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研究对象的属性划分，制度史属于政治史范畴。政治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因此，作为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史研究应该充分强调并还原“人”的属性，“人”是任何制度史研究都需要首先面对的主体。与制度运作相伴随的则是权力的兴衰流转，权力是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个规律在任何制度史研究中均具有普适性。因此，中共制度史必须要研究人，要通过人的个人经历、社会交往来展现权力、制度与政党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此，笔者结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对象的“变”与“常”以及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总体特征，就如何继续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提供一得之见。
一、中共制度史研究对象的“变”与“常”
何为“制度”？据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等人的定义，“制度(institution)是由专注于特定价值(或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分配的文化特质所构成的一种模式”[注]〔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著，王菲易译：《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他以“文化特质”为分析媒介，揭示制度本身存在的社会土壤。也就是说，制度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文化特质不同，群体或组织构成的制度也各不相同，此为制度产生与运行的社会文化基础。
以外伶仃岛为例，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61 t/d，72%的垃圾运回珠海，成本为2 000元/t，28%低温焚烧，成本为200元/t，每年海运成本加焚烧成本为：
所谓“制度史”就是制度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作为一个以外来理论为制度发展渊源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的发展历程就是外来理论与本土实际、现代性与传统性等不同文化特质之间不断互动磨合的产物。外来与本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二重奏，则体现为中共制度史发展过程中的“变”与“常”。
制度尤其是职官制度历来是史学典章记载的重要内容，例如《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律书”以及著名的《通典》《会典》《会要》等，均对历代职官沿革进行了详细记载。因此，职官制度史研究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之一[注]“四把钥匙”之说来自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他在1956年就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四把钥匙”，分别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参见张世林主编：《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25页。。经过较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史学界也形成了一些制度史研究的心得体会。针对既有制度史研究，钱穆认为，研究制度的过程不应过于关注其条文本身，而要分析与其相关的一切史实，因制度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注]韩复智编：《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401页。。钱穆这一看法在中共制度史研究中同样适用。从1921年至今，中共已成为拥有近百年历史、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完善的制度、严密的组织和众多的党员，共同构成了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并将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中共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历史，也是自身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史。从“变”与“常”的角度而言，制度是客观存在的“常”，制度史却是不断发展的“变”。中共制度史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首先是在“常”基础之上出现的“变”。
干部是革命政党得以顺利运转的关键群体。自建党以来，中共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对此更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著名论断。在广大乡村社会，乡村干部更是国家(政党)与农民之间的重要桥梁。学界既有研究表明，1928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始终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基层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大量缺乏，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完全掌控，进而为土豪劣绅等“盈利性经纪”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社会土壤，造成杜赞奇所称的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注]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252页。。基层干部的土劣化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中共成功进行乡村社会动员的重要前提。
同时，经过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阶段，中共在选拔干部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特模式与风格。这就是遵循阶级斗争思维，通过划阶级这种政治隔离术，不断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敌、我、友”之间做出动态调整，借助运动式治理对现有干部进行甄别、淘汰，不断发现积极分子作为被淘汰者的补位，使在任者始终处于职务危机之中，进而强化了他们与党和政权之间的向心力。以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为例，除旧布新固然体现在政权新旧更替与机构兴废上，而在此过程中对于新干部的培养、选拔与淘汰，更是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可见，作为制度史范畴的政权建设研究，在关注其建章立制与机构兴废之时，伴随着制度更易而出现的人事嬗递，更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
近十余年来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制度文本为研究重点，侧重于经验总结和意义评价；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关注文本之际，重点考察其实际运行状态。总而言之，中共制度史研究基本已摆脱了“重制度轻运作”的桎梏，将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向新高度。
大豆胞囊线虫寄生在大豆根上，直接危害大豆根部。因被胞囊线虫寄生后大豆植株矮小，叶片发黄，所以又叫萎黄线虫病。发病严重时，病田大豆植株大面积枯黄，状似火烧，农民形象地称为“火龙秧子”。大豆胞囊线虫在黑龙江省发生较普遍，而且有些地区非常严重。大豆根系被线虫寄生后，主根和侧根发育不良，须根增多，根瘤稀少。被害根部表皮龟裂，极易遭受其他病菌侵害而引起腐烂使病株提早枯死
因此，在研究中共制度史过程中，既要关注其中的“变”也要发现“常”的一面，既要关注被动的“变”也要发现主动的“常”，将“变”与“常”恰当结合，并在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主体行为之间寻找支点，既符合中共制度史发展的客观情境，又尊重历史参与者的实际体验与认知，从而使中共制度史研究进一步“活”起来。
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对于中共制度史的研究已超越了简单的史实描述和意义评判层面，而是将其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之中予以考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同时引入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强调对制度演变的缘起、过程与脉络进行详细探察与微观研究。这种以权力运行为主线的研究思路，建构起制度分析的基本框架，注重个(群)体与制度之间的政治互动，围绕中共的社会动员、军政关系、党军关系以及组织形态等制度性问题，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著述。这些成果实现了从强调宣传教育到侧重学理探讨、从突出全国性的宏观叙事到区域性的微观剖析以及从侧重制度文本解读到强调实际运作的转变。然而略显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更多地考察中共制度变迁中的“变”，而对其“常”即“不变”的一面的关注反而较少。例如，在中共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哪些非正式制度因素始终没有变化？它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变”的一面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都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二、“见物不见人”——既有中共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但从微观层面观之，这种“变”与“常”的内容则丰富得多。例如制度变迁与行为习惯这对“变”与“常”的关系，成为影响制度实际运行绩效的重要变量。中共作为一个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政党，地方党组织在乡村社会遵循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发展成员并建立组织，通过阶级话语的意识形态熏陶，打破乡村中以宗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进而建立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格局，最终瓦解传统乡村宗亲关系而完成社会统合[注]参见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94)，2012年，第24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进入地方社会之时，同样会受到来自乡村惯习、宗族关系以及土客之争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注]此即为王奇生所说的“党在乡村利用与改造农民之时，农民也在改造与利用党”。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在乡村革命实践过程中，这些非制度因素往往不自觉地延伸到党内，甚至一度引发纠纷。可见，相对于制度的“变”，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行为习惯体现的“常”，反而较易为研究者所忽视。
可见，学界在关注制度运行的实际样态及其在不同层级、地区之间的差异时，却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即在强调制度运作与变迁本身时，往往忽视了制度得以存在的核心要素——“人”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党史学者亦存在这个问题。受“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影响，中共的组织结构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以舒尔曼(Franz Schurmann)、鲍大可(A.Doak Barnett)和詹姆斯(Janms)为例，他们在论及中共的组织制度时，尽管注意到了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选拔与任用，但都限于宏大叙事或者理论框架先行，忽视了干部选任与制度构建及其运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对制度史“活”的一面着墨较少[注] Pranz Schurmann, 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A.Doak Barnett, Cadres,Bureaucracy,andPoliticalPowerinCommunist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美〕詹姆斯·R·汤森等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当然，这种情况固然与西方学者无法接触到原始档案材料有关[注] 正如周杰荣和毕可伟在《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学者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资料受限使这些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个党治政体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而不是其背后的干部选拔及其流动。参见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eds), Dilemmasofvictory:Theearlyyea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该书中文本参见姚昱等译：《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侧重理论先行也是重要原因。
以50年代前期的中共制度史为例，此时为中共从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的重要阶段，承上启下、新旧交替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广大新解放区，中共需要迅速在该地建立政权并健全制度，以保证新旧政权的顺利过渡。因此，50年代初期南方新区的政权建设是学界的关注重点。例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与民众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反复强调各地必须充分运用该制度以扩大社会基础[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华南分局等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既有研究大都从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在运用第一手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缘起与设计、机构的设废与变迁及其运作样态等进行精细研究，突破了传统党史研究中的经验总结和意义评价式的窠臼。但这些论著较多关注的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构建与运作本身，而与之有关的各方群体，例如干部(南下与本地)、积极分子、普通民众以及民主人士等对于该制度的言说及行为选择，却在这个叙事过程中被遮蔽了[注]在南方新解放区特别是县一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落实之初并非一帆风顺。这主要表现在作为外来者的南下干部，从阶级斗争思维出发，对该地非工农成分的代表存在偏见。在川北区，据区党委报告，“他们还只相信少数干部，不相信经过代表会这一最好的组织形式去教育团结各阶层人民，推进各项工作；只相信自己的典型实验创造出来的经验，不相信通过代表会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因而对召开代表会还当做包袱背起来，以致有好些县拖延了召开或没有认真开好，甚至成逼迫形式”，在会议上表现傲慢、武断，以致代表参会情绪低落，进而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难以实现中共中央的设计初衷。参见《川北区党委关于各市县区召开各代会的检讨向西南局的报告》(1950年4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政策研究室编：《西南工作资料》第3期，1950年6月10日。。
可见，“重组织、轻人事”是当前中共制度史研究中存在的普遍倾向，多强调制度的宏观设计与微观运作分析，而较少注意其中的核心群体——“人”。以政权为例，它的主体行为者是人，而人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人展开研究，较之关注政权本身的建章立制及其运作更为鲜活，使之呈现的面相亦更为多元。遗憾的是，在学界关于50年代初期的政权建设研究中，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体几乎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在制度架构中的所行所止、所思所想乃至所选所择，基本被湮没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基于制度条款的文本分析，还是其实际运作的形态展示，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干部乃至积极分子群体都难觅踪影。为此，笔者将这种倾向称之为“见物不见人”。
石门桂花村地处浙江省桐乡市西部石门镇，是浙北有名的农村生态名胜之地，素有“小桂林”之称。石门桂花村旅游资源种类丰富，既有乡村自然旅游资源，又有乡村人文旅游资源。其中乡村自然生态类旅游资源居多，尤其是果园风光、水域风光最为突出，这是开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的良好基础。石门桂花村人文类旅游资源以遗址与民俗节庆等为主，以地方习俗、名优特产等为辅，是体验和研究嘉兴、桐乡悠久地方文化，开展文化旅游、民俗旅游、修学旅游的重要载体。
1.融资条件不足。民营、小微企业资金和财务管理不规范，不少小微企业因抵押担保品条件不足以及土地、规划、环评等证照不全，影响贷款的获得。广西企业规模偏小，大企业不多，多数属于传统资源型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难以达到上市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的融资条件。
例如，民主集中制是构建中共政治制度体系的核心原则。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民主”与“集中”却根据外部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在夺取政权和新旧政权过渡时期，中共往往会根据自身情况，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基础上，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例如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之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例如晋绥、晋察冀等并无明确的行政隶属；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大区制，亦出于同样考量。但随着新政权的逐步稳固，需要集中事权于中央，以便统筹社会主义建设，故而在1954年撤销大区制，恢复省县两级制。这些不同阶段的制度变化，体现了中共在处理“民主”与“集中”问题上的灵活性。从中共制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集中”是“常”，“民主”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体现出来的“变”，“变”与“常”始终是中共制度嬗递的重要特征。“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两者无法截然二分。然而，正是这种二重奏的存在，奠定了中共制度史研究的价值基础。这是宏观层面的“变”与“常”。
三、“见物又见人”——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路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思想张力的推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注]〔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2—303页。这里的“思想史”指的是历史发展具有其内在的思想演变逻辑。因此中共制度史研究必须深入把握其变迁背后折射的主体——“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制度的设立兴废均离不开“人”这个主体。若从行为主体的角度，从“人”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实际运行，或可产生新的认知。一切制度的建构与运作都依赖于人的活动。文本只是制度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制度运行之中的人，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其间必然充满着遵从、变通乃至抗拒。故而，中共制度史研究应随时存在一种学术自觉，即许多行为和现象都并非制度提前规约的必然，而是其制定、执行乃至参与等行为主体之间不断互动磨合的结果。对这种互动过程的细致考察，为研究者深入探讨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极佳视角。
为进一步推动制度史研究，有学者曾提出“‘活’的制度史”这一概念，认为制度史研究不仅应关注其形成与运行本身这一动态发展过程，还应注意其中存在的“关系”。所谓“关系”即制定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均反映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与制度本身存在的分与合，最终勾勒出“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注]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尽管这一倡议是针对宋史学界的制度史研究而发，但对于当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宋代制度史以官方典章制度沿革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涵盖了“城市—乡村—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照搬苏联经验到根据中国国情处理问题、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深受冷战思维影响到主动改革开放参与世界竞争等诸多内容，均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与“事”。若研究者仅注重文本解读和运作分析，则往往会陷入“制度—效果”模式的窠臼，这在关于50年代初期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笔者在不少县级档案馆阅读此时期的档案文献后发现，“模式化”“同质化”是这些档案的共同特征。以农村在土改后开展的互助合作为例，该制度寄托着中共开展乡村社会改造的宏大目标。但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进入新区乡村社会往往会“水土不服”，对于长期习惯于单家独户耕作的农民而言，针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存在一个从“接收”到“接受”的过程，不少人在合作化之初就表现出消极态度和抵制情绪[注]尽管全国层面的合作化运动很快完成，但仍然还有个别农民坚持单干，拒绝加入合作社。据张广钦回忆，在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发起后，他母亲尚在山西老家，由于“始终不相信入社能搞好生产”，“坚持单干”直至改革开放。参见《张广钦回忆·纪念文集》，四川金音人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1年，第52页。张广钦(1919—2014)，山西吉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吉县宣传委员、大同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南下四川，先后担任灌县县委书记、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水电厅厅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检视县委呈报给上级的文件，鲜有对这些“反常”现象的记载，有的只是“乡村干部积极带头”“农民踊跃加入互助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实现”等字句，而乡村成员(包括一些乡村干部)的实际心态变化与行为调整过程基本被淡化。因此，若按照“制度—效果”模式解读这些基层档案，势必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其学术价值自然也会有违初衷。
根据中高考试题分析发现，科学探究不仅是中学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考和高考的重点考查内容。初中阶段培养学生实验探究能力，熟悉科学探究一般过程，能够为学生进入高中后熟悉实验工具，设计实施可行的探究方案等较高级别的科学探究能力打下基础。经典的科学史材料（如萨克斯实验）能让学生重温科学家的科学探究过程，养成科学严谨的探究态度。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探究实验，如探究种子萌发的外部条件，训练学生熟悉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和分析实验结果，表达交流的能力。
尽管制度在运行程序上体现了明显的刚性特征，但发挥作用的依然是人。无论是制度的执行者还是参与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人是感情动物，往往会因血缘、学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而存在不同程度的亲疏远近。韩起澜通过研究在上海的苏北人群体即发现，人们往往根据既有的历史经验，将共同政治经济体系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己类/另类”的划分[注]参见〔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导论”页。。这种“己类/另类”划分自然成为不同人群之间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准，这种情感因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制度的运行结果。这就提醒制度史研究者在阅读制度条文、会议记录和总结报告时，应随时存在以下“思想自觉”：该制度条文体现了谁的意图？谁是该制度的执行者和被执行者？他们对此有何言说？会议发言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工作与个人关系？起草总结报告的又是谁？如此一来，档案文献呈现给研究者的将不再是干瘪死板的规章条陈，而跃然纸上的就是背后鲜活的历史人物。
组织与人事是制度本身得以存在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研究制度本身的组织建制与实际运行，必须注意背后的“人事”。因此，深化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思路就是熟稔人事变迁。在长达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城市—农村—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及实现了“笔杆子”与“枪杆子”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党、政、军干部系统。这些拥有不同发展背景的干部群体就是毛泽东所称的“山头”，他曾在中共七大上对这些“山头”的形成作出客观分析：“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5页。这一论断意在针对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的人事安排而发，即不应对“山头”视而不见，而是在承认“山头”的基础上消灭“山头主义”。但从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特殊人事关系形成的隐性制度，往往对党内显性制度或明或暗地施加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离开了“人事”这个最大的实际，制度史这座“冰山”水面以下的隐形部分也就看不见了。这就提醒研究者，在阅读中共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档案材料时，固然应该分析制度文本及其运作之类的显性一面，但更需注意其背后隐性的一面，即强调制度制定与运行过程中“人”的因素。如此一来，原本枯燥的档案文献便会焕发出新的活力，背后的“人”随之从幕后走向前台，使“人”与“物”、“显”与“隐”具现，进而将中共制度史研究推向深入。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成都 610207)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演变及其经验研究”(18BDJ054)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制度论文; 中共论文; 史研究论文; 乡村论文; 政权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演变及其经验研究”(18BDJ054)论文;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