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克里斯蒂娃理论中，异质性作为意指实践的驱力形式，表现了前符号态的非象征化生命冲动和本能欲望的原始特殊性，它同时强调客观世界异质元素的不可归纳性、不可概括性和不可取代性。异质性是联结方法论意义上的符义分析学说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的关键概念，由此突破传统符号论和精神分析中关于“意指的过程”、“言说主体”及“驱力”三大基本概念的论述模式。异质性思想尤为关注意指逻辑中的非和谐部分，言说的主体由此挑战和质疑固有的范式，把文本逻辑处理为某种移植或者互文的建构，并以解构的力量在异质的互文结构中解读文本自身，从而显现了意义多元话语模式的真正基础。
关键词：克里斯蒂娃；异质性；意指的过程；言说主体；驱力
引 言
1974年，法国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诗歌语言的革命》[注][日本] 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4.一书中重点介绍了蕴含在诗歌文本中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概念。她以意义生成的异质性，即一种包括主体及置身于主体自身之外的多元意指机制，论证象征态结构的消解和重组，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分析符号成义过程中欲望与规约的各种样态。在克里斯蒂娃那里，异质性首先强调与前符号态及符号象征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因素，以表示未经处理的客观状态中存在某种分节的、不定性的多种形态。“然而前符号态的意义生成过程，始终都处于既不停滞、也不固定的流动状态，它那种物质的、异质的运动状态在向差异构成的社会规则被结构化的过程中，一直继续发生作用……”。[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M].张颖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中译本名称从英文简译本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法译本名称详为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L’avant-GardeLa Fin Du Xixe Siècle, Lautréamont Et Mallarmé. Paris, France: édition du Seuil, 1974.)意义生成过程中前符号态的异质性，历时性地先在于语言符号的诸种差异性，同时其异质性共时性地贯通于动态的意指实践当中。克氏的符号学将意义生成视为言说主体在本能驱力驱使下的符号实践过程，由此凸显了语言的异质性特征。
异质性作为克氏理论构建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核心，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异质性思维的独特内涵及其思维形成的理论背景，并在展开分析中探索符号态和象征态格局联系的根本依据，进而探讨克氏符号学对言说主体和语言异质性关系的逻辑处理，由此全面分析异质性思维与言说主体理论、文本理论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交错融合的可能性，以图进一步展现法国后现代符号论异质性和多元化的总特征。
一、异质性思维的理论背景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8年的法国引发了席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风潮，在此历史脉络下，后现代主义试图批判与解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侵害甚或剥夺人的主体性的传统思维方式，“70 年代，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等人，以法国为中心，对绝对权威、暴力、主体性等问题进行解构式审视，最终希望瓦解的是集权体制与族群暴力的同质化统合思维结构”。[注]Julia Kristeva,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257.
实际上，16世纪以来，以笛卡尔为代表所开创的古典传统哲学，一直通过同一性和差异性两大基本范畴将世界及复杂的人和事物通过逻辑分析分离成同一和差异、合理和不合理两大领域，然后又经由同样的传统逻辑，将人为分离出来的两大领域重新实现同一化。在此过程中，同一性成了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范畴和逻辑程式。正如同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尽管发生了思想变革、理论争论及其典范的重大转折，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颠覆从“具体到一般”，从“个别到统一”的同质化统合思维结构。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法国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争论，他们集中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并深入发现异质的特殊创造力所体现的不同生命主体存在价值之基础。由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率先提出了关于异质性理论的多重立场，正是这三位哲学家在法国思想史上代表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深入探究，福柯用后结构的散落性和断裂性来替换传统哲学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原则，并以总结的姿态明确地批判了古典历史书写的同质化问题。而后结构主义者德勒兹则更进一步探索了人的主体性的异质化倾向，他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在重复中相互区别，又在区别中不断重复，以至达到整个世界的异质化，而异质化的过程实质上即为“多元化的多元化”的过程。此外，德里达在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Marx’s Ghost: Conversations with Archaeologists,1993) 中运用“异质性”概念探析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他相信，“体系的缺乏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注]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8.在此理论背景中，异质性是祛除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亦是传统本体论得以确立的条件。
飞机想要在较短的跑道下实现短距离起飞，就必须借助一些辅助装置。尤其是在航空母舰上，现有的蒸汽弹射器结构复杂，体积庞大。如果换做电磁弹射器，体积可以减小许多，还可以实现弹射力度精准控制。目前。美国的福特号航母采用的就是电磁弹射装置。
传统形式主义语言学将语言视为同质意义的联结，由此作为先验自我行为的语言符号被同一化和模式化。克里斯蒂娃转而求助于弗洛伊德理论，以言说主体补充语言学主体观念的匮乏，从这个角度而言，意义生成理论必然和言说主体相结合，意指系统成为言说主体在本能驱力的促使下激活新的矛盾并使符号系统向更高层次的迸发。
学校监督、鼓励机制不完善 就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现有情况来看，仅仅是对学生做了分配处理，并没有及时进行效果跟进、考核和评定，导师很容易疏忽自己应尽的职责。此外，要想做好本科生导师工作，导师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指导学生，以及定期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而自己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此，学校若没有相应的奖励机制，将很难调动导师的工作积极性，严重影响和制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行与发展[7]。
1974年，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阐释了异质性的定义：“对元语言主体和理论的主体而言，一方面，异质性与第一次符号所遗漏的驱力的再现相符合；异质的元素是一种肉体的、生理的和可指称的刺激(excitation) ……另一方面，异质性体现为客观的、物质的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它不能任由主体处置或被不同的象征结构所控制。”[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19.她以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及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早期主要着力于构建以互文性理论为特色的符号学和诗学思想，并进一步以反映生命个体精神心理的感知、想象、信念和情感之间的异质性。在后期的理论实践中，她整合其以前的理论成果，进而关注女性异伦理学、异民族、异文化的他者身份伦理关怀和他性之价值的全球政治问题，因而触及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议题和对同质化权力结构的反思。
意指实践包括四种：叙述(narrative)、元语言(metalanguage)、静观(contemplation)与文本(text)。在以叙述为核心的意指实践(如神话、小说、史诗、戏剧、新闻报道等)中，二元对立的积极驱力与消极驱力[注]注：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描述了“强迫性复现症(repetition compulsion)”，“强迫性复现症”使弗洛伊德发现了与生本能相对的死亡驱力。以死亡驱力为核心，驱力在意义的结构中生成多种积极的驱力和消极的驱力。(参看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M]. 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by C. J. M. Hubback. New York:Boni&Liveright, 1924.)被符号系统的固定模态所吸收或被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所代替，由此，异质的驱力无法在叙述的意指实践中被释放，符号态的驱力服从于作为叙述的语言运转与构建规则的象征态的控制，在叙述的语言系统内部只能生成同质的意义联结。
二、意指过程的异质性
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指出，“意指过程理论，指的是关于意义的一般理论，关于语言的理论和关于主体的理论。”[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1.意指过程即意指过程过程(signifiance)[注]意义生成(signifiance)：在符号学和语言学领域，为避免意义的固有化，克里斯蒂娃用signifiance相区别于“意义作用”(signification)、“意谓”(reference)和“意思”(meaning)。signifiance表示意义的生产及其过程，即意义从萌芽状态到足以传达意义作用的意义生产全过程。它强调劳动、生产和意义产出的符号异质地发挥作用的场所，亦被译为“意义生产”、“意义形成性”或“意指性”等。(详细参见：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35.)，克里斯蒂娃用意义生成表达语言中表象性意义和非意义对象的对峙状态，及符号构成和意义传达的连锁作用。
在《过程中的主体》之后，1973年10月，克里斯蒂娃在她的重要文论《系统和言说主体》(the System and the Speaking Subject)中浓缩地概括了符号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更重要的是她在文中初步提出了异质性的思想，以此为较力点，她将传统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分析学置于历史的舞台上进行讨论，并以文本理论的多元逻辑与当时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进行正面交锋，由此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奠基者之一。
总的来说，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将符号内部开辟为带有异质性的符号态空间和生产象征意义的文本实践空间，是作为劳动、生产和意义生成的异质场域。在符号态和象征态的辩证运动空间中，异质性成为符号态与象征态格局联系的根本依据，从前符号态到符号象征态，而后又到前符号态，这种在意义生成中的循环往复模式，变成了没有终结的无限回路。
一个完整的意指过程囊括符号态和象征态两个领域的辩证运动，主体产生的任何符号活动都是异质的符号态与象征态这两种意指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符号态与象征态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彼此叠加却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克里斯蒂娃肯定了语言系统中前符号态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强调，作为能指的符号态高于作为所指的符号象征态。语言中的理性主体无法真正把握符号系统中生成的变动要素及其异质的力量，但是，假设离开非理性的符号态，作为无意识的部分及语言的实质就无法被明晰。异质的前符号态在生成象征态的同时不断消解自身，象征态是异质的前符号态僭越的结果，异质的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意指系统的生成与断裂。
在企业预算财务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预算管理工作想要顺利推进，与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和职责安排之间具有极大的联系，而上现代教育的发展，促使企业的经济成分愈发面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预算管理工作的内容也增添较多，所以传统的基数只增不减方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运行预算需求。在此条件下，可以按照我国财政部门推行的“零机预算法”重新编制企业预算，编制期间要求对企业所有部门进行全年性的经济计划统计，使得预算工作更具科学合理性。另一方面，还需要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实现企业内部上下级相互联合决策管理目标，用以确保诸如科研项目经费上报等费用支出金额的合理性和精准性。
建立应急响应机制，要明确分级响应、信息互通、工作督查等工作。分级响应是对防汛应急预案规定的启动Ⅳ级响应、Ⅲ级响应、Ⅱ级和Ⅰ级响应后，县乡各级各相关部门应对措施和具体工作要求；信息互通主要是明确各乡镇、各单位、各应急工作组在不同级别的情况下，向县防指简要报告工作动态。工作督查明确从响应启动到响应解除，各个督查组开展工作的原则和要求。
更进一步来说，意指系统的生成与断裂标记了克氏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按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驱力理论进行唯物论化的路线。“符号象征态是建立于生理及社会历史结构限制的基础上，反映与他者关系的社会效果。”[注]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97.主体的无意识在象征的符号系统中被压抑，形成能指的符号态一方面接受主体本能驱力的制约，另一方面服从于社会象征态的构建秩序。以洛特雷阿蒙和马拉美的先锋诗歌为例，克里斯蒂娃认为，他们的文本是运用诗性语言的典范，但作为停留于形而上学层面上的思辨哲学，这两位先锋诗人的文本美学缺乏内含扬弃的实践运动场，而只集合在抒情诗的情志体验之中，这体现了以先锋诗人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及克里斯蒂娃实践理论的批判立场。在唯物论的研究视角下，克里斯蒂娃以意义生成的视觉重新排列符号流通与再生产的符码，并在物质性的关系中考察能指与所指的意义。从马克思的批判性论述中，她试图将生产物之前的生产性移至到符号论的研究领域，并将关于交换价值表达的语言符号在物质性的关系中进行考察，由此，克氏的符号学复合了异质的意指实践系统与意识形态系统之两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实施朋辈导师制计划的成败在于是否拥有一批合格的指导教师参与其中。随着双师型教师工程的实施，全国各大高校越来越多的思政教师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就业指导师、生涯规划师等职业证书;不少教师还直接以朋辈教育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成功申请了省市级课题，并陆续取得丰硕成果。由此为各高校实施思政实践课朋辈导师制项目积蓄了宝贵的指导力量。
克氏的意指过程理论创造性地吸收了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关系和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在索绪尔意义上，语言依据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矛盾性原则传达意义，而在克里斯蒂娃那里，她将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矛盾性逻辑处理为意指过程两大模态(即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的异质性特征，语言符号在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下，文本在意义和非意义、结构和非结构的冲突中酝酿和生成。由此，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相关关系被纳入了意向性和意识活动的考察当中，在这样的意义上，活跃于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中的深层性主体取代了胡塞尔抽象的先验主体。她相信，符号态是形成能指的基础：在婴儿阶段，婴儿时期的前语言操作先于语言习得和具体的逻辑范畴，符号态最早以婴儿的语言模仿实现前语言的操作，通过节奏、音调、语调或符号的能指实现驱力的释放；在成年人阶段，前象征功能则表现为音乐、诗性语言或精神病患者的呓语等。“符号态包括驱力，驱力的格局，驱力对身体的分割，以及围绕着这一机制的生态和社会系统。”[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86.可以说，符号态强调个体本能驱力中的静态形式(states)，它促进语言交流功能的扩展和发挥，并安置象征层面的能指，是意指系统生成的源泉。而象征态与规则、程序和逻辑意义紧密相连，它涉及的是语义学和规则范畴的核心组成，强调可以被人的意识所清晰感知的那一部分。象征态通过具有确切意义的声音或者手势表意语言，依据符号的所指，以某种概念的形式存在于整个符号系统中。
三、言说主体的异质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中，1972年，克里斯蒂娃参与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题为“阿尔托-巴耶塔 ：走向文化革命”的研讨会，并发表了《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 in Process)的重要报告。她提出，“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一种主体性理论(a theory of the subject)，在拉康那里，主体是一种分裂的统一体(a divided unity)。”[注]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643.换言之，在建构主体的过程中，原发性压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假设原发性压抑使主体构筑为象征秩序中的一部分，那么它同时亦浇筑出了意义生成的异质性。
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趋势来看，现代语言学研究具有两种趋势。“其一，通过观察意指系统中理据性能指和所指的相关性，来研究索绪尔意指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2. 具体而言，这种研究趋势主要以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无意识、置换和压缩、转喻和隐喻等概念作为理论依据。由此，语言的运作与精神分析领域被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统一主体是“一个暂停(arrest)的时刻”，“一个凝滞的静止(stasis)”。我们所言及的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拓扑化的过程(topologization)”，或仅仅是“一个终归都要被统一的空间动力(spatial dynamic)”。[注] Julia Kristeva, Polylogue[M]. Paris FR: Seuil, 1977:101-178.主体并非凭借语言的统一性浇筑自身，而是依赖于身体所压制的本能冲动，这些本能冲动激发了无数碎片化的表达。
克里斯蒂娃认为，在此种研究趋势中，意指过程与主体的联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这种联结只体现了某种形而上的关系，因而“不能过渡到后俄狄浦斯的主体和它的总被象征化的和/或句法化的语言上”。[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2.从言说主体与语言表达的关系出发，这类语言研究只关涉事物的再现或词语的再现，由此这类研究难以实质性地触及语言的句法与语义的象征功能。
第二种研究趋势则将逻辑领域、假定关系和言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归置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主体在意义生成中假定了语义的范畴，包括生成语法研究中的语义学领域、逻辑形式关系和言语行为中意义的提供者，从而使历时性语言学兑入共时性语言学的交互层面之上。“语言系统是语言的社会部分，属于说话个体之外的，它不会被说话个体任意改变，而似乎服从一个被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的社会契约的规定。于是，语言系统从语言的异质整体中分离出来。”[注]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M].马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克里斯蒂娃反对传统符号学过分地关注语言的同质意义结构，由此，克里斯蒂娃特别强调了意义生成过程中言说主体的重要存在，它一方面对语言对象进行同质化，另一方面接受象征关系的约束并持续地吸纳语言的异质性力量。在克里斯蒂娃那里，言说主体的生成、僭越和存续，逻辑化地处理了同质的意义联结和语言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和悖论，并为符号学注入了无限的创造活力。符号学不仅是静态的语言系统，更是动态的意指实践过程。
元语言被称为语言的语言，研究者以元语言建立语言或一整套符号体系来分析和描写对象。元语言的意指实践将否定的负荷约化为零，或者将否定还原于肯定，从而消除了二元对立本能驱动力的消极面。元语言系统在对物质不连贯的同化中，在肯定积极或在对否定性的消除中被构建。
克里斯蒂娃以意指实践描述符号系统及生产语言系统的言说主体，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中介入了关于意义的理论，其难能可贵就在于她一直深究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系统联系。克里斯蒂娃以符号学联结拉康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符号学在继承结构主义传统理论的同时，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在克里斯蒂娃那里，言说主体作为能指的符号态和作为所指的符号象征态的意义生产者，持续生产出异质的符号态与符征态并存的意义系统。
进一步来说，克里斯蒂娃试图建构一个由本能驱力和社会实践一体化的言说主体结构。异质性在意义生成过程中使主体定位，又在过程中破坏主体，由此形成了社会变革的空间。在这里，言说的主体也是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如果事实上从意指系列存在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一个无可回避的言说‘主体’的话，那么，这一主体显然为了与其异质性保持一致，必定会成为一个未定的‘处于生成中的主体’。”[注]热奈特等.西方文学理论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36.言说主体总是动态的、越轨的和僭越的主体，它作为符号与象征的双重体，是一个在过程中不断分裂并处于永恒重构中的组织，也是在时空的延展中向他者开放的实践系统。言说主体承载着文化生成的符号本质与象征表达两个方面，在符号文本系统和文化象征系统中，言说主体是建立在异质的本能驱力之上意义生成的存在论基础，更是反映僭越性和批判性的社会统一体结构。
四、作为异质的驱力
相较于意指过程(signifiance)而言，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 涉及价值交换的社会生产关系。意指实践强调的并非以产品交换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劳动，而是突出意义生成的实践形式，即在动态的意义场域中以符号态和象征态为基础的意指类型。
在克里斯蒂娃意义上，“这里谈到的，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指的人的本质……而是双重紧密地同人的复杂异质的身体和同样复杂异质的内心精神活动相联系的多元特征。”[注]高宣扬.论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14.可以说，克氏的“异质性”不再是传统理论中将复杂差异的人和事物加以归纳的逻辑程式，而是关涉到不同生命主体之间，及人作为多声部构成的主体之内，与符号论、唯物论、精神分析学、语言思想一体相连的复杂的非同一特性。在克氏的思想中，异质性的独特内涵主要通过其符义分析理论及精神分析学说中“意指的过程”、“言说主体”及“作为异质的驱力”三大概念予以呈现。
在克里斯蒂娃那里，现代语言学的第二种研究趋势比第一种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第二种研究始于言说的主体，言说的主体作为语言符号系统的组织发起者，语言学被拓展到语义、逻辑研究甚至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趋势把符号论视为社会实践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复合，语言实践服务于社会契约。语言学研究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语言、言语或话语)，并以此种语言模式服务于社会交往，由此实现记录系统或者意指系统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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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静观的意指实践，例如宗教与哲学，本能驱力的两分法被交织于无关物质性的组合中，物质性被具体化为一种不可能的缺失。克里斯蒂娃将静观的意指实践形象地比喻为一个由磁铁的正负极组合而成的闭合圆环。“在这个联结中它们如同磁铁的正负极一样相互吸引。它们以形成一个闭合圆环而告终……”[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Translated.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1.社会性和物质性难以抵达这个闭合的圆环空间，符号态本能驱动力的否定性得不到释放，这样的意指系统也同样缺乏异质性矛盾驱力的抗衡。
可见，叙述、元语言和静观此三种意指实践，在符号系统中或以同质的意义形式联结，或被符号象征态控制，异质性的本能驱动力仅在文本的意指实践中存在。
学校安排省市县骨干教师开展名师讲堂，每月一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和解读，目的是让全校师生从理论高度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本的意指实践是克里斯蒂娃所着重论述的。在这种意指系统中，否定性持续地将异质元素输送到同质的符号系统中，在撬动原有固定结构的同时重构新的语言结构。在这里，对立统一的本能驱力总是交互出现于辩证的意义生成场域，否定性并未被具体化为一种缺失，或者如同静观的意指实践般被约化为一种不可能性。
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关系而言，作为能指的符号态与作为所指的象征态之间的矛盾是文本意指实践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文本的意指实践系统一方面与符号态的异质元素抗衡，另一方面具备了象征的稳态。“由能指和所指的固定关系所组成的语言作为句子表示的单一的逻辑，由于反复的欲动的否定性进行分节的非=意义论的多元约束，被向声音和节奏的网眼细分化=无限化，解体为多元逻辑。”[注][日本] 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1.身体的欲动和物质的异质性持续破坏由一元逻辑(monologue)程序支配的符号象征态的稳态，促使一元性意义与一元主体的形成与解体，由此文本的意指系统(文本间性关系及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多元逻辑的表达方式进行不断的排列和重置，文本的意义也不断地在交互参照和多元指涉中形成。
基于初始参数数据，采用Windows 8.0操作系统运行环境，使用Intel Core i5-5200U中央处理器、2.20 GHz主频、4 GB内存的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计算，6个计划周期收敛图如图3所示，收敛图清晰地反映了算例目标函数各期的收敛过程，由于市场需求的不同，各期迭代次数有所不同，收敛曲线基本在600～700次之间渐趋平缓，逐步收敛于目标函数的最优解，各计划周期算法运行时间均在45 s左右，各计划周期目标函数的收敛值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省略各决策变量的最优决策。
克里斯蒂娃将文本视为动态与多元的意义生成系统，多元的文本“不仅意味着它含有多重意义，更意味着它实现了这些多重意义”。[注]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from Image-Music-Text)[M]. Trans.&ed. Stephen Heath, New York：Hill&Wang,1977:159.正如在《多元逻辑的小说》中，她以多元和复调为核心，论证文本自始至终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对话和改造，是一种对话逻辑或多元逻辑的体现。克里斯蒂娃注重文本的异质性、对话性、动态性与多元性，并将文本的概念视为与外部环境即文化历史相关的意指实践研究对象。文本超越了以往文学分析的界线：读者和作者之间，语言学或非语言学之间，文学文本或社会文本相互指涉，符号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多元置换，文本实践呈现了一个意指系统转移到另一个意指系统的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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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当代法国哲学创新的思路中，异质性是反思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思维模式，同时也体现了当代法国符号论重大理论问题的新转折。在法国后现代的思想盛宴中，克里斯蒂娃以独具特色的异质性理论话语与各个学派展开多元逻辑的对话。她将研究视野从精神分析艺术的个体生产者发展为解析符号文本中主体的生产过程，其特别之处首先体现在，她的解析符号学将符号内部开辟为带有异质性的符号态空间和生产象征意义的文本实践空间，由此她并为符号态和象征态的格局联系找寻了一个根本的依据——异质性。她尝试以言说主体系统回应同质化的语义联结和语言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言说主体成为建立在异质的驱力之上意义生成的存在论基础，更是反映僭越性和批判性的社会统一体。再进一步来说，克氏的异质性理论具备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为所有边缘人探寻言说主体的地位，言说的主体由此成为建立在异质驱力之上具有颠覆性及革命性现实力量。言说主体持续地与他者的异质逻辑之间进行对话，并被打上了文本间性的烙印，通过这种对话，符号象征态的一元逻辑性，实质上已被多元逻辑粉碎并权力化了。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逐步颠覆静态的符号系统生产出新的意义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呈现为与和意义生成不可分割的社会变革。
总的来说，在当代法国符号论的新转折中，克氏的异质性理论进一步落实了当代法国后现代符号学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发展方向，在深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同时，为结构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文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崭新的研究视觉。
Heterogeneity: On Kristeva’s Polylogue of Significance
FANHaimin,GAOXuany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Heterogeneity, on one hand, orders the drives of signifying practice, presenting non-symbolic vital impulsion of Semiotic as well as the primordial particularity of instinctive desire. On the other,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 disposed by the Symbolic system belongs to part of the objective outer world. Heterogeneity,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main clue bridge, links methodological semi-analysis with ontological psychoanalysis, through which Kristeva connects it to the semiotic theory of signifying practice, subject of enunciation, and disposition of drives. In this case, textual practice becomes a kind of transplant or intertextuality, where the subject of enunciation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and heterogeneous elements counterbalance with each other. Hence, it has opened up a field of vision of text construct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diversified and discursive structures.
Keywords：Kristeva; heterogeneity; signifying; subject of enunciation; drives
作者简介：范海敏，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进展”( 项目编号: 14ZDB018)子课题“法国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2.012
(责任编辑： 陆德阳)
标签：克里斯蒂论文; 符号论文; 异质论文; 主体论文; 语言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进展”(项目编号:14ZDB018)子课题“法国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