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类社会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机制，爱国卫生运动即其一例。该运动在抗美援朝尤其是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背景下发起，在规模上更具典型意义。在运动中，经由强大深入的宣传攻势和组织体系，国家意志前所未有地深入基层空间及其居民，打破了个人与国家间的隔绝状态，也打破了个人间的隔绝状态。一种高度政治性和公共性的集体性主体，即社会主义的“新人”，正在形成。
[关键词]社会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主体性；社会主义“新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的早期过程，几乎可以说是由此起彼伏的各类“运动”构成的。“与面临紧迫任务时求助于钱袋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往往求助于扩音器。”[1]对于此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运行方式，国内外学者关注已久。然而，这些研究却少有对“运动”的主体参与者——“群众”的着墨；即使涉及，亦是以否定的方式反思“主体性的缺失”，强调尽管确实打破了中国民众与政治之间的传统隔膜，但群众的此种“卷入”与“强调主体性的现代民主不能相提并论”[2]，始终处于“被启蒙”的客体状态的民众无法形成民主制度所仰赖之市民社会的基础。[3]对于新中国社会运行方式、政治文化模式，乃至更为重要的居于其中生产、生活的“人民”的“主体性”方面，中国共产党显然有另一套同样完整自洽的“治理合理性”以及将此种合理性付诸实践的各项治理技术。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试图通过1952—1954年北京地区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这一案例，借铺叙宣传、组织与发动的过程，分析在此过程中中共所试图形塑的社会主义“新人”——其定义为何，这一定义又是如何在运动的宣传与组织中实践并实现的。
品牌管理是在管理机制、组织机制上落实品牌战略，并使品牌战略在既定的轨道上推进。其内容主要是品牌的创立、推广、维护和评估。
一、理想“新人”与现实民众
“她（一位浙江的农民）说，‘做好卫生工作就是三大胜利：一是强身保国的胜利；二是增产丰收的胜利；三是抗美援朝的胜利’。”[4]“王秀珍（北京市东郊区一位市民，家庭妇女）由一向不问政治的人变为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5]“同时应该指出，最大的成就，是这次运动所发动的群众最为深入而广泛，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改善了首都的卫生状况，并使人民意识到：保护人民的健康是人民自己的事情。”[6]“五一大扫除，群众都很热情，‘五一是咱们自己的节日，应该干干净净！’并发挥了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东单区毛家湾、西单区南长街、宣武区广安西大街等分会的积极分子组成了突击队、工作组，帮助没有劳动力的住户、军烈属和动不起来的住户进行扫除。”[7]
坝坡抗滑稳定计算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土体抗剪强度指标采用有效应力法计算，滑裂面按圆弧面考虑，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采用简化毕肖普法，计及土条间作用力，浸润线以上按湿容重计，浸润线与边坡外水位之间按饱和容重计，边坡外水位以下按浮容重计，地震惯性力考虑水平向及垂直向。
检视上述进入官方褒奖话语的“群众”意识，我们不难得出中共所期待的“新人”的特征：（一）具备基本的知识；（二）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运动，成为积极分子或准积极分子；（三）具有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集体主义的主体性。当然，此种褒奖话语更多仅能展现中共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并非已然事实。如果将视线抽离此类乐观的材料，而注意到隐现于宣传话语中的反思和批评的内容，那么我们将看到“运动”尚未彻底及至之处，当时中国民众的一般状态。1952年2月中旬起，《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开始大规模集中报道关于美军利用飞机在我边境及沿海地区投放“细菌炸弹”及可疑带病生物（跳蚤、苍蝇等）的消息。在爱国卫生运动大规模发起前，由于“细菌战”区别于常规战争具有不可见性、低烈度性以及民众对卫生知识的缺乏，对于报纸、广播及“传闻”中的“细菌战”消息，群众（尤其是农民）普遍怀有“漠然无谓”的心态，甚至有农民互相拿“毒虫”开玩笑，把“毒虫”往别人嘴里塞等。[8]实际上，在抗美援朝运动（在其广义的意义上亦包含爱国卫生运动）发动之前（乃至进行一段时间后），民众也仍有“漠然无谓”的心态——部分由于知识的缺乏，如在宣传人员摸情况时有农妇问“朝鲜是男人还是女人”，部分则为“不问政治”的一贯冷漠，“做好自己的事，谁胜跟谁”。[9]此外，需要转变的不仅是个人自绝于国家事务的前现代状态，还有为近代以来历任政府乃至革命者头疼的基层社会“一盘散沙”“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10]的状态，以及导致此种状态的、民众“各扫门前雪”“同住一所房子里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惯习。
尽管如今有学者认为反“细菌战”并不构成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爱卫工作重点在运动的常态化进程中，产生了从“粉碎细菌战”到更好地确保“生产”的转移，在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反“细菌战”的口号逐步为应对当季流行疾病所代替，因而反“细菌战”之于爱国卫生运动仅仅是一起点，“具有非常规的暂时性”[14]。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爱国卫生运动在发起的过程中所依托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大背景——不仅是因为这一背景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情绪在运动初起时的强烈推动作用，而且因为正是由于肇端于1950年下半年的广义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开启的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使得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具备了经验、人员和初步的政治思想基础。一则爱国卫生运动的总结材料中即有这样的内容：“特别是由于广大群众在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斗争中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的无比愤恨的心情，热烈地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因而本市的爱国卫生工作，无论从它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比起往年来，都表现出崭新的面貌和长足的进步。”[15]不同于国民党时期卫生运动的宣传大多发生在公园、通衢，爱卫运动深入至民众日常居处的街巷、小组乃至村头、家户之中，国家意志通过宣传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了基层空间。
二、宣传：国家走向个人
爱国卫生运动中采取的宣传形式大致可分为会议讨论、走访宣传、流动展演三类。会议讨论又可具体细化为居民、行业、工厂、机关、学校中的“大小片会、院会、小型讨论会和座谈会、文艺晚会等”。在北京市1952年8月开展的卫生突击周内，“十六区开过片会124次，参加人数47850人；八区开过片会、院会614次，参加人数40784人”[16]，强度可见一斑。而走访宣传则进一步更深入至里弄、家户，主要形式为家庭访视、集体读报和“口报”、屋顶广播等。此处特引西单区“口报”宣传为一例，管窥宣传的效果：“二区（指西单区，笔者按）第十四分会每晚7至9时用传话筒向群众传呼，报告战果，提出表扬与批判，推广先进经验……（群众创造的捕蚊方法），不到两小时就传遍了区分会。该区十三分会铁道部宿舍太脏，口报组在墙外喊话，里面立刻开会动员，清除了两大卡车垃圾。”[17]在这一案例中，宣传的力量不仅打破了由围墙构成的封闭的物理空间，也打破了内部居民昔日借由物理空间的封闭而隔绝在运动之外的状态。至于流动展演，主要以文艺节目（演剧、歌曲、快板戏等）和流动展览（幻灯片、显微镜及实物图片等）的形式“在街巷中巡回演出”，由于更具娱乐性和直观性，更受老百姓欢迎，也更易产生宣传效果。如棉花胡同十四号刘大妈在看过显微镜的实物展览后即说，“蚊子苍蝇真的有毛，回家非买滴滴涕不可”[18]。
爱国卫生运动在宣传内容上亦试图勾连卫生之于民众个人的日常体验与国家意义的关系，始终强调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意义。不止一份宣传计划指出，宣传应“结合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政治教育”[19]，“应着重在传染病对祖国正在开展的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方面进行教育”[20]。而具体途径则主要为“诉苦”，一诉“在旧社会无法讲卫生的痛苦”，二诉“抗日战争中被细菌战杀害亲友的旧恨”。在精心的宣传下，民众唤醒了记忆中的痛苦情绪，自觉对比今日的国家恩情，同时将眼前的带“细菌”的“苍蝇、老鼠”等病媒动物和远在朝鲜的“敌人”建立起比喻结构，在下决心参与卫生运动的同时，产生对新政权的认同。如，一位十六岁捕鼠五千余只的少女在回应母亲的不解时，是这么说的：“妈妈，你忘了爷爷他们是怎样死的吗？捕鼠是为了反对美国鬼子的细菌战呀！我要做到学习又好，捕鼠又多，气死美国鬼子！”[21]又如，丰台区一位卫生委员说：“过去哪有这事，咬死了也没有人管呀！只有毛主席时代才有这样幸福。”[22]
当然，通过发起社会运动以教育、改造民众并重组社会的实践并非中共特有。国民党时期的卫生运动与中共爱国卫生运动有许多方面的共性，如均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建构“强身”与“保国”关系的宣传激发民众参与等。但此种相似仅是表层的，否则从逻辑上也无法解释何以在中共的爱国卫生运动发起前，民众的卫生状况和政治意识仍然是如此之“前现代”。有别于国民党将“不讲卫生”“身体孱弱”作为中国一般民众的先赋的禀性和隐疾、要通过先进分子的教育使之“治愈”；在中共的认知中，现实民众有种种不良惯习，但此类惯习是外部的制度和压迫所强加的，人民的本质是“善”的，在新中国新的社会制度下，“今天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一定会踊跃动员起来的”[11]。在此种认知之下，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例，其理想的效果是随着运动的推进，使群众成为推动运动持续进行的自觉的“主体”——“为了很好地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仅仅把工农兵作为工作对象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工农兵自己来进行卫生工作”[12]——中共对运动的宣传、组织推进的深度，是国民党时期所无法比肩的。
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从1952年3月中旬开始动员，连续在春、夏、秋季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突击活动，运动的总方针是“结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进一步改善首都的卫生状况，建立和巩固群众的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确保首都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为我们国家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有利的条件”[13]。1952年底，政务院决定把各级防疫委员会改称为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提出稳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常化。1953至1954年，运动的“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工作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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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已可见其强度、广度和深度。通过此种宣传，国家的意志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了基层的空间，个人与国家的隔绝状态也被打破，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国家的“进入”仅仅是个人的“政治化”的开端，更重要的是要达到个人“走出”家户、积极地投身各项公共事务和政治运动、主动地“走向”国家的结果。
三、组织：个人走出家户
以往爱国卫生运动研究涉及其组织保障时，往往将目光放在“上层”，强调各级领导的垂直负责、认真关心在制定和推进运动工作计划中的作用[23]；也有从空间政治的角度强调由地段责任制构成的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24]，但并未注意到此种地段责任制所蕴含的组织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义。当然，高配备的行政部门以及领导的关心是爱国卫生运动重要的组织保障：以北京市为例，纵向有市、区两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均由主要领导任主任（市一级为负责首长，区级为至少副区长一人专管），横向各分为厂矿卫生、机关学校卫生、行业卫生和街道居民卫生四大部分。[25]但确保爱国卫生运动深入推进至最基层的，还要属居民卫生部分往下的最末两级：地段卫生组织和院卫生负责人。以1952年为例，北京市有13个区的卫生委员会，366个地区卫生分会，29118个居民卫生小组，分布密度为平均10—15户有一居民卫生小组，每一条街有一卫生委员会[26]；而“院卫生负责人”则为每一门牌户各推举一名，“在地区居民小组长的指导下，具体督促和检查本院各户的卫生工作”。[27]
此种细密的组织体系除对于中共而言具有“整合社会”的效果外，对于其间的居民，则走出了个人家户去致力于一份公共的事务，感受到了一份系于身外共同的荣辱：以此种小组为单位，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建立起了“友谊的互相观摩检查制度”，一般“每隔三天互相观摩一次”“交流经验、展开挑战”。[28]此类以居民小组或居委会为单位进行的竞赛，往往还伴有公开的奖励和批评：以丰台区为例，在一次经常性的卫生检查后召开大会，“居民中有37个街巷大杂院和户得到了荣誉牌示奖励”，而“一贯卫生恶劣对人民危害很大而屡教不改”的，“有7户受到了挂黑旗7天的处分”。[29]同时，在院卫生负责人的带领下，每一门牌户内各家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并按公约进行经常的清洁、打扫。如北京市一户解放前因脏、乱、差被蔑称为“（叫）花子户”的大杂院，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在积极分子张大妈的带领下，转变为“院子里天天要扫三遍两遍的，门口的街道上也经常保持得干干净净……七十六岁的傅老太太，天天抢着扫院子，手里拿个蝇拍子到处打苍蝇”的模范大院。[30]此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关心所在小组、门户之荣辱，更体现在对于同处一个小组内因年老体衰或其他原因（如孩子多、军属烈属无壮劳力等）“动不起来”的家庭的主动帮助。如一户杂院里的其他住户在院卫生负责人的带领下，为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拆洗了十多年未洗的被褥，堵上了鼠洞，老人感激地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人给我打扫、也没有人管我。”[31]此种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无疑是令人感动的。
此外，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家庭妇女这一个群体，向公共空间的活跃分子的转变具有更为典型的“新人”意义。无论是深入广泛的宣传，还是基层的“居民小组长”“院卫生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其骨干力量都来自这一原本罕见于公共领域的群体。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各种总结材料中，都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从半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以下几点主要经验：一、做好卫生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尤其是家庭妇女，本市基层防疫组织的骨干，妇女占半数以上，并涌现了大批的妇女工作者。事实证明：广大的家庭妇女对于家庭的环境卫生，起着决定的作用。”[32]检视本文所援引的被树立为模范和典型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大妈”或“×老太太”，她们经过遴选，参加读报组的政治文化学习、短期的卫生知识培训后，即成为活跃于院落、街道的宣传骨干、“突击队员”“工作组员”，“为了搞好工作，有的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克服各种困难”[33]，但却至今仍诉说着彼时作为“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那一份“翻身”的获得感。[34]而许多以口述、书信、日记为主要材料回溯50年代社会关系的研究，也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大家都热情地参加义务劳动”“感觉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的精神面貌。[35]
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新中国”这一概念的成立也离不开“新人”的塑造。基辛格的同僚、曾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R.H.Solomon曾对中共革命的意义有这样的概括：“‘培养积极分子’是毛氏革命的核心一环：毛泽东通过不断的社会运动，以抵制和消解帝国统治造就的普罗大众政治冷漠的心态，使民众自觉地投身中共主导的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中去。”[36]在爱国卫生运动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动下，个人与国家间的隔绝状态、个人与个人间的隔绝状态均被打破——一种高度政治性和公共性的集体性主体，即社会主义的“新人”也由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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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2-0029-05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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