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经济热点回眸(论文文献综述)
郭梦琦[1](2021)在《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文中研究指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其中时空观念作为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学生认识历史事件,感受史事发展进程和演变的基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时空观念素养的落实成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任务之一。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对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更是占有重要的分量和地位。本文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历史试题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寻高考命题的特点,并进一步为中学历史教学培养时空观念素养提出建议。本文首先结合新版《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和学业质量标准对时空观念素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炼出时空观念素养的六个考查指标,分别为“历史时空坐标的定位”“历史时空内涵的理解”“历史时空脉络的梳理”“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历史时空的纵横对比”以及“历史时空的综合论述”。再结合2017至2020年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每一类指标具体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进行了分析,从而总结出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体现“大历史观”以及呈现多样化情境这四个特点。此外,从2020年首次实行新高考的山东卷中,可以发现高考命题的新变化在于更加注重对时空工具的使用,并且加大了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难度,这种变化也代表了今后高考历史命题新动向。最后,笔者基于试题特点和考查新动向的分析,从试题反观教学,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时空观念的教学策略,以期对教学和备考有所帮助。
章军[2](2021)在《无果的革新:1950年代浙江双轮双铧犁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宋哲琦[3](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说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汤君[4](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李毓[5](2020)在《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文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意义非凡。进入新世纪,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世界欢迎和平崛起的中国,世界呼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由高层恢复政治往来而始,中美关系的全方位发展进步亦由高层政治往来推动,故而研究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提升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层次具有重要意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是定量分析的经典方法,可探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判断。本研究将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结合,共同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探究影响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影响因素,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本研究首先明确概念界定,明晰本文研究的高层政治往来参与范围、实现形式与涉及领域,并结合与首脑外交概念的比较并总结出其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在理论基础铺叙后,本研究对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位总统任期内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中美关系章节作文本分析,重点归纳高层政治往来活动水平、层次,利用Python语句进行词频排序确定回归模型的建立方向。以此为指引,先后提出研究假设,确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自变量相关指标,搜集数据建立变量库。随后,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过程中逐渐消除共线性影响,剔除无关变量,得出研究结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关系与高层政治往来呈显着性的正相关关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对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并不呈现出显着性影响,另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高层政治往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解读其形成机制,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给出提升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以战略性眼光审视贸易关系,以全局性视角看待台湾问题,关注人权、宗教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其中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并强化元首驱动、外长推动、部长联动的三级能动体系。利用回归模型的预测功能对接下来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即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深入发展,台湾问题的处理上中国更加主动,中美的海上问题凸显,中美的竞争态势逐渐加剧。本研究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统计学与国际关系学交叉的视角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何燕娜[6](2020)在《论小思散文的原乡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香港学者散文重要代表作家的小思笔耕不辍,着述颇丰。但与现有香港文学史着述对其的高度赞誉相比,针对小思散文的专门性研究却少之又少,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对小思早期创作的评价,并表现出明显的纯文学研究倾向,缺乏对作家作品社会意义的整体性考量。因此,本文选择从文学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着手,探讨小思散文所蕴含的对香港、对祖国的“原乡”情谊。绪论部分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原乡”内涵的重新定义,将小思散文中的“原乡”具体阐释为“生命原乡——香港”和“文化原乡——中国”。香港之于小思,是生养的故乡,这是显在的;中国之于小思,是文化的原乡,这是潜在的。正文部分立足小思散文文本,结合小思的个人成长、教学经历和学术研究历程,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对其“原乡”情怀进行追根溯源,分析“原乡”在其作品中的表现,并进而阐述这两种“原乡”的相融共生关系。第一章先是通过对作家散文观念的形成和“求真”自觉的获得两方面的分析,探讨“原乡”意识在小思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表现。进一步地,论文梳理了小思在不同生命时期中的“国族”体验,从缥缈的文化怀想到切实的民族体验,直至最终的民族情怀书写,小思整整用了半个多世纪。最后,论文结合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对小思心灵深处的香港情怀进行了追踪溯源,从而明确了小思“原乡”情谊具体的生成脉络。第二章从历史、城市和现实三方面将小思对生命原乡香港的历史追寻与现实重构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通过审美怀旧、体验式书写和对民间生活的诗意呈现,小思对香港展开了新的历史想象。其次,小思不断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探索香港城市空间的“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并进而对这种“变”做出反思。最后,面对现实社会,无论是对香港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批评,还是在现代化语境下对香港人生存现状的思考,再或是对香港文化氛围的担忧,都能显示出小思深切的人文关怀。第三章从情感表达、理性思考和内化体认三个层面,探讨小思散文的文化原乡书写。对于中国,小思散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但同时又不乏对民族整体性格和现实处境的深切担忧,前者的表达抽象而不加节制,后者的思量具象而充满理性。此外,围绕着人如何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我,小思积极进行了形而上的探索,并从中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小思散文“原乡”书写的研究,厘清小思在香港这样一个文化语境混杂、不同历史传承和社会心理相互碰撞的社会背景中,如何用文字书写自己的情感,追寻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
李豪豪[7](2020)在《大寨的文化转型与乡村振兴》文中提出乡村的发展一直是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也面临着渐次的衰落。没有共同繁荣的乡村,城市的繁荣难以持久,城市和广大乡村之间需要找到一条良性循环,相得益彰的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为乡村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大寨这个小山村经过了 60多年的不懈探索完成了从一个贫穷山村到农业典型再到经济样板的转变,在我国农村社会建设中起到了楷模示范作用。本论文从大寨村的个案入手,深入分析大寨如何通过文化的再生产进行转型的过程,试图探究在国家、社会、市场多维角度下的变迁历程,剖析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鲜活的个案经验,为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农村提供参照的经验和启示。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探讨大寨村从传统村庄向名村的身份转变过程;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大寨第二次创业开发红色旅游的过程以及其对大寨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重点分析村民的生计方式、生活形态、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村民在此过程中的感知和实践;第三,大寨村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发展困境;第四,总结乡村发展中的经验与价值以期寻求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申达宏[8](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李连刚[9](2019)在《区域经济弹性视角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经济转型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老工业基地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资源枯竭、产业技术老化、金融危机等冲击的影响,步入经济衰退轨迹,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压力。辽宁作为我国传统工业基地之一,体制机制落后、产业结构僵化、路径依赖严重,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资源枯竭的加剧,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自2013年开始出现经济“断崖式”下滑,再次引发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辽宁老工业基地亟需进行城市经济转型以恢复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弹性理论被用来解释区域受冲击影响后为何有的区域能够积极应对冲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而有的区域受冲击影响严重,步入衰退轨道,区域经济弹性对分析区域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恢复原有路径或创造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将区域经济弹性理论应用到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拓宽了区域经济弹性理论应用领域,为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论文分析了辽宁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演化过程,构建了区域经济弹性对城市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模型,评价了辽宁省城市经济转型效果,预测了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转型趋势,提出了提升区域经济弹性能力和城市经济转型效果的对策。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现有关于弹性、区域经济弹性和城市经济转型的研究,论文系统梳理了区域经济弹性和城市经济转型的概念内涵、研究进展及相关理论基础。论文认为区域经济弹性是区域经济系统面对市场、环境等冲击扰动时的抵抗能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转型来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或转向到一个更优发展路径的恢复能力。城市经济转型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是城市产业结构、组织、技术调整升级,是体制机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的过程。论文梳理了弹性概念由工程弹性到生态弹性到演化弹性的演变,总结了区域经济弹性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和创新理论等理论基础。2.基于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分析评价了辽宁省面对短期冲击情境下的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机制。论文通过抵抗力指数和恢复指数测度区域经济弹性,抵抗力反映了区域经济系统面对冲击时的抵抗程度,恢复力反映了区域经济系统面对冲击后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研究发现,辽宁老工业基地1992-2015年面对冲击的抵抗力较低,二三产业对冲击的抵抗力低,服务业的恢复力弱。论文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将区域经济弹性分解为产业结构和区域竞争力两部分,发现产业结构和区域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弹性产生重要作用,区域经济弹性主要由区域竞争力决定。第二产业竞争力较低,第三产业长期存在内部结构失衡和竞争力低下问题,限制了区域经济弹性能力。论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政府支持力度、技术创新水平、经济结构多样性均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弹性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和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弹性具有负面作用,辽宁省区域经济弹性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临近地区的经济弹性能力的提升将会限制区域自身的经济弹性水平。3.构建长期扰动情境下的区域经济弹性分析框架,分析了辽宁省区域经济弹性演化过程和演化阶段。论文从脆弱抵抗性和适应转型性两个维度构建了区域经济弹性指标体系,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弹性进行动态测度,并依据适应性循环模型对区域经济弹性演化阶段进行划分。脆弱抵抗性主要指经济系统面对冲击的抵抗程度,适应转型性主要表征区域适应冲击引起的变化来恢复发展或借此冲击创造新的发展路径的能力。研究发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应对长期扰动的区域经济弹性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2003-2005年为释放-重组期,2005-2009年为重组-开发期,2009-2012年为开发-维持期,2012-2015年为维持-释放期。辽宁省区域经济弹性水平较低,主要归因于脆弱抵抗性和适应转型性均较低,区域经济弹性水平主要受脆弱抵抗性决定。4.基于区域经济弹性内涵和相关理论,构建区域经济弹性对城市经济转型的作用模型,总结了产业结构多样性和路径依赖两种作用方式,探讨区域经济弹性不同演化阶段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论文认为,区域经济弹性可以通过脆弱抵抗性和适应转型性这两个关键过程影响经济转型过程,脆弱抵抗性是区域经济转型的保障,维持区域经济转型过程的正常运转,适应转型性是区域经济转型的动力,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够提升系统的适应力和创新力,为区域经济转型提供机会与动力,积极的路径依赖促进了区域经济转型而消极的路径依赖阻碍了区域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弹性演化阶段中的重组和开发阶段,有助于区域经济转型效果提升,维持阶段限制区域经济转型效果,释放阶段为新一轮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可能。5.基于区域经济弹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辽宁省城市经济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城市经济转型效果进行动态评价,根据区域经济弹性演化过程划分城市经济转型阶段,分析不同阶段的城市经济转型特征。研究发现,辽宁省经济转型过程呈现出周期性特征,2003-2005年为波动期,2005-2009年为波动上升期,2009-2015年为提升期,2012-2015年为下降期,辽宁省社会维度转型效果最高,其次为经济维度,最后为环境维度。区域经济弹性演化阶段中的释放-重组期内城市经济转型呈现出波动特征,重组-开发期促进了城市经济转型效果的提升,开发-维持期城市经济转型效果快速提升,维持-释放期限制了城市经济转型过程。6.根据区域经济弹性和城市经济转型实证分析结果,预测辽宁省城市经济转型趋势,针对短期冲击和长期扰动不同情景,探讨区域经济弹性提升策略,提出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对策。论文认为,辽宁省经济转型将再次步入到释放-重组阶段,开启新一轮城市经济转型过程。在应对短期冲击方面,辽宁老工业基地应提高其抵抗力和恢复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当前发展模式,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经济结构多样化水平、政策扶持力度,发挥中心城市的“反哺”作用。在应对长期扰动方面,辽宁老工业基地应加快提升其脆弱抵抗性和适应转型性,抓住冲击打破原有路径的机遇,对系统释放的资源进行重组,创造新的发展路径。为提升城市经济转型效果,需要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同步转型,针对区域经济弹性演化阶段特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城市经济转型效果。
李涛[10](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二、2001年经济热点回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经济热点回眸(论文提纲范文)
(1)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四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和考查维度 |
第一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 |
一 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 |
二 时空观念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 |
第二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维度 |
一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点” |
二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线” |
三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面” |
第二章 2017至2020 年全国卷(历史)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 |
第一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整体概况 |
一 试卷结构 |
二 考查比重 |
第二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试题分析 |
一 考查指标统计 |
二 试题分析 |
第三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特点及考查新变化 |
第一节 考查特点 |
一 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 |
二 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 |
三 体现“大历史观” |
四 呈现多样化情境 |
第二节 新高考历史卷的新变化 |
一 试卷结构 |
二 考查形式 |
三 考查难度 |
第四章 培养时空观念素养的教学策略 |
第一节 研读课标和教材,重视历史时空观念 |
一 依据《课程标准》,分层制定教学目标 |
二 合理利用教科书,切实做到“用教材教” |
第二节 丰富教学手段,善用历史时空工具 |
一 历史地图 |
二 历史年表 |
三 时间轴 |
第三节 依托课堂教学,建构历史时空思维 |
一 创设时空情境,重现历史现场 |
二 设计与时空观念结合的问题链 |
第四节 注重时空观念与其他素养的内在联系 |
一 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 |
二 史料实证与时空观念 |
三 历史解释与时空观念 |
四 家国情怀与时空观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1.2.1 期刊论文类 |
1.2.2 专着类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1.3.1 研究的方法 |
1.3.2 研究的思路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2.2.1 封面文字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4.1 走入“全球化”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5 总结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作者简介 |
(4)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一、增设新罪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一、矜老恤幼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一、法律国际化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5)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中美双边关系研究 |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
(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与实际应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第1章 核心概念界定 |
1.1 高层政治往来 |
1.2 高层政治往来与首脑外交 |
1.3 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
第2章 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分析(2000—2016) |
2.1 小布什政府——相对稳定时期 |
2.2 奥巴马政府——竞合并存时期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构建与运算 |
3.1 研究假设 |
3.2 研究设计 |
3.2.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分值体系的构建 |
3.2.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
3.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
3.3.1 描述性统计 |
3.3.2 多元回归设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多元回归运算结果分析 |
4.1 解析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主要变量 |
4.1.1 中美进出口总额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
4.1.2 美台关系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无显着相关性 |
4.1.3 美方直接投资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呈负相关关系 |
4.2 提升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可行路径 |
4.2.1 以战略性眼光审视贸易关系 |
4.2.2 以全局性视角看待台湾问题 |
4.2.3 关注人权、宗教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4.2.4 强化元首驱动、外长推动、部长联动的三级能动体系 |
4.3 预测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发展方向 |
4.3.1 在经贸领域,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将更深入发展 |
4.3.2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在中美高层政治往来中将更加主动 |
4.3.3 中美的海洋权益问题将进一步显现 |
4.3.4 中美关系竞合并存态势还将延续,竞争因素将进一步增加 |
4.4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研究结论 |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6)论小思散文的原乡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选题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笔耕心田,书写原乡 |
第一节 创作历程中的原乡意识 |
第二节 生命历程中的国族体验 |
第三节 心灵深处的香港情怀 |
第二章 我思故“香”在——生命原乡的凝望 |
第一节 历史视域下的香港新想象 |
第二节 行走视域下的城市变迁 |
第三节 人文观照下的香港社会 |
第三章 我思故“乡”在——文化原乡的回眸 |
第一节 情感想象:强烈而抽象的爱国情怀 |
第二节 理性书写:多元而具象的民族思考 |
第三节 深层体认: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化表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大寨的文化转型与乡村振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四、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历史回眸:典型的树立 |
第一节 中华名村:山西大寨 |
一、自然环境 |
二、人文景观 |
三、大寨文化的特质 |
第二节 大寨的历史光晕 |
一、初露锋芒:生产典型 |
二、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典型 |
小结 |
第二章 延续与再造:大寨的重塑 |
第一节 大寨文化再生产的背景 |
一、国家大环境:市场经济时代到来 |
二、村庄小气候:主动转型谋发展 |
第二节 从政治典型到品牌符号 |
一、多元产业融合发展 |
二、文化旅游的开发 |
第三节 政府推动与媒体宣传 |
小结 |
第三章 时代巨变下的村庄变迁 |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转变 |
一、土地流转 |
二、新型生计方式的培养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转变 |
一、经济收入增长 |
二、物质精神生活的提升 |
三、人居环境改善 |
第三节 文化自觉意识的崛起 |
一、集体文化意识的苏醒 |
二、大寨精神的复活 |
小结 |
第四章 大寨发展转型中的困境与启示 |
第一节 大寨转型中的困境 |
一、内部矛盾丛生 |
二、治理模式的僵化 |
三、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 |
四、集体精神的缺失 |
第二节 大寨转型发展的启示 |
一、彰显乡村文化价值 |
二、完善村庄发展机制 |
三、激发乡村主体内生动力 |
小结 |
结语 大寨模式的经验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摘要 |
前言 |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四 研究思路与结构设计 |
第一章 俄罗斯东北亚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因素 |
一 欧洲—大西洋主义 |
二 现代斯拉夫主义 |
三 新欧亚主义 |
第二节 历史文化因素 |
一 俄罗斯文化特征 |
二 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
第三节 面临的国内外不利现实因素 |
一 外部影响因素 |
二 内部影响因素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出台的背景 |
一 国际背景 |
二 国内背景 |
第二节 回眸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 |
一 二战后苏联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二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内容 |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要点 |
二 俄罗斯落实东北亚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
第四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
一 谋略性 |
二 务实性 |
三 可行性 |
四 机制性 |
五 持续性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国别政策 |
第一节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领域合作 |
第二节 俄罗斯对日本的政策 |
一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外交纪实 |
二 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交往 |
三 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博弈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
第四章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走势 |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走向 |
一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
二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
三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
四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仍很棘手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的整体发展布局 |
一 政治上稳形势、推改革 |
二 经济上推创新、促增长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变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9)区域经济弹性视角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弹性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
1.2.2 城市经济转型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及拟解决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案 |
1.3.3 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内涵 |
2.1.2 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与产业转型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区域经济弹性的理论视角 |
2.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2.2.3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2.2.4 创新理论 |
第3章 辽宁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弹性分析 |
3.1 研究区概况 |
3.2 短期冲击情境下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机制分析 |
3.2.1 区域经济弹性测度方法 |
3.2.2 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分析 |
3.2.3 区域经济弹性机制分析 |
3.3 长期扰动情境下区域经济弹性演化过程分析 |
3.3.1 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 |
3.3.2 区域经济弹性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3.3.3 区域经济弹性能力演变阶段和演变特征 |
第4章 区域经济弹性对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作用机制 |
4.1 区域经济弹性对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模型 |
4.1.1 区域经济弹性对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框架 |
4.1.2 脆弱抵抗性的作用与特性 |
4.1.3 适应转型性的作用与特性 |
4.2 区域经济弹性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方式 |
4.2.1 产业结构多样性与区域经济转型 |
4.2.2 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转型 |
4.3 不同演化阶段的作用机制 |
4.3.1 开发阶段与区域经济转型 |
4.3.2 维持阶段与区域经济转型 |
4.3.3 释放阶段与区域经济转型 |
4.3.4 重组阶段与区域经济转型 |
4.4 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机制与途径 |
4.4.1 短期冲击情境下的作用机制 |
4.4.2 长期扰动情境下的作用机制 |
第5章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5.1 城市经济转型现状 |
5.1.1 城市经济转型取得的成效 |
5.1.2 城市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 |
5.2 城市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5.2.1 研究方法 |
5.2.2 指标体系构建 |
5.2.3 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5.3 基于区域经济弹性的城市经济转型阶段划分 |
5.3.1 适应性循环模型视角下的转型阶段划分及机制分析 |
5.3.2 不同阶段城市经济转型基本特征 |
第6章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趋势与对策 |
6.1 区域经济转型周期性与转型趋势预判 |
6.2 辽宁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弹性能力提升对策 |
6.2.1 短期冲击情境下区域经济弹性调控措施 |
6.2.2 长期扰动情境下区域经济弹性调控措施 |
6.3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发展对策 |
6.3.1 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转型 |
6.3.2 区域经济弹性演变阶段下的经济转型策略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10)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述评 |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
(二)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结构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法治与改革及法律制定释义 |
第一节 法治与改革的意义阐释 |
一、法治的内涵 |
二、改革的内涵 |
三、法治、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一、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
二、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 |
三、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 |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释义 |
一、法律制定概念的界定 |
二、法律制定的法理价值 |
三、法律制定与立法及法律创制、制订、拟走的关系 |
第二章 1978—1992年:法律的制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制定 |
一、改革开放的开启 |
二、法律制定:改革为先导 |
第二节 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的保障 |
一、制定的主要法律 |
二、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特点和成就 |
三、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三节 社会秩序法治观 |
一、社会秩序法治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先行,法治保障 |
第三章 1992—2012年:法律的制定指引改革开放 |
第一节 改革的重新启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
一、法律制定的改革背景:发展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向“四位一体” |
二、法律制定的法治建设背景:从“法制”到“法治” |
三、深入推进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目标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制定的法律 |
一、制定的法律:为改革的推进保驾护航 |
二、改革深入推进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成就 |
三、法律制定需要改进的方向: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
第三节 经济法治观 |
一、经济法治观:法治在于指导和保障经济建设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为主,法治指引 |
第四章 2012年以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律制定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治与改革 |
一、法律的制定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使命和历史任务 |
三、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定 |
一、制定的法律:良法善治的根基 |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与成就 |
第三节 新时代的治国方略法治观 |
一、新时代的法治观: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二、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
三、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治的转向 |
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时代进路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
二、在法治引领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法治 |
第三节 新时代法律制定的面向 |
一、新时代法律制定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2001年经济热点回眸(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D]. 郭梦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无果的革新:1950年代浙江双轮双铧犁推广运动研究[D]. 章军. 浙江大学, 2021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4]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D]. 李毓. 吉林大学, 2020(06)
- [6]论小思散文的原乡书写[D]. 何燕娜.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7]大寨的文化转型与乡村振兴[D]. 李豪豪.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9]区域经济弹性视角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研究[D]. 李连刚.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9(01)
- [10]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