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伟: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论文

吴向伟: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论文

摘要: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率先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培养革命骨干,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始终站在五四运动最前线,以顽强的精神鼓舞革命群众斗志,指明斗争的方向,为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捍卫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成果。李大钊不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捍卫者。

关键词:李大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英名和光辉业绩,是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双重纪念的日子里,研究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对于继承李大钊遗志,弘扬五四精神,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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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率先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培养革命骨干,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五四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李大钊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率先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指导社团组织等活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了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一)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掀起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政治条件

随着《新青年》的创办,我国掀起了一股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代表着这个运动最彻底的方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个人自由,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愚昧。李大钊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开展打破儒家伦理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李大钊向封建思想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在李大钊看来,当时中国社会黑暗,长期动乱不止,“则君主专制之祸耳”[1]175。民主、自由和平等现代理念,是“时代之精神”[1]157“人的自主之本能”[1]158,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是扞格不入的。“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1]175。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以“断头流血,万死不辞”[1]158的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然而,孔学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1]264,是“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1]264。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群之人视彼性圣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经地义,莫敢或违”[1]161,“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1]167。所以,“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1]247。

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规定德国应将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我国受到极大威胁。面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北洋军阀政府却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严峻的斗争形势表明,仅靠宣传和揭露已无济于事,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1919年5月1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他指出,这个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1]681!这是李大钊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提出来,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3天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直接行动”正式开始了!

十年前后的课堂教学中绝大部分学习材料来自“教师”的事先预设,只在“多倍”理解中有少数材料来自“学生”。十年前后材料的情境外衣发生了变化,但实质是“几个多少”,即“多少的几倍”,那么我们是否可将这个“干货”回归到更简单质朴的数学情境中,让学生参与“创造”知识的过程,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又创造学习材料,让学习真实发生。

李大钊认为,青年肩负着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1]178。他激励青年坚决与旧思想、旧道德决裂,“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1]204,“涤荡历史之积秽”[1]200,“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1]177。

李大钊的文笔饱含爱国激情,思想深邃而富有革命精神,激励着广大青年和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破除对一切迷信和偶像崇拜,追求真理和自由、平等,以顽强的精神担负起拯救中华的历史责任。受到这一思想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一旦获悉巴黎和会上中国得到不公正对待的消息,立马发动五四运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李大钊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点燃了反封建思想的革命火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政治条件。

(二)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思想条件

为了澄清人们的认识,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594因而,“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1]594。

1.满腔热忱歌颂十月革命,号召中国人民朝着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前进

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是相互影响的,因而一向重视俄国革命的动态。他不仅发表文章介绍俄国二月革命,还准备编写《俄罗斯大革命史论》。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及其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根据尽可能搜集到的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

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573。他明确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战胜的“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1]593,“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599。李大钊论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并向中国人民介绍布尔什维主义。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595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的社会党”,布尔什维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1]599。“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阶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1]600。他们的目的,就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599。“他们将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1]600,创造劳动者的世界。他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608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世界革命运动必将高涨。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如同“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1]603,由此引起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1]602。他坚信:“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603李大钊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对于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的新潮流,“只能迎,不可拒”,“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1]595。在新纪元的曙光照耀下,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走上“新人生的道路”[1]608。

易非想说,那些女孩都读不进书,向南是自己成绩不好……可妈没容她说,就继续说到:“我生你养你一场,这房子我就住定了!我非要住!我要住在这里,向南一家也要住在这里!”

利用民和县国家基准气候站1987-2016年的逐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月降水量、年总降水量、月日照时数、年总日照时数资料,统计冬小麦生长发育期(上年10月上旬至当年7月上旬)气温、降水、日照等特征量和变化值,得出民和地区气候变化的整体特征及规律。1987-2016年冬小麦年平均产量由县统计局提供;冬小麦种植区域划分,从《青海省民和县冬小麦干旱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中获得;冬小麦生育期为民和县气象局农业气象观测资料;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民和县气象局1987-2016年地面观测资料。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五四运动的到来,点燃了最初的灯火。

2.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揭示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在设计道路横断面时,其一大重要的设计要点便在于需要对道路两侧用地性质进行充分考虑。以某城市主干路横断面设计为例,该工程中主道与辅道的设计车速分别为60km/h与40km/h,道路红线宽度为60m。在城区路段中,道路沿线两侧存在建设用地,而在山地路段中,道路两侧基本为设有高架桥的路段或是山地。在沿山体路段中,只有一侧道路存在建设用地[2]。因此设计人员通过对道路两侧用地性质进行充分考虑,为不同路段分别设计了相应的道路横断面布设方案,图1与图2展示的就是城区路段与山地路段道路横断面的设计情况。

(45)籍師:上清三洞經籙太極執法真宰靈寶領教真人都天大法主嗣漢四十三代大師張守初。(《太上玄天真武無上將軍籙》,《中华道藏》30/584)

李大钊说:“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大……主义’就是专制主义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1]594。战后召开的平和会议,“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的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1]595。这是李大钊针对协约国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发出的警告,希望革命群众提高警惕,不要迷信帝国主义所谓的“正义”和“平等”。

如何认识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国民党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立场,都是没有认清帝国主义侵略者实质的表现。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3]。李大钊则是最早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杰出代表。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庆祝所谓协约国的战胜。由于美、英、法等协约国的欺骗宣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公理”在协约国方面,协约国的胜利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因此,他们所庆祝的“公理的胜利”,只不过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罢了。一部分先进青年也有这种思想倾向,他们把美帝国主义看作公理的“象征”、民主的“化身”。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2]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人,他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合理利用外资。针对于公路养护资金缺口的问题,可通过国际组织及外商投资的方式,加大对公路养护及交通事业的发展。应用企业发行债券,实现对企业短期内资金紧张和不足的解决,积极优化企业的债务结构。了解清楚企业的内部资产和预期收益,盘活存量资金,应用业存量资产获得收益加强公路养护的投入,以及实现合理化投资。针对于养护资金不足的问题,可选择银行贷款解决。除此之外,可引入商业保险资金,应用交通基础设施回报稳定特点,解决养护资金不足。

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他尖锐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1]609,“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1]610。他还明确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据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挑起“世界大战争”[1]620。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种名辞,都随着德意志的军阀丧失了他的命运”,现今“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者”,又讲什么“强国主义”,这完全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种子”[1]668!李大钊这些精辟而又富有远见的论述,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迅速觉醒起来,随时准备斗争。有人回忆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启发”[4]256。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4]249特别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先进分子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迅速觉悟起来,开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

坚持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大力弘扬系统内优秀干部的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干部投身事业、建功立业的热情。完善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定期组织干部健康体检,积极实施带薪年休假,完善和落实干部职工疗休养、优秀公务员健康休养等制度。对有重大疾病、不适宜坚持工作的干部,探索实行离岗休养,身体恢复后根据实际安排工作。重视关爱基层干部,坚持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给基层干部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3.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发出五四运动的动员令

构图上,从漫画2的版面布局所构建的信息值来看,为富人准备的大餐处于整幅漫画的上方,属于理想信息; 而中产阶级的外卖占据漫画的下方,为实际信息。 服务生右手托起一个外形精美的大托盘,由上面刻有“富人”的文字可知这是专为富人准备的大餐。 而他的左手拎着为中产阶级准备的外卖。 大餐与外卖无论在尺寸还是容器精美程度上显著性区别明显,体现了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本质。

于是,李大钊展开了对孔学的猛烈批判。他指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1]264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的孔学,“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1]264。“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1]264他揭示了批判孔学的实质:“余之掊击孔子,非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264他坚决表示,为了破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1]264。

(三)创办报刊,指导社团活动,培养革命骨干,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组织条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钊同志感到需要办一种小型的政治刊物,与发表长篇论著的《新青年》相配合,在群众中展开宣传教育工作”[5]51。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每周评论》。《新青年》主刊长篇文章,重在阐明学理;而《每周评论》主刊短篇文章,重在批判事实[5]52。《每周评论》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报道世界革命动态,介绍社会主义思想,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李大钊不仅是《每周评论》的创刊人,还是重要的撰稿人。在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等54篇文章。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逐渐团结了大批读者和先进青年。

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也指导着校内外许多报刊、团体的活动。1918年6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推动和领导作用。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救国会的顾问,在他的指导下,救国会在五四前夕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李大钊应邀担任国民社的导师,给予了国民社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他还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李大钊还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给予新潮社很多帮助,并为《新潮》撰写文章。他还直接指导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此外,李大钊还联系着《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发表过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少年中国、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以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其成员大多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运动中的骨干。

五四前,李大钊撰写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648他号召,“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1]652,到民间、农村中去开展工作,启发工农大众的觉悟,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全体国民不解放”[1]648-649。他号召青年们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去活动,到最痛苦、最悲惨的劳动人民中去。“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1]666。李大钊初步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思想,推动了知识分子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去。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前,李大钊通过学校、报刊、社团的活动,联系和培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五四运动的组织和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始终站在五四运动最前线,以顽强的精神鼓舞革命群众斗志,指明斗争的方向,为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

五四前夕,李大钊常常同学生会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研究山东问题,《每周评论》以很大篇幅报道巴黎和会发展情况。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爱国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5月3日,北京大学一千多名学生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大示威。

小流域是山区水源涵养和集水的基本单元。只有把小流域保护好、治理好,大流域的河道、水库水质、水量和生态才有基本保障。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流域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拿两个手机、一个带盖子的金属茶缸,先用一个手机拨打另一个手机,手机能响铃,然后把其中一个手机放进金属茶缸中,再用另一个拨打,发现手机不响了,证明金属确实对电磁波有屏蔽作用。

李大钊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6],鼓舞青年学生英勇斗争。当晚,李大钊还召集青年学生负责人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斗争方案。5月6日,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了北京市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学生运动。李大钊还和进步教职员筹建教职员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一道营救被捕学生。他同教职员联合会其他代表一起,到国务院要求政府释放学生。面对军警的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7]。学生被释放后,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在军阀政府的胁迫下,辞职出走。于是,北京大学开展了“挽蔡”斗争。5月10日,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代表,同马叙伦、马寅初等到教育部请愿,坚决挽留蔡校长。

为了扩大这次爱国运动的影响,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用特大字号的“山东问题”为标题,连续报道和分析运动的进展。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号召中国人民要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文章一开始,李大钊尖锐揭露了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他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8]1他态度坚定地说:“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8]1

所以,我们决不应对帝国主义强盗抱任何幻想,李大钊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但是,“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8]1。威尔逊叫嚷的“正义”“人道”的话,只不过是欺骗世界人民的幌子;巴黎和会只不过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1]8!

李大钊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章、陆等卖国贼,而且是整个“强盗世界”[8]3。“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8]3。他明确指出:“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8]3我们要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8]3!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强调要把反日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对曹、陆、章等卖国贼同反对整个卖国政府结合起来,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这为广大学生指明了斗争方向,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随着五四运动向全国发展,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来到北京。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了各地代表交流情况的集合地。同时,李大钊派出进步青年到各大中城市,组织、推动各地革命斗争。如黄日葵、许德珩等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推动学生运动,邓中夏先是到长沙后又到上海进行联络。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游行队伍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张宗祥。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

“六三”以后,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突破知识分子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了。迫于人民的压力,北洋政府于6月7日释放了再次被捕的学生,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工程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产教融合这一育人模式能够有效将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建设新工科的大背景下,产教融合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产业转型升级对学科专业布局的挑战、高校与企业融合度急需加深的挑战以及政府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加强协调指导的挑战。这些挑战也是促使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机遇,因此,应当迎难而上,抓住机会,构建新时期的产教融合育人新模式。

6月11日,李大钊同陈独秀、高一涵等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代表人民群众向反动政府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示: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就在这一天,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经过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间出狱。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字的日子,李大钊写了一组六篇短评,在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发表。他激昂地写道:“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1]14“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1]126月30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28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为捍卫、发展五四运动成果不遗余力

对于五四运动,瞿秋白当时就说:“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9]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些人经过比较和鉴别,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标志着李大钊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0],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外来好听的“主义”的谬论,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8]32,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必须用主义作指导。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胡适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8]37。所谓根本解决,就是要用革命手段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改造。

1920年底,梁启超、张东荪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却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和成立工人阶级政党。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撰文揭露了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论调。李大钊指出:中国虽没有欧美、日本等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实业,中国一般平民间接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8]454。在这种情势下,“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8]454。“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有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8]455他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8]446

在这个时期,李大钊等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其核心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和批判。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开了社会,亦无所谓个人”[8]437。“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割的东西”[8]438。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批评了黄凌霜的无政府主义错误,并将他清除出小组。

通过三次论战,李大钊帮助进步分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因此,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的根本一环。五四运动胜利后,李大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动工人运动和筹备建党工作中去。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两人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他们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此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3月,他在北京秘密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介绍他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创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觉悟,领导工人斗争。在建党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呼吁尽快创建一个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组织强固精密,能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前景[11]。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标志,树立了一座推动历史进步的丰碑。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不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捍卫者!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99.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9.

[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李大钊》编写组.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N].人民日报,1957-04-29.

[7]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77.

[8]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6.

[10]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41.

OnLiDazhao’sContributiontotheMay4thMovement

WUXiang-wei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made indelibl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occurrence,development and vict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He participated in the launch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took the lead in raising the banner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fostered the backbone of the revolution and prepared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May 4th Movement;He always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inspired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with a tenacious spirit,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struggle,and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He fought against the anti-Marxist ideological trend,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afeguarded and develop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Li Dazhao deserves the title of the leader,organizer and defender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Words: Li Dazhao;the May 4th Movement;the New Culture Movement;the October Revolution;CPC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2-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2.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KS151)

作者简介:吴向伟(1967-),男,湖北大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校:李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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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伟: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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