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替代性治理主体”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组织版图之中。“枢纽”不仅仅是一个创建或认定的结果，更是一个行动与运作的过程。以广东省P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F为个案，分析其从初创到升级的阶段性转变，并发现它通过具体行动探索出一条内在性自主的发展策略，即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该机制具有价值主导、问题核心、专业引领和多方协同四个基本特征。伴随着专业自主的提升，组织的政治合法和社会承认得以互促共生，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
关键词枢纽型社会组织 政社关系 内在性自主 价值主导 专业化协同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项创新举措，枢纽型社会组织介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以“替代性治理主体”①姿态出现在社会组织版图之中。由于获得了政府所赋予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地位，它们协助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引领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并在政社联系中发挥沟通协调、承上启下的作用。②这不仅带动了社会组织内部格局的调整，也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枢纽”不仅是一个创建或认定的结果，更是一个行动与运作的过程。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在复杂的制度环境和公益生态下实现角色定位与价值目标，协调与国家、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行动策略促进内在自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的重要议题。它既关系到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结构性框架下的自主性定位及其拓展策略，也关系到它们在重塑政社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P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F为研究个案，基于笔者于2017年9月和11月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收集的质性资料展开分析，探索性地为以上问题提供经验依据与学理解释。
二、文献回顾
(一)政社关系的理论解释
中国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与不均衡发展，为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提供了试验场。以二元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分野的社会中心论③在本土分析时显现出局限性。一个例证便是自主性较强的草根组织会通过限制公共利益诉求、扩大社会福利目标而与政府部门结成“权宜共生(contingentsymbiosis)”的关系。④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的主导⑤，就结构性特征而言，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捕捉到国家与诸多类型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⑥，但被质疑缺乏理论建基的社会基础⑦，以及社会组织利益代表和利益中介的实质⑧。
突破以上两大理论视角的局限，基于本土经验的概念性框架得以滋生。康晓光和韩恒提出“分类控制”概念，强调政府对于拥有不同挑战潜力以及提供不同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采取多元化的控制策略⑨，实现“行政吸纳社会”，从而形成国家主导之下与社会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⑩。唐文玉所提出的“行政吸纳服务”将吸纳对象从公共领域缩窄为公共服务领域，其核心机制是非对等关系下的资源相互依赖，即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组织的“配合”。江华等以“利益契合”程度作为判断依据，区分国家对于社会组织“支持”抑或“控制”的选择性策略。刘鹏则提出“嵌入型监管”，以说明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干预和调控。以上理论解释大都侧重从国家立场审视其处理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动力机制。与之相对，葛亮和朱力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它们隐藏在制度性自主之下的对于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共生互动、相互增权的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的理论重视。埃文斯(P.Evans)曾提出“嵌入的自主性(embeddedautonomy)”，强调国家只有嵌入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自主，而社会也需要国家的介入以增强基础性力量。纪莺莺重新定义了“双向嵌入”，用以说明国家以更加精细的方式将权力触角延伸至社会，以及社会权力在此过程中得到的同步增长，即实现“双向赋权”。
(二)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策略
中国社会组织在行动层面，尤其是自主性的发展上，也提供了诸多经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讨论多关注其在“强国家”背景下的行动空间，既包括关系结构层次的自主性，也包括行动与策略层次的自主性。有学者使用“结构性自主”和“内在性自主”两个概念加以概括。前者强调因结构安排和权力制约而获得的自主性，后者则强调社会组织能动地采取灵活策略以实现对制度逻辑的驾驭。两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影响。政社之间的结构性安排构成内生行动策略的外部环境，而社会组织在行动中所获得的自主性又对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鲁依依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构成主体虽然在制度或资金上依赖政府，但仍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可称为“依附式自主(dependentautonomy)”。邓宁华发现，体制内社会组织能够凭借国家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调动和获取资源，而它们在应对国家和社会时分别采取了“遵从”和“操控”的不同姿态，用以平衡社会组织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依赖。唐文玉和马西恒所提出的“去政治的自主性”，强调社会组织为适应“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而有目的地弱化公共利益表达、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存策略。姚华指出社会组织具有策略性妥协和原则性坚持的两面性。范斌和朱媛媛在“策略关系”的概念体系内强调社会组织通过多元化的策略行为创造自主性。
(三)现有研究评价及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意义
在政社关系的结构研究与社会组织的行动分析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陷入二元化的框架陷阱。理论解释大都停留在将国家和社会分别视为一个整体的层面来探讨其互动关系，即便有研究注意到国家的集合性构成以及社会组织的类别化差异，仍然未能对关系层次的丰富性进行充分的把握。其二，社会组织存在定型于“消极”、“被动”的角色之嫌，往往作为“被整合”、“被控制”或“被吸纳”的对象出现在研究视野之中。
（2）库区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化管理程度不高。库区航运信息化建设滞后，如AIS、VTS、VHF、智慧水上交通监管平台等在天生桥水库难觅踪影，库区缺乏配套岸基设备建设，没有建AIS、VHF配套基站，VTS指挥中心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信息化建设滞后造成海事部门对船舶监管程度有限。一些标准化客渡船虽装有监控设备，但由于设备智能程度还不高，监控安装率低，监管程度依然十分有限。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丰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层次。作为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治理主体，它们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构建出更为复杂的关系结构。凭借自身的权力地位和资源优势，它们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也更为彰显。然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研究，无论理论分析还是经验挖掘，都未能充分把握其独特性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具有妇联背景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深入细致地探讨它在具体情境下拓展自主性的行动策略，以及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三、F组织：环境、使命和行动
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本文个案F组织位于广东省P市，于2013年正式注册为社会团体，在过往五年中经历了一系列探索性发展。以下分析将从环境、使命和行动入手，聚焦于F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性转变及特征。
(一)初创：因势利导的结构驱动
就制度环境而言，F组织的创建主要受到了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和群团改革双重合力的结构驱动。广东省政府于2012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明确要求“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孵化培育、协调指导、集约服务、党建群团建设等方面的枢纽型功能作用。通过竞争培优机制，培育类型多样、具有品牌聚合效应和项目合作功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引导同类型、同性质、同行业、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建立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实行协调指导、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群团改革的政策导向强调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F组织在这种背景下由P市妇联指导成立并主管，旨在回应妇联改革强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加强妇女社会组织治理创新的结构性需求。
当负荷功率为3 MVA，补偿度k=2.25，功率因数分别为0.8、0.9、0.95时，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线路功率因数越小，补偿电压越大。这是因为加入的串联电容在补偿线路感抗的同时，也补偿一部分负荷感抗，提高了功率因数。对于负荷功率因数较低的线路，其电压补偿效果就更为明显。
F组织获得P市妇联以行政方式赋予的垄断地位和治理合法性。其宗旨是致力于“动员和依靠社会各界力量，加强对妇女社会组织的培育、指导、服务，密切妇女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争取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引导和促进妇女社会组织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受市妇联委托，该组织负责妇女社会组织服务基地的运营管理，为全市妇女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场地支持、信息咨询、资源链接、能力建设和交流合作等服务。市妇联向F组织提供千余平米的场地和每年30万元运作服务基地的专项经费。根据对F组织2013年7月至2015年9月官方博客的分析，发现非重复信息中涉及主题活动的记录有7条，主办或参与的培训类项目、讲座和课程共21项，接待参访15次，项目展示、推介或招募等通知类信息有20余条，其余超过50%的博客为转发信息。这表明F组织初创阶段的服务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比较因循守旧。
2.2.5 民族文化习惯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思想相对保守，对家乡特定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有严重的依赖性。因此，一般来说民族文化习惯是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阻力因素，对外出务工意愿有负向影响。从表4看出，受访者大约有19.8%完全保持家乡的生活习惯，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观念，非常留恋乡土，外出务工的意愿一般非常弱。34.4%的受访者保持部分民族生活习惯，13.5%的受访者没有保持民族生活习惯，这两部分劳动力通常更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文化，累计比重为47.9%，外出务工意愿强烈。
(二)升级：内外互促的自主探索
2015年，群团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强调保持和加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引领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服务也成为其新的使命。在此背景下，市妇联推动F组织升级，真正成为妇儿公益领域具有影响力和凝聚力、实现项目合作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引领作用的“枢纽”。
F组织重新澄清了自身使命，即创新理念——引领妇女社会工作的新方向；激发能量——推动妇女社会组织的新发展；打造品质——提升妇女社会服务的新效能。在通过多个高端峰会和论坛实现对内提升凝聚力、对外制造影响力的社会效应之后，开始以专业化视角对其业务内容进行重新布局，形成了会员服务和项目运作两大版块。会员服务涉及以会员需求为出发点的服务创新，以及服务的制度化、模块化和品质化。截至2017年10月，会员组织由两年前的132家增至175家。会员中心平均每天与会员组织进行5～8次联系，提供针对不同事务的日常性服务，并推出了“项目分享会”、“会员沙龙”、“一对一辅导”等制度化创新服务。项目运作是F组织在升级阶段着力拓展的业务领域，通过专业化、高质量的项目运作，从搭平台、链资源、育人才、采数据、制标准等方向出发，多维度、系统化地推动妇儿公益生态链的形成与完善。2016～2017年间，F组织共承接25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经费总额逾500万，相比于过往每年百万元左右的经费有了显著增加。除会长和秘书长外，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12名，是升级前工作人员的3倍。在P市2017年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获评为“5A”级社会组织。
市妇联不仅推动F组织的培育与升级，更为其提供具有潜力的资源环境。F组织在获得合法性和一定程度公信力的同时，也有条件借助妇联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获得各种支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结构性支持只有在组织进行积极调动与合理使用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发挥价值。F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妇联背景的独特优势和潜在资源，关键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动力与专业能力。谈及妇联资源与组织内在动力，F组织的第二任秘书长表示：
“真的是一棵大树，你靠住它之后你可能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它给你的只是一种支持，你用不用，你靠不靠，它这种支持都在的。所以我认为尤其在当下，这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本身在体制内还没有达到一种缺你不可的情况下，你的主动‘进攻’意识要很强。”(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3日)
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老龄化进程速度快，而且是未富先老，金融行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能有效配合养老地产的扩大；由于国外投资、保险资金和房地产投资进入养老地产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养老服务成果有待检验，政府相关部门也处于观望阶段，相关政策尚不明朗；养老地产领域在经营模式、营利模式上还缺少经验的总结。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养老地产进一步发展需要理顺的问题。
F组织挖掘和链接资源的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不仅在妇联系统内积极建立与P市各级妇联、其他市区妇联的联系，也与P市政法委、民政局、教育局、团委等部门开展合作，同时拓宽与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内外互促的环境下，将所链接的资源通过专业化整合与配置，生产出能够回应社会需求的服务产品，正是F组织体现枢纽价值的自主性行动策略。
四、内在性自主策略：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
萨拉蒙曾指出，第三部门所能塑造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它们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其关键在于寻求获得政府支持与保持独立自主之间的平衡。枢纽型社会组织先赋地受到结构性权力的干预，这不仅影响到与国家关系的微妙处理，也作用于对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有意锻造。内在性自主要求社会组织采取积极、主动、灵活的行动策略，实现对组织自主发展的驾驭。F组织的具体行动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内在性自主的生长拓展出一条新的路径，并对国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构产生积极影响。
(一)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
对F组织而言，升级阶段的探索是践行枢纽价值的创新尝试。作为行业的领跑者，既要把握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又要了解基层民众的基本诉求。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已然成为政府调动社会组织资源的核心机制。在参与过程中，F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服务的生产者，而是“系统的设计者”。它所运作的平台项目流程包括：挖掘社会问题——有效沟通、整合不同资源——落实跟进、监督评估——模式总结与推广——政策影响。正如其第二任秘书长所说：
“我觉得枢纽型社会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的源泉应该是这个组织本身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及它能有效地把它的观察和发现传递给它所需要整合的要素这边，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3日)
阿勇告诉本刊记者，开庭前，林灿岗曾两度致电阿勇，要求其提前缴纳罚款，不然就判实刑。在阿勇提供的两段电话录音中，林灿岗多次提及罚金，“自留地也好，什么都好，也要罚款。这两三天拿六万块来交，不然要判实刑。”“今天是（8月）28号，30号之前没拿来交就要判实刑。”
项目驱动型的自主性生产往往容易使社会组织陷入工具主义的发展逻辑，然而，F组织探索出一条“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的行动逻辑，具有价值主导、问题核心、专业引领和多方协同四大基本特征。首先，F组织致力于推动妇儿公益事业的发展，实现公益价值成为其所有选择与行动的根本驱动，价值观的一致成为其选择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前提条件。其次，项目运作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目标。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诉求，而社会问题更应成为公共服务行动链的起点与落脚点。例如某家庭服务项目是基于前期社区调研而确定的，服务模块涵盖了量身定制的家庭服务体系三年规划，以促进服务的可持续开展。再次，项目运作和组织发展都强调专业引领。专业化知识是社会组织自治的核心要素之一。F组织项目总监表示，该组织之所以“被需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掌握专业化的资源分配技术，并且拥有同行间的比较优势。最后，资源整合与配置要求不同力量的多方协同。枢纽的最大特点在于以专业化方式挖掘、链接、整合以及重新配置不同资源，实现从资源输入到服务输出的整个流程。以某公益项目为例，F组织在运作中调动了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三大领域不同层级的优质资源，行动主体包括个人和机构，分别承担服务购买、课程输出、对象链接、品牌传播等职责。
(二)专业自主、政治合法与社会承认的共生
专业化自主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得以立足之关键。一般而言，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提升，在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同时会触及组织内外权力边界的重塑，从而促进组织独立性的增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构成了它得以存在的合法基础与政治资源，因此在关系处理上应趋向紧密。同时，枢纽型社会组织需要在发展内在性自主的过程中实现资源与专业能力的提升，从而促成与国家之间从“非对称性依赖”向“资源相互依赖”的转化。F组织之所以能够摆脱资源依赖、成为资源主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借助P市妇联的支持，积极拓展与妇联系统和其他党政系统不同层级部门的合作，甚至将行动触角延伸至其他省市的妇联系统。二是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务实行动，以高品质、可复制、可持续的服务模式扩大影响力、赢得公信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获得社会的承认与认可是一种实质合法性(substantivelegitimacy)，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都至关重要。就枢纽型社会组织而言，领域内的社会组织既是其服务对象，又是其社会资源的主要构成。枢纽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它们的服务、支持和引领。然而，这并不意味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凌驾于这些组织之上。Y机构是F组织在服务基地孵化的草根组织，该机构负责人体验到的是一种“相互扶持的伙伴关系”。又如参与某平台项目的种子组织，在收获项目经费和专业督导的同时，也与基层妇联建立起合作关系。正如F组织第二任秘书长所说：
“因为我让那些区一级的妇联、街道一级的妇联跟它们(指种子组织)成为亲密的朋友，以后它们(指妇联组织)有什么样的需求，它们就找这些组织。它(指种子组织)觉得被需要、被认可，然后它真的扎根到了那里去了。我们是要帮他们扎根的。”(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3日)
就金牌组织而言，它们参与项目的现实意义也超越了经费范畴。金牌组织L位于广东省G市，是聚焦于儿童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民间组织。该机构负责人曾谈到：
“因为有F组织的机会让我进入P市这个市场，在未来P市市场可能会占比我30%的业务资金来源，就是这一种叫做蝴蝶效应。这也基于就是我比较看重口碑，看重抓住些机会。也让我发现P市，就是F组织代表了P市嘛，因为我看不到，P市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但F组织这种开明和这种想法，让我看到P市是比G市更值得做，我是恰恰说我是(打算)完全放弃整个G市市场了。”(访谈时间：2017年11月15日)
可见，F组织的项目运作在注重公共服务品质的同时，能够从社会组织的立场出发，帮助它们实现优质资源的链接、能力建设的提升以及行动空间的拓展，进而在领域内获得承认与肯定。
五、结论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产物，肩负着参与社会多元治理、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历史重任。它的出现有赖于国家结构性力量的积极推动，并由此获得了先赋的代表性地位和垄断性资源。然而，枢纽型社会组织同样需要自主空间的拓展。F组织在制度与资源环境的支持下，通过具体行动探索出一条内在性自主的生长机制，推动组织的专业自主、政治合法和社会承认的互促共生，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切实发挥“中间层”的作用。当枢纽型社会组织逐渐成长为资源主体，便实现从单向依赖国家向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的转变，进而成为国家延伸至社会的纽带。另外，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所锻造的关系更加平等，且它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能够为社会搭建与国家层面的联系提供支持。
① 丁惠平：《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分类与比较研究——从结构与行动的角度看》，广州：《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田舒：《枢纽型社会组织运作机制：动力、职能与结构》，沈阳：《理论界》，2017年第8期。
③GordonWhite, “ProspectsforCivilSocietyinChina:ACaseStudyofXiaoshan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uary1993),pp.63-87;FrolicB.Michael, “State-ledCivilSociety,”inTimothyBrookandB.MichaelFrolic,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N.Y.:M.E.Sharpe, 1997, pp.46-67.
④AnthonyJ.Spires, “ContingentSymbiosisandCivilSocietyinanAuthoritarianState:UnderstandingtheSurvivalofChina’sGrassroots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7, no. 1 (July2011),pp.1-45.
在广度上,按照零维、一维、二维、三维纳米材料系统分类,分门别类地全面介绍各种纳米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和应用基础知识[6],以及最新研究进展情况,构建整个纳米材料科学的“知识地图”,既启发学生科研创新思路,又能帮助学生借鉴多种方法和角度,实现科研内容的创新。
葛亮、朱力：《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武汉：《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
⑥ 范明林、茅燕菲、曾鸣：《枢纽型社会组织与社区分层、分类治理研究——以上海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北京：《社会建设》，2015年第3期；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郭道久、董碧莹：《法团主义视角下“枢纽型”社会组织解析》，天津：《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JunHan, “TheEmergenceofSocialCorporatisminChina:NonprofitOrganizations,PrivateFoundations,andtheState,” China Review, vol. 16, no. 2 (June2016),pp.27-53.
⑧ 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
⑦ 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北京：《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品牌建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农药行业是农业全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更加需要努力提高关注品牌建设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秘书长花荣军介绍说。
（1）模拟得到的水质要素与监测点位的实测值与符合良好，将各河流磷、氮营养盐输入均减半时，能够减小水库叶绿素a、氮、磷营养盐浓度，明显增加水体夏季溶解氧浓度。
⑨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⑩XiaoguangKangandHanHeng, “AdministrativeAbsorptionofSociety:AFurtherProbeintotheStateRelationshipinChineseMainl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2 (Summer2007),pp.116-128.
唐文玉、马西恒：《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哈尔滨：《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综上所述，通窍鼻炎颗粒可缓解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临床症状，促进鼻腔黏膜修复，可有效预防疾病的远期复发，这可能与通窍鼻炎颗粒对炎症的抑制有关。
以两个项目为例，F组织分别争取到250万和200万的政府购买服务经费进行项目运作。前者遴选并资助9个种子组织的服务项目，各自配对金牌组织共同参与；后者筛选并购买由个人、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提供的公益服务课程，实现了资源的多渠道整合。
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林闽钢、战建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考察》，杭州：《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张静：《法团主义》(第三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3～31页。
四是建立了养护资金奖补制度。市财政局会同市水务局印发了《天津市实行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以奖代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制定了《河道水生态环境养护资金测算标准》。市级财政共安排河长制管理专项资金6 043万元，其中以“以奖代补”的方式补助各区县堤岸水面保洁、水质保护工作3 397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补助比例与考核成绩挂钩。各区县的养护资金基本由市级财政、区县级财政、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以及区县水务部门自筹组成。
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杭州：《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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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结构得到优化。火电装机占比由2015年约75%下降至2030年的66%，新能源装机占比由2015年的3%大幅提高至10.5%。
邓宁华：《“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哈尔滨：《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
例3.已知干木柴的热值是，完全燃烧700g干木柴能放出的热量只有80豫被质量为10kg、初温为40益的水吸收、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末温为多少？已知水的比热容为
姚华：《NGO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为个案》，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梅宏图双手抬起，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已经上传到网站的诋毁我公司形象的文章，与会的网站朋友一定要撤下来，换成形象宣传稿。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齐眉说，那个什么“焦点调查”网站的吴什么你一定要尽快联系上，叫他把那篇狗屁文章删除，打发给他叁伍仟块钱，省得他再像狗似的四处乱咬。
范斌、朱媛媛：《策略性自主：社会组织与国家商酌的关系》，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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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2-0213-07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直属枢纽型组织运作机制的比较研究”(项目号63182071)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共服务视野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管与建设研究——以天津市为例”(项目号TJSR13-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 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博士。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左晓斯陈泽涛]
标签：组织论文; 社会论文; 枢纽论文; 国家论文; 妇联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直属枢纽型组织运作机制的比较研究”(项目号6318207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共服务视野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管与建设研究--以天津市为例”(项目号TJSR13-004)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