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有为思想属于广义的岭南心学研究的范围。康学的影响源中，受白沙学的影响是明确的，其传续之迹，历历可寻。尤其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表现出明显的心学性质，表明康有为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心学倾向或因素的岭南心学人物。康有为的心学倾向，既是岭南心学影响的结果，也是岭南心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心学的特质至今仍在产生现实的作用，成为广东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文化基石。
关键词：康有为；岭南心学；心学传统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戊戌维新变法的思想领袖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性人物。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受到白沙心学的影响，学界早有定论。但康有为思想与岭南心学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以往学术界研究得不够深入。作为康有为思想来源的研究以及岭南心学的研究，不可能绕开这个问题；而研究广东改革开放思想文化的动力和底蕴，也绕不开这个问题。本文就此谈些个人浅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岭南心学是在岭南地域所产生和发展的心学文化形态。狭义的岭南心学指的是明代以陈献章为代表的白沙学派和湛若水为代表的甘泉学派；广义的岭南心学则范围较大，涵盖了影响到岭南文化且作为岭南心学之一源的禅宗六祖惠能为代表的佛教心学和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内修术、师承阳明心学的岭南后学以及受心学影响而具有心学倾向或因素的岭南思想家、哲学家”［1］。我们当然不能把康有为列入岭南陈湛心学的直接传续者，但从其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气质来分析，康有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广义的岭南心学研究的范围。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源中，曾经爱好陆王心学。虽然他的老师朱九江的心学倾向并不明显，但受陈白沙的影响是有迹可寻的。根据文化生态学关于文化基因［2］331和文化环境作用的原理［2］144，人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受其文化基因的制约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从康有为思想与岭南心学理论的相似性来分析，康有为与岭南心学的关联性或历史逻辑亦可做某些合理的推断。这种关联或许是其思想的多源之一，但如果构成若干个主要思想元素的原点，那就不能被忽视或小觑了。尤其是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及其精神气质，表现出明显的心学性质，说明康有为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心学倾向或因素的岭南心学人物。他所承续的岭南心学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仍在发挥着现实的影响作用，是广东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文化基因，给人以启示与思考。
一、康圣素王与岭南心学的自圣心态
早在25年前，我就提出心学是主体哲学，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3］。心学的鼻祖孟子就有以我为圣的自许，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4］，两千年来一直是鼓舞后人成人成圣的精神动力。无论是陆王心学还是岭南心学，均祖述孟子，概莫能外。
岭南心学不仅祖述孟子，禅宗六祖惠能，亦是其另一个思想源头。《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从岭南北上湖北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时，被问道“你来自哪里？来此何为？”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只求作佛”。谁知五祖喝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虽然弘忍语句中用了北方人对岭南人轻蔑性的“獦獠”称呼，惠能却从容地回答：“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5］于是，弘忍刮目相看，乃收惠能为门下“行者”，安排在厨房劈柴踏碓，在比偈后被五祖认定为衣钵继承者，并指示他南逃躲过争夺祖位僧人的追杀，潜藏于广东怀集、四会（今均属肇庆）深山之中，长达15年之久。历经磨难，终于出山参加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举办的法会论辩成名，即为禅宗六祖。《坛经》也被奉为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可称为“经”的佛典。尽管唐代岭南文化与内地相比明显落后，但惠能却有着非凡的主体自信的气派，丝毫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喊出了“獦獠也能成佛”“下下人有上上智”的惊世骇俗的口号。惠能“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的超强的主体意识，成为岭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而流传后世。
岭南心学的宗师陈白沙同样是以成圣自许。早在吴与弼处学习时，吴师责成他勤奋学习，就是以“何时能到程颐门下，何时能到孟子门下”［6］相激励。他推崇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之说［7］。在《与湛民泽》的信中说：“孟子见人便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以尧舜望人也。横渠见人便告以圣人之事，此以圣人望人也。吾意亦如是耳”［8］。在《与张廷实主事》的信中说：“古人不必尽贤于今，今人不必不如古”，即“勿轻自恕”［9］。还说“圣人与人同，圣人与人异”［10］，“尧舜与我都自然”［11］。他强调主体的决定作用，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由我不由天”［12］。他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中，明确地发出豪言壮语：“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13］。故黄宗羲评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6］。
所谓心学，其本质是对“心”的重视。岭南心学的传统，是从惠能开始的。他在法性寺论辩时指出“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人的心在动”，成为佛教心学的千古名句而启迪人心。白沙学之所以是心学，也在于他对“心”的地位的重视。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13］，“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17］。湛若水更明确地提出了心学的定义：“圣人之学，心学也。如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18］。海瑞学宗陆子而直信本心，认为天地间万物没有“出于心之外者”［19］。康有为曾指出：“白沙之后，广东多言心学”［20］540，说明岭南思想以心学为传统而一脉相承。然而，岭南心学的心本论有一个区别于陆王心学的特点，那就是，与陆王心学所主张的“心外无物”所不同，大多数岭南心学家或具有心学倾向的学者，所持的心本论是“心外有物”本体论，从而带有二元论、多元论的色彩。
今年67岁的张大爷自从退休后就与“沾床睡”的好习惯说再见了。每天晚上有睡意的时间大概在9点多，但真正入睡要一个多小时以后，其间，身边还不能有任何响动。好不容易睡着了，没过多久，在凌晨一点左右还要去趟厕所，回到床上又得重新睡，有时因为白天累着了，还能继续睡，有时就干瞪眼等着天亮。
康有为同样有着明显的自圣倾向，他自诩“南海圣人”。六岁时就以“鱼化龙”妙对“柳成絮”，祖辈赞誉“此子非池中物”［15］3。他从小时候就“志于圣贤之学”，村里人就取其绰号“圣人为”。19岁乡试落第，愤学业无成，投奔了朱九江。从此“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天下为必可为”［15］7。他从朱九江那里学成归来在西樵山静习，受启于佛祖“惟我独尊”、六祖禅宗的“依自不依他”的自圣传统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地藏精神。他一心想当“素王”，这正是他号“长素”的用意。他以汉代以来的经学为伪经，“非圣无法”，目空一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甚至慷慨写下绝笔之言“故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又何暇泥涂轩冕锱玉哉!”［16］这种狂飙性情的文化生态，乃是从惠能而来的“人皆可以成佛”的自许和白沙以来的岭南心学传统。
岭南心学的宗师陈白沙在世界观上以“道”“气”为本，陈白沙的“道”“气”具有“物”的属性，“道通于物”。但为学之方则是心学的，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建构了“为学当求诸心”的“心学法门”，这是白沙学宗自然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贯彻。白沙的衣钵传人湛若水发展了心学，他的“心”也是“体万物而不遗”，与“道”“气”“理”是“合一”的，他继承了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观点和“鸢飞鱼跃”的境界，主张“心物合一”，指的是“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认识主体，心能体认万物而不遗，唯有合内外才能称之心。“天即理也，理即心也，自然也”［21］，同样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心是“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人心至虚，众理咸备”“天理者，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谓之天理者，明其为自然而不由安排耳”。而王阳明持“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绝对的心一元论，否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认为其仅是被心所主宰、感悟和衍生才有意义的世界。湛若水从“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22］的观点出发，致书王阳明，反对他提出的“物为心意之所著”的观点，认为心体广大，体物不遗，包融外物在内，但物本身并非心意的表现。他批评王阳明“是内非外”的观点有支离之弊，犯了“重心略事之病”［23］。甘泉后学中的岭南人多持“心”“气”一体之说，佛山人庞嵩以“天地只一气而已”［24］“道”是气之流行，“理”是气之条理“心”是气之统会主宰处；惠州人周坦从易学倡导“内健而外顺”［25］；佛山人霍与瑕也推崇白沙和甘泉的自然、中正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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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心至诚与岭南心学的本体定性
陈白沙之后、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湛若水，是不能忽略的。他对于岭南心学的“自圣”文化传统有明确的认识，说：“自圣，自以为圣也”［14］。陈白沙对湛若水也有圣贤的期许，他的确没有辜负陈师的期望。首先，湛若水是陈白沙至王阳明的重要中介，王阳明通过湛若水吸收了白沙思想。尤其是在王阳明思想的转折期，湛若水给了方向性的指引。这在学术史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是湛若水光大白沙学，从而决定了明代学术的心学走向。黄宗羲并没有特指白沙使得明代心学始入精微，而是泛指他在整个明代学术史上的先导地位。湛若水彰显了白沙学的心学本质，建立了能与阳明学派双峰并峙的甘泉学派，才使得明代的学术以心学为主要倾向，并成为明代的社会思潮的一大主流。再次，王阳明固然是光大了陆九渊、陈白沙的心学，黄宗羲所讲的“至阳明而后大”应当作“光大”解。然而，湛若水不仅光大了陆陈，而且也总结和扬弃了阳明心学，同样也达到“大”，这个“大”更准确地说是集陈王心学之“大成”。湛若水在王阳明去世后还活了30多年，不仅吸纳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要思想，而且对这些思想有肯定，也有批评。在此基础上，湛若水建立了十分博大、完整的心学理论体系，达到了明代心学的高峰。最后，从明代心学的大处着眼，概而言之，陈白沙的体系是本体论上不纯粹、方法论上纯粹的心学（本体论上不仅言心，同时言道、气，方法论上重视静坐）；王阳明是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纯粹的心学（本体论上讲心、良知，方法论上格心、致良知）；而湛若水则是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不纯粹的心学（本体论上讲心也讲理、气，方法论上讲勿忘勿助、随处体认天理）。一句话，湛若水扬弃了陈王，走的是中间路线。正因为湛若水是集陈王心学之大成，因此，他的思想才会走上“中正合一”的心学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谈到明代心学，不能只讲王阳明，也应当讲陈白沙、湛若水；不能只讲阳明学派，也应当讲白沙学派及其继承者甘泉学派。这正是甘泉学派的开创者湛若水将心学定义为“圣人之学”的远大志向的必然结果。
古代岭南的文化生态，具有不受岭北的正统文化所待见的现象，在文化生态位上处于相对的劣势。然而，岭南民性傲直，主体精神十分地高昂。岭南的哲学对自我意识的尽情表露，并非只是张扬个体的小我，也非每个人都属主体自我的无限膨胀，而是突出了主体的自尊自信自强、发挥“本心”的自觉自得自为，达到主体的自主创新和理想的实现。这正是岭南心学的本质规定，使得心学成为贯穿岭南哲学乃至整个岭南文化的一根红线和精神支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解读岭南心学，就不会陷入所谓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窠臼，从而能够正确地评价岭南心学的本质和价值。尤其是改革开放，广东人敢为天下先，抢喝头啖汤，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可以从岭南心学的主体性方面找到思想的源头。
人们公认“务实求利”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以岭南心学为基础的，康有为崇工重商的思想助推了这一特征的形成。
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已经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其和社会相接触的机会也开始大大增加，但由于学生的心理认识还不够成熟，在实际交流过程中极容易受到诱导。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能够直接利用网络来发表自身意见和观点，但由于现如今网络信息的质量就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很多学生会在不经意之间接触到各种不良、不实的负面信息，并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1]。同时，很多大学生出现过于沉迷网络世界的情况，其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众多的不如意等，就开始逐渐依赖于网络沟通，导致现实情感沟通的比例也开始越来越小，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几乎与康有为同时的孙中山也把“心”看成是万事的本源，他说：“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31］117。他受到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认定最原始的物质微粒——“以太”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但一旦进入到生物界，便以“生元”为构成物质（生命细胞）的基本要素。孙中山认为“生元”不是纯物质的，而是“生元有知”“有知觉”“有思为”“有主意”，“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31］110。孙中山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心性文明，他的《建国方略》分为心性、物质、社会建设三个方面。他视物质文明为基础，缺乏一定的物质文明便谈不上心性文明，但仅有物质文明是很不够的，还要从人们心理入手，重视修身，发挥心力作用，全面改造国民心性。
梁启超亦有心学哲学思想，著《惟心》篇，阐“境者心造”［32］说，以物为“与心对待的环境”，强调“心物相应”和“心力”对物的“征服”［33］。这些思想反映了他的思想融合了佛教、陆王和陈湛的心学，说明了心学在岭南的思想界流传甚广、影响至深。他虽然有明显的陆王倾向，但他提出“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34］，也有明显的陈湛“心外有物”的心学的影子。
终身成长词典的词条《154：心流》中提到，心流，是一种将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感到内心的纯净，对手头任务充满自信。同时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等到结束时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处在心流的状态下，大脑活动的方式，会体现出高效率和准确性，耗费的能量也较少。然而，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做到专注。如果注意力被负面情绪分走了一大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体验。当然，这里说的情绪主要指的是负面情绪。可见，戒掉负面情绪，你就成功了一半。
三、变法进化与岭南心学的革新启蒙
康有为的思想以变法革新为标识，这是康学的本旨。近代岭南较早经历了欧风美雨，也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严重的受灾区。康有为27岁时因中法战争法国兵大乱羊城，他避兵乱隐居西樵，“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36］。康有为受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变易进化的，其顺序是“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不可以相等，也不可颠倒、不可混乱。因为“三世”是三种不同的政制，即封建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向前进化，从“据乱”到“生平”到“太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一世较一世文明进步，只有到了“太平大同”，才是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这就批判了顽固守旧派的理论武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哲学依据。但康有为认为历史的进化是通过扩充人的“不忍之心”——仁爱精神，去渐渐消除和融合人们之间的种种界限（矛盾）。当社会的一切界限（矛盾）都被仁爱精神消融了，人类便进到了最高的境界——“大同”。这就夸大了“不忍之心”的作用，但当时对于觉醒人们的心智，唤起变法的意识，还是有启蒙的积极意义的。
湛若水的思想虽然以中正为本质，但也蕴含了启蒙的种子。尤其他提出以“民庶”为本，“民庶”就是指普通老百姓，这就比以往笼统的以“民”为本要进步得多。他提出的“畏民”说，以及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和限制君权的主张，走上了政治启蒙的道路。甘泉学派的后面几代传人，皆守民本思想传统。如杨时乔的宽商富民、陈确的社会批判，都是如此。黄宗羲则以“天下为主，君为客”［35］，提出“天下”不是“一姓”“一家”的民主思想，限制君权，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岭南心学坚持民本传统，强调变易革新，有人性解放的启蒙因素。白沙先生的“自得”说，具有极强的主体性，是自尊自强的哲学表达，成为甘泉学派一以贯之的宗旨。尤其是他对“情”的重视和对“自由”的呼唤，是人性解放和启蒙思潮的先声。他开启的明代心学，在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思想变革。
合金中加入Cu元素后，Cu会以颗粒状化合物形式存在于铝基体之中或者固溶于铝基体，显著提高铝合金的强度和硬度，但会使铝合金的伸长率有所降低；Cu在Al-Si合金中会形成强化相 Al2Cu 及 Al4Mg6Cu4Si4，这两种强化相有助于提高合金的强度[6].在Si，Mg，Mn三种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0%，0.1%，0.1%的条件下，铸态下不同Cu含量的合金显微组织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随着Cu含量的增加，条片状Si相减少，细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分布逐渐变得不均匀，大部分Si相呈现聚集倾向.
康有为的变易革新思想是十分明显的。他从《易传》领悟到人类社会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说：“盖变者，天道也”。他还从天地万物的变易来反观社会，认为“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37］，因而“夫物新则壮，旧必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38］。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整个社会恪守旧法而不知变革，要想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就要必变、速变和全变。“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39］。梁启超概述康有为的哲学乃“进化派哲学”［30］489。康有为甚至从哲学上论证独裁的一家政治不可取，因为“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易》云‘太极生两仪'。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20］770“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40］“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41］康有为向往实行大同社会中的“至平、至公、至仁”原则，将民主、平等、权力等当作人类的公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应当遵行，反映了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激进、超前的理想主义，启蒙的性质是明显的。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高足，革新启蒙的思想更为明显。在戊戌变法前夕，他撰写了《变法通议》，提出“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42］。他的《新民说》，基于社会进化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分析和批判，聚焦人的素质由“旧民”到“新民”的提升，具有打破蒙昧，呼唤启蒙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到了孙中山，拉开了中国历史舞台民主革命的帷幕。
有学者认为，心学作为正统理学的一个异端，在近代勃然兴起，除了严复对它小有微词外，从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直到现代的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无不推崇心学，它成为许多改良人士和革命人士的强大的心力资源。我们从康有为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大致的趋向。广东重视改革创新的文化，就是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岭南心学的变易求新的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和发展。
四、崇工重商与岭南心学的实学趋势
康有为曾爱好陆王心学，又曾潜心研究佛学，但他的本体论并没有完全陆王化，而是陈湛岭南心学的一脉传承。他以“电”“以太”“爱质”“热力”“吸摄力”等来阐释“不忍人之心”，形成了他的糅合孟子心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博爱仁学。任继愈、李泽厚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自然观继承了中国“气”一元论的传统和形式，增添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新内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康有为反思宋明以来的理本论、心本论的理论缺陷，回归张载的气本论，他反对程、朱“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26］的说法，认为：“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朱子以为理在气之前，其说非”［27］，明确否定了程、朱的理在气外、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论。他借助董仲舒的“元”的概念和经自己发挥的孔子“仁”学内容，去修正传统气论的不足。“元”是康有为哲学体系中的最高最基本范畴，是一种终极存在，具有本体意义。康有为采用董仲舒的“元犹原也，其义随天地终始也”解释“元”，说：“元者，气也”［20］767。在他看来，“元”即为“气”。因此，他常常直接称之为“元气”。康有为以“元”作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说：“太一者，太极也，即元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28］259。无论是天、地、人、物，甚至人之思想等在内的一切，无不是由“元”孕育出来的，自然界“天理”若天地，则光、电、热、重相摩相化而已，封建纲常名教的“理”并不是自然界的“天理”。它“乃人之所设”、纯属人的心性创造的“人理”，从而建立起一个属于中国传统形式的“道德形而上”的本体论体系。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而仁又为人之心，因而“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29］414“知气者，灵魂也”［28］246。在康有为看来，对于“元”这种“无形之事物”即宇宙本原的精神实体，人们不可能通过感官去认识它，而应当“养心不动”，使自己的精神达到“至诚”的精神境界，他明确地将这种认识称之为探究“天人之际”高层次问题的“内学”或“心学”。由此，一种延续陈湛心学传统又糅合近代西学的别具一格的康氏心学便诞生了。尤其是康有为夸大了主观的“仁”“爱”“不忍人之心”的作用，梁启超称康氏心学为“博爱派哲学”［30］488。
早在岭南心学的创始人陈白沙那里，就已经使用了“实学”一词，陈白沙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43］。陈白沙认为只能讲“淡”利，而不能完全“禁”利，一切要顺应自然。白沙先生在《诫子弟》一文中，明确阐发了学有用之术的思想，反映出白沙重视实用、实效的务实精神。他说：“里中有弹丝为业者。琴瑟，雅乐也，彼以之教人而获利，既可鄙矣，传予其子，讬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转岁月，几不能生。里人贱之，耻与为伍，遂亡士夫之名”［44］。即便是琴瑟雅乐，也应当随应时势环境，教琴为业和操琴为生是不相同的，把握不好，尤其是技艺不精，就会变成无人问津的“屠龙之术”。白沙学开启了岭南心学“务实求利”的实学趋势，发展出近代启蒙思潮的另一大流脉。
因为该隧道施工是4个施工队分段分工开挖，通过对比K1+12～2+62段与K3+55～2+05段(图3、图6红框标记处)可发现，在两个不同的里程桩号进行地质超前预报中，两次预报对K2+05～K2+62进行了前后两个方向的重复地质预报，虽然在两次预报中波的绕射情况有些偏差，这些误差对施工的影响不大，此段内的这些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并且此段的围岩的整体性、岩性、波速、波的绕射情况以及节理是否发育等情况都非常相似，说明该工程的地质超前预报的方法和预测结果是有效可靠的。
湛若水基于其“合一”论哲学，主张义利统一，“德泽至于利济天下，功及生民，上下与天地同流”［45］。甘泉学的标识是“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就与王门中强调日用的“泰州学派”以及主张“事上磨炼”和“主敬”派的学者，都有着相通的路径。甘泉学派所反对的，主要是阳明后学见在良知、归寂主静派的流弊。见在良知说和只在心上用功夫的格致说，造成不读书、不实践，其结果只能是要么主静归寂，要么恣情任性，前者走向枯寂，后者走向异端。甘泉学派从创始人湛若水起，就以批判王门后学的流弊为己任。他的“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与“见在良知”说格格不入。以后的甘泉后学，几乎都持批判王门后学“见在良知”说的立场。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以“有用”来释“格物”、“造道”，李锦全先生评其“颇有点经世致用的味道”［46］，这不仅是反思其师陈白沙的“静坐”功夫论的创新，也是对师祖吴与弼“践行”哲学的复归。而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被王阳明批判为“逐外遗内”，但却是实学的滥觞。湛若水的《格物通》，直接效仿被誉为明代实学开启者、同是岭南人的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里面讲的主旨乃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虽然最终甘泉学派从总实力上不敌阳明学派，但明清实学作为相对独立于理学和心学的哲学思潮，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激荡中波浪起伏，一路向前。明清实学的代表性学派非东林学派莫属，而甘泉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唐伯元就与顾宪成交好，第三代传人冯从吾、刘宗周等都被列为东林党人。他们分别倡扬和开创的关学和蕺山学派，都有浓厚的实学倾向，使得甘泉学派与关学、东林学派合流，成为实学的一支劲旅。甘泉学派一传蔡汝楠精通天文历法主张“渐学”；吕怀从民本的立场解释实学，使得实学面目一新；甘泉二传杨时乔乃是历史上著名的畜牧学家；甘泉余绪陈确的“素位之学”、张履祥的“经济之学”，都已经迈入实学的门槛；而甘泉余绪黄宗羲是天文历法、数算地理学家，与顾炎武、戴震、王夫之等一样，具有较强的科学精神，更具实学特色，是公认的明清实学重要代表人物。甘泉学派以后，受这一学脉的遗传和影响，到了清代朱次琦（九江），实学的倾向仍然是浓厚的。
康有为有着鲜明的自然人性论色彩，认为“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别声、被色，质为之也”［47］，直接了当地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提出“顺”人性之说：“夫天生人必有情欲，今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进而提出“求乐免苦”的哲学，认为人类“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48］。中国当时的落后和西方的新学，让康有为知晓了“外夷政事学术之异”，找到了学以致用的“归依之处”。他在推行变法、倡导维新的总体思想中，包含了发展民族实业，追赶世界潮流、参与世界竞争的思想。他认识到世界已进入激烈竞争的工业文明时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使欧洲国家很快富强起来，“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则强，少机则弱”［49］，“自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近代西方经济、教育、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列强胜我之优势也主要在此。因此，他明确地提出“定为工国”的主张。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颠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治，自有在矣……则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50］。他提出以工商实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的振兴。他说：“民之欲富而恶贫，则为开其利源，厚其生计，如农工商矿机器制造之门是也；民之欲乐而恶劳，则休息燕飨歌舞游会是也……民之欲通而恶塞，则学校报纸电机是也。凡一切便民者，皆聚之……民乐则推行与之，民欲自由则与之，而一切束缚压制之具，重税严刑之举，宫室道路之卑污隘塞，凡民所恶者皆去之”［29］421。关于康有为振兴我国工商业的思想，笔者在《康有为经济伦理思想与改革开放》［51］一文中有论述，在此不加赘述。
孙中山大同思想可能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多次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52］。他在《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以及《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设想，与康有为许多建议相通。孙中山的这些设想还直接受到了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同乡郑观应、郑藻如等的影响。郑观应不仅帮助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孙中山还写作了两篇文章收入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而郑观应鼓吹的“商业战争”理论，也被孙中山作为世界三大问题之一写进了《实业计划》之中。
岭南心学务实求利的实学传统，不仅影响到康有为思想的形成，至今仍在发挥现实的作用。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务实求利的思想文化的内在驱动。
岭南心学沉淀于岭南文化的深层，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决定着岭南文化的经纬宽厚和走向。厘清康有为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到，康有为的思想既是岭南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康有为及其思想对于近现代的岭南思想和文化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跨越出岭南的境域，发散到全国，曾经掀起了狂然大波，至今仍频泛涟漪，让人们思考和回味。
平利县位于巴山北麓，境内北部的女娲山方圆60平方公里，山上的女娲庙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不仅有古老、神圣、悠久的神奇传说，还有女娲庙、高皇庙、三皇庙、残存碑刻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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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Youwei and Lingnan Theory of Mind
JI Dou-yong
（Lingnan Culture Institute,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Kang Youwei's thought belongs to the broad scope of Lingnan psychology research.Among the sources of influence of Kang's theory,the influence of Baisha School is clear,and its origins can be found.In particular,Kang Youwe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show obvious psychological nature,which demonstrates Kang Youwei is a Lingnan psychology figure with certain psychological tendency or factors.Kang Youwei's psychology tendenc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Lingnan's psychology,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ngnan mentality tradi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theory of mind are still playing a realistic role and becom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rnerstone of Guangdong's road to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 words:Kang Youwei;Lingnan Theory of Mind;mentality tradition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9）01-0005-08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戢斗勇（1958-），男，江西临川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广东省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岭南心学研究会创会法人。
（责任编辑：张惠fszhang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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