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六二一运动是五卅运动在海外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旅法华人在帝国主义国家本土直接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海外进行革命实践的高潮。六二一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迅速、有效的行动方法，尝试联合一切可能的进步力量，成功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但是，六二一运动因为帝国主义势力的镇压、内部敌人的出卖、外部援助的不足而最终失败，以客观实际证明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却也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二一运动；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以法国为中心，进行了大量革命理论的学习、研究、译介与宣传。以进步的留法华人为主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结合法国的实际情况，在“欧陆帝国主义中心”的巴黎，开展了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实践。其中，为配合国内五卅运动而组织的六二一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国家本土开展的形式最激进、执行最坚决、影响最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是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次重要事件。
他拿出一个幸运星的钥匙扣，对丸子说，第一次坐我车的时候，你把幸运星掉在车上了。对不起，现在才想到要还给你。
(一)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便迅速采取行动。192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名通告旅法华人，于6月7日召开旅法华人大会。是日，赤光社、旅法华工总会、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等二十八个进步团体代表三千余旅法华人参会，决定立即成立“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印发反帝特刊与通告，并且向法国警察局申请，于6月14日下午3时举行游行示威。然而，6月13日，法国警察局拒绝了行动委员会的游行申请。6月14日，在数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旅法华人大会，申明政治方针，重拟斗争计划；6月21日下午2时，上百名旅法华人潜入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迫使公使陈箓签署了一电报一通知一通牒共三种文件：第一，致电国内报刊、工商学界以及国内其他各阶级，表示中国驻法公使完全支持国内的反帝运动，并期待全国人民的解放；第二，通知法国报刊，中国本土所进行的运动并非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针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革命；第三，通牒法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撤回驻华军队，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且给予旅法华人集会和言论之自由。此外，众人还要求陈箓以个人名义捐款五千法郎，汇交上海罢工委员会，援助罢工工人；同时向旅法华人致歉，承诺保护旅法华人的利益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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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一运动体现了反帝反封的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它与国内五卅运动具有许多共同特征，是国内五卅运动在海外的延续。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此次运动的主导。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策划、组织并领导了此次运动，也就确定了不调和不妥协的革命基调。第二，学生与工人是此次运动的主力。此次运动的参与者，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与进步的旅法华工，他们与法国帝国主义政府、中国封建主义军阀的矛盾存在已久，之前已爆发多次冲突，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自然成为了此次运动的先锋与主力。第三，具有彻底的反帝特征。此次运动反对的不仅仅是英日帝国主义，而是将矛头指向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要求。第四，运动展现了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定态度。运动直接针对的对象并非法国政府机构，而是中国驻法公使馆。驻法公使陈箓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强迫其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五卅运动的声明，既是对反革命封建军阀的讽刺与打击，亦是对国内革命运动的支援与鼓舞。此外，六二一运动还尝试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进行反帝斗争。在旅法华人大会上，就有法国共产党代表、安南共产党留法组代表参会，援助华人的反帝运动。部分法国媒体甚至报导，六二一运动有数名法国人参与其中。可见，行动委员会亦想将六二一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扩大其影响范围。
不过，更多的媒体认为，此次运动不是华人单纯的排外运动，而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这些报刊极力宣扬共产主义势力在法国的扩张，甚至认为这次运动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由法国共产党参与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恐怖袭击”，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敌视态度。
如《巴黎之声》(L’EchodeParis)首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六二一运动的领导，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外国劳工中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该报特意提及运动参与者“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份，强调“这些中国人都是知识分子”，能够一边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边在实践中与工人阶级结合，比普通工人“危险得多”；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被塑造成与法国人民对立的反动形象，他们分发反帝宣传单的行为被描绘成“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西方人民”。这就故意歪曲了客观事实，把法国人民也放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对立面，以煽动法国社会的排华情绪。该报还向法国政府施压，抨击法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恰好成为众多外国人利用的弱点”，导致法国渐渐变为“欧、亚嫌犯的庇护所”；呼吁法国政府应该立即行动，“清除共产主义的障碍”[7]。
从即时的成效上看，六二一运动无疑获得了成功。首先，该运动成功迫使作为中国北洋政府驻法代表的陈箓签署了反帝声明，是海外华人对国内五卅运动的最有力支援，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国内各界的反帝斗争；其次，“治外法权”确实起到了效果，运动参与者凭借陈箓签署的通行证，几乎全部安然无恙地离开了公使馆，是时仅有一人被捕；最后，该运动成功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旅法华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事迹与斗争精神得到了广泛宣传。负责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副主席的施益生回忆道：“这次旅法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直接打击法国帝国主义的创举，吓坏了法国政府，同时也震动了整个欧洲，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报纸，都大登特登关于旅法华人这次示威斗争的消息。”[1]
(二)
“从六月廿二日起，由廿二至廿三，廿四，廿五等日，法报没有一个不对于此次华人在使馆的示威运动，大登特登，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报纸。不仅法报如是，英比意德等一切欧洲报纸，也都会要像法报一样。它们把我们的宣言，纸旌上的口号，陈箓所签字的文件，或全登，或撮录，或照相，大宣传于此时。于是中国人民的要求，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的勇敢，和对于欧洲人民的诚恳联合，大露于全欧洲人之前。这种宣传之深透，普遍，比我们出版了若干书，发行了若干报，还厉害得多，有成效得多！”[2]
同样是当时四大报纸之一的《晨报》(LeMatin)，认定参与行动的百余名华人统统是“共产主义分子”，将这次运动定性为“坏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入侵”；矛头却直指苏联，恣意地将运动完全归因于苏联的幕后指挥，认为这一运动“集中体现了苏联红色革命的宣传对亚洲移民的影响”。该报分析了历史渊源，声称在十月革命时俄共就已经利用中国的苦工来协助其制造“红色恐怖”，又提及现在苏联同中国广东革命政府联盟，支持中国革命并进行指导。该报指出，苏联的措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现在苏联经济紧张，无法派军队向西欧进发，只能对可能发展的目标进行暴力革命的宣传和指导，但留法的中国学生发表的“莫斯科式的言论”，以及这一次华人“坏得无法形容的攻击”，都证实了“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在亚洲广泛地传播”。因此，该报呼吁法国政府特别留意，“决不允许在巴黎出现屡试不爽的、莫斯科式恐吓外国使馆的行为”[8]。在法国上层社会流行、对大资产阶级影响颇大的《高卢人报》(LeGaulois)，直言这就是“一次布尔什维克式的袭击”，称这些中国人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放肆”[9]。次日，该报将罪魁祸首归咎于苏联指挥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掀起的“红色恐怖”，认为当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和中国大规模的排外运动，都深受苏联的影响，整个欧洲“即将直接尝到恶果”。该报极大地夸张了客观事实，称“在巴黎有千余中国人是苏维埃主义者，长时间接受莫斯科的指导训练”，而这些人“一定会扮演苏联革命的先锋，放火、杀戮、蹂躏社会”。因此，该报作出结论，认为法国当局必须要采取行动，逮捕一两个人远远不够，“全面的净化工作刻不容缓……如果不能立即完全清除这些有嫌疑的外国败类、这些祸害社会底层的东方雇工，我们马上就会吞下苦果。明天行动就晚了！”[10]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多的四大报纸之一《日报》(LeJournal)就认为，这是“席卷了中国南方的排外运动在法国境内突如其来的表现”。该报用大段文字阐述了该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详细地列举了运动参与者制作的标牌的内容，并庆幸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而非极端主义的政治分子”，所以才“很幸运地没有采取别的暴力行径，只是强迫公使发表了书面声明”[3]。
此前，法国政府只是将“防中”纳入到“防苏”的整体当中，认为“1919年以来，苏联对中国革命者的教育提供持续的物质与精神支持”，“苏联要对中国共产主义宣传负主要责任”，甚至认为上海的日本棉纱厂工人罢工亦是由苏联驻华相关机构策划、组织与资助的[14]。但是六二一运动侵入公使馆示威的创举，对法国政府的震慑力相当巨大，让法国政府重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独立运动的能力，也进一步坚定了其清除旅法华人中激进分子的态度。法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造势，一方面迅速给运动参与者冠上一系列罪名：第一，入侵私人住宅。尽管参与者利用了“治外法权”，但当时的驻法使馆，仅仅租用了一栋楼房中的一部分作为办公地点，因此当运动参与者打开建筑大门闯入公使馆时，必然会侵犯该栋楼房其他法国业主的权利。第二，破坏公共设施。参与者在行动中为了让使馆与外部隔离，剪断了使馆的电话线，而电话线不仅仅只联通使馆，这就侵犯了法国的公共利益。第三，胁迫他人。法国政府无法断言参与者是否胁迫陈箓，但参与者在行动中限制了该栋楼房的法国门房的人身自由，这就侵犯了法国公民的人身权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充分的理由来对此次运动进行司法干预，对涉事华人的搜捕工作也就立刻开始。法国政府最先与中国驻法公使馆联系，要求使馆配合法国政府工作，提供此次运动参与者的相关信息。
据彝良县外宣办介绍，此次滑坡塌方量达1万立方米以上，并阻断小河形成堰塞湖；油房小学教学楼全部被掩埋，据初查18名学生被埋在垮塌的教学楼内；学校附近2户农户房舍被掩埋，其中1户农户1家3口全部逃离，另1户1人被掩埋。
更加保守的右翼报纸《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Française)反应更为激烈，该报明确提出，法国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而是要逮捕这些中国的革命分子。该报认为“国家不应将权力与精神姿态摆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外国人在法国本土轻易地进行革命活动”，并对华人群体的活动妄加揣测：“万一这些人明日又向使馆，甚至是爱丽舍宫采取相似的行动呢？”[5]以此呼吁政府提高警惕，以防引火烧身。次日，该报再次发声，渲染包括华人在内的部分外国人对巴黎治安的严重威胁：“既然这周日有上百名中国人能恣肆闯入他们的公使馆……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三百个支持沙皇的俄国人去他们的大使那里闹事呢？”该报甚至将这种潜在的威胁归咎为巴黎警方的不作为，对其进行讽刺与批评：“我们的警察做了什么呢？——让外国人都知道我们巴黎不设防，他们可以在巴黎恣意革命，甚至同一小部分法国人联合起来。”[6]
上述媒体将六二一运动视作中国国内“排外运动”在法国领土的延伸。它们没有对中国历史上的“排外运动”与现实中的“反帝运动”进行区别，没有考虑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的诉求，只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认为这一部分华人构成了法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呼吁法国政府提高警惕，加强对移民群体的监管，维持法国社会的稳定，提防类似事件在移民群体中再次发生。
六二一运动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有相当的策略性。行动委员会从实际出发，首先，及时转变行动策略，将“广泛造势”改为“精准打击”。六二一运动前，行动委员会本计划按照国内反帝运动的普遍形式，组织华人在巴黎召开反帝大会、进行示威游行，以此达到宣传反帝斗争、声援五卅运动的效果。但在法国做示威游行，必须经过法国警察总署的同意，行动委员会数次交涉，游行申请仍被法方拒绝。因此，行动委员会决定将大规模的公开示威转为小规模的秘密行动，避开与法国政府的正面冲突。随后，巧妙利用规则与习惯，确定行动的地点与时间。行动委员会利用“治外法权”原则，将行动的地点锁定在中国驻法公使馆。根据国际公约，在使领馆区域内的活动不受法国司法部门干涉；同时，对公使馆的行动，既向法国以及欧洲各帝国主义势力示威，又打击了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达到一箭双雕之效。对于运动的举行日期，行动委员会最终确定在6月21日星期天，根据法国习惯，周日工厂停工、商铺歇业，选择在休息日行动，绝大多数学生与工人有时间参与，也能避免工作日使馆区域人多复杂的局面。最后，严防内部敌人告密，慎重制定召集方法。行动委员会极其重视保密工作，直到6月21日上午，才口头通知百余名“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1]参加临时紧急大会，在会上告知行动的具体计划并立即执行。这就消除了内部敌人通风报信的可能，保证了行动过程的顺利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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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的任卓宣，对法国媒体报导六二一运动的规模与效果，做了更加详细的总结。事实上，六二一运动成为次日巴黎各大新闻报刊的头条，许多报刊甚至接连数日报导了运动的后续情况，留法华人受到了法国社会空前的关注。不可忽视的是，绝大多数法国媒体对此次运动表现出深深的不安与强烈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感受到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
此外，一些报刊捕风捉影，认为在此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同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展开合作。如《回顾报》(LeRappel)声称，据其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工作人员的采访，此次运动有数名欧洲人参与，甚至“有人对着使馆的佣人大喊：‘我是法国人！’”因此，该报作出推断，“中国人可能已经同法国的极端主义者们协同一致采取行动。”而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国政府应该“彻查在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防止中法共产主义者之间更大的联合[11]。《巴黎之声》更加具体地提及“三名法国人参与了此次行动”，其中“两名男性，甚至有一名女性”，怀疑是他们“秘密组织和领导了这次攻击”[12]。毫无疑问，这是意图借机扩大事端，故意激起法国社会的恐慌，渲染法国共产党的威胁，呼吁法国政府严防“红色恐怖”在法国的蔓延。
还有的报刊则认为，六二一运动的成功，给法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借鉴，会导致法国更大的社会隐患。《自由人报》(L’Hommelibre)称“中国人显然是我们的老师”，法国共产党“可以从中国学到如此的策略”，虽然中国人威胁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公使，但是这次行动毫无疑问“是排外的，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积极鼓吹的反资本主义的”，证明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大规模运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法国政府绝不应该容忍类似事件的发生。该报对参加运动的华人表示愤慨，塑造其“恩将仇报”的形象，称法国对中国人抱着热情好客的态度，中国人却“煞有介事地对法国政治生活进行蛮横的干预”。该报认为，法国行政与司法部门应该立刻采取措施，完全了结此事，处理运动的参与者，并建议用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三天内，逮捕这些辜负了法国人热情的中国罪犯……一周内，将他们驱逐出境。”[13]
(三)
“……他们所做的，就是向陈箓请愿，向段祺瑞打电，并愿为段后盾。正当国内运动热烈，应努力援助之时，他们却叫华人饭店闭门，大家缠黑纱，悼念死者，以调转群众对帝国主义之愤怒，施行其很厉害的反革命方法……”[2]
事实上，法国政府自1922年7月便开始留意旅法华人群体的共产主义活动。一方面确定共产主义活动的主要地点，一方面确定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主要人群。巴黎、里昂、蒙达尔纪被视为华人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而部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视为华人共产主义活动的主力。法国政府同样强调了这些学生的“危险性”，称他们为“激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深受苏联的影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同时,法国政府还积极地在中国搜集情报，一方面密切关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交流频繁的旅法学生，一方面根据上海法租界的搜查，确定在法的共产主义者名单，赵世炎、李富春、罗成鼎、陈延年、陈乔年等人赫然在列[14]。法国政府在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最激进的华人，“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境”[14]。
由于法国政府加强了监督，自1923年开始，不少旅法的中国共产党员或赴德国、苏联学习，或回国投身国民革命，旅法华人的进步活动有所减少。但是，自1925年春开始，中国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再次激发了旅法华人的斗争热情。法国政府在五卅运动发生之前，便已确立了“防苏”“防共”“防排外”的原则，监督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如1925年4月，汪精卫作为中山大学代表赴法，参加国际高校与科学机构会议，但法国政府基于其“中国极端主义政党激进派领导人”的身份，依旧要求相关部门“秘密监控其在法行动、密切关注其与旅法中国工人、学生可能的接触”[15]。又如1925年5月6日，法国特务部门截获一封由中国国内寄往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主席王京岐的信件，并得出“排外运动甚至将出现在法国本土”的结论[14]。在六二一运动发生前，法国政府已经确定，要进一步加强对华人群体的监管，并严厉禁止旅法华人的集会、游行活动。因此，行动委员会组织旅法华人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申请绝不会被批准，才有了让法国政府防不胜防的六二一运动。
《政治与文学评论报》(Le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 则认为这一事件是不可容忍的。参与者对私人房屋的侵犯、对公使人身安全的威胁，都是法国政府不应忽视的犯罪行为。该报呼吁法国政府安全部门重视华人的相关活动，严格禁止华人因其国家动乱而在法国本土组织的集会和抗议行为，尤其要在中国使馆区域加强警戒，维持好秩序，做到有备无患[4]。
不过，驻法公使陈箓在六二一运动后始终保持沉默，并不愿积极配合法国政府的搜捕工作，亦不愿指控参与运动的华人。陈箓派秘书密电法国外交部，表示担心使馆与法国政府的合作会让自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旅法华人更加猛烈的攻击[14]。而当法国政府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情报并逮捕了数名运动的领导者后，陈箓又再次向法国政府表示，法方的行为已经令旅法华人群情激愤，希望不要再有新的逮捕，建议处理少数涉事人员后就平息事件。对于具体的处理方式，陈箓亦明确表态，倘若法国政府一定要将相关人员驱逐，中方只有承担五到六人遣返回国的经济能力，而且建议法方谨慎考虑驱逐办法，避免中国人民的反法情绪进一步高涨[14]。这从侧面反映出，五卅惨案后中国人民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极大地震慑了中国的封建官僚。但是，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展现强硬的态度，在中国驻法使馆不愿配合的情况下，仍继续找寻新的消息渠道。最终，法国政府通过中国青年党人提供的重要线索，逮捕了数十名六二一运动的参与者。法国政府也将青年党人评价为“对法国怀有绝对的真挚情感的中国人”。在如此的反帝浪潮中，青年党人竟然倒戈相向，标志着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彻底的决裂，让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内部敌人的严重危害。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主动放下与其他党派的异见与分歧，以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号召旅法国民党人、无政府党人、青年党人、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与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表明这场斗争“是为全中国人民的，是旅法华人全体的工作，务必不分这党那党有党无党者来参加”，因此，“十分主张并诚恳希望各党各派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前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的联合战线”[14]。
然而，青年党人无视共产党人建立联合战线的请求，组织成立了“中国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另一套行动计划：第一，组织巴黎所有的华人餐厅和华人商店，于1925年6月9日闭门歇业一天，以哀悼五卅惨案中死于非命的中国同胞；同时向法国媒体声明，此次行动是平和的纪念，而非激进的示威。第二，单独与中国驻法公使馆联络，请求陈箓对五卅惨案表示同情；同时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其在上海修建纪念死难学生与工人的纪念碑；第三，用法语撰写并分发名为《告法国友人书》(ManifesteànosAmisfrançais)的宣传册，随后又用法语出版了《中国》(LaChine)专刊，一面向法国各界示好，强调中国同法国的关系，“自世界大战以来便紧密团结在一起”；一面向法国各界解释，五卅运动并非盲目排外的运动，反对的只是英日两国的帝国主义暴行[14]。青年党人的反帝活动既不激进，也不彻底，难以起到实际的效果。任卓宣对此总结道：
六二一运动发生后，法国媒体率先向华人群体发难，营造了充满敌意的舆论环境。这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指挥下的留法华人，已经成为法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但是，法国舆论就此向法国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也让法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立即采取行动，清除留法华人中的共产主义者。
事实上，青年党人以法语刊物为阵地、以法国人民为对象进行反帝宣传之时，已经表现出鲜明的、彻底的反共立场：首先，将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否认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卅运动的领导，反复强调五卅运动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其次，表明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声称中国的外敌，一个是军国主义列强，一个便是“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再次，驳斥西方媒体的“中国赤化论”，强调中国“资本积累并未完成、贫富差距亦并不巨大，工人数量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并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数量很少，“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只是一些西方媒体恶意的中伤，只为有借口更专横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最后，诋毁中国共产党员，声称“从事所谓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纯粹就是赶新潮，糊弄新鲜事物，对国家利益毫不关心”[14]。可见，青年党人决心彻底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全体华人的联合已经无法实现，共产党人不但要应对帝国主义的威胁与阻碍，还要提防内部敌人的攻讦与出卖。
这句话里面有个宿舍典故，英国的William王子大婚时，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刘欣晖对吴倩倩感慨：“对所有的灰姑娘而言，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真正的王子！”魏彤不屑地说：“秃头的王子，送给我也不要！”
(四)
危机中，只有法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阵营一边。六二一运动发生后，法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提供了积极的舆论支持，在其机关刊物《人道报》(L’Humanité)上，对此次运动进行了持续的正面宣传。
首先，《人道报》在运动次日详细报导了这次运动的过程，将这次运动定性为“我们的伙伴所做的可敬可佩的斗争”；该报严厉批评了陈箓在旅法华人运动中的不作为，指明“中国的公使并非是人民的代表”[16]。随后三天，《人道报》持续发表长文，声援六二一运动，一方面，同“帝国主义报刊”展开激烈论战，强调此次运动的正义性，针锋相对地批驳其他报刊对事实的诋毁与歪曲；《人道报》选择了旅法华人强迫陈箓签署的两份文件，分两天详述文件内容，并向法国人民解释，中国近期的动乱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预和摧残，本次运动是留法华人对五卅运动的响应，并非是如其他法媒宣扬的盲目排外运动，而是针对国际帝国主义展开的理性斗争[17]。另一方面，为运动参与者辩护，告知法国人民，旅法华人在使馆的行动并未使用任何暴力；抗议法国当局对运动参与者的调查与搜捕，揭露“政府采取这可耻的镇压行动，是为了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大银行家、大企业家等大资产阶级在远东的利益”[18]；在任卓宣等重要领导人被捕后，《人道报》努力塑造被捕华人坚强不屈的形象，抨击法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嘴脸，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司法公正。
当时，年轻的法共与年轻的中共一样，接受着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作为“应当担负起联合世界各国革命力量的任务”的共产国际，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当前世界形势要求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联系”，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19]；在法共参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再次强调,“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19]；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发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们，女工们、女农们以及工人、农民的妻子们，你们要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19]。因此，当六二一运动发生后，法国共产党立即向中国共产党提供舆论支持，严格贯彻共产国际“必须向广大劳动群众不断地宣传落后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极端重要性”的要求[19]，反复强调旅法华人的反帝态度与斗争精神。
不可否认的是，法共对中共的帮助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仅靠法共提供舆论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人道报》面对的是十几家读者群广泛、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无法争夺舆论的主导权。第二，法共仅仅提供舆论支持亦是远远不够的。法国共产党并未充分动员法国无产阶级，并未组织起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并未将反帝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外，法共还存在脱离客观事实，刻意宣扬苏联影响力的情况。《人道报》在报导六二一运动时，对中国国内的五卅运动跟进报导，其刊出了一张中国人民游行示威的照片，里面的中文横幅标语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但《人道报》将其翻译成：“我们能在横幅上读到：‘苏联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20]可见，法共希望借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来凸显、甚至夸大苏联革命对世界各国深刻影响。苏联在共产国际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巨大的影响力，法共的宣传恰好反映了“与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紧密团结的要求”，突出了苏联作为“反帝统一战线的旗帜”的地位[19]。这反而淡化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自主性与特殊性；法国人民也难以通过如此宣传深入理解旅法华人的进步活动，甚至对华人群体产生了疑虑与恐惧。
(五)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六二一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法国政府在掌握相关情报后迅速行动，从6月22日至25日，47名参加运动的华人被捕入狱。法国政府决定将这些人逐出法境，但驱逐的具体方式仍需谨慎考量：直接遣返难以实现，因陈箓已经明确表态，中国驻法公使馆无力承担四十多人的回国费用；况且，如此大规模的遣返“必然会煽动中国人民针对法国的愤怒情绪”。逐至邻国又遭遇阻碍，6月24日，法国警方派专员押送十一名华人至法比边境，比利时警方却明确表示拒绝接收[14]；法方辗转多地，在6月30日才将这批华人送至德境。最终，经法国外交部与各邻国反复协调，大多数被捕华人被遣送至比利时、德国，但少数革命领袖如王京岐等人仍被遣送回国。同时，在6月25日至30日之间，还有五十余名华人为躲避搜捕，自行离开法国[21]，旅法华人的革命力量被严重削弱。
对照组:开展日常护理,包括严格隔离制度,密切监测患者意识和生命体征,持续开展心电监护,测量中心静脉压,血氧饱和度,体温等;观察咳嗽的性质,痰液的颜色和数量,确保患者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对温度超过38℃的患者进行降温治疗,根据医生的指示来使用解热镇痛药等[3]。
随后，法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旅法华人的监管。6月25日，法国外交部电令法国驻华公使馆，更新赴法华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籍贯、签证日期与护照号码、在法国就读的学校等，特别强调登记好各人的中文姓名，以纠正过去因拼音记录产生的大量错误[14]。6月26日，法国战争部委任专员Brissaud-Desnaillet向法国议会提交了关于旅法华人群体的调查报告，其中统计了旅法华人的数量，将华人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精英，包括公使馆公务员、新闻记者与商人，人数在四百人左右；一类是学生，大多为勤工俭学学生，人数约为一千五百人；一类是工人，是时仍有三千余人。报告特别强调，在学生与工人中，有约一千人“信奉共产主义”，其中有部分人是“布尔什维克战士”，是“不受法国欢迎的、明显激进的、危险的、拒绝安心学习或工作的”[15]。6月30日，该专员再次提交了关于旅法华人组织的调查报告，详尽地列举了在巴黎的各类华人政党、华人社团及华人杂志，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左派、中国国民党右派、中国青年党的政治立场与分歧，并建议法国政府创立专门机构，持续对华人群体中的危险因素进行甄别与预防[15]。
此处分别用了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中的范围变动语nearly和close to，还有缓和型变动语描述了空袭和火箭弹造成的死伤人数。
在法国政府强势的干预下，六二一运动掀起的旅法华人革命浪潮戛然而止。此次运动过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与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一批主要领导陆续离开法国，投入到国内的革命之中；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的转赴德国、苏联继续学习，有的在法国潜心学业以实现自身价值与救国理想；加之法国政府愈加严密的监管，华人运动渐渐转向低潮：1925年7月1日，仅有三十三人参加对法方遣送华人出境的抗议；9月6日，仅有四十余人参加了悼念廖仲恺的活动；11月11日，仅有四十三人参加了俄国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会……[21]旅法华人再未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六二一运动成为了绝响。
实际上，经过此次运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在帝国主义国家本土与敌人展开直接的交锋，展现了己方的决心、试探了敌方的实力，积累了实际的斗争经验，收获了匪浅的失败教训。
六二一运动后，法国媒体脱离客观事实的造谣与诋毁，法国政府罔顾中国反法情绪高涨对进步华人的搜捕与驱逐，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极端的仇视，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同水火的深刻矛盾。但这次运动也暴露了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惊恐，鼓舞了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
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可利用匈牙利算法进行优化。匈牙利算法是基于匈牙利数学家康尼格的关于矩阵中独立零元素定理的一种算法。这种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从矩阵C的某行（列）减去一个常数k，得到一个新的矩阵C'，其中变化前后的矩阵系数均不为负[10]。
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前进道路的异常曲折。帝国主义势力依旧强大，法国媒体在舆论上的孤立，法国政府镇压革命的速度，后续监管的严密，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拥有独立与他们斗争的实力。这也就进一步证明，想要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突破帝国主义舆论垄断、防止帝国主义打击，就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
然而，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样不易，联合战线面临内部敌人的破坏和分裂。中国青年党人的告密给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清了肃清革命战线、统一革命政策的必要：一方面要同内部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一方面要加强保密工作，防止反革命者的渗透。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与中国青年党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论战，抨击了青年党人的国家主义思想，揭露其法西斯本质。联合战线获得的外援力量也有限：苏联发起支持五卅运动的号召，法国共产党积极的舆论宣传，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精神层面的声援，却未能充分发动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更大革命力量的联合。但是，此次运动尚未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与别国共产党合作的过高期待，他们依然认为“只有这种合作，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羁轭之下，解放出来”[2]。事实证明，反帝斗争既要团结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又不能单单寄望于外部力量的声援与指导。只有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充分挖掘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充分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参考文献：
[1]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190-191.
[2]任卓宣.旅法华人反帝国主义运动与留法青年党的告密(续)[N].向导周报,1925-10-12.
[3]Un coup de force à la légation de Chine[N].Le Journal,1925-6-22.
[4]Intolérable manifestation[N].Le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1925-6-23.
[5]Un coup de main contre la légation de Chine à Paris[N].L’Action Française,1925-6-22.
[6]La révolution dans Paris[N].L’Action Française,1925-6-23.
[7]Le coup de force communiste contre la légation chinoise[N].L’Echo de Paris,1925-6-23.
[8]Un coup de force contre le ministre de Chine à Paris[N].Le Matin,1925-6-22.
[9]Un coup de force bolcheviste à la légation de Chine[N].Le Gaulois,1925-6-22.
[10]Le coup de force de la légation de Chine[N].Le Gaulois,1925-6-23.
[11]Le coup de force de la rue de Babylone[N].Le Rappel,1925-6-23.
[12]Un coup de force à la légation chinoise rue de Babylone[N].L’Echo de Paris,1925-6-22.
[13]Les cent Chinois qui sont trop chez nous[N].L’Homme libre,1925-6-23.
[14]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rchives publiques aux Archive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Série E Asie,Chine,1918-1929(法国外交部档案，1918-1929年的中国事务)[B].Volume 492:Agitation révolutionnaire chinoise à Paris,1922-1929(第492卷:1922-1929年在巴黎的中国革命者活动): 2,9,39,22,56,70,84,46,53,64,236.
[15]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rchives publiques aux Archive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Série E Asie,Chine,1918-1929(法国外交部档案，1918-1929年的中国事务)[B].Volume 491: Chinois en France,1922-1929(第491卷:1922-1929年在法国的华人):34,47,54.
[16] Une manifestation devant l’ambassadeur de Chine[N].L’Humanité,1925-6-22.
[17] La Chine aux Chinois![N].L’Humanité,1925-6-23.
[18] Les perquisitions se multiplient[N].L’Humanité,1925-6-24.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5,30,112,78,73.
[20]Canton riposte à la défection de Pékin[N].L’Humanité,1925-6-22.
[21]Nora Wang.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1919-1925)[M].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02:277,279.
TheJune21stMovement:AnOverseaClimaxoftheCPC’s RevolutionaryPracticesduringtheEarlySinicizationofMarxism
LIU Daming， ZHANG Shijia
Abstract: The June 21st Movement is an oversea echo of the May 30th Movement, an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manifestation directly organized by CPC’s European branch in an imperialist country, and an oversea climax of the CPC’s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during the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is movement, CPC’s European Branch, practically and realisticly, made plans and took actions effectively, trying to unite all advanced forces and fought successfully against imperialists and feudal warlords; however the movement finally failed because of imperialists’ suppression, internal enemies’ betrayal and insufficient external help, this fact has proved that a new thing’s progress is hard and circuitous, but it also gave a lot of precious experiences to the young CPC.
Keywords: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June 21st Movement; the Mai 30th Movement; the CPC’S European Branch
DOI：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5. 014
作者简介：刘大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张世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责任编校：文晶)
标签：法国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政府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