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梳理国内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成果，颇有学术史价值。朱志敏教授作为研究五四运动领域灿烂群星中耀眼的一颗，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耕耘30余年，出版了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五四民主观念研究》、《李大钊传》，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对平民主义思潮研究、李大钊研究等都有开拓之功。梳理评介这些学术成果，有助于新时代继续深化五四运动研究。
[关键词]朱志敏；五四运动研究；学术史
五四运动研究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就已开始。据朱志敏教授考证，高一涵于1919年5月6日在北京《晨报》发表《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可视为“五四运动研究的起点”[1]。自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朱志敏先生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耕耘30余年，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关于五四平民主义思想和李大钊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开拓性。在从事五四运动研究的著名学者如张静如、彭明、朱成甲、周策纵等灿烂群星中，朱志敏教授是比较耀眼的一颗。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介绍朱志敏教授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著述，既是一种对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也定会有助于该领域的深化研究。
一、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精彩著述
关于五四运动，学术界大体有如下若干认识。其一，它是指学生们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所举行旨在反对中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游行示威活动[2]；同时，它也被称为5月4日事件，即以“反日爱国运动”为特征的北京学生的“大联合”[3]。这是政治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而“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运动”[4]；其二，五四运动由“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5]等一系列活动构成；其三，它指民众革命，即由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毛泽东等激进知识分子以平民主义思潮为有效方式的一场革命运动，成功地由学生运动转化为民众运动[6]。朱志敏教授是从社会革命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研究的，定义更加宽泛，也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历史实际。由此展开，朱志敏教授关于五四运动的相关著述，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汉江是长江中下游最大支流，全长1577km，流域面积 15.9万km2。汉江中上游河谷开阔，水面较宽，泄洪能力较强，而下游受两岸堤防约束，河道上宽下窄呈漏斗状，泄洪能力上大下小，极不平衡，导致汉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而严重。据统计，1822—1948年的127年间有76年堤防溃决，尤其是1931—1948年的18年就有11年溃口。
(一)专著方面
朱志敏教授于199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全面考察和多层次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民主观念的演变的过程，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后来出版的《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被称为他研究五四运动的代表作。有学人指出，朱志敏教授的《李大钊传》和朱乔森先生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各具特色，反映了两代学人不同的学术特点”[7]。该书之所以为学术界称道，首先在于作者处理史料功夫扎实，言之有据。张静如认为自己的那本《李大钊》因资料掌握不足且未能做到学术性与可读性而留下缺憾，称赞朱志敏教授的这本书“下了很大功夫”[8]。学术界不会因某位学者曾发表过几篇关于李大钊的文章，就说他是专门研究李大钊的。这本书既注重学术性，又讲究可读性，力求实现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朱志敏教授以《李大钊传》这部著作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因此，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红旗出版社予以再版。该书和朱成甲《李大钊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郭德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16年版)等同名论著共同享誉学术界。此外，朱志敏教授的《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又从文化视角深化了五四运动研究。
(二)专题著作与学术论文方面
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的朱志敏著《中国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紧围绕中国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话题，深入探讨了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的自身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社会思潮发展变化与文化嬗变及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新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等内容，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迁的历史轮廓与逻辑线索。这些研究专题为关注五四运动研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诸多有价值的思考。同时，他在学术期刊发表20余篇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如《弘扬“五四”理性精神 建设文明社会》(《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李大钊与胡适》(《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大钊研究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200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高一涵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评〈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五十年来五四运动研究概述》(《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人数与分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等。这为我们全面梳理介绍朱志敏教授关于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充实依据。此外，朱志敏教授为孔祥宇、刁世存、段妍、李洪河等研究者所撰写的题为《自由主义与现代中国》、《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文化与理性》和《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历史》等书序，亦有助于学人从不同视角把握五四运动研究进展。
在中国人的心中，语文是最神圣的学科，因为这门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语工具，是人们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门学问。而汉语拼音有帮助识字、帮助说好普通话、帮助阅读、帮助查字典等功能。因此，拼音教学是学好语文、学好普通话的基础，在语文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拼音教学离不开一些最基本的教学要求。
二、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贡献
朱志敏教授致力五四运动研究数十年，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为深化和拓展五四运动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择其要者，他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恪守“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治史原则。从事历史学研究，要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多种史料，恪守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的治学原则。朱志敏教授严格遵守该治史原则。他主张如若史料不够或不全就宁愿少说甚至不说；对有疑问的史料，应采取对比多种资料查证，以求一较为可靠的做法。这既充分体现了治学严谨、不人云亦云的态度，也体现了“以实事求是追寻历史真相”、“以逻辑通变立一家之言”和“以天人之际超越史记哲思”的学者立业宏旨。[17]比如，在《李大钊传》里，朱志敏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做了多方考证，最终得出该文刊载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因出版拖期等原因以致于1919年9月才得以出版的结论[18]。为做到考证充分，他发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资料的搜集、处理，难度很大，需要具有较为扎实的治史功底，足见他一心潜心于学术的求真态度。显然，朱志敏教授继承了北京师范大学治史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
对五四运动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认识深刻。朱志敏指出，文化现代化具有历史和价值双重含义。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在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就是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发展变迁中，探析它对中国文化发展演变中的重大影响。从价值意义上看文化现代化，就是探究传统文化的价值，探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作了哪些批判，有无道理，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借鉴当时对传统的批判，以及当代的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弘扬和改造传统文化，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解决近代国家危机的要求，上承戊戌、辛亥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从价值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重估并严厉地批判了传统文化，但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完成，当时所提出的解构、建构传统具有合理性，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要将“弘扬传统与改造传统有机结合起来”。[14]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社会政治矛盾尖锐和文化的剧烈变革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中国共产党既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进步并实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创新。[15]这些认识，进一步丰富了学术界的研究，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无启迪。
对五四理性精神与文明社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朱志敏在西方文化视野内探讨了“理性”[11]。在他看来，理性的核心在于思维者有逻各斯的理念，五四时期启蒙思想正是由于缺乏逻各斯才会导致该时期“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性缺失”[12]。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意无意忽略逻各斯的影响。这些观点与认识，使得学界学人对五四时代启蒙理性的理解更加丰富和立体。同时，朱志敏教授认为，理性有以自己的思维认识和追求真善美、能合乎事实合乎条理地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现状及其与真善美的距离、遵行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实现真善美的目的去做事等原则和方式。这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非常关键。五四运动已到百年，虽然中国早已不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追求文明、进步，追求真善美的美好社会生活的愿望没有变，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宽容的理性精神仍是当今社会所崇尚和不断追求的关键。建设当代文化，需要坚持理性原则，审视五四启蒙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审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理性，还要审视中国传统至今的理性和审视人类文明史的理性；不仅 “要审视理性的发展”，还“要审视理性的局限”[13]，不断营造时代理性文化产生的氛围，发挥好文化复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引领作用和智力保障。
关于五四时期人物研究。朱志敏教授不仅著有《李大钊传》，而且深入研究了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洞察也是极其深刻的，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增添了不同的学理认识。比如，他关于五四时期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认识，既超越了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传统论断,也不同于近年来其他研究者的分析，颇有新意。[16]
宝宝贫血一般都是缺铁性贫血，需要补铁。但是妈妈们要注意生理性贫血是正常的，无须任何治疗和补铁。宝宝出生时血红蛋白高达 190 g/L,然后逐渐下降，2个月之后，宝宝的骨髓造红细胞的功能才开始活跃。在2～3个月的时候为 90～110g/L，早产儿在3～6周的时候可以低到70～90g/L，这些都是正常的。
简言之，通过拜读朱志敏教授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见解深邃，功底深厚，十分严谨，实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翘楚。
朱志敏教授关于五四运动领域的研究，常以小角度切入，深挖内涵；对问题精于考证，深入分析见其精髓，值得学界参考。他治学前期从平民思潮、李大钊研究切入，后拓展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中国文化，符合学人治学选题由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的特点。从前述介绍看，朱志敏教授治学始终围绕五四运动展开，长时期致力于以文化视角深化五四运动研究，可谓有红线贯通。这在当今学界，实属难得。
三、关于朱志敏研究五四运动的治学理路
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翘楚，朱志敏教授关于平民主义思潮、五四理性精神与文明社会的构建、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以及五四人物等方面的精耕细作，值得我辈学人认真梳理和学习，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如果联轴器过载次数超过了扭矩限制器的许用打滑次数，由于摩擦片材料的过度磨损，将导致扭矩限制器的打滑扭矩进一步降低，扭矩限制器在额定载荷下也可能会出现频繁打滑。
深化了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研究。朱志敏详细考证了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元概念“Democracy”。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Democracy”，那么“Democracy”这个词如何翻译成中文？朱志敏教授在1999年第2期《党史研究与教学》的《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五四时期Democracy译语的演变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乃至发动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9]。这种观点丰富了学术界对当时知识分子关于Democracy的认知与理解。接着，他对平民主义思潮精神实质尤其是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的探索，深化了对五四文化思潮的研究。在朱志敏教授看来，“平民意识是指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价值观念或心理趋向”[10]。基于此，他指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既是对中国历史上重民意识的继承，同时也是他们体认新的时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当时这种普遍存在的平民意识构成了中国发生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意识背景。这一从社会思潮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诞生民意基础的尝试，丰富了中共党建史的研究。此外，他还对平民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影响等进行过深入研究。
史料运用与分析力求精确精准。朱志敏研究五四运动以大量史料的运用和分析为基础，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很透彻，令人信服。比如，他分析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着眼点时,讲了四个方面的变化:(一)从“救亡”到“建设”；(二)从“竞争进化”到“互助进化”；(三)从“注重政治”到“着眼社会”；(四)从注重社会的中上阶层转到重视下层平民。为分析这几个变化，朱志敏教授用了数十条史料,比如分析从“竞争进化”到“互助进化”的演变过程时，他用了多则史料，其中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蔡元培在1917年归国后演讲致《新青年》的记者函和他在天安门庆祝欧战胜利的演说报道，一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区声白等人对“互助论”思想的大力宣传。[19]这一史料运用手法，有理有据，较为中肯，令人折服。
不囿旧说提出创新性学术观点。历史研究不仅要注重史料的挖掘分析，更要在此基础上得出新见解。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朱志敏依据较为扎实的史料功底和严谨的治学原则，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盲从、不囿于旧说,对许多人物和事件在立意求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以其建设性学术认识为学界同仁称道。比如，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开端的争议[注]针对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是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所存在的争论，朱志敏教授梳理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说”“五四至中共二大说”“首次国共合作建立说”“五卅运动说”“七·一五政变说”、“南昌起义说”“八七会议说”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说”等9种争鸣性的观点。见张静如主编：《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9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启蒙思想、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性不足、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加深了知识界对德谟克拉西的认识、五四的理性精神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影响、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分布、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等等。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未必全被认同，但对研究者和后进者的启迪，显而易见。
注重学术史梳理以利深化研究。朱志敏教授治学鲜明特点还在于非常注重撰写学术研究综述。在历史研究领域，不了解前人研究进展，而是闭门造车，会导致炒冷饭、翻烧饼等诸多问题。朱志敏教授对于五四运动研究写过多篇研究综述，包括《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五十年来五四运动研究概述》等。在这些质量上乘的学术综述中，他认为既有的“五四运动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扩大，部分专题研究深化，系统研究、比较研究、心理分析等新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学术批评重新受到关注等新趋势；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五四精神、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救亡是否压倒启蒙及五四启蒙精神是否中断、五四运动是否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或热烈讨论’等内容”[20]；尤其是“学者关注的中心和选题取向不同,价值尺度和研究方法不尽一致；常与时代热点话题相关联是其显著特点，学术研究中不时有非学术倾向是其局限”[1]等评价，为研究者迅速把握研究动态，提供帮助。他还在《李大钊研究回顾与前瞻》和《200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等论文中回顾八十余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李大钊研究状况，并对既有研究前景作一展望，为普及和深化五四时期人物研究做了有益工作。
此外，朱志敏教授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不仅仅从历史学角度展开，还尝试从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深研；不仅从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精雕细刻，而且从大历史角度审之观之，常得出新论。这也为学界所称道。
即便这只是一次“纸上谈兵”，宴姝要做的案头功课并不比实际操作轻松多少。她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阅读文献，了解青花瓷，并设计展览环节。在一次次汇报交流中，这项展览构思渐渐成型，最终形成了一份包括文物信息、背景研究、策展思路、运输流程、展台设计方案在内的9000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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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9)01-0007-04
[收稿日期]2019-02-19
[作者简介]武圣强(1978—)，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沈传亮(1976 —)，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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