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语言论转向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语言,诗歌,本体论,诗学,先锋,方法论,论语。
语言论转向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李启园[1]（2018）在《语言论转向与西方诗学中的叙述-模仿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探究语言论转向前后,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叙述”与“模仿”的相关争论,分析流派之间不同观点的思想背景,以及该理论可能引发的学术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并针对解构之后叙述-模仿之争的终结所导致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缺失所引发的相关问题提出可能性解决方案。“叙述”与“模仿”最初由柏拉图提出,他针对诗的语文体裁提出两种叙述方式,一是“单纯叙述”,二是“摹仿叙述”,前者是指诗人以自己的身份说话,后者是指诗人扮演故事中的人物来说话,二者大致奠定了后人所说的“叙述”与“模仿”的范畴。柏拉图认为模仿既无知识,也无有见解,是不真实的,而且容易败坏城邦的道德风气,因此应该将其驱逐出理想国。相反,他认为叙述是好的,因为叙述可以受到诗人的控制,可以传达特定的教育规范。由此,柏拉图拉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叙述-模仿之争。柏拉图提出叙述-模仿之争的焦点是文学的真实性和道德性两难的问题,对此,后来学者各执一端,众说纷纭。对于西方文论而言,语言论转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理论转折点,以此作为界限可以区分语言论转向前后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阐释和观点。语言论转向前,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反映客观存在,可以言及在场和真理。柏拉图推崇叙述,根本原因在于叙述比模仿更贴近真理,而亚里士多德为模仿的辩护也是认为模仿可以带来在场的真实感。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更是从真实性的角度出发大力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只是与亚氏不同,他们认为真实性应该是细节的逼真感,倾向于独特性。然而逼真的模仿容易陷入道德的模糊地带,因此如何平衡模仿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两难是英美传统小说家孜孜不倦进行探讨和改良的目标。奥斯丁提出自由间接引语和有限视角将现实主义小说推向高潮,似乎意味着模仿与叙述的配合才能突破真实性与道德性两难的困境。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美传统小说所面临的困境源于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和自我解构的潜能。语言论转向作为一个新视角,对叙述与模仿的阐述可谓是洞隐烛微、一语中的。语言论转向后,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而是建构世界和意义。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意义也随之不间断地滑动,文学语言中所指的指称与意义之间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语言的起源和结构是比喻性的意味着语言是不及物的,语言与外界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我们相信模仿的存在,是基于语言具有勾画可感觉画面的能力,而这是语言形象化表达的误导。模仿并不能言及在场,模仿与语言的意义一样,根本不受作者和读者的控制。因此,模仿既不能言及真实性,也不能传达道德性。如果我们认为叙述或者模仿具道德意义,只是人为强加的结果。而正如语言指称功能的不确定性,叙述与模仿之分是不可能的,这是语言论转向后对叙述-模仿之争的共同看法。取缔模仿的存在价值,抹除叙述与模仿之争的必要性,似乎意味着叙述-模仿之争的终结,然而解构之后的叙事理论并没有妥善解决柏拉图所提出的两大忧虑。解构主义认为语言不言及真理,只表达情绪和见解,因此与真理无关,似乎解决了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而对于道德性,德曼认为,语言的物质性恰好是揭开意识形态的异常行为的利刃,是破除特定意识形态神话的有力工具。对此辩护,庞代并不认同。他认为德里达提倡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将文学引向一个死胡同。如果文本只是能指的游戏,那么将无法说明写作的必要性。德曼将叙述者、受述者等这些概念视为命名的扭曲,是一种幻影,是语言隐喻的结果,即意味着没有叙述者可以为他的故事的道德影响承担责任。如果语言与真理无关,即意味着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判真实与错误,似乎最终只能由强权来决定相互之间竞争的结果,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将会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因此,解构之后的叙事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柏拉图所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语言论转向”作为重点的考察视野,通过梳理语言论转向前的古希腊时期、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时期和语言论转向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政治学批评、解构主义等几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观点,来探究每种观点背后的思想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层面的影响。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首先是初步界定叙述与模仿的基本内涵,概括柏拉图对叙述-模仿之争的基本观点以及争论焦点,即文学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然后,以语言论转向作为分界线,概括语言论转向前的亚里士多德、英美传统小说理论以及语言论转向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政治学批评以及解构主义对柏拉图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的回应。最后突出语言论转向作为一个新视角,在对叙述-模仿之争提出独到而犀利的观点的同时,可能引发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缺失的担忧。第二部分是梳理本文的关键词汇叙述与模仿的演变史,突出口头叙述与书面叙述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阐释和观点。第叁部分是研究现状的整理,包括对学术界关于叙述与模仿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第四部分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论文的总体架构。第二章是语言论转向前古希腊时期对叙述-模仿之争提出的基本观点,重点选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探讨。柏拉图针对诗的语文体裁提出两种叙述方式,即“单纯叙述”和“摹仿叙述”,大体奠定后来所说的“叙述”和“模仿”的基本范畴。出于对真实性的判断和城邦教育的规范,柏拉图推崇叙述,而驱逐大部分的模仿。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更好,因为它既可以模仿真理,又可以塑造人的性格,有利于国家的教育。自此,师徒二人来开了叙述与模仿之争的序幕。第叁章重点分析在认识论哲学背景下英美传统小说理论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看法。总体而言,英美传统小说理论家都是继承亚里士多德对模仿的推崇,原因在于模仿更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符合当时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取向。然而与亚氏不同,他们提倡的真实性倾向于独特性,即追求细节的逼真以及显示在场的真实感。但是在逼真模仿与我们类似的甚至带有道德瑕疵的小人物的同时又可能陷入道德伦理争议的困境。因此如何平衡模仿的真实性和道德性成为了英美传统小说家不断探讨和改良的目标。第四章选取了语言论转向后的过渡性研究范式——结构主义叙事学作为研究对象。总体而言,该理论认为模仿是不存在的,是叙述中的一种,差别在于叙述者介入的程度不同。但在分析叙事作品层次时,又提出故事-话语-叙述的叁分法,故事作为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依然相信语言的指称能力,即模仿的理论基础仍然存在。同时在叙述行为时,又将叙述与模仿作为划分叙述距离和叙述投影的标准,可见对模仿仍是藕断丝连。同时,叙事学家提出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角色的区别其实暗含了模仿存在的必要性,比如叙述者和人物角色合二为一则是模仿的讲述方式,而隐含作者则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同时,这些叙述交流的参与者隐含着作品应有的道德判断。可见,结构主义叙事学依然在回应柏拉图所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中真实性与道德性两难的问题,是不彻底的语言论者。第五章重点分析语言论转向后的政治学批评对叙述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阐述。在政治学批评中,权力决定叙述,叙述建构真理。福柯认为叙述的真实性并非柏拉图所说终极理念,而道德性也并非是理想的城邦教育和管理体系。在规训机制内,真理与权力是相生相成的,权力可以建构真理,而真理反过来可以支撑权力的实施,一切都是为了贯彻特定的政治权力和制造出特定的角色和身份。因此面对蕴藏着政治力量的叙述文档,身份政治批评提倡抵抗式的阅读策略,并认为要为弱势群体代言,以争夺叙述的主权。然而代言者在多大程度可以表达出真正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文化歧视?因此,代言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成为一个新的争论焦点。第六章选取了语言论转向后关注语言修辞本性的一个流派,即以德里达为先驱、以德曼等人为重镇的解构主义作为研究重点。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的隐喻本性意味着模仿是不存在的,因为语言是不及物的,模仿所产生的可感觉的画面感是语言形象化表达的一种误导,叙述与模仿之分是不可能的。对于柏拉图提出的文学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与真理性无关,只是一种情绪和见解的表达,而叙述只是能指的游戏,与意识形态无关。然而,如果文学与真理无关,与道德无关,那么谁应该为叙述负责?因此,解构之后的叙事需要面临文学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缺失的困境。第七章既是本文的总结,又是针对解构之后叙事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缺失提出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虽然解构主义取缔了模仿存在的价值,结束了叙述与模仿之争的意义,然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叙述与模仿是有所区分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调节叙述距离和叙述视角来营造出一种模仿的效果,并改变读者观看他人和世界的角度。因此,文学可以影响个人作用于社会。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中的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是具有一定的涵义和所指的,并且不仅可以通过说话施行某些行为,还能对他人产生影响。而通过对文学的“善”挖掘和重新阐释有望突破解构之后叙事的道德性的问题。罗蒂将“善”理解为对他人的怜悯与博爱。模仿可以通过细节来切身体会他人的痛苦和残酷,从而尽可能减少可能给他人带来痛苦和残酷的言行;而具有更敏感多义与隐蔽的窥破力量的叙述更是反抗规训的有力工具。因此模仿并不是只具有审美功能,而与道德无关,而叙述也并非只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与审美绝缘。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恰到好处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善”与“美”的关系。因此,在文学中,叙述与模仿是有所区分的,而且是有必要区分的。(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8-05-29）
马大康[2]（2014）在《语言论转向与文学虚构理论》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世纪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以来,文学虚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瑞恰慈以玄学世界观来阐释伪陈述,兰色姆从本体论角度论述诗歌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雅克布森将文学语言置于传达系统分析其诗的功能,热奈特则致力于解释转叙与虚构的关系,凡此种种,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文学虚构的理解,揭示了文学虚构理论的现代意义。(本文来源于《浙江学刊》期刊2014年02期）
王炜芳[3]（2013）在《语言论转向的两条路径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众所周知,语言论转向对20世纪至今的文学理论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语言论转向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开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首先将语言视作符号,指出了语言是实质,而不是工具。他提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整体,符号具有任意性,分析了价值由差异性产生,符号的实际操作则依靠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协同作用等,构成了语言论转向的理论基础。受到索绪尔的启发,文学理论家们纷纷投入到了这种语言符号理论的思考中去,并且立足于语言,在文学理论领域中开拓出了新的丰硕的理论成果,甚至可以说20世纪至今取得的所有文学理论成果,都与语言论转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这些文学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归纳为诗学的和政治学的这两个方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语言论转向的缘由,以及在此转向之下,文学理论是如何沿着诗学的和政治学的两条途径不断生发。在诗学的途径中,本文主要以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罗兰·巴特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和乔纳森·卡勒对结构主义诗学的探讨为例,解释诗性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举例分析通过怎样的符号操作可以生产意义；而另一方面,福柯首先关注到了语言可能产生的压制力量,提出了话语为什么是权力,他对知识/权力理论的建构,给那些关注文本政治性的学者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声途径,引发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等领域产生了无数理论成果。本文主要是期望通过对语言符号理论的分析,以诗学的和政治学的两条路径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为例,分析这种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符号本身的研究视角在20世纪至今的文学理论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3-05-30）
冯黎明[4]（2012）在《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形成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人类思想的语言论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反思。在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现象学的意义经验描述、阐释学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的句法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等各种新方法的实践,人文科学方法论在语言哲学的引导下基本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多种学理路径和阐释技术。(本文来源于《学术论坛》期刊2012年12期）
李新博[5]（2012）在《“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论转向”的方法论缘由和本体论意蕴》一文中研究指出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论是3种基本的西方哲学思维范式。古代本体论因为流于独断与虚妄而导致近代"认识论转向",认识主体的局限和语言意识的自觉又在20世纪引发了"语言论转向"。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观为语言找到了本体的依托,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哲学思想则确定了语言的本体地位与权能,深化了"语言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其精神旨归在于引导人类通达"在语言之中诗意栖居"的生存境界。(本文来源于《外语学刊》期刊2012年06期）
毛靖宇[6]（2010）在《先锋诗歌“自指性”写作研究——在“语言论转向”视域下》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指性写作是先锋诗歌"语言论转向"诗学探索中产生的必然现象。在这种写作中,词语及文本的意义不是指向一个"外在于"语言的对象,而是指向词语能指、文本形式及写作过程本身。通过这种自指,原来蔽而不显的"语言自身"得到了强调,这就产生了"诗"。自指性写作对于新诗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内在的弊端。(本文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0年02期）
毛靖宇[7]（2009）在《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一文中研究指出一、西方诗学的"语言论转向"西方20世纪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是一场发生在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后,其刷新性的影响迅速波及西方整个20世纪的人文学科,自然也影响到"诗学"领域,引发了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海德格尔诗学等为代表的西方诗学的"语言论转向"。这种诗学的"语言论转向",作为一个话题,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引起了重视。其中余虹的《西方现代诗学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在诸多介绍诗学"语言论转向"的文章(本文来源于《诗探索》期刊2009年03期）
汪文刚,董国俊[8]（2009）在《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叁大流派》一文中研究指出纵观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促成了很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语言使用者、语言、语言意义和语境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四维关系。语言又与叙事紧密相联,形成一个语言与叙事互动的文学批评大潮。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可分为形式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诗性与意识形态性、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叁大板块,它们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认识文学语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期刊2009年04期）
段振良[9]（2008）在《关于“语言论转向”的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语言论转向"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语言是使用者之间用来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用语言去诠释对象。美学是人学,研究的范围应更广,美学应该研究人类在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中走向人类生存大系统的完美以及研究人类设计自身健全发展和完美实现。在当代站到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看,形成掌握人类生存整体事实的思维,就应该是科学主体论思维。(本文来源于《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期刊2008年04期）
李菁[10]（2008）在《语言论转向抑或语用学转向——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一文中研究指出翻译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往活动,语言问题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言语行为论是西方语言哲学和语用学中的核心理论,它把语言带回到生活世界,使其研究更适用于翻译活动中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它突出了语言的语用维度,很好地克服了结构主义译学范式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它还强调了语言使用的协调性规律,引入了交往伦理的问题,从而避免了解构主义译学研究范式语言观所带来的混乱与无序。因此,翻译研究理应将言语行为论作为其语言学基础。(本文来源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期刊2008年02期）
语言论转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自20世纪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以来,文学虚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瑞恰慈以玄学世界观来阐释伪陈述,兰色姆从本体论角度论述诗歌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雅克布森将文学语言置于传达系统分析其诗的功能,热奈特则致力于解释转叙与虚构的关系,凡此种种,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文学虚构的理解,揭示了文学虚构理论的现代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语言论转向论文参考文献
[1].李启园.语言论转向与西方诗学中的叙述-模仿之争[D].浙江大学.2018
[2].马大康.语言论转向与文学虚构理论[J].浙江学刊.2014
[3].王炜芳.语言论转向的两条路径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影响[D].浙江大学.2013
[4].冯黎明.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J].学术论坛.2012
[5].李新博.“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论转向”的方法论缘由和本体论意蕴[J].外语学刊.2012
[6].毛靖宇.先锋诗歌“自指性”写作研究——在“语言论转向”视域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7].毛靖宇.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J].诗探索.2009
[8].汪文刚,董国俊.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叁大流派[J].甘肃社会科学.2009
[9].段振良.关于“语言论转向”的思考[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10].李菁.语言论转向抑或语用学转向——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