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是四川仪陇县人，1914年生，能文善画。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十一军排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等职。在革命烽火岁月中，他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工作长达十三年之久，与刘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间，他与刘伯承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他年青时代的成长和战斗历程，也透露出了“军神”刘伯承的做事风格、指挥能力和人格魅力。
做事“心细如发”
1937年2月，因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遭敌围攻，损失惨重，整个部队面临灭顶之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织援西军，前去援救，由刘伯承担任援西军司令员。援西军辖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和骑兵一团。
23岁的杨国宇是三十一军的译电员，被抽调到援西军司令部译电。当时，司令部驻扎在甘肃省镇原县城，机关工作人员多是红一方面军调来。杨国宇人生地不熟，感觉生活和工作很不习惯。最重要的是，当时部队里正大肆批判原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杨国宇来自红四方面军，一听别人提起张国焘，如同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心里很不开心。心情郁闷的杨国宇便向四川老乡刘伯承提出，将他调回三十一军。
刘伯承态度缓和，劝导道：“我也是刚来，人生地不熟，久而久之就会安心，习惯了。”
2.2 在病害常发地区有重点地定点、定期调查小麦、田间杂草与玉米的粗缩病病株率和严重度，同时调查灰飞虱发生密度和带毒率。在秋末和晚春及玉米播种前，根据灰飞虱越冬基数和带毒率、小麦和杂草的病株率，结合玉米种植模式，对玉米粗缩病发生趋势进行预测预报，指导防治。
杨国宇这才罢休。
杨国宇辩解说：“只是一字之差，颠倒一下就行了。”
随着重油深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催化油浆作为催化裂化过程中富含优质碳源且廉价易得的副产品，可应用于炼化、冶金、建材、合成橡胶及新型碳材料等领域，生产炭黑、针状焦、重交沥青、介孔碳和碳纤维制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为了深入挖掘催化油浆深加工利用潜力，更好地发挥催化油浆所含优质碳源的经济价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而杨国宇呢，觉得大家老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干脆站起身来，边掰开馒头，一个一个挨着分，边学着鲁迅小说《孔乙己》里的话，说道：“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杨国宇赶紧询问电台人员，得到“正拍发中”的答复。
这年6月份的一天，机关作战科、情报科、机要科的人员蹲在地上，围着一盆菜吃饭。工作人员李茂思说原三十一军的宋胖是“土匪”，宋胖随即被激怒，他拿起手中的碗便砸到了李茂思身上，怒问：“谁是土匪？”因是宋胖首先动的手，旁边的人站起来，纷纷指责宋胖。
杨国宇振振有辞地说：“你写的是‘西安’。”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全国人民凝聚起的强烈共识。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刘伯承批评说：“我粗心你也粗心，难道你不知道西安在西路军的东边么？安西在西路军的西面。西路军正处于危难之时，我们如此马虎，怎么得了？”
1937年3月24日晚，刘伯承写了一份电文，让杨国宇尽快拍发出去。杨国宇接到文件后，按照惯例，他对照密码本，先将文字译成电码，然后交给一名电台工作人员拍发。
刘伯承点了下头，又嘱咐道：“以后要做到心细如发。”
（1）渠道内外边坡系数均取1.5，渠堤宽度取1.0m，安全超高在0.21～0.44m之间，渠深0.62～1.24m。6条渠道设计流速0.32～2.02m/s，小于5m/s。
经刘伯承这一说，杨国宇以后收发电报中，更加仔细了。
机要科的“政治战士”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在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产生的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退却路线、军阀主义等错误行为进行了总结，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援西军从司令部到下面各部队，也都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活动。
可是，批判张国焘之中，有些人竟把原四方面军的人员当作“张国焘残余分子”，进行诬蔑、讥讽，引起了部队中一些人员对立。
刘伯承追问杨国宇：“你是否把‘安西’译成‘西安’了？”
刘伯承很快知道了宋胖和李茂思吵斗这件事，他找来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最后，政治部决定，对一名犯错的参谋关了禁闭，算是惩戒和警示。尽管如此，宋胖还是受不了气，偷偷跑回原部队。
针对机关干部中存在的这种“错误批判”行为，引起了刘伯承的重视。6月14日，刘伯承和宋任穷让人找来杨国宇，当面部署工作。
1944年1月，按照支部通知，杨国宇写了一份自传，接受政治审查。他参军前，听父母说，从他爷爷时起，家里就有一条水牛，三条腿，于是，他把这条“三条腿”的水牛写进了自传里。可在别人追问牛的事情时，他却傻眼，不知如何解释清楚了。
宋任穷在旁补充说：“就是兼管政治思想工作。”
刘伯承又道：“你就是科里的政治战士。”
从此，杨国宇成了机要科兼职的“政治战士”，做机要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战士”这一职务，别的科都没设，专在机要科设，也让杨国宇明白，刘伯承希望机要科工作人员彼此之间友好相处，一心团结，绝不能出现宋胖与李思茂对立之类的纠纷和矛盾。
进一步，将上市公司总体样本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无论在投资过度的样本组中还是在投资不足的样本组中，国有企业样本组的Ece_L1回归系数绝对值均明显大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组，P值也证实了这种差异的显著性，说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信心的敏感性更强，这证明假说1c成立。这意味着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变动对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信心增长更易加剧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更易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问题。
杨国宇为人乐观活泼，善于协调，机要科工作气氛融洽，大家都说杨国宇这“政治战士”做得合格。
老百姓眼中的“红军改编”
1937年8月，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红军主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成立。
将上述两组八句墓志铭稍加比较就可得知，“冈极”与“罔极”“冈征”与“罔征”相对应，其文意和文例显示，“冈”字均应为“罔”的俗讹字，文中皆作否定副词，表“无、没有”之义。
这年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以北一个广场上，尽管天降瓢泼大雨，新成立的一二九师还是如期举行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刘伯承带领部队宣读誓词，并从上至下，全部脱下红军帽，戴上了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
誓师仪式结束后，因为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比红军差，少数群众不免心存忧虑。有的起疑说：“名字改了，帽子换了，是不是要打人？”刘伯承和机要科的人临时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有一个十七岁的漂亮闺女，经常来看望杨国宇他们，手里还常转着一个捻线砣儿。姑娘的到来，也给杨国宇这些光棍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杨国宇他们换上了新帽子后，姑娘看了一眼，就转身走了，再也不到机要科的屋子玩了。
杨国宇知道这位姑娘不了解红军改编，她肯定认为部队换了帽子就会变了作风，便主动找到姑娘的母亲，告诉对方，对红军改编之事不要怕。
哪知女主人并没有担心，而是说：“我知道你们名字改了，你们的心不变的。那天你们供给部到云阳领了那样多的军官帽子、武装带子、西装呢子、高底鞋子，为什么你们的军官没有一个人穿，没有一个人戴？我的堂屋里那个又高又大的官，在裤子上还补着一个大疤，这还是我给他补的。看来看去，你们上将的薪水，还不及人家一个事务长，又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兵有二等兵。”
女主人口中说的身材又高又大的官，就是刘伯承。杨国宇听到女主人这样说，心里宽慰了好多。
拍电影
1940年初，一二九师司令部驻扎在山西辽县桐峪镇。2月23日，延安来了一个电影拍摄组，来桐峪取景，主要拍摄八路军学习、生活和工作场景，“演员”们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李达、杨国宇等人。
为了取得更好的镜头画面，一名摄影师不停地指挥“演员们”配合。他一会儿让人坐下，一会儿又让人躺下，一会儿又让人拿起笔来在纸上写字，搞得杨国宇他们渐渐地不耐烦了，可是又不得不遵从。到了后来，“演员”们只是机械地按照摄影师的要求作动作，脸上表情僵硬，没有笑容，显得像“木头人”。
（2）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水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创新理论知识。如，相关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平台，打造“梦想课堂”系列活动，通过统一规划设计，完善规章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实现形势政策教育、核心价值观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国史教育等活动的常态化，以引导企业职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
摄影师表示，希望大家自然一点儿。可这一说，被拍人的表情反倒愈发不自然，搞得摄影拍不下去了。
此时，刘伯承对摄影师说了一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他这一说，邓小平、杨国宇等人都笑了，表情顿时轻松下来。
刘伯承这一言，才让村外这场戏顺利拍摄完成。
分馒头
194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第一天。一二九师司令部人员并没呆在涉县赤岸村机关驻地度节，而是转移到了距赤岸十几里外的南岗村。因为日寇乘春节时候“扫荡”，不给八路军庆节和喘息之机。为了避开敌人，刘伯承只好带领司令部人员，分成前后两个梯队，转移至此。
杨国宇等六个人住在南岗村一个庙里。正值严寒时节，涉县老百姓有初一不卖柴（柴有“财”之意）的风俗，杨国宇他们也无处买柴。为了取暖，他们在村外砍了一些柿子树枝作柴，并折了庙里周仓像的刀把作引火柴烧。
夜里寒风凄凄，几个人守着庙里一堆冒着黑烟的柴火，难免因节思乡，触景生情，流出了眼泪。可没想到刘伯承并未忘记他们。当地村民没什么慰问八路军，给刘伯承送去了一小篮柿子皮，而刘伯承又拿出一些柿子皮，分给了机要科的人员。刘伯承的举动暖了大家的心，杨国宇他们都有一种“雪中送炭”之感。
村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看杨国宇他们过得不容易，便送来了一个馒头，玉米面和小麦面掺在一起做的。老人不好意思地说：“玉茭馒头，老乡，就一个儿。这个年头儿，军队苦，老百姓也苦。”
杨国宇他们正愁着没东西吃，谢过后，便收下了。可这只馒头还没分吃，刘伯承进了庙。一时间，七个人的眼睛都盯在了那只馒头上。
对于当代青年来讲，确立正确的择业观，选择能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职业，是实现理想的具体路径之一。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选择职业首先需要经过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对待，“臻于完美”和“最高尊严”则是选择职业的基本准则。基于这个准则，马克思选择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从而实现了“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变得完美”的夙愿。因此，当代青年应当如同马克思一样，在选择职业时，理性思考，勇于担当，挑起时代的重担；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生理想，不断接近自我的完美。
其实刘伯承也是跟大家开玩笑，想看看机要科的人怎么处理。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的优良率为95.6%,对照组的优良率为82.2%,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详见表1.
不久，刘伯承突然发现自己写的那份电文中出了一个差错，他把“安西”错写成了“西安”，就赶紧来到电台室，问杨国宇：“那份电报发出了没？”
杨国宇这一说，惹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庙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宁波西邻绍兴、杭州，北面与上海隔海相望，一直就处在杭州、上海两地国内顶尖医院的辐射圈内。作为代表宁波医疗服务水平的大型三甲医院，宁波一院需要持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才能够留住本地患者。
就这样，刘伯承、杨国宇他们度过一个苦中有乐的“春节初一”。
“三条腿牛”的来龙去脉
1943年9月，杨国宇被机关党支部推举为中共“七大”代表，前去延安参加会议。他11月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了党校第九支部，支书是湖南耒阳县人，名叫伍云甫。
刘伯承面上和蔼可亲，说道：“你长大了，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要团结一致。机要部门是党的要害部门，在你们科里要专设一名政治战士。”
别人的问话也不无道理：“你说说一个牛能活多少年？你爷爷起，就是水牛，到你手里，还是那条水牛。再说，牛都是四条腿，你家的牛为何只有三条腿？”
因为事情解释不清，而同一个小组里的人又追问不放，这让杨国宇郁闷之极，恨不得插翅飞回太行，再也不想呆在延安了。
杨国宇知道，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也来到延安参加会议，于是，这天，他找了个地方，将电话打给了刘伯承。
杨国宇不觉左右为难，心想：“送给师长么？恐大家不满。七个人都吃，又太少。”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笑着不动。
“想回太行。”杨国宇在电话里直接说。
“为什么？”刘伯承在电话那一头问。
杨国宇心里为自身处境难过之极，一时答不上话来。
电话那头的汪荣华插了一句：“是不是延安找爱人困难？”
“绝对不是。”杨国宇否认了。
中午饭由甲洛洛做，大家都在部食堂里吃，有一荤一素两道菜。小丁和潘美丽不来，因为潘美丽觉得甲洛洛做的饭菜又脏又难吃。
“那为什么？”刘伯承又追问。
“我讲不清我的历史。”杨国宇只好吐露实情。
“你历史是清白的，你一定同别人发牛脾气。你们支书是谁？”刘伯承关切地问。
“伍云甫。”杨国宇答道。
“伍云甫是个好同志，你耐心向他讲讲道理。”刘伯承在电话里好言相劝，让杨国宇去找支书伍云甫好好谈谈。
结束电话通话后，杨国宇按照刘伯承嘱咐，前去找伍云甫认真交谈。
伍云甫四十岁了，性格沉稳，听了杨国宇的苦恼，对他说：“你好好想想，我们南方有这种情况，一条水牛，为什么活那么长？比如说水牛用老了，到市场少花几块钱，即可换条小水牛。从祖爷到你手里当然还是水牛。”
杨国宇听得有理，连忙应声说：“是、是的，我们四川跟你那一样。”
伍云甫又举例说：“为何一条牛只有三条腿，两条腿的。你这田多出三条腿的钱，他家钱少，田地仅出一条腿的钱。两家合买一条水牛，你家占四分之三，当然是三条腿。”
伍云甫这一解释，让杨国宇心中豁然开朗，高兴得说：“我家的风俗，同你那一样。”
“那不见得，你得好好想想，要耐心，不要同人家发脾气。”伍云甫说。
虽然伍云甫最后那样说，但杨国宇还是按照伍云甫的提示，写了一份说明稿子，然后在小组会上按此发言。杨国宇讲了一半，小组长便说：“你早这样讲，不就早解决了。”其他同志明白了“三条腿牛”的来历，脸色也都缓和了，没有再追问出什么。
在这次演讲中，梁建英首先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三重境界与大家分享中国高铁和她个人的成长历程。她说：中国在高铁领域取得的成就，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高铁之花之所以能开遍祖国大地，是铁路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下，几十年来顽强拼搏、勇于创新的结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研究高速铁路技术，并最终确定了技术体制、创新路径和发展模式。因为有了技术和人才储备以及完备的机车车辆工业体系支撑，我国才能迅速完成高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很快形成了自主化的中国高铁技术体系。
就这样，费了一番曲折，杨国宇才将自家“一条水牛三条腿”的问题解释清楚，过了政治审查关。
军衣不能做成“秧歌队”
1947年8月，为打赢解放战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跨过黄河，直插大别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年冬天快到了，部队里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为了制作棉衣棉被，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人加紧收购布和棉花。而司令部有人在下达通知时，说“不管什么布见布就收购”。于是，部队收购来的布，红黄蓝白黑青紫，什么颜色都有，做出来的衣服穿在人身上，也是花花绿绿的。
10月份的一天，直属队正列队时，刘伯承来检查了。冬季穿的衣服，都是战士们自己动手做的，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做成和尚领、锁扣样式，有的口袋没钉盖儿，并不齐整。而且，也只有一半人穿上棉衣。只是让人难堪的是，什么颜色都有。
任意一个恒定电流的闭合回路都会在周围空间中产生一个稳定的磁场分布。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可以通过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
刘伯承一看军装颜色，转头对参谋长李达说：“同志，今天不是春节，哪来的这么多秧歌队？”
李达明白刘伯承话意，说道：“没有染料。”
杨国宇也跟着附和：“到宋埠都未买到。”
刘伯承却没有原谅，批评说：“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过去群众自己织的白布，用稻草烧成灰，可以染成灰色的。用树根，熬成水，可以染成黄色。不管什么颜色，总比秧歌队好。要抓紧时间限期改正过来。”
次日一早，刘伯承又来看直属队。他发现有的人做的棉衣，领口不成形状，便说：“你用洋瓷碗扣上，照洋瓷碗口大小下剪，剪成领口，总比你这方不方圆不圆的好。”
也正是在刘伯承的关心和督促下，直属队的棉衣问题很快解决了。
慈不掌兵
1947年12月的一天，刘伯承率部要过汝河，需要组织人马提前搭桥。杨国宇是军政处处长，想到直属队连日奔波，十分疲惫，应该休息一下，便说：“直属队很苦，我想休息一下再干。”
没想到刘伯承伸出指头，重重地指着杨国宇说：“慈不掌兵你懂得不？少数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你以后要学会算大账，不要学农民抓小事。”
杨国宇这才组织人，不顾疲劳，尽快架好浮桥，使部队很快通过汝河，到达目的地。
战争期间，杨国宇与刘伯承等首长朝夕相处，彼此之间发生过很多事。也许绝大多数事情细小、琐碎，微不足道，但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他们的小事、琐事中，可以了解到伟人们的真实性情、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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