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环境美学研究中，陈望衡和阿诺德·伯林特的思想具有代表性。对两者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环境美学发展中不同的进路和可能性。环境美学作为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知识形态划分上依然承接了传统美学的研究路径，就美和审美两大领域而言，陈望衡和伯林特都主张环境美的根本特性是家园感，而环境审美则涉及感官全方位的参与。两个美学家思想的不同主要有三点：一是陈望衡对学科的完整体系有着明确的意识和追求，而伯林特则不重视；二是环境美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陈望衡注重实用环境特别是农业环境的审美观照，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伯林特则更趋向于后现代环境的审美发掘；三是对环境审美研究中出现的科学认知倾向伯林特至今依然持排斥态度，而陈望衡对这种美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的看法在近几年有了改变，甚至在整个美学基本问题上将之与人文主义进行整合，提出了具有全球意识的“生态文明美”的概念。这一最新认识，超出了环境美学学科本身的视域，为美学未来的跨学科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陈望衡；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
1998年，陈望衡在成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建立环境美学学科的建议，他说：“环境美学是一门具有光辉前景的应用性学科，让我们来精心培植这门学科。”[1]之后，他开始着力环境美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2001年，他申报的课题“环境美学的基本问题”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资助；2002年，武汉大学景观研究中心成立，陈望衡任主任；2003年，他招收第一批环境美学研究方向博士生；2005年，与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签约联合培养研究人员；2006年，他组织翻译并出版了“环境美学译丛”，介绍国外最具代表性的环境美学著作；2007年，他的既立足于中国又面向世界的学术专著《环境美学》问世，这一著作为全球环境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维度，填补了环境美学体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在培养和影响了一批环境美学研究者以后，为了给这些学者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2009年，他又开始创办《环境美学前沿》学术辑刊；2013年，他申报的课题“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注]该课题以“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作为总标题，下分“先秦环境美学”(陈望衡、徐骆)“两汉魏晋环境美学”(张文涛)“唐代环境美学”(范明华)“宋代环境美学”(丁利荣)“明代环境美学”(聂春华)“清代环境美学”(陈国雄)“中国古代城市和环境形态图释”(李军、黄俊、张娅薇)七个子课题，于2018年10月结题。 ；2015年，英国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在陈望衡原著《环境美学》基础上编译成的英文著作《中国环境美学》(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出版，此书列入中国教育部外译项目，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由中国人撰写的环境美学专著，为至今陈列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两位中国大陆地区美学家的著作之一(另一是李泽厚的)。该书出版后，《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在“环境美学”辞条予以介绍，认为这一著作“获得诸多关注”，“使生态美学有了充分而丰富的发展”[注]。二十多年来，陈望衡发表了大量有关环境美学的论文，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环境美学会议，为环境美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望衡以自然美的研究进入美学界[注]美学处女作《简论自然美》发表于1980年《求索》第二期，随后又发表了《中西自然美学观比较研究》。此外，陈望衡钟情于山水，出版了《交游风月》《妩媚山水》两部文学著作，这些作品都为环境美学研究特别是对自然环境美的欣赏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之后又广泛涉猎美学诸多领域，在艺术美、科技美方面皆有建树，这使得他在处理环境美学各大问题上得心应手。当然他这些年专注环境美学除了自身的学术积累以及中国美学出路等问题意识的促动外，另一个缘由是受到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启发。1989年陈望衡以外籍会员的身份加入美国美学学会，因此机缘与时任学会秘书长伯林特结识，并在伯林特的引导下走向环境美学的研究之路。陈望衡多次说伯林特是他的环境美学引路人，而伯林特说陈望衡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朋友。对此，陈望衡说：“之所以选择环境美学作为我的新的研究方向，除了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外，与我的个人的气质爱好自然有关；另外，也跟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阿诺德·伯林特教授有关。”[2](P7)
阿诺德·伯林特，原来是现象学学者，后来转向环境美学的研究，他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环境美学》和《生活在景观中》，这两部著作在陈望衡主持的第一批环境美学译丛中都已译为中文。作为西方环境美学的开拓者，伯林特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循着传统理解自然这一线索来形成他的环境观，摒弃那种把自然视为人的对立面的二元论和客观论，由此把环境当成“是被体验的自然、人们生活其间的自然”[3](P11)，即环境与人息息相关。这样，人们对环境的评价就呈现多元的可能性，也就为美学的参与找到了根据。传统从自然所获得的“景观”，也随着自然环境含义的拓展，不局限于艺术类的观看，而有了环境美学意义上的体验。
鉴于此，实验教学标准化建设势在必行，笔者探讨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力图建立标准化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过程、实验室环境，提升制药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培养质量，让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与医药行业的实际需求相匹配。
西方环境美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环境美学虽晚出，可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也已有了自身的特色，加上伯林特的环境观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极为相近，因此，对具有代表性的中西两位环境美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无疑对环境美学甚至美学学科的前景以及中西美学的研究颇有益处。此外，两位学者的长期交流也为本论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注]两位学者有二十多年的学术交往，至今仍频繁有书信来往。在2018年9月28日伯林特致陈望衡的信中，他就谈到正在阅读《中国环境美学》，从中获益良多，心情极为愉快。认为该书提供了有关中国古代环境欣赏丰富的资料，且理解了中国学者为什么对他的著作那么投缘的原因。信末还附上最近发表在《当代美学》(Contemporary Aesthetics)杂志引用陈望衡环境美学思想由格伦·帕森斯和张欣(Glenn Parsons & Xin Zhang)合写的论文《Appreciating Nature and Art: Recent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的互联网地址。。以下就他们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评述。
一、共同点之一：环境美的根本特性是家园感
环境美学作为美学研究的最新走向，自然蕴含了传统美学所有的问题域，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所引导出来的自身特点。西方美学产生于哲学，哲学以理论抽象方式表现出与实践类的学科绝然不同的活动形态。在近代之前哲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无用之学存在的，这样由之而出、精神气质与之最为接近的美学必然也关注那种无用的知识，康德以“非功利无目的”概括美的特质。无用的知识指的是与现实物质活动不相关的知识，它只与人的精神生活有关。哲学迎合了人的好奇心，美学(艺术)则协调人的各种内在关系。至于能获得物质利益的活动则主要由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和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科学来体现。这样，美学活动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之内，对自然采取的也是艺术的欣赏态度，至于社会问题则很少涉及。可是到了当代，后现代思潮几乎颠覆了西方所有的文化传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各学科的界限被打破，偏向理论或偏向实践的学科开始融合，而能促成这一切进行运动的力量是社会生活的呼唤。社会生活的力量无所不在，以网络的形式遍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当下的历史必然以话语的形式反映在力量场中，那种能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的语言世界是不存在的，所有学科都必须与这种社会能量接壤才能找到存在的合法性。这样，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如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自然成为了知识生产中必须关注的对象。美学从对自然、艺术的纯审美研究转向对环境的实用性研究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这些含义不能绝然分开，每一含义在作为它被所属的学科揭示时是以主要特性呈现的，而其它含义则以潜在的形态在发挥其作用。按理说，环境美学把审美当做基本特性是合乎常理的，但这仅是西方传统的学术逻辑，它仅限于唯美主义出现的时代，在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美学走向环境，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环境意识的当下特性，这样驱使美学调整自身的意义结构，从而把生存列为审美可能性的前提。而环境之所以走向美学，主要是为了增强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话语力量[注]伯林特就认为这种“对美学和环境进行双重思考是互有益处的，能彼此启发”(参见伯林特著《环境美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5页)，这一“双向建构”的思路是伯林特著作的主题。。
环境有多重含义：第一，哲学含义，即指已经人化或正在人化的自然，这种意义的环境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第二，科学含义，这方面主要研究作为人的对象的客观世界，相对地将人悬置起来；第三，实践含义，取其广义，凡是人加之于环境的物质性活动都是实践；第四，审美含义，这一层面对环境美学最为重要，它集中在人的感觉所及的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它是由审美者与审美对象共同创造的形象[2](P14-16)。
作为一个关键概念，环境美学家都必须回答“环境”的含义。西方环境美学家大都没能脱离科学思维，依照传统理解自然美的惯性直接把环境当做对象加以客体化。约·瑟帕玛即认为：“环境围绕我们(我们作为观察者位于它的中心)，我们在其中用各种感官进行感知，在其中活动和存在。问题在于感知者和外部的关系，就算没有感知者，外部世界依然存在。”[4](P23)这种环境认识观，与人的关系极为外在，甚至认为“外部世界”能够脱离人的感知而存在，由此可以推定，与人无关的外部世界也能成为环境，环境的含义变得复杂。就这个问题，伯林特以纯粹的自然对象的不存在作为理解环境的切入口，在实践层面否定了有一种能离开人存在的环境。陈望衡也明确指出，环境与人是不能分开的，它在作为外部世界的层面上也是人建立起来的。环境与人相互生成，离开人的环境与离开环境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油茶苗培育中，选择合适的苗圃地做床，可以更好的提高油茶树苗的成活率。苗圃地应当选择在地势平坦、避风向阳及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中。另外苗圃需要配备完善的灌溉设施，在做床的时候需要均匀撒施复合肥。可以用生石灰撒在翻耕的土地上，对土壤进行消毒作业处理。
在西方环境美学研究中，有关欣赏方式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其争论的核心就在于环境欣赏过程中是否要以科学认知作为主要导向。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认知模式”主张科学导向的重要性，而以伯林特为代表的“参与模式”则否定科学认知作为欣赏基础的“非认知性”。
陈望衡以“居住”作为环境的首要功能，在环境美学的视域中，“居住”展开为“宜居”“利居”和“乐居”。环境美学，就是用美的规律建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它适宜人居住，又住得愉快。这三个层次，与其它文化活动有密切关系，“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5]，三者又统一为“家园”[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特聘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也认同“家园感”是陈望衡论“环境美的最高层次”。荷兰鹿特丹大学哲学系人类文化哲学教授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同样指出将环境美比作“家园感”有助于人们构造花园般的居住环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史丹顿岛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则注意到“家园感”这一概念在与传统艺术美区别开来的意义。参见《潘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国外学者评陈望衡〈中国环境美学〉》一文。。家园，既是物质住所，又是灵魂归宿地，人建造的环境最终就是要变成家。
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Guidelines for Managers，Canberra，2004，pp．10 ～11．
二、共同点之二：环境审美涉及感官全方位的参与
西方传统美学只论述视觉和听觉在审美中的作用，并以之作为最重要的审美感官，人的其它感官从触觉、味觉到嗅觉则不被重视。产生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思想家在论人本质方面一直强调人的超越性，而在人的五官中视觉(听觉较次)是最不受对象影响的感受器官，也就最具非功利性，因此与审美的发生方式相吻合。黑格尔对艺术美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他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6](P49)
由于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环境美学兴起后，仍有学者把环境美等同于对自然的视觉欣赏或干脆不讨论环境审美的问题(如仅专注于景观的艺术设计)，但这种情况是与人们面对环境时所直观到的经验不相吻合的。很明显，环境不同于艺术品，环境通过自身的创化形成不同的景观，人创造环境时依据身体的特点进行构形，因此，陈望衡认为对环境的欣赏不能照搬艺术的欣赏模式，因为：其一，环境的欣赏需要多角度感知的综合。在环境欣赏中，感知器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在对自然的欣赏中，它具有艺术欣赏中所没有的全息性。其二，环境的欣赏是整体化欣赏。审美对象离不开它所在的环境，美的环境依存于各种事物[2](P149-151)。同样地，伯林特也主张环境欣赏不同于艺术欣赏，为此他提出了全身心投入的“参与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拒绝艺术无利害性的思考方式，转而向日常世界开放，悬搁传统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艺术活动中欣赏者与欣赏对象的二分法，使得欣赏者以一种全方位、多感官的方式沉浸在对象之中。在论述“建立城市生态的审美模式”中，他承认以人的尺度所建立起来的城市，人们首先通过视觉特征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但可感知的环境的形成还必须容纳其他感官，从而形成的“刺激丰富性能够指引人类的活动，可以使我们在城市里感受到舒适、安全、有趣和兴奋，这样的城市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3](P63)。
“参与模式”在卡尔松偏重科学逻辑认知的角度看来，主要有两个难题：一是尽管不再保持距离感，但仍关注感官与形式属性；二是沉浸于对象中，易遁入琐碎的、主观的臆断，难以进入到有知识和理解所指引的深层次欣赏[7](P8)。
三、不同点之一：对学科体系建构的意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陈望衡毅然走上环境美学之路，可以看出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逻辑必然。20世纪中国美学经过几次大讨论，到90年代归于沉寂。大多数美学家很难适应从“美学热”到美学被边缘化这种转变，纷纷转行或陷入困境之中。中国美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要找出前行的路，首先要反思曾经的过程。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一直存在着“中国化”的问题，跟遭遇其它西学一样，中国人研究美学在西方没有位置。即使不考虑西方的评判，就本土的发展状况看，美学研究事实上做的仅仅是对习得话语的再次复制，导致的结果是美学一直与艺术和现实的脱节。环境美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和很强的时代感，同时也真正做到了美学与西方的接轨以及美学艺术化和美学现实化。据此，陈望衡说：“环境美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展，意味着一种新的以环境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的诞生。”[2](P10)
中国环境美学虽较为晚出，但也有优势，除了有一股迎头赶上的力量外，还能从西方环境美学发展中得到后来者才能看出的经验。作为环境美学的开拓者，陈望衡在写《环境美学》时，并没有看到有关环境美学严密体系的书籍，所以他才说：“而在我，是试图提出一个体系的。”[2](P7)
和林中伟比，梁肇彬显得“豪爽”得多。建安公司挂靠肇庆市城投公司下属市建公司开发建设房地产的过程中，梁肇彬虽然只给邓强送过两次钱，但总金额却高达170万元。2012年9月份的某天，梁肇彬约邓强在肇庆市端州区星湖湾小区旁边的道路见面，将一个装有70万元现金的纸皮礼品袋放到邓强车上，邓强没说什么就收下了。2013年年底的一天，梁肇彬又约邓强在肇庆市星湖大酒店的停车场碰面，梁肇彬拿了一个装有现金人民币100万元的纸皮箱及洋酒箱放到邓强车上，邓强同样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体系意识在一个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围绕着一个具有本体地位的核心概念展开，为学科的发展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及其界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陈望衡认为，艺术美的本体在意境，环境美的本体在景观。作为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形态，景观的生成是人文和自然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环境的过程都包含有美的成分，将环境变成景观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可以从环境美与生态、环境美与文化、环境美与伦理、环境美与和谐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环境美的首要功能是“宜居”，其次是“居游”。与西方学者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城市环境和农业环境不同，陈望衡主张环境除了自然环境美、城市环境美和农业环境美以外，还有园林美。在工业时代，园林的建设兼备了自然、城市和农业的要素，生活环境园林化是环境美化的发展趋势，故园林应成为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就环境类型的全方位思考而言，伯林特仅聚焦于城市环境，这与他要解决的审美核心问题有关。工业化城市在环境中最具实用性，如何把它纳入审美视域？他的逻辑推衍就是如能把城市都视为审美环境，其它与审美较接近的环境类型自然就不言而喻。虽如此，他毕竟没在此问题上展开，从体系的完整性看，可认为是他理论上的不足。他的代表作之一——《生活在景观中》，其副标题就是“走向一种环境美学”，从中可以看出其核心是在阐述环境美学的合法性，其侧重点是“从美学走向环境”。而更早出版的另一代表作——《环境美学》则在第一章(“向美学挑战的环境”)就提出全书核心是从另一方向论述“从环境走向美学”，同样是在为环境美学的学科性质进行论证。伯林特早年的现象学训练，深受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影响，使他在“环境”与“美学”之间直观到一种打通两者的中介——身体，人们能够全方位投入到环境的欣赏之中正因为有身体场的存在，身体统一并协调了五种感官的发生过程。针对个人的知识兴趣，他在环境本身的内涵拓展中，增加了对“太空环境”和“神秘环境”的论述，一定程度给读者带来了新奇感。
四、不同点之二：环境美学与现实的关系
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需要坚持 “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通过不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这要求高校能够转变传统学生党建工作思路，充分意识到学生主体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更好地促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同时高校应当拓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影响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也应该进行不断地改革，更好地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日趋对农村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农业生产原有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利用中国传统“和合大化”的文化资源来为这一新情况提出解决方案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当然工业化也不是一昧地破坏自然环境，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农业会出现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以及艺术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2](P309)等五种不以高产量为目的的新型生产方式。这些对当下农业生产环境的观察和概括，展示了陈望衡环境美学思想的有效阐释力。
相比之下，伯林特所关注的现实环境是他所处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较完整的现代化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环境其生存目的已不太突出。在伯林特的视野中，农业环境和工业环境的区分不太重要，其环境美学更关注环境的趣味性，以迎合特定人群的需求。例如对城市设计、博物馆、太空社区和美国景观的处理方法上的建议，即是一种既属环境美学又能反映伯林特所处社会特征的回应方式。其中，“解构迪斯尼乐园”最能反映伯林特这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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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特在众多西方环境美学家中，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环境的实用特性。当然更特别的是，他认为所有的美学都是“应用”的，审美活动是最直接地将纯粹和应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人类活动。据此，他把环境美学归入“应用美学”，并指出：“所谓应用美学，指有意识地将美学价值和准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贯彻到具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与事物中，从衣服、汽车到船只、建筑等一系列行为。”[3](P1)以他熟悉的城市环境为例，他认为城市的功能和结构都是以人体的尺度来建设的，由此得出结论，“城市设计是一种对家园的设计，设计出的场所像家的感觉，这样才是成功的”[3](P63)。
伯林特关注的后现代审美环境，与其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所处的生活世界密切相联。陈望衡所处的环境，正在进入现代化阶段，前现代历史形成的那种烙印深深打在各种环境效应上，因此在环境美学思想表述上显得较为负重。
环境美学作为一门偏向实用性的学科，决定了环境美学家更为关注其所在的历史现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物质，农业环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2001年，国际环境美学会议在芬兰举行，其主题即为“农业美学”，这标志着农业美学正式成为了环境美学研究的分支。陈望衡在其《环境美学》中即设专章讨论“农业环境美”，以此来回应现实和学科发展的需求。面对农业生产及其环境，从美学的角度，陈望衡认为农业的审美性质在于寻求农作物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以此为出发点即能找到美学研究的位置及引发和应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相关的社会问题，从而增强这一学术方向的生命力和实用性。各种农作物所带来的景观就是美学研究的切入点，在此环节主要是研究自然审美的诸问题。可是一进入到人为生产的环节，即出现了与自然性相冲突的人化过程，环境美学重点就是要在此找出多种能成为环境研究的问题域并着力从美学的角度来提供解决方案。环境美学一般的做法是循着源于自然研究的生态思想来为生产的社会性发展作为参考的坐标，在有节制的冲突中找出美学可以利用的和谐节点。而出自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了解，陈望衡突破一般偏向于对某一生物圈生态要求的惯性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所描述的除自然本身外甚至也包括人的文明活动所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系统中去发现生态的丰富含义。这种对生态含义的拓展，不但能充分利用本土思想资源，而且也对环境美学中如何处理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统一的逻辑，对陈望衡来说，也对他之后提出“生态文明美”显示出了一种前后相续的思想发展逻辑。
伯林特认为，把新潮世界作为美学思考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迪斯尼世界有多重层次并能相应引发复杂的心理体验，具备后现代不同寻常环境的特征要素。“这一复杂世界包括四种类型：梦幻、冒险、未来风格和国家文化。”[8](P34)它表面上迎合了青少年的娱乐需求，实际上各种人群都能从中获得各自所需。这些人群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一社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集合体，它的设计者从商业的角度计算出最大参与消费的可能性，客观上抹平了那种只依靠某一时空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定经验才能允入的审美窗口，参与者既能找到较契合自身的欣赏类型，又能触动其对异域的想象需求。进入到迪斯尼环境，其通过短期排列组合出的审美效果具有明显的平面化特征，符合后现代的精神气质。
五、不同点之三：对“生态文明美”的看法
以陈望衡为代表的中国环境美学一开始就抓住美学转向中的“求存”特征，西方文化所拓展的纯粹的“真”“善”“美”维度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一真正意义上的终极性关怀，只是很多哲学家不愿承认它的称呼罢了，美其名为“存在”，甚至给“存在”诗化，进行“能指游戏”，以宣泄抽象维度上的心理能量。实际上，不管人们在存在问题上增加多少超越的可能性，其基本结构都基于生存而展开。
科学思维是西方哲学的产物，它的特点就在于把人与对象处理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世界上任何对象本来是人所难以彻底把握的，人只能通过感知渠道获得对象的某些信息，科学活动就是选择那些人所能达到的对象的最清晰的各部分要素(主要是质和量)有序地合成为一个人为的对象存在，人的其他活动方式(艺术的、宗教的)不像科学这么注重逻辑性和排他性，因而相比之下较注重对象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存在。西方美学在产生之初(作为感性认识)走的就是与科学理性不一样的探索之路，它能容纳对象的模糊性特征，意在获得对象信息的多样性，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出现了“纯审美”“唯美主义”等极端主张，它们声称谨守艺术领域，却有着科学活动中才追寻的排他倾向。这样，到了一定时期，把研究对象的中心从“艺术”转向“环境”的环境美学的出现因其注重对多种感官的解放，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向美学发生时的原点回归。
（4）数据存储安全：数据库加密 选择了比较重要的关键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利用密码技术对信息进行加密，实现信息隐蔽，从而起到保护信息的安全的作用；文件加密 大量的数据都是以物理文件的形式保存在文件服务器指定的文件夹中，对于这部分数据的加密是可配置的，默认情况下考虑到系统性能问题文件是不加密的，如果需要也可以对这部分文件进行加密存储；附件加密 同样采取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存储。
虽然如此，在环境美学欣赏论中主张认知倾向还是表明了强大的科学主义影响的存在。从环境美学作为转型中的学科必须亮出自身的鲜明特色这一角度看，伯林特抑制科学认知在美感形成中的重要性，无疑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
中国环境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这两种倾向，只是涉及面更大，它不只局限在欣赏过程中才出现的分歧，而是贯穿于整个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甚至连命名都不一样，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就称为环境美学，以科学认知为导向的则称为生态美学。
生态的研究侧重于人所能理解的自然样貌，以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工具，寻求构成整个过程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生存意义上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的当代社会，强调生态对环境保护有积极意义。可是要在美学中发展出一门生态美学，则会出现学科之间资源接壤形态的突兀感，有着严格科学运思的生态学并不是美学所能直接借用的。西方环境审美的科学认知倾向并没有完全运用科学规则来处理审美心理，而仅仅是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主张要用理性原则来引导整个审美走向，在美学发展分支中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生态美学。要在生态美学上有所进展，要求学者有很高的科学素养，这也是人文学者特别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知识现状所难以具备的。正因为这样，陈望衡早期的研究与伯林特一样，反对科学主义在环境美学研究中的位置。可是，生态美学的提倡对缺乏科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毕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况且在环境的实际操作中基本上只有依照生态科学的原则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建设，基于此，近年来，陈望衡与伯林特不同，对生态维度在环境审美中的意义有了新的看法，在坚持学科整体核心意义偏向于人文的前提下，吸收了一定范围内的科学思想，提出了“生态文明美”的概念。他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其突出特点是重视生态问题，具体要实现的目标是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在环境美学的视域内，自然生态与工业文明互相接纳的结果即呈现为“生态文明美”，它具有以下特色：
利用细胞质不育两型系转育保持系法选育，该方法的要点：1) 在新发现育性彻底的不育材料本行利用可育株授粉将新不育源保持下来，并育成1∶1的两型系；2) 通过1∶1两型系的可育株为桥梁，将新发现不育源的细胞核内不育基因转入可育细胞质材料中，合成细胞质可育而细胞核不育的新保持系。
第一，生态与文明的共生。传统文明一味强调对自然的改造，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现今要求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一方面自然满足人的需要，表现为自然向人的生成；另一方面人需要考虑自然本身的存在，参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表现为人向自然的生成。
第二，生态公正原则。整个生态圈除人之外其它存在物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的存在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属于其自身的意义，包括它们生存活动中展示出来的美(当然也是人看出的)，人要明白它不是为人的，而是这些存在物固有的。人不要把美从其生存活动中抽取出来，打着只有人才能欣赏的名义而随意践踏。
第三，生态平衡成为自然环境审美的核心。以往一味从人的立场、利益的角度欣赏和评价自然，会导致一些具有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美由于其具有悦人的感性形式而得到正面肯定，而在生态文明的审美观看来，这种偏颇必须得到纠正。
第四，荒野的审美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荒野是当今维系地球生态的坚实力量，通过对荒野的审美，可触动很多人类早期生活感受和记忆，从而找到属于这一审美领域特有的激发生活的力量[9]。
图5展示了载波相位恢复后（时长0.6 s）的信号幅度及相位，去掉了1.772 GHz的微波调制信号，仅包括多普勒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图中的相位是解缠绕之后的结果。
基于环境美学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美”，突破了原有的美的类型，具有全球视野，它意在整合多种学科资源，可以说是环境美学发展的最新概念。由于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伯林特在表示关注时，也表达了他的疑惑，他难以理解中国学者所论及的“生态文明”和“生态美学”的准确含义。他认为，陈望衡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对它与科学概念以及与“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区别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明。不过他也承认，产生这种误会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对中国学者阐明的“生态”和“生态文明”的含义不太清楚所致。
结合以上所述，从研究的整体特色看，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在某种具体类型的环境审美中有独特的见解，比如他对城市环境审美范式四要素(日出日落未被遮蔽的光线、激发所有感官参与的教堂、作为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人造物的帆船以及充满魔力、冒险、怪诞的马戏团)的设计，可认为是走向人性化且具有新美学特征城市的尝试。作为后起的环境美学家，陈望衡借鉴了中国古代“境界”论的精华，在环境美学的整体建构上具有宽广的视域，在问题意识的引发生成上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望衡．培植一种环境美学[J]．湖南社会科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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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张文涛(1967-)，男，福建诏安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3﹠ZD072)。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2-0001-06
(责任编辑乔学杰)
标签：美学论文; 环境论文; 生态论文; 伯林论文; 自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学与现实社会生活论文;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3﹠ZD072)论文;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