为异质，如同时包括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教育水平的外出务工者，这样更能得出外推效度较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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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PositivePsychologicalCapitalandSubjectiveWell-BeingforMigrantWorkers:ModerationofIncome
HE Kuilian，WANG Xinzhu
(EducationDepartment,YibinUniversity,Yibin,Sichuan644007,China)
Abstract： 259 migrant workers were measured by questionnair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moderation of incom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is a significant moderator, more income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those who have higher level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ut does not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those who have lower level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中图分类号：B842.6;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10-0110-06
收稿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宜宾市科技局2015年软科学课题“宜宾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教育部课题“西南农村留守家庭心理支持体系研究”(14XJAZH002)
作者简介：何奎莲(1972-)，女，四川高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心理救助研究；王新珠(1973-)，男，河南安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营销心理和老年心理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标签：心理论文; 资本论文; 主观论文; 幸福感论文; 收入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宜宾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论文; 宜宾市科技局2015年软科学课题“宜宾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教育部课题“西南农村留守家庭心理支持体系研究”(14XJAZH002)论文; 宜宾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