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旨，这一模型不仅确立了经济必然性，而且强调从经济视角的剥削和反抗来解读政治性问题。伯恩施坦反叛式地抓住了这一理论实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突出“政治首要性”并将阶级问题从生产逻辑中脱离，以达到在民主“不间断”扩展的前提下实现作为一种“规范”理念的社会主义。显然，伯恩施坦错误地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把经济与政治先行刚性分离，从而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失去了优先性地位，最终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走上了错误的“民主道路”。
关键词：“政治首要性”；阶级；经济必然性；伯恩施坦
自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问世，一些西方学者就从未间断过对经典理论的反思，甚至是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伯恩施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反叛者”，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所遭遇的挫折和反差，但可惜的是，伯恩施坦在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提出了重要问题，却在反叛的路上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以前人们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已经用了所有证据，并且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必然遭受批判的武断式标签，但如果仅仅“为了批判而批判”，我们将忽略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在我们现在的包摄和吸收了一切过去的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愚蠢的错误的思想方法的创造中，又付出了多少的集体努力。也不应该忽略这些错误本身，因为虽然它们是在过去被犯下的而且在那以后已得到了纠正，但是，人们却不能保证它们在现在不会重演并再一次地需要纠正。”注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伯恩施坦提出的很多问题就是如此，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经济必然性的质疑与“政治首要性”的开启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正发生着像波兰尼所称为的“双向运动”，政治与经济作为不同的社会动力，共同在社会体系中运行，不可轻易分离。只有出现了自律性市场才“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恰恰“19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活动被抽离并分解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是一个奇特的转折”[注]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9-150.。马克思强调经济与政治的连续性以及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认为要想摆脱仅仅用政治理解政治，就要深入到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反抗。实际上，当代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一即为“经济决定论”问题，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复杂的历史视而不见，将世间一切事物都归结为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和必然性，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仅仅被简单地归为经济的反映，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定性为“经济决定论”。这种指责和批判其实早已有之，至少在第二国际时期的伯恩施坦那里就已然是争论的焦点。
在伯恩施坦看来，他当时所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太过于唯物主义化和决定论化。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将一切现象都归为作为机械过程而必然实现的物质运动，将客观规律的普遍性近乎解释成了自然规律。因此伯恩施坦批评考茨基有将相对力量解释为绝对的习惯，并嘲讽式地称“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1.。伯恩施坦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甚至指出“他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0.。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在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经典表述中将二者对立起来，使得上层建筑和人的意识完全从属于经济基础，他认为马克思夸大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或许这也是根源于正统派夸大了马克思的经济因素作用)，认为人们对经济愈关注就会错觉地以为经济作用愈大。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这种错觉根源于经济要素在今天是自由出场，在以前却被其他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所遮蔽着。实际上，伯恩施坦批判经济必然性的关键并非在于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而是在于强调“程度”问题——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这在根本上是要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具有同质的数量关系，并在作用上可以“等量齐观”。
作为对“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内省和纠正，伯恩施坦强调思想和政治等其他因素都是独立且可以与经济等价，甚至政治具有自治形式和首要性，二者彼此只有相互作用而没有决定的关系。这种内省在一定程度上对扭转第二国际决定论倾向有一定的反拨意义，但这种内省实际上根源于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丧失了信念，突出人类意识的潜能和政治活动的独立作用。但是“伯恩施坦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心导致了一种危险的政治被动性，而这种被动性将使他们牺牲了大众的热情。他认为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原则有同样致命的缺陷，不仅是历史性错误而且是政治的衰弱。”[注]Sheri Berman,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2006:14-15.伯恩施坦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路径而非经济必然性，认为“如果社会主义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社会党的努力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多余的事情”，况且“有谁能证明这个客观必然性呢？”[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8.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来自经济基础的政治自治形式是伯恩施坦论点的新鲜之处，事实上在伯恩施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一直被强调，在其中存在着恢复特殊领域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注]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0.。伯恩施坦批判经济必然性，强调政治独立性和首要性，这造成了“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松动。然而，在拉克劳、墨菲看来，这一缺口的重要突破在于列宁，“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但拉克劳、墨菲仍然对此不满，并在葛兰西那里找到了共同点。葛兰西延续了伯恩施坦和列宁对经济必然性的质疑，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偶然性逻辑，同时他也将政治领导权扩展到了社会的一般原则。然而，拉克劳、墨菲仍然认为其具有不彻底性，试图用“话语”理论确立其去经济和阶级双重中心化的“新”社会主义策略。实际上，从伯恩施坦到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政治首要性”的本体论逻辑，彻底实现了“经济-政治”之间的切割，最终使得阶级脱离生产，掉入资本主义的窠臼。
传统的儒家道德责任观在现代社会遭遇的以上困境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责任的“稀薄”甚至“冷漠”现象提供了文化和伦理的诠释；另一方面也指出传统道德责任观的回归或复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现代社会的道德责任系统的建构必须对儒家传统的道德责任理念在内涵上进行创造性转换、外延上进行多维拓展，增加公共交往的道德责任要求，生成一个以现代社会的要求、话语和价值为主体的道德责任系统才能有效回应现实的责任问题。
二、脱离生产的阶级分析
伯恩施坦看到了阶级的分化，但也试图建立新的统一。他认为单独依靠工人阶级将不可能获得选举的大多数，与非无产阶级的合作和统一将提供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工人和遭受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平的社会大多数人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自然的利益共同体，并且社会主义者将中产阶级和农民不满意的要素视为准备为了事业而被转变的潜在同盟者。”[注]Sheri Berma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Barnard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2006：15.伯恩施坦突出各阶级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束了工人阶级的孤立状态，但根本上他并没有质疑社会主义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这一点也是他与后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阶级还原论”的差异所在。拉克劳、墨菲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对基于经济层面的阶级概念的三个条件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注]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5.，通过说明这三方面都是错误的来实现其对阶级问题结构性的“终结”，确立其与阶级无关的“新”社会主义策略。伯恩施坦试图通过政治自治形式来使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错误道路，而拉克劳、墨菲在反叛经济必然性和解构阶级的路上走得更远，将反资本主义与多元的社会民主运动联合起来，依然试图通过民主“不间断地”过渡的错误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开始伯恩施坦对阶级问题质疑的考察之前，我们必须先勾勒出阶级概念与马克斯·韦伯关联的图像，因为“可以设想各种阶级理论是沿着一条连续线排列的。这一连线的两极完全可以视为由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分别占据”[注]戴维·米勒.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4.。韦伯的思想端点同伯恩施坦相似之处在于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脱离了马克思的生产路径，强调“市场处境”才是阶级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阶级’应该是指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任何群体”[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33.，最终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当然，除了韦伯的批判和影响外，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伯恩施坦质疑则需要重点考虑。伯恩施坦在批判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抓住“中产阶级”的壮大来指责马克思对阶级简单化的判断和对资本主义发展多元化结构的忽视。他指出有产者的数量不是减少而是绝对且相对地增长，“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0.。伯恩施坦自己强调这只是就收入和职业来说，并不关涉根本上未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况且马克思所强调的简单化也只是一种趋势而已。伯恩施坦强调既使资本的控制在集中，但所有权仍然在分散。在他那里，阶级概念远远要比马克思所强调的模糊得多，阶级仅仅被视为类似于韦伯所强调的一种依赖于共同生活条件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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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看到了“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并且“根据对非对抗性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的乐观见解，伯恩施坦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将最终站在工人一边——但只有当工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一个秩序化的和文明化的社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的成员时才是这样”[注]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3版 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虽然联结了“中产阶级”，但代价却是使无产阶级首先资产阶级化，最终彻底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革命性。同样地，考茨基也意识到了“新中产阶级”的产生，但他强调既使其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最终也将无产阶级化，因为他们在根本的经济地位上是无产阶级。虽然他有时也看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潜在反动性，但与伯恩施坦一样在对待“中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都犯了悲剧性错误。这也正像“三种修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吸纳‘中产阶级’的企图——法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的中间的雇工阶层的理论，普兰查斯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拉克劳用意识形态划分取代阶级冲突的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生产与剥削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中移置出去”[注]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9-50.，试图用各阶级之间的“全民利益”来吸纳和团结其他各阶级。这在根本上不仅抹杀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性，造成劳动者自身革命性的削弱，最终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立足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来强调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就是经济上奴役状态的被解放，即“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争取经济的解放”，同样他也强调“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阶级问题一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批判中占据重要位置，它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然而当代西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注]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63.，强调社会阶级图景已经面目全非，马克思当时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已经分化和消失。实际上，脱离生产的阶级分析早已在质疑经济必然性理论过程中呈现，对阶级的理解恰恰与如何理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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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的民主策略
“政治首要性”的确立和脱离生产的阶级分析，最终将社会主义落实到错误的民主道路之上。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认定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转折和变化，马克思判断的资本主义灭亡和人类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决战时刻并没有如期而至。伯恩施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质疑和否定马克思对资本集中趋势和危机必然性的判断，“《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1.伯恩施坦借着曲解恩格斯在“政治遗嘱”中对合法斗争的肯定，大肆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错误民主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构想，反对任何固定不变的方案，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完成着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一种运动。伯恩施坦认为“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以规则的社会，那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声明，我觉得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3.，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种制度的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夺权，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注]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M].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73.很显然在伯恩施坦看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转化成一个非对抗的制度改良过程”[注]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38.，这种和平过渡的观点仿佛是基于这样错误的前提，即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分离和对立。因此借助渐进策略对资本主义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调整，就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政治层面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经济层面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将在一定意义上取代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
伯恩施坦强调通过民主的发展可以“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是否能从资本主义分离出来，成为阶级中立性的形式？“西式民主是资本所有者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另一种实现形式”[注]刘晨晔，孙擎.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0(6)：50.。伯恩施坦所强调的民主则是阶级中立性的民主，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规范”的理念，错误地颠倒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试图用范围更广泛的民主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的目标或者将社会主义包容在民主之下，即用具体的“运动”牺牲了运动的未来——“最终目标”，甚至走上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延续了伯恩施坦的问题域，拉克劳、墨菲认为“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注]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00.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策略与阶级无关，“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超越阶级利益的；以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包括对不平等和压迫的多元性的抵抗”[注]奇尔科特.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M].高铦，高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4.。奇尔科特对后马克思主义有非常经典的评价，认为他们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并且将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剔除，这损害和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和批判。
总结来说，伯恩施坦开启了批判“经济决定论”的问题域，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都有对这一问题的延续和发展。或许他批判的是“真问题”，但却与马克思本身无关，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伯恩施坦错误地将经典批判理论视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将经济与政治先行刚性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失去了优先性的地位，最终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走上了错误的“民主道路”。实际上，从伯恩施坦到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理论与现实出现裂缝背景下的修正和解构，然而这种割裂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连续性，瓦解资本主义经典批判模式，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道路，在根本上就是对马克思经典唯物史观的误读和背离，最终也将无法对抗整个资本主义。
Ananalysisof“PrimacyofPolitics”andclassoutofproduction——Contemporary criticism of Bernstein’s problem
Zhang Xiaolan
(SchoolofPhilosophyandLaw,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he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 is the core ess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model not only established economic necessity, but also stressed to interpret political issue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exploitation and resistance. Bernstein rebelled to seize this theory essence, criticized that orthodox Marxism put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decisive economic factors and ignor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ield. Bernstein emphasised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and separated class issues from production logi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ocialist as a “standard” concept under the premise of democracy “uninterrupted” expansion. Obviously, Bernstein mistakenly regarded Marx’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separated the economy from politics, thus depriving prior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socialist struggle, eventually losing its socialist goal and embarking on the wrong “democratic road”.
Keywords:“Primacy of Politics”; class; economic necessity; Bernstein
DOI：10.16216/j.cnki.lsxbwk.2019020018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建国七十年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反思研究”成果(2018EKS011)
作者简介：张晓兰(1984-)，女，黑龙江绥化人，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9)02-0018-05
〔责任编辑：刘晨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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