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摘要】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废旧电子产品数量猛增，作为重要的环保行为之一，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循环对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综述回收行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以及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因素三方面对影响回收行为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最后据此展望了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行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循环回收行为研究提供参考。【关键词】 环境保护工程;组织行为;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计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电子垃圾
1 引言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与进步，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促使电子产业销量猛增，同时也加快了电子产品的淘汰速度。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报告，我国现在每年产生的电子废弃物仅次于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电子废弃物制造国［1］，预计2020 年中国废弃计算机数量是2005年的2 -4 倍，废弃手机数量是2007 年的7 倍之多［2］。2018 年之前，我国在不断制造电子废弃物的同时还在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电子垃圾。2014 年联合国大学报告称，全球共产生4180 万吨电子废弃物，然而仅有16%的电子废弃物得到循环利用。废旧电子产品的不当处置，一方面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环境的污染。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是指拥有人将弃置而无意重复使用的电器和电子设备或其部件拿到回收机构实现废物循环利用的过程，有助于减少初级原材料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提高能源、经济和环境效益。消费者作为电子产品使用的行为主体，在整个回收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了解消费者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态度和行为，探讨影响回收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有助于研究探索出针对性的回收行为促进措施，是提高废弃物回收率及减轻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之一。
2 回收行为理论概述
现有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多是基于以下两个理论:
2.1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
理性行为理论是由Fishbein 和Ajzen 于1975年提出，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对当前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最后确定意图强弱。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由行为意向所决定，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影响(如图1)。TRA 已经在消费行为［3］、微博用户转发行为［4］以及回收行为［5］等很多领域得到应用。
“从沈大高速开通的那天起，就为辽东半岛及整个东北筑起了一条振兴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黄金大通道’，带动了辽东半岛的经济发展。”王锡岩自豪地说。
图1 理性行为理论模型
2.2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利用MATLAB对前面提出的DTSA模型与 TEMBB[7]模型、EMNT[8]模型进行对比验证。仿真场景设置如下:监测区域为100 m×100 m的正方形区域,随机分布100个节点,每个通信半径设置为20 m。为了控制单一变量,某些参数会根据实验目标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值,这些参数会在实验中进行说明。
(1)行为态度:是指个人对某一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个体对回收行为结果的认知及对环境卫生的态度会影响自身的回收意向，积极正向的态度会提高回收意愿，从而增加行为概率。
(2)主观规范:是指个人采取某一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来源于朋友、亲戚、同事、政府以及社会等。部分回收者实施回收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周围重要人群或组织的影响，群体规范通过从众使人保持一致的态度和行为。
六、参考文献必须以作者亲自阅读过的近几年主要文献为据。论著不超过20条，综述一般不超过40条，需尽量引用近10年内（近5年内的文献，不得少于所引文献的50%）公开发表的国外文献，凡未发表的或内部刊物的资料一律不得列入。日文汉字请勿与我国汉字及简化字混淆。文献编号必须按文内出现的先后依次排列，格式按下列规定书写：
在国内外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不仅为回收行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8，11-13］，同时也能很好地预测其他行为:如购买行为［14］、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行为［15］等。虽然计划行为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行为，但通过近几十年研究者不断引入新的变量加以验证，结果均显示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性和有效性。
宣传指将某一内容通过某些方式传达给公众。Wang［12］等人对525 名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规范和宣传对非正式回收观念和行为有积极的影响。Fleckinger 和Glachant［33］同样证实了这一点。还有研究者［21］发现信息宣传不能直接影响居民对电子垃圾的行为意向，但可以通过个人规范和回收态度两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图。国内一些研究也表明宣传对电子废物回收行为和行为意向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1，26，32］。综上，信息宣传对回收行为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何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不同信息宣传方式和内容对回收行为/行为意向的影响力或影响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
(5)行为:个体实际采取的行动。
图2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onglet 等人［8］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回收行为意向26.1%的变异，而Zhang 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可以解释40%以上的变异［9］。Wan等人［10］发现在三个因素基础上加入道德规范和结果意识两因素后，该百分比由74.5%增至78.3%。计划行为理论允许添加额外变量，前提是这些变量对解释行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6］。
(3)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指个人实施某一行为时感知到的受控程度，主要表现为对自身能力和情境现状的感知。当个体知道回收方式及回收地点，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完成废旧物品回收时，个体的回收意向会提高甚至做出实际行动。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行为的影响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行为意向影响行为;二是直接影响行为。
3 回收行为影响因素
影响回收行为的因素有许多，简明起见可以归结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三方面。
3.1 回收行为内部影响因素
3.1.1 回收经验/回收习惯
回收经验指消费者曾经的回收经历，如参加以旧换新活动、将废旧产品卖给回收商等，亦称为“回收习惯”［16］。如果回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习惯”这个因素就成为了一个驱动力［17］。许多研究表明回收经验对回收行为或回收意向有显著影响［7，13］，与那些不经常或从不回收的家庭相比，经常回收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回收项目［18］。也有研究［16］发现回收习惯除了直接影响回收行为意向之外，还可通过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产生间接的影响。
3.1.2 行为态度
Ajzen 认为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自身行为所持有的一般而稳定的倾向、立场或看法［6］。Davies和Foxall 等研究者认为行为态度测量应同时包括两个维度: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前者指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感觉，后者指对特定行为结果的认识和了解［19］。行为态度目前主要分一般环境行为态度和特定环境行为态度:一般环境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环境存在的普遍态度，即环保意识;而特殊环境行为态度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个体的看法和态度。研究表明一般环境行为态度［12］和特定行为态度［16，20］均会正向影响回收行为。Tonglet 等人［8］发现对于英国布里克斯沃斯居民来说，对回收的积极态度是回收意愿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两者的关系最为密切。Wang 等学者［12］调查了中国7 个地理区域和22 个省的中国居民，亦发现正向的回收态度会对电子垃圾回收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该结论在Oztekin［13］对具有回收设施的公立大学的调研中同样得到证实。Wang 等人［21］和Wan 等人［22］的研究一致表明:对回收的态度越积极，回收行为可能性越高。甚至有研究表明，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相关性最高［8］。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近年来新技术的出现，产业不断融合，传统的行业划分已很难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比如，金融科技可能归于网络产业，也可能归于金融保险行业，而人工智能则可能分布于多个行业内。因此，2017年增加了对热门行业板块的统计。从统计结果来看，除其他板块⑤ 由于按照热点板块进行行业划分没有固定规则，因此仅对部分关注热点板块进行了细分，将大部分行业板块纳入“其他”。以外，2017年中国创投的热点主要分布在物联网与大数据、绿色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引领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见图4）。
3.1.3 环保知识环保知识是指个体对环保方面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环保知识可被分解成两个部分:回收计划的相关知识和参加(不参与)回收的好处(坏处)的相关知识［23］。Tang 等人［23］通过对756名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对不回收行为产生的环境危害性知识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农民回收行为的意向。Saphores 等学者也指出对有害电子废弃物的相关知识掌握是回收行为研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24］。Singhirunnusorn［25］认为环保知识会影响居民对社区回收项目的敏感性和认知。其他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研究均证实，环境知识对个体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有影响［26］。
计划行为理论是Ajzen［6］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理性行为理论的延伸，区别在于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在原先“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的基础上新增了“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这一因素。理性行为理论的前提是个体行为完全由自身控制，然而，实际过程中个体行为还受到其他非自身可控因素的影响，如时间、地理位置、金钱等。如图2 所示，计划行为理论包括五部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行为意向以及行为。
3.1.4 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代表个体在实施行为时对控制程度的估计，主要包括个人能力和情境因素两方面［23］。个人能力即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进行回收利用能力的信念程度;情境因素是指可能促进或抑制个人回收行为实现的物理因素，如时间、机会、便捷性等。它们分别反映了行为障碍的认知因素和物理因素［9］，研究结果发现两者对回收行为意向都有显著影响［23］。Ari 和Yilmaz［27］对土耳其家庭主妇进行回收利用态度和行为调查，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感知行为控制对回收行为意向和回收行为都有显著影响。Oztekin 在土耳其公立大学的研究亦发现，感知行为控制是回收行为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尤其是对于女性群体［13］。类似的针对学生群体的回收行为研究，如Mahmud 和Osman［20］对马来西亚400 名中学生的调查和Zhang 等人［9］对北航239 名大一大二学生的调查，结果亦均表明感知行为控制是最能预测回收意 愿 的 因 素。此 外，Wan 等 人［10］、Tong 等人［28］以及Wang 等人［21］均证实感知行为控制对回收行为起着很大的作用。
3.1.5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在采取或不采取某行为时感知到的来自他人或社会的压力［6］。个人行为准则受社交网络的影响，这些社交网络可以加强或抑制某些行为［17］。主观规范按压力影响来源分为“主群体”与“次群体”。主群体指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等，次群体包括政府、社区、学校、单位等［7，26］，研究结果表明主群体的影响力更大。Wan 等人在香港街道对246 名市民的调查表明主观规范能激励回收行为的产生［10］。其他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均表明主观规范对回收行为或行为意向有显著的影响［10-11，13，20，23，27］。
受试者自行退出：（1）无论何种原因，患者不愿意或不可能继续进行临床试验，向主管医生提出退出试验要求而中止试验者；（2）受试者虽未明确提出退出试验，但不再接受用药及检测而失访者。
将方向圆与大理市乡镇叠加发现，北向为大理洱海水域，西北主要是大理镇和银桥镇，东北向主要是海东镇，东、东南为凤仪镇范围，南、西南、西向为大理下关镇范围。结合大理市域范围的地貌数据，沿洱海从上关镇、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至大理镇、下关镇，右上转至凤仪镇的1 000～3 000 m范围均为中海拔洪积湖积平原，该地貌外围被中海拔冲积洪积平原包围。大理市大理镇、下关镇城区范围主要分布在这两种地貌内。而海东镇、凤仪镇城区主要分布在侵蚀剥蚀中海拔平缓高丘陵、中海拔冲积洪积平原地貌范围。
西安的厚重，不只是在秦砖汉瓦上能感受到，在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身上更能感受到。西安人堪称大西北人的豪爽和洒脱的集大成者，他们身上有着典型的关中人的性格，可以说是陕西人的缩影。
道德规范指个人对履行特定行为所持正确或不正确的个人道德信仰［19］，Tang 等人［23］认为回收行为是一种包含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行为。梁慧娟研究发现道德规范不仅对回收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还可通过行为意向对行为产生影响［7］。Tonglet 等研究者亦证实道德规范与回收意向的相关性［19］。Tang 在研究中指出道德规范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回收行为的一个重要社会心理驱动力［23］。
3.2 回收行为外部影响因素
3.2.1 经济因素
3.1.6 道德规范
回收获取的经济收益会影响个体采取回收行为的可能性。购买新产品时给予抵扣券、折扣或资金报酬、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都是给予消费者回收行为回报的方式。Chi 等人表示回收服务的经济效益不仅影响家庭对电子废弃物的处置偏好，同样也是选择回收渠道的关键决定因素［29］。Bai 等人的研究中亦发现回收价格是手机回收考虑的第二大因素［30］。如果回收过程产生费用成本，那么个人行为概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16］。但是个体所计量的回收成本并不是实际产生的真实费用，而是个体感知形成的［12］，感知成本越高，回收的可能性就越小［17］。回收成本对回收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12］。国内研究也发现经济因素与回收行为意向、回收效率存在一定关系［31-32］。获得金钱奖励是许多消费者进行回收的主要动机，同时他们会权衡回收需付出的精力、时间与取得的报酬，进而决定是否将自身废弃的电子产品进行回收。
3.2.2 信息宣传
充分提供情节背景下的学习是最有效的，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的范围有多大，学习语文的范围就有多大。我们常常说的“生活即语文”正是这样的道理。
(4)行为意向:行为意向是指个人对于采取某一特定行为的主观概率的判断，反映个人的行为意愿［7］。一般来说，个体行为意向越强，采取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回收行为相关研究表明，行为意向对回收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意向越强，实施回收行为的可能性越大［6］。
其实他们潜意识里早就知道，从许多许多年前开始，他们就注定了是要互相陪伴的人，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谁也没有跟其他人恋爱过，谁也没有遗忘过谁。
3.2.3 回收渠道便利性
缺乏正式、有效的回收渠道是居民在寻求安全回收电子垃圾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12］。2017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建立正规、可信任的电子产品回收渠道很重要，而当下存在的回收途径不尽人意，多数人期待能有所改善［34］。回收渠道的便利性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起关键性作用［24］。Koga 和Wang［12］等研究发现回收便利性是促使受访者回收电子废弃物的头号因素。Wang 通过对957 份有效问卷回归分析证明回收设施和服务的便利性是影响北京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意愿的决定因素之一［35］。Iriarte 等人［36］从回收点建设角度出发，发现回收点的距离对居民的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当回收点距离相近时，回收意愿会提高［37］。类似的研究，Zhang 等学者通过实验室研究探讨回收设施的可及性对回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回收设施接近、不需额外努力回收垃圾时，进行回收的人的比例会显著增加［9］。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上门服务的期望也越来越高［30］。很少有人愿意自行将电子废弃物送去回收点［7］，而是希望有“上门回收”，该方式可以为消费者节省时间和精力。
3.2.4 信息安全性
在智能手机时代，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获得对方信任，是回收系统成功的先决条件［30］。多数消费者不愿将闲置的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原因是回收过程不透明化，他们担心个人信息和数据被泄露［17］，安全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对回收群体的信任度很低。如Bai 等人的研究结果就表明信息安全是消费者回收智能手机考虑的第一要素［30］。安静宙［31］使用传统的系统动力学工具Vensim 对数据进行仿真，也发现信息安全性是影响互联网平台废旧手机回收模式的关键因素。
3.2.5 法律政策
除了上述变量，不同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在回收行为上也会有显著性差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在行为意向上明显不如其余受教育群体［32］。而职业类型上，公职人员和学生的回收率更高［39］。
3.3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因素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是多数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研究考虑在内的因素。
年龄对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性影响［24，26］。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回收行为略有改善，老年人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多的回收利用行为［25］。但也有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对参与正规回收行为意向越低［32］，原因是年长者缺乏参与正规回收的相关知识以及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线上支付、线下寄件的条件和能力。
性别因素方面，有研究发现，相比女性，男性更倾向于进行回收行为［11］，但更多研究认为女性更愿意回收利用［18，24］。Oztekin 等人从性别视角出发，发现影响因素对不同性别的行为意向的作用大小并不同，对男性群体而言，过去的行为是影响回收行为最大的因素，而对于女性群体，感知行为控制因素排第一［13］。
收入因素方面，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在一定范围内有更强烈的回收意向和行为［26］。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回收价格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32］，但他们对于回收行为带来的麻烦和不便却相对更为敏感［12］。
后来，随着颍河的多次改道，小商河水日益枯竭，不再是一个水气氤氲，凤凰栖身的所在。干涸的河道，凝滞的河水，千年沧桑应如是，迢迢来路应如是。
法律政策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调节作用［11，32］。随着电子垃圾回收法律法规的实施，中国居民逐渐意识到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必要性［12］。Latif 等人也强调了公众回收政策及法律的重要性［38］。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让消费者意识到参与回收是一种利人利己的积极行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4 总结与展望
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已成为一个热门热点问题，学者们对此在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国内外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已涉及对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电子产品的调研，考虑了一些典型的影响因素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基础方面，现有回收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两种，研究多是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引入新的影响因素以建立更加具体合理的回收行为模型。在影响因素作用方式方面，内部因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回收行为:一是通过行为意向影响行为;二是直接影响行为;而外部因素除了上述两种影响途径，还可通过内部因素的中介作用对行为或行为意向起作用。在影响因素作用结果方面，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同一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回收行为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结果会存在不同;甚或某一研究中回收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另一研究中作用结果却并不显著。
其中,DeviceID表示设备编号,StartTime表示两设备间产生连接时的时间戳,EndTime表示两设备连接断开的时间戳.
基于上述现有研究，以下几点将来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1)新的动机、行为研究理论的引入
现有电子产品回收行为的研究大多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鲜少采用其他相关环境行为理论，如ABC 理论、规范激活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尤其是后两者仅部分国外回收研究有所涉及。除了经典的行为理论，调节定向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动机理论亦可从人的动机分析出发对人的行为予以研究。因此今后电子产品回收行为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新的理论对回收行为影响因素作进一步探索，并建立更系统化的行为模型。
(2)新的影响因素的发掘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个体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或出现新的影响因素。例如2017 年7 月国务院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切实加强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管理，可能会促使国内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只能靠国内垃圾分类回收来补，一定程度上会倒逼国内垃圾分类工作，使电子废旧产品分类回收处理必要性及价值更加凸显。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可能的影响因素就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定。
(3)现有影响因素的细化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初次参与政治，走出了议政的第一步。三月朝臣袁镐欲在服丧期间违例为子完婚，女方系官员李封之孙，后者认为丧事未毕举行婚礼有违律例，袁以退婚相威胁逼其就犯，双方僵持不下。御史初彭龄认为袁身居高位，却“不遵定制，任性乖张，应请交部严加议处以示惩儆”［6］。这次弹劾事项无足轻重，但初步形成了初彭龄以后的参政风格。
对于各类影响因素，其具体的子类或属性及其作用机制均可进一步细分。例如信息宣传被证实是影响回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同的宣传内容和方式可能会对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宣传内容可以分对相关知识(环境知识、回收知识)的宣传、回收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回收渠道信息的宣传等;宣传方式既可分为网络宣传和实地宣传，又可分为感性诉求宣传与理性诉求宣传，这些不同的宣传内容与方式有何不同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细化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其对回收行为的作用机制。
(4)多影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化
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行为同时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如何，是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个体回收行为的?后续研究会在探究回收行为多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及其整体影响作用机制、建立系统化具体化的回收行为模型方面作进一步强化。尤其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未来可开展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行为意向向行为转化的过程机制的相关研究，经济因素、信息宣传等外部影响因素作为回收行为的关键影响要素，可通过探索其在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而确定外部因素能否促使个体回收行为意向向行为转化。
开展资源调配工作的进程中，最难得即为从“根本”角度考虑。当前高职院校的内部环境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构成与衡量师资力量的元素也在不断变动。这种活动状态必然会对教育管理人员造成一定困扰，例如是将视角放置到“现代化”发展层面中，或者将建设视角持续稳定在传统教育层面上。这些都是教育管理工作人员在对师资队伍进行建设方案的设定进程中会真实遇到的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目的层面入手，令教育管理团队可直接面对最根本目的，进而将视线着眼于辩证思维方式中，破解追求“需求”而对师资队伍建设造成的偏坠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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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9;X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8309(2019)02 -0074 -06
DOI:10.13837/j.issn.1006 -8309.2019.02.001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195YB)。
作者简介:王笃明(1980—)，男，江苏连云港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工程心理学、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电话)18072721123(电子信箱)wduming@163.com。
［收稿日期］2018 -11 -20
［修回日期］2019 -02 -27
标签：因素论文; 意向论文; 废弃物论文; 理论论文; 等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应用心理学论文; 《人类工效学》2019年第2期论文;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195YB)论文;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