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论“初心”
中国已找到了出路十月革命使东方民族警醒，中国已找到了出路。中国问题应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来理解。
五四以后，历史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提出了一个庄严的号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注定了中国将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今时机成熟，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已于今年7月宣告正式成立。这则中国现代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页。
——黄仲苏 《赵世炎笔记与诗稿抄录》（1921年12月）
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不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应该是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熟悉世界形势和中国历史条件及实际状况，并对列宁的学说及措施确有研究的学者兼政治家。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在革命运动到了低潮或高潮的时候，不免惊惶失措，甚至动摇起来。
——黄仲苏 《赵世炎笔记与诗稿抄录》（1921年12月）
1.2.1 参照组施以常规疗法,具体实施方法为:医务人员给予患者服用20 mg帕罗西汀,1次/d,以1个月为1个治疗周期。
当时赔了两千块，就了事了……年前我去镇上，没想到走到镇口，正碰上他哥也去打年货，我老远看见他夹了个包，以为他要过来给我几拳，没想到他点头哈腰地走过来，只说：易老板好易老板好！
为工人农民歌唱未来属于无产阶级。20世纪下半叶的新诗人应该是，必定是为工人农民歌唱。
——赵世炎 《给隆郅同志的信》（1922年4月25日）
——黄仲苏 《怀念赵世炎同志》
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我现在毫没有含养性，我看见国内的情况异常烦闷；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不回来。
语文课堂固然需要活跃的气氛、热闹的场面，但是相机、适度的“休止”与“空白”，让课堂出现一种灵敏的寂静的气氛也是不可或缺的。“学而不思则罔”，离开了安安静静地思考、揣摩、品位的课堂又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呢？可教师们为什么不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默读呢？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我们深信数十年来在苏俄、中国所产生的文艺杰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远远超过去二三百年的总和。
专家解读：李大钊器重的“一把好手”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中共在法国创建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是李大钊所器重的“一把好手”。
靠马克思主义救国思想的确立
20世纪初，中国继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加深，人民苦难深重。在黑暗和混乱的社会中，四川人民不断掀起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07年，革命党人熊克武在成都组织起义；1911年武昌首义，四川同盟会在荣县宣布独立，川东南各县相继响应。年幼的赵世炎，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激流中，经历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洗礼。
本次暴雨主要集中在7月15—17日，因此雨量以3日量为单位进行计算。在《山西省水文计算手册》上查得冷口站3日点暴雨均线和CV值，其中X=80.2mm，CV=0.55，CS/CV=2.0，经计算 P=1%时 3日雨量为216.4 mm，冷口站实测3日点雨量为241.4 mm，据此可推断该雨量达100年一遇，即本次洪水重现期为100年一遇。
赵世炎自幼酷爱读书，喜欢听大人讲“酉阳教案”等故事，反帝反封建的种子自小播下。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经常给赵世炎寄一些进步书籍，受其影响，赵世炎剪掉头上的长辫子，决心与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在他的影响下，龙潭镇小学堂许多小男孩也剪了长辫子，许多小姑娘扔掉裹脚布。对赵世炎的离经叛道之举，母亲惊慌失措，父亲赵登之却微笑着夸奖儿子有志气。
面对“迷惑”，赵世炎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他还效法少年中国学会，在一部分附中同学中，发起组织“少年学会”，并出版了《少年》半月刊。他在《少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官僚式的教育”。
1912年秋天，赵世炎入读龙潭高级小学堂。地理老师是同盟会会员王勃山，常常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有一天地理课上，王勃山讲到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时，边讲边哭。当时，许多同学受其爱国主义情绪感染，跟着痛哭。赵世炎怒目切齿，默不作声，下课后，反复高唱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1915年春，赵世炎考入酉阳中学，但是志向远大的他并未在家乡就读，而是与四哥赵世焜一起来到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他的同学甘志明回忆说：赵世炎“常写信劝我不要只埋头读死书，应注意国家大事，还常把报纸寄给我。并说李先生教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办法是不对的，读了书，反而不要国家吗？又引用文天祥的话说：‘读圣贤书，所学何用？’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提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世炎领导附中同学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当时我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世炎写信给我说：‘日本强占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读书就是为了救国。’”。这是赵世炎最早明确提出的救国主张。
但是怎样救国？这时的赵世炎并没有成见。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69期发表《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一文，流露出对前途的迷茫，他写道：“韶华流水，时光易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愚于中学毕业之期方迩，前途茫茫，不知所届。思潮所及，辄慕半工半读之事。”不久，他又发表《推论“诸君的自身问题——致孙光策”》一文，表示赞同孙光策提出的观点，并归纳为：“‘诸君自身的问题’，我想替先生一句话打破，在现在说就是‘解放’的问题，要说笼统一点，就是做‘人’的问题。我的猜想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为何这样想呢？因为我以为现在一般青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解放，脱离种种恶习。”“所以先生提出一个‘自身的问题’：男子要解决男子的，女子要解决女子的，各人要解决各人的。互相援助也可以，但是不能依靠人，各人不要忘了各人，不要忘了‘自身的问题’——我把先生的意思这样推论，先生以为怎样？”文章还提出：“若在国家问题中讲‘自身的问题’，不幸而遇着一个糊涂虫，把‘自身问题’看作‘自私问题’，这个人非卖国不可！”这些观点虽然号召青年人觉悟起来，看清旧社会的各种弊端，起来革命，但绝不是个“自身问题”。这也反映出赵世炎当时对救国在思想上还是朦胧的。正如赵世炎1919年11月1日发表在《少年》第3期《说少年（续）》一文所总结的：“惟有第二层的迷惑，可怜我自己实在不敢辩护！我现在要说的自己的话，就是要说迷惑的少年，与我这最幼稚观察所得的迷惑少年。”
众所周知，传统铣刨加铺工艺耗时长并需整幅或半幅封闭道路，而且铣刨时还会产生噪音、扬尘和废料污染，更重要的是，铣刨时产生的振动会容易引起桥梁的共振，给桥梁的质量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与此同时，传统工艺(含微表处)治标不治本，原桥面的病害没有得到解决、材料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会增加桥梁恒载。
赵世炎这一时期的思想是工读主义的。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盛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其主要内容是指望通过工读结合这一渐进的和平途径，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达到改造旧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赵世炎在北京积极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倡导的勤工俭学和李大钊等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初，赵世炎与毛泽东一起进入吴玉章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被选为学生会主席。4月初，赵世炎离京抵上海，曾多次会见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的赴法留学计划，相约通信联系，共同商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率领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与毛泽东等在上海话别后，登上了法国远洋航轮“阿芒贝尼克”号。6月底，赵世炎到达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先后辗转于巴黎西部工业区赛克鲁和圣德建铁工厂做工。他一边工作，一边联络同志，还坚持每天3小时的学习，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每到黄昏，赵世炎就独自跑到楼顶平台，借助夕阳余晖读书，并自喻“黄昏之贼”。在1920年2月还说“我觉得这是工读主义前途底无限光明”的赵世炎，通过实际工作的磨炼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赵世炎与邓小平》一文中说，1920年10月，邓小平刚到法国时，受到赵世炎的热烈欢迎，赵世炎在给初到法国同学介绍情况时分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复退军人回到生产岗位，所需劳动力已不像大战时那么紧迫了，找工作不大容易，就是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也就是说，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已成幻想，我们现在要从冷静地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这里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也表明他正在放弃工读主义思想。
1921年2月28日，由蔡和森、向警予领导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遭到中外势力联合镇压。赵世炎与400多名中国学生到巴黎游行示威，呼吁面包权、读书权和劳动权。随后，因反对迫害中国学生，赵世炎等被抓，囚禁法国兵营，后被李立三以“狸猫换太子”方式巧妙营救出。这场运动失败后，赵世炎主动联系蔡和森，与其结成联盟，决定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赵世炎和蔡和森、李立三共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学运动。赵世炎在运动中担任学生总代表，表现积极、勇敢和智慧。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中，赵世炎完成了从信奉工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建党思想缘起于五四运动
1917年赵世炎认识了李大钊。那时，赵世炎的三哥赵世炯因为工作调动要离京赴陕，嘱托同学周太玄等友人照看弟弟赵世炎。随后，周太玄和王光祈去看望赵世炎。几人一见如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当时，王光祈和李大钊正在筹办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希望在中学生中也发展优秀少年作为储备会员。于是王光祈介绍了赵世炎。不久，李大钊约见了赵世炎，二人谈至深夜。在李大钊影响下，赵世炎较早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周太玄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道：“1917年，春夏之间……初次见面，赵世炎给我的印象便特别深切。他于热情灵动之中，表现一种又诚挚又英发的气概。……从他所讲的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情况中，透露出他的条理和毅力。那时，王光祈和李大钊同志，我们正酝酿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学会。我们对熟识的、接近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加以讨论品评，作为以后吸收的对象。我们对世炎同志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认为是一把好手，值得特别注意。”
在赵世炎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时，李大钊指导他制订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赵世炎在笔记中是这样记录的：“留学计划由李先生指导，然后决定的由我自己抉择的，扼要说来，可分7点：（一）为了真正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打算不进学校念书，到工厂去做艺徒或者实习生。（二）在工作和生活中学好法语，希望在两三年内能说，能写，能翻译。（三）要同法国工人多多来往，观察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技术本领。（四）联系法国工人中觉悟分子，注意他们是怎么干事，学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和方式。（五）联系勤工俭学生，开办补习班，举行读书会、座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六）研究法国进步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有关苏俄消息的文章，学着将这些文稿译成中文或者写成通讯寄回国内。（七）在学好法语，补修英语的基础上进修俄语，准备在一两年到莫斯科学习。在现有的英文程度上学好法文之后再学俄文，做好一两年内到莫斯科去。”
例如，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地表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加的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万5千多平方公里、土地“石化”面积2500平方公里。中国全海域发生赤潮多次发生，有毒藻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赵世炎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赵世炎在运动中充分见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见识到了群众大团结的巨大力量，也更加坚定了其劳工神圣的思想和对以团结互助为基础进行社会改造的信念。他开始追求社会主义了。他在《工读》半月刊中，公开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那么，怎样搞社会主义呢？那时，赵世炎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甚了解。但是，五四运动的实践给赵世炎启发很大。他指出：“五四以后，历史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提出了一个庄严的号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注定了中国将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成功发动起到重要作用。赵世炎由此看到，“时势造英雄，备尝艰苦，经受挫折，受到考验和锻炼。我们相信中国一样会出现像列宁这样伟大人物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五四运动的实践，赵世炎还看到，“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兼实行家。洪秀全世之雄轰轰烈烈干了一番大事业，可是拿不出一套比较好的政治纲领来，最后难免予功败垂成。孙中山不失为一个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事到重要关头，竟一筹莫展，终为大奸巨猾袁世凯所欺骗”。“领导者要以正确的思想体系作为行动的据，具有冷静的头脑，远大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手腕去贯彻的政策方针。十月革命是由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按照国际势和俄国情况加以灵活运用而完成的。”
1919年，赵世炎在高师附中毕业前夕，五四运动爆发。运动一开始，高师附中同学便得到通知，他们在赵世炎的组织和领导下，和各大学学生一起，参加了这一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3天内，高师附中学生便组织了学生会，赵世炎以全票当选为干事长。每当同学中因意见分歧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先实地了解情况，听取双方陈述理由，然后经过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结论总是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有一天，他从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开完会回校，召集同学们开会。会前，他告诉他的助手邢大安说：“明将有大游行。”可是他在会上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会后邢大安问世炎：“为什么不把明天游行的消息告诉大家，让大家高兴一下？”赵世炎很严肃地回答：“走漏消息，关系全局，再说这是大会规定的纪律，不叫说的就不能说。咱们‘附中’同学都很年轻，知识不够，敌人很可能利用我们这个弱点，来攻破缺口，我们怎能不防呢？”他接着又说：“咱们绝不做一夫不慎、累及全局的事。”
文物旅游开发涉及面广，行业界限模糊.从四川省的管理现状来看，文物旅游牵涉到旅游、文物、宗教、环保、林业、农业、公安、城市园林、文化新闻等多个职能管理部门，形成“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格局.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权责不分，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混乱，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严重影响了文物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文物旅游景区往往是“一个媳妇多个婆”，加上众口难调，难以真正从实际出发，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进而全面打造文物旅游品牌，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订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时，国内已经拉开建党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从南北两地着手建党准备。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外，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列宁如何建党。他作了一首《远望莫斯科》诗：“我们站立在巴黎铁塔顶上，高处不胜寒，一片茫苍苍。翘首远望，遥指北方，万千风光，令人神往！听呵！列宁在演讲，人民群众在拍掌，《国际歌》响震云霄，欢呼口号声若狂。看呵！满天大雪，无数红旗飘扬；工农武装，打倒了沙皇，赶走了豺狼，肃清着奸匪，保护着党。让我们齐声高呼：共产主义万寿无疆。”这正是他的向往的生动写照。
这一时期赵世炎把工夫下在读书上。在《我们读书时间分配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学习“十分之几”分配法：（一）校课占全时间（上课不计）1/10。（二）看参考书等占2/10。（三）看新书报、新杂志占1/10。（四）劳动占2/10。（五）劳心的事占3/10或4/10。（六）运动占1/10或无。从这个时间分配计划来看，他十分重视读书与思考，努力学习新知、研究社会、探索真理。赵世炎的留法同学周太玄回忆说：“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最可靠的发展方向是自己组织起来，储备力量发挥力量。”赵世炎经常与陈独秀、李大钊保持书信往来。鉴于国内建党工作迅速发展，陈独秀要求赵世炎与即将抵法的张申府联系，在留法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2月，由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组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史称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在参与建党、建团的实践中，赵世炎深刻认识到，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因其组织活动是分散的、隐蔽的，只能进行地下斗争。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求党员以公开身份进行秘密活动，用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并在工人运动中起核心作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党支部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组织建设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占什么地位？赵世炎认为：“一方面，组织的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另一方面，组织的形式乃群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关键，所以组织问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之一枢纽。”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枢纽，是党在各种社会中之核心，是关系到党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所以应把加强支部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因为没有支部工作就无党的基础，党失去了基础就像空中楼阁，是万分危险的。赵世炎还尖锐地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赵世炎关于党的建设重点在组织建设，而组织建设的重点在支部的认识，是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列宁说：“无产阶级除以组织为武器而取得能力外，无第二方法。”因此赵世炎强调指出：革命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别的，就是组织的力量。要深刻认识组织工作的意义，要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从思想团体变为行动团体，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赵世炎被委派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通过这一渠道，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杂志被源源不断地寄到巴黎，这个刊物传递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这使赵世炎深深感到尽快建立巴黎党的组织的重要性。为了在法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共组织，赵世炎主动与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联系，并建议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同盟”，统一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工作。蔡和森建议取名“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表示，“名字可不必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和勤工俭学会统一地领导起来”。到1921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的很多学生都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由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邀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讨论酝酿成立统一组织问题。经讨论决定，张申府、周恩来在德国，李维汉、刘伯坚在比利时，赵世炎仍留在法国，分别建立发展基层组织。1922年4月26日、30日，5月5日，他连写三信给吴明，告之：“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们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在这些通信中，赵世炎详细问及国内党团组织的情况，如提出：“青年团有否总机关……青年团对CP（共产党——引者注）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义务与责任？”并向国内索取党团章程和文件。经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到5月底，一切筹备就绪。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了。赵世炎主持成立大会，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和建立旅欧统一组织的重要意义，会议共开3天。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在“少共”建立后，旅欧党的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1922年冬，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作为“少共”的领导核心，“少共”中够条件的同志则转为中共党员。赵世炎是总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法国组的书记。此后，“少共”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共”的建立，在旅欧的中国人当中，公开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为国内培养干部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肇始于法国华工运动的工人运动思想
赵世炎关于工人运动思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形成的。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到达法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欧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物价飞涨，他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1920年8月，赵世炎到巴黎郊区的一家铁厂劳动，他在给陆惟一的信中说：“我现在这个厂是个铁工厂，我所做的工是杂工，就是见什么做什么，大致初来工人除非是技师，都是如此。我们同伴几个人现在有在机器上作工，我不久也可以去作机器。”萧三曾回忆说：“在法国的时候，世炎同志曾在几处铁工厂和汽车厂做过工。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般都没有专门技术，只能给人家做些粗活。世炎同志就锯铁、拉车，干些出大力的事。当时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但他却能坚持学习法文，阅读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工余的傍晚，他还到楼顶平台上借夕阳的余晖用功读书，并愉快地自称是‘黄昏之贼’。他常到贫苦的学生和华工中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他和工人们接触多，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文明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压榨。这样，他觉悟日益提高，渴望着要改造这个世界。”
1922年6月，赵世炎（前排左二）、周恩来（后排右六）等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图为参加成立大会的成员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合影
几个月后，赵世炎因工厂不景气而被迫离开。这一段工人生活使他认识到发达的法国和落后的中国在本质上都是黑暗腐朽的，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改造社会的看法空想成分较多。当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清醒地感到实业救国之路行不通，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赵世炎重新修订了自己的勤工俭学计划，要求自己在勤工俭学过程中，真正弄懂劳动阶级的价值和意义，虚心学习法国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广泛深入到旅法华工中间，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和了解时事，引导华工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创办了《华工周刊》。他首先把华工和学生组织起来。当时在法国有1600多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十几万华工，但都如同一盘散沙，彼此之间很少联系。而学生中又分成了好几派，有倾向共产主义的，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还有“醒狮”（报纸名称）派国家主义者和一些五花八门的其他派别。就是进步学生们彼此之间，也很少交往。所以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求同存异地组成一个团体，并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是异常艰难的。赵世炎和李立三等人首先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学会”，以后又团结联合在法的各进步团体，引导教育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放弃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等错误倾向，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正确道路。据当年勤工俭学学生回忆：“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条路是世炎同志开辟的。”
英语演讲选修课的开设，发展了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强化了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和演讲技巧，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英语演讲课不只是一门语言应用类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4]演讲课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习过程。这种教学模式的改变实现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思想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语言知识与技能，更注重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育思想的转变。
这段工运实践，给了赵世炎深刻启示。他在《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投机，改良与革命》一文中作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在旅法的中国青年中，形成为无产阶级队伍的，自然要算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了。最近有两件事实令我证明：一个是在勤工俭学生中宣传革命所起之反动；一个是华工因教育运动而团结一致。”他分析指出：“我们可以察看华工在现在情形之下，其阶级觉悟之观念尚未发达，故惟教育运动是重要的工作，而惟有这一种工作，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从华工运动，赵世炎看到将来的中国工人运动，他指出：“我们看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革命之宣传尚未普及，而反动者竟乘势而起。一般毫无所知者竟可以自称为改良，投机派，占据在一种混沌的群众观念上而利用其弱点以为其宣传了。在另一方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专门占据在抽象的观念上，发些空论，以迷惑群众。我们见到这种事实，自然不能忽视了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
常见的输液报警器缺乏对输液滴速的自动控制,比如输液快输完了,需要停止输液,系统自动让滴速控制机械传动装置来让输液器停止输液。滴速调节装置设计图如图4所示,相应的滴速控制机械传动装置实物如图5所示。输液滴速控制的核心部分是通过步进电机的工作来控制的,图6是步进电机经典的控制电路。
赵世炎强调的是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正确引导，而能够实施对工人阶级正确领导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1924年赵世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更加系统地、有计划地、深入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开始真正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苏联，他尤其深入地研究了列宁主义问题。赵世炎通过对列宁主义的系统研究，首次在国人面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列宁主义。在《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一文中称赞列宁始终为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伟大指导者，指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弘扬和发展。
上天没有遂他的愿，帅大叔的车也陷在了河沟的斜坡上岌岌可危，凶悍男立即追上，两人在车内恶战，都努力要干掉对方。
1923年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党急需干练的干部。根据李大钊的要求，中央决定调派赵世炎回国，担任北方地区党的领导工作。1924秋，赵世炎到北京后，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委员长。赵世炎认为：“站在阶级争斗的出发点上，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阶级争斗必须划分阶级界限，决定社会战线。”他在《工人与党》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什么是党？就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觉悟分子所组成本阶级的先锋队。”“世界上最可靠的，只有工人、农人的党。因为工农阶级是一个最后的阶级，工农的党担负世界未来政治改造，经济建设的最后责任。在现在呢，工人、农人赶早就要组织起党来，训练自己的战士，作目前日常的争斗，作将来革命的争斗。”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人和铁路职工运动的领导，他提议区委设立农工部，并从天津抽调有经验的同志担当领导。很快，北京的工人运动就有了起色。1924年1月，因资本家拖欠工人工资，财政部印刷局200多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取得了胜利；1925年3月22日，在党的领导下，北京永华、同新、光明、同昌四家印刷厂的工人，为抗议当局的压迫而罢工，23日，罢工进一步扩大，其他印刷厂的工人陆续加入，造成12家报纸未能出版。这一时期，瓦木、服装、修理、织布、造纸等行业的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这些斗争与随后的五卅运动形成呼应，掀起了工人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北京工人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有领导经验丰富、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工人领袖，及时地把党的指示变成他们具体的正确的行动。吴玉章撰文指出，那时赵世炎“成为上海工人最爱戴的一位领袖”。1926年，是上海工人运动从低潮走上又一高潮的转折时期。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勾结上海军阀政府，破坏、打击上海工人运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赵世炎参加中共上海（江浙）区委工作，任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他到上海后，化名施英，积极开展江浙地区的组织工作和上海市的工人运动。那时，有些资本家对参加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工人罚扣两天工资，引起工人强烈不满，工人们正酝酿着要求工会领导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赵世炎听取工人的呼声和意见，开始发动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他深入基层，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提出新的斗争策略和口号，引导罢工斗争向纵深发展。在6月至9月的4个月中，上海工人罢工次数达315次，罢工的企业及厂数计315家，罢工人数达 22.6万人，遍及纺织、印刷、烟业、手工及邮电、金属、码头等各个行业。在工人罢工斗争过程中，赵世炎先后写了7篇论上海罢工潮的文章，分别于6月23日、30日，7月7日、21日，8月15日、26日，9月2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指导罢工斗争。在赵世炎的具体领导下，上海的罢工斗争从单独工厂罢工发展到同盟罢工，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这7篇文章科学地分析出现罢工潮的主要原因和工人罢工的根本原因：一是米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二是资本家的压迫、反攻；三是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四是工人团结的力量。赵世炎反复强调要讲究罢工的战术。他指出：“无组织的暴动是最危险的，毁坏生产机器，更是不必要而且有害的行动。”对资本家走狗及工贼，要有“应付策略”，指出在纱厂，在丝厂，在手工业，都有工贼，有骗子，要工人将他们“扫除出去，上海的工人才能自己的阶级壁垒更加森严坚固”。赵世炎强调，怠工的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最近各业怠工运动的次数，略少于罢工，但都得了胜利的结果。这事是工人群众要求利益，表示力量的有效方法之一种。有些工厂的怠工，是因同情于别厂之罢工而起的。怠工亦是‘罢工战术’之一种，此后各业工友应聪明的运用。”这7篇文章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罢工斗争，武装了广大工人，增强了他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提高了他们团结起来战斗的组织性。工会的威信在罢工潮中迅速提高，工会组织迅猛发展。一大批罢工中的骨干得到锻炼和成长。上海的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武装暴动时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斗争。赵世炎认为：“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武装暴动的基础条件是武器。赵世炎指出：“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中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门功课。上海工人阶级须练习这一课！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惟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赵世炎认识到，上海工人是上海市民的一部分，武装工人的战斗，仅靠工人还不够。只有广大市民都发动起来，才能构成一道与敌人战斗的铜墙铁壁。因此，他提出上海工人的总罢工和武装斗争，究竟是为什么？赵世炎说：“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民国政府的市民政府。但是，上海的工人，很确实的此次是为政权而战。在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在被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上海市民革命，没有工人的战斗，即没有市民的战斗；没有工人的革命，即没有市民的革命；没有工人的政权，即没有市民的政权。因此而上海工人的口号是‘建立市民代表政府’。因此而上海工人同盟罢工与武装斗争之目的，是直接为夺取政权，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市民，建立市民的民主主义政权。”这些论述展现了赵世炎高超的战略思维，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早期表述，深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赵世炎的上述思想在指导工人运动实践中取得成功。他曾这样记述两日一夜巷战的实况：“最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刻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群众，一时内齐到了中国城市。最少数的武装在前，广大的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立刻震动于遍城各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军队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投降了。”
在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过程中，赵世炎的政治宣传思想得到充分展示。他认为，政治宣传是“关系党的政策之公布到社会群众以吸收群众的重要工作”，“不要忘记党的独立政治宣传”。赵世炎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一系列原则。他指出，要“深入群众，要用启发式的工作方法，使他们有自发的政治觉悟”。“应注意对群众有具体的宣传”，“宣传最紧要的态度，不是主观的宣传，而是要每天解决群众的问题”。要“用很浅近的语调，宣传实际消息与解答问题，同时要用时事新闻式的简单的宣传大纲，很快的送到各同志”，要“系统的做宣传”，要“出问答式的宣传大纲”，而且大纲要“说明读法及许多问题，要各支部都有文字上的答复”。赵世炎认为，革命的宣传工作，其内容必须依斗争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斗争的形势已经改变，而宣传内容不及时改变，群众就没有一致的目标，斗争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并在斗争中发生许多错误。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过程中，赵世炎随时分析斗争形势的变化情况，及时转变宣传的内容。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次日，赵世炎就指出，我们“目前马上要做政治宣传，江浙区都要规定口号，如反对孙传芳，解除孙传芳在上海驻兵等，且须举出种种事实”。根据赵世炎的提议，规定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民众武装起来，消灭孙传芳，抗租抗税。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过程中，为了隐蔽革命力量，避免大的牺牲，赵世炎指出，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材料上要变得和缓一点，因为现在戒严令已颁发，我们可把商界所发表的主张，如拒绝奉、鲁军及市民自治等意思放在传单上，不要显明骂孙传芳”。宣传内容的及时转变，使群众及时明了斗争的目标，对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赵世炎（1901—1927），重庆酉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7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畔就义。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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