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一书中留下了诸多“歌颂汉德”、粉饰当时政治现实的文字，有些内容到了几近阿谀奉承的地步，因此而受到后人的鄙视和贬斥。王充之所以汲汲于讴歌两汉王朝的“盛德”，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无奈之举，这与个人的品德高尚无关，属于汉代政治高压环境下绝大多数士人的被动选择。从更深层次考察，粉饰太平，讴歌汉德，在整个两汉时期为普遍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是当时士人群体的基本政治认同和价值取向，是“大一统”集权统治对士人精神生活全面控制与深度改造的必有之义。王充的所作所为不是孤立的现象，对此，我们在今天必须抱有“同情之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相对和谐的东汉前期，王充的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宜一概否定。因为，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士人，固然要扮演好社会政治生活中严格批评者的角色，然而也有义务尽建设性合作者的责任。
关键词：王充；政治文化；歌功颂德；评议
王充，汉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论衡》［1］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伟大的著作。但是，人们在充分肯定王充在思想文化方面贡献的同时，对充斥该书的颂汉言辞，不无保留；对其中津津乐道的“命定”论，多有批评。过去，笔者也持类似的看法，曾撰有《屈服与依附：王充的另一面》一文，批评了王充的“歌德”行径［2］。但是，随着对两汉历史与文化的深入考察，发现对有关王充“歌德”言辞的讨论，应该持更辩证、更客观、更公允的态度，从而得出相对合理的评价。
一、崇汉颂圣：王充的文化情结
毋庸讳言，王充有强烈的肯定现实、歌颂汉德的文化心理情结，这在《论衡》一书中有大量的文字实录，事实确凿，不必隐讳。
《论衡》里有《宣汉》《齐世》《恢国》《符验》《须颂》等篇什。一看标题，就可知道属于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实、“歌颂汉德”的内容，其主旨乃是粉饰太平，讴歌两汉王朝的“盛德”，不厌其烦地论证汉代是胜过以往各个朝代的太平世界，“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他的基本观点是：“亡秦恶甚于桀、纣，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唐之万国，固增而非实者也。有虞之凤皇（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并至。夫德优故有瑞，瑞钧则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尧、舜，何以能致尧、舜之瑞？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世称周之成、康，不亏文王之隆，舜巍巍不亏尧之盛功也。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鄷溢美之化，无细小毫发之亏，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论衡·齐世》）按照王充自己的逻辑，汉朝的功德，旷世独有，殆无疑义！
所以，两汉的皇帝，在王充看来，个个是“圣明天子”。“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论衡·宣汉》）“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论衡·须颂》）。“汉家功德，颇可观见”。既然汉朝这么美，天子如此好，那么在王充看来，那些身为汉家的臣民，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而理所当然要肯定汉朝的功业，赞美圣上的英明。按王充自己的理解，这才是身为臣民应有的立场，应尽的义务，即“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论衡·须颂》）。对那些好是古非今，不乐意大声赞美“汉德”的儒生，王充是颇不以为然的，不惜加以严辞抨击：“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也！”（同上）针砭鞭挞“俗儒”“陋儒”，可谓不遗余力。“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后。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儒者称圣过实，稽合于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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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以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怀疑和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也陷入了“命定论”，热衷于主张符瑞天命，五德终始，这当然是他思想上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与当时的俗儒方士，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近乎“五十步笑百步”。王充爱谈“天命”，推销“命定论”，这属于不争的事实。他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百神主也”（《论衡·辨祟》），这与董仲舒所说的“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可谓如出一辙，并无差异。天有意志，既有所欲，又能够“爱”得热烈，“憎”得火爆，所有一切都是命定之数，汉室之兴，在于天之所为；国祚长短，也在于天之定数。“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论衡·齐世》）“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论衡·异虚》）而王充之所以主张“命定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自己的“崇汉”说法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即“炎汉”之兴，乃是天命之注定，汉室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威，也是受之于天，有天然的合法性，“皇端比见，其出不空，必有象为，随德是应”（《论衡·验符》）。
综上所述，“崇汉颂圣”情结的确是王充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倡“命定”之说，大谈“祥瑞”吉兆，也显然在《论衡》一书中占有不小的篇幅。今天我们研究王充，就不能回避其思想体系中这类命题。
又如，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朝议立武帝庙乐，长信少府名儒夏侯胜对此当即提出异议：“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卷七十五）直斥帝王行为之非，丝毫不留一点情面，“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为此，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列举了许多“符瑞”神话来系统证明所谓“汉致太平”并非虚构。风传庐江某个湖里发现了一块金子，王充就马上记上一笔，然后不忘给朝廷送上一个礼物，“……皆起盛德，为圣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应”（《论衡·验符》）。湖南零陵地带冒出“新闻”，“忽生芝草五本”，王充听到消息后，更是喜不自禁，急急忙忙作出自己的政治表态：“天下并闻，吏民欢喜，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同上）“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是隆。”（《论衡·宣汉》）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崇汉颂圣”在汉代历史上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王充这方面的言行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当时大部分士人的基本政治认同和价值取向，具有群体性的行为方式特征。王充的所作所为，并非是标新立异，自拉自唱。所以，我们必须将视野转移到整个汉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解读王充《论衡》一书中的“崇汉颂圣”情结的政治文化因素。
二、王充“崇汉颂圣”情结的深层次原因
王充对汉室统治不遗余力地讴歌与赞美，似乎给人们留下一味顺从与迎合当权者的印象，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士文化传统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会影响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
但是，如果这么来看待和评价王充的气节与境界，则未免太简单化了，有很大的片面性。“知人论世”，我们认为，对王充的崇汉颂圣言辞，不能够予以泛道德化的批判与否定，而应该结合东汉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分析与讨论。
在我们看来，王充喋喋不休地讴歌帝王，赞美汉德，这首先决不是为了邀功取宠，谋取政治上的实际利益，而完全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天然本性所致，属于“全身免祸”、趋利避害的被动选择。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就有过清晰的表达，并没有对自己这一初衷与动机做丝毫的掩饰和回避。他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行政治表态乃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免罪”，太太平平过日子，“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论衡·对作》）。
两汉的政治生态，较之于暴秦，当然是大有改观，士人的安全感相对比较具体而切实，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了一定的议论政治、批评时弊的言论空间，有时候言辞还相当尖锐激烈。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全方位批判和否定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践，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盐铁论·伐功》），强调推行盐铁官营、设置均输、征发酒榷等国家经济垄断体制是“与民争利”，纯属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日荒，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严重的本末倒置，败坏社会风气，“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议》）。厉行法治，集中君权，是典型的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地广而不得（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盐铁论·击之》）。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生前所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给国家、社会与民众都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盐铁论·西域》），“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田园日荒，城市空虚”，“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盐铁论·未通》）。
王充有感于“汉代德泽”没有得到充分宣传的现实，为“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大鸣不平，于是，全力以赴，为改变这一局面而不懈努力，用华丽动人的词藻歌颂“汉德”，为汉家江山的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背书”，矫枉过正，有时候甚至于为明明存在着的社会动荡进行辩解和开脱，比如他说：“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局势固然是严重，可王充笔锋一转，坏事变成了“好事”：“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国维，转谷振赡，民不乏饿，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于谷，饱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论衡·恢国》）“民饥于谷，饱于道德”，却能“以危为宁，以困为通”，这样的歌颂，尺度是够大的，几近于阿谀溢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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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的来看，两汉的政治还是非常严峻的，其残酷冷峻也往往超乎今天我们的想象！当时，大部分官吏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地说：“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可谓是“霸王道杂之”的具体注脚。
法令的严酷还表现为文帝时业已废除的“妖言诽谤罪”重新启用，而且还新创了腹诽罪。大臣颜异之死就是这种恐怖刑法的鲜活案例：颜异在汉武帝时担任大司农，一次他和别人私下聊天，那人谈起朝廷有些法令下得不尽恰当，有可改进的地方。颜异深知兹事体大，岂可说三道四，所以没有随声附和，只是下意识地稍稍动了动嘴唇——“微反唇”。谁知还是让人给告发了。酷吏张汤借此大做文章，声称颜异身为九卿高官，“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罪当论死。汉武帝二话没说，批准了张汤的奏章，颜异的脑袋便莫名其妙给搬了家。“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从言论定罪发展到揣摩人们内心思想定罪，汉代的刑律之残酷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的发生，当属于“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人治”传统的必有之义。即使是像董仲舒这样的“帝师”级旷代大儒，仅就长陵高园殿火灾与辽东高庙火灾说了些不合时宜的个人看法，差一点丢了性命，“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卷五十六）了。
从两汉时期法令烦苛的程度，可以感受到当时政治生活中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它最大的特色即严酷细密，见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令的烦苛，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察见一斑：“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帽子”，就意味着自绝于“自安之道”，葬送大好前程。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以刻为明”了。
这样的政治氛围，一定会影响到士人的言行表现空间。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没有什么靠山可以倚仗，尤其需要小心翼翼，致力于自安自保，这乃是非常自然的做法。所以，与其责怪王充的胆小慎微，怯懦软弱，不如去考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王充和其他士人身上的优点或不足，都是形格势禁，受体制或环境的压抑与束缚，问题不在个人，而在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大热的天，死人是放不过三天的，在众人劝说下，孔守善将大哥孔守真入了殓。照理，打棺材钉是长子的权利，但志浩不在，只能他暂且代劳，他和众长辈把孔守真穿戴整齐入了殓，移上重重的棺盖，用把木榔头一记记将粗壮的洋钉砸进棺木，只是每根洋钉都留了拇指长的一截，就等志浩回来最后象征性打棺。
三、汉代思潮与王充“崇汉颂圣”文化情结的成立
品牌命名结合本土文化，本文文化也是消费者心理偏好的影响因素。当品牌名称暗示本土文化的时候，消费者会感受到地方特色以及亲切感。例如：“王老吉”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凉茶品牌，其品牌最大的优势就在于170多年的凉茶秘方，立足在了广东的本地文化，从广东开始慢慢扩散至全国。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土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谓是深入骨髓的，小到饮食习惯，大到人生观。一个新品牌命名若能立足于本土文化，就会有一个特色的根基。从吸引当地人的偏爱，才能让这个品牌慢慢地被传播。
将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家底搞得几乎荡然无存，“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导致社会危机深重的汉武帝，士人对其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对其歌颂有加。“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汉书》卷七十三）“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盐铁论·诛秦》）“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室。”（《盐铁论·结和》）士人认为他是汉朝统治走向强盛的关键人物，刘歆就曾高度评价武帝的功业：“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地。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魏晋百三家集·刘事骏集·武帝庙不宜毁议》）
不但西汉时期的人是这么说，东汉时期的人对汉武帝同样赞美有加，如桓谭曾说：“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唯（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新论》）桓氏流露出无限的仰慕崇敬之心。又如著名史学家班固极力称道武帝的雄才大略，敬慕之心跃然纸上：“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卷六）
对于汉代其他君主，当时的士人也不乏讴歌肯定之词，例如，推崇汉文帝睿哲高明，“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汉书》卷四十八），即所谓“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汉书·叙传》），从而达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战略目标。无怪乎司马迁要激赏不已，大加赞颂了：“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
对实现“昭宣中兴”的标志性人物汉宣帝，从班固到王充、崔寔等人，同样是不胜仰慕，讴歌赞誉。崔寔曾言：“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政道得失，于斯可鉴。”（《后汉书·崔骃列传》）由此可见，“崇汉颂圣”是不少汉代士人的价值取向与自觉选择，是他们对现存统治秩序的积极肯定，是对大一统集权体制的认同。王充作为汉代士人的一员，参与其中，并尽力发声，在当时乃是完全正常的做法，是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的。
众所周知，王充一生所经历的正是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整个东汉王朝正处于积极上升、繁荣昌盛的阶段。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致力于推行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包括减轻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和赋民公田、减免租赋与减轻民众兵徭役负担、选拔与任用“循吏”、强化皇帝的专制权力、提倡儒学以强化思想控制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秩序稳定而基本和谐，文化建设卓有成效，边疆治理稳中有进，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社会风气健康良好。因此，时人与后贤对东汉前期几位君主都是不吝褒奖之辞，予以高度的肯定，如王夫之对光武帝的评价则是“自三代已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读通鉴论》卷三）；又如，对汉明帝，《后汉书》评价：“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后汉书》卷二）由此，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王充《论衡》一书中诸多“崇尚汉室”、歌颂汉帝的言辞，并不是无的放矢、夸大其词、阿谀奉迎、摇尾乞怜的官样文章，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表达了当时民众，尤其是众多士人的共同心声，所体现的是东汉前期王朝崛起、繁荣昌盛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提倡“泛道德”主义，只强调“政治正确”，提倡“道德高尚”，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泛道德化”会是一把双刃剑，例如，总是推崇历史上那些敢于针砭时事、痛斥王权的人与事，而鄙视菲薄那些强调纲纪、肯定统治的人与事。其实，世上万事万物，何尝是如此简单。士人作为社会的良心，道德的楷模，一方面，固然要坚守独立的立场，贯彻自由的精神，做当政者的建设性批判者；另一方面，也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客观对待所处的现实，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冷静，知所进退，善于妥协，做好社会生活的热爱者，做好政治当局的建设性合作者。
在支护图中可以看到指示喷混凝土厚度的斜线，喷混凝土的厚度随着Q值的减小和洞室尺度的增大而增加。线与线之间的位置，可以进行插值确定。如果有变形发生，比如有高应力引起，加筋混凝土应当应用于所有的支护类别。
参考文献
［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黄朴民.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盐铁论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The Research on Wang Chong's Cultural Complex of“Respecting and Merits”
Huang Pumin
Abstract：Wang Chong was despised and reprimanded by later generations for he left a lot of words about praise and merits in his monograph Lunheng,which whitewashed or even flatted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Han Dynasty.However,Wang Chong chose to do that due to the helpless action of protecting his own safety.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ersonal morality,but belongs to the passive choice of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under the coercion environment of the Han Dynasty.After a deeper level of investigation,it is clearly that praise and merits were common throughout the Han Dynasty.The action was not on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al phenomenon but also the basic political identity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cholars at that time.It was also inevitably happened for the overall control and deep transformation on the spiritual life of all the scholars in the“grand unification”centralized system.Therefore,we’d better give a“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today on Wang Chong for his action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It should be also noted that Wang Chong’s remarks were relatively realistic and should not be negated for he live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which was a well-developed in many aspects.As a matter of fact,scholars should not only play the role of critics on politics but also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operate with it.
Key words：Wang Chong；political culture；praise and merits；comment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1-0010-05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黄朴民，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兵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申 淯］
标签：论衡论文; 王充论文; 士人论文; 政治论文; 汉代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