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端，在朱学为显学的局面下，另辟蹊径，另立门户，发明了著名的“自得之学”：“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的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自得之学”的提出使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明代心学重光的闸门。
关键词：自得；心为道舍；勿助勿忘；静坐；端倪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于精微。”①《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及页码。黄宗羲的这一评价，较客观地揭示了陈献章对明代心学崛起所起的作用。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后世称其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毕其一生于学术，完成了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明代心学的奠基人。其思想体现在讲学和大量的性理诗中，陈献章常常以诗为道，寓道于诗，有两千多首诗作传世，其诗作在他生前就已经刊刻流行，另有书简、序跋、祭文等约五百篇，后人将其编为《白沙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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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思想也有一个宗朱（熹）转而宗陆（九渊）的过程，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学术宗旨，并主张不离日用、于时事出处体现“本心”，标立“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倡导“静中养出端倪”的为学方法。他的思想有别于程朱学派，开创了自己的心学体系。
一、道为天地之本
关于宇宙的生成问题，陈献章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一贯思想，认为“气”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元素。他认为“元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元气的周流运转是古今变迁的动因。这正是宋代理学中根据《周易》而形成的一般的宇宙生成观念：张载把“气”认作是“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最后根源；朱熹把“气”看做是“形而下之器”，是“生物之具”，只有“理”才是“生物之本”。陈献章认为元气虽然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但气并不是世界的根本。在“气”与“道”的关系上，他认为“道为天地之本”。他说：
“至大”即大到极点、无限大，“相侔”即相等、等同。一般认为天地与道一样，都是无限大的，其实，从天地的角度看道，道是天地的根本；从道的角度看天地，天地不过是太仓里的一粒米、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通过这个比喻，天地与道孰大孰小，孰本孰末，一目了然，两者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陈献章并不认同朱熹读一书格一物的为学之道，认为那样太繁琐支离，反倒束缚拖累了本心，格物越多离真理越远，因为“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则有碍”，⑤《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与谢元吉》，第85页。这或许是受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们获得有关具体事物的知识越多，就越难认识和把握形而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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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浸水自由膨胀后，结构变得十分蓬松，由于压汞试验中要求试样脱湿干燥，即使通过液氮冻干的方法处理，也难免对孔隙结构造成扰动。而核磁共振技术以水分子作为测定媒介，可以捕捉孔隙内部氢质子的共振信号，从而能推测饱和状态下的试样孔隙分布状况。因此，选择核磁共振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自由膨胀后的试样孔隙分布特征如图7所示。
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④《陈献章集》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中），第55页。
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不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②《陈献章集》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下），第56页。
因此，陈献章提出了求诸心的心学法门，以静坐为主，以读古人书为辅，对朱熹所主张的“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陈献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即使如六经之类的圣贤之书，如果“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其味”，只见其文而不解其意，不能用心灵穿透言辞，领略语言背后的意蕴，使六经与我心相契合，那么所读之书也不过是一团糟粕罢了，这样的读书无异于玩物丧志。因此，陈献章反对“以书博我”，主张“以我观书”，领悟书的要义，不拘泥于故纸堆。因为自炎汉以来，积累了数百千年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如果拘泥于辞章，这么多的书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完，如果没有自己的思考体会，就会被书牵着鼻子走，读的再多，也是懵然无知。陈献章的这种观念和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有异曲同工之妙。⑥《陈献章集》卷一《道学传序》，第20页。
陈献章以“不可言”来解释“道”之无形体，以“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来解释“道”为万物之根源，与老、庄极为相似。因为《老子》阐述“道（一）”为万物根源时正是这样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而《庄子》在描绘“道”之不可闻见时也是如此说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这就预示着陈献章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是程、朱的方向，他提出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向着陆九渊的方向走去。
二、道心合一
陈献章虽然认为“道为天地之本”，但他并不像朱熹那样，认为理（道）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某种绝对存在，而是认为有此“心”方有此理，有此“诚”方有此物。他说：
陈献章将“道”与天地（气）相比，认为“道为天地之本”，这和朱熹将“理”与“气”相比，认为“理”是“生物之本”的观点极为相近。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55页。但在“道（理）”的超越性根源上，两者的解释是不同的：朱熹援引《易传》的太极和周敦颐的“无极”来加以阐释，而陈献章则径以老庄为解，他说：
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⑤《陈献章集》卷一《无后论》，第57页。
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鸾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⑦《陈献章集》附录二《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卷二》，第825页。
在陈献章的思想体系中，“理”与“道”是同一程度的思想范畴，他既说“道为天地之本”，也讲“理为天地万物主本”，“理”“道”是永恒的存在，它遍布于天地万物之中，天地万物及其万般变化都是由“道”所创造和支配的，义理无穷无尽，如果对此条分缕析，那么工夫就会无穷无尽，陈献章显然不赞同无穷无尽的格物之功，他认为人们只要领会“道”、掌握“道”、依循“道”，那么我心就是“理”、就是“道”，只要做到心理为一，心与道俱，就能达到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的境界。对于理，既要悟到它的无穷无尽，更要悟到它的自然而然，不待安排。既要认识天地万物之理，同时又要认识到它的自然本性。在陈献章看来，孔子的“吾与点也”，就是赞扬曾点的无所拘泥之心，孟子向往的“鸢飞鱼跃”也是这种勿忘勿助的自然超然。所以在陈献章这里，宇宙万物对他是舒卷自如的：卷则“终日乾乾，收拾此理”，舒则“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只觉到卷，则易拘执；只有放开手脚，拓展心胸，对于宇宙万物既识其卷，有觉其舒，才能洒脱自如。用这种“道心合一”的境界来关照宇宙万物，便是自然无事：
基于上述半刚性基层存在的缺陷，国内外公路建设者提出了复合式基层、柔性基层等结构。根据实际应用效果，复合式基层在我国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柔性基层则使用条件较为苛刻，存在交通量较大地区强度不足、材料强度与级配设计要求较高以及施工难度大等问题[2]。对于复合式基层，沥青层间处治效果、沥青结构层级配将影响其抑制反射裂缝的效果，为研究ATB沥青稳定碎石结构在高速公路下面层中的应用，本文总结了沥青稳定碎石结构施工控制技术在高速公路下面层施工中的应用，以检验其施工质量与反射裂缝抑制效果。
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感于此，应于彼，发乎迩，见乎远。故得之者，天地与顺，日月与明，鬼神与福，万民与诚，百世与名，而无一物奸与其间。乌乎，大哉。①《陈献章集》卷三《与林时矩》，第242页。
三、“于静中养出端倪”的为学工夫
“道通于物”、“心为道舍”是陈献章为学工夫的理论前提，道为天地之根本，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人得之而为人，道寓于万物，同样寓于人。陈献章认为“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②《陈献章集》卷一《禽兽说》，第61页。又说 ：“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③《陈献章集》卷一《仁术论》，第57页。道，在心中；心，在身上。所以，反诸自身，便能得道，为学就应当求诸本心。④《陈献章集》卷一《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第68页。（“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一句书中断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不确）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②《陈献章集》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55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及页码。
曰：“道不可以言状，亦可以物乎？”（陈献章）曰：“不可。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陈献章）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③《陈献章集》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下），第56页。
“为学当求诸心”、“以我观书”的心学法门就是陈献章著名的功夫论——“学贵自得”。何谓“自得”？
“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陈献章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道或理，放置于人的心中，人心即道即理，这和陆九渊的“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念是相同的。道为万物根本，而道与心又是合一的，所以“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⑥《陈献章集》卷二《与林郡博》（七），第217页。
一次谈心谈话。思政导师每学期与所承担教学任务的班级学生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谈心谈话。谈心谈话的方式可以通过面对面、QQ、微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分期分批进行，因生而异、因景而异，主要聚焦解决学生“三观”及政治观、道德观等方面的问题。每学期谈心谈话不少于3人/次。
具足于内者，无所待乎外。⑧《陈献章集》卷一《风木图记》，第48页。
⑮对此，有学者对信息删除权做了系统的构建，包括删除的内容、边界等。参见余筱兰《民法典编纂视角下信息删除权构建》，《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
“自得之学”是求诸于内而不是求诸于外，是得之于我，而不为外物所累，用现代认识论的语言表述，就是说不以外物为认识的对象，不依靠耳目感官，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而把握表象背后的规律。自得不仅是为学之方，也是人生修养：一方面，自得是内求、反求，是自我体认，其条件是“勿助勿忘”；另一方面自得的宗旨是得外在的鸢飞鱼跃之机——自然之真机。于是，“自得”便是由“自”之内求，而达外之“得”。这外在的“得”也是一种“自”有的内在涵养。换言之，当你在“勿助勿忘”中达到把握鸢飞鱼跃的自然之真机，你便进入“浩然自得”的境界——一种物我两忘的自信、自立，以及不为世俗的利益得失、荣辱贵贱所左右的道德境界：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之间哉！⑨《陈献章集》卷一《李文溪文集序》，第8页。
实现自得的最佳方法就是静坐。陈献章认为“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①《陈献章集》卷二《与贺克恭黄门》（二），第133页。所谓端倪，就是心体，亦即“道”、“理”。它是静坐体悟所得，也只有静坐体悟才能“自得”。所以，他又说：“学劳扰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②《陈献章集》卷三《与林友》（二），第269页。静坐之所以是“养出端倪”，达到“道心合一”的最佳方法，是因为唯有静坐，进入“无己”、“无欲”的精神状态，方可使心上不着一物，既“无累于外物”，又“无累于形骸”，③《陈献章集》卷二《与太虚》，第225页。从而由静而虚，由虚而明，由明而神，实现吾心与此理的“凑泊吻合”。
陈献章所言的无欲，并非是摒除人的一切物质欲望，而只是“克去有我之私”，④《陈献章集》卷二《与张廷实主事》（七），第162页。使心不为外物所累、所碍。所谓“有我之私”，就是对自身过分在乎，对功业过分看重，若拘泥于此，便成了一种私欲，心便受累，这样的心是“有累之心”，不能与道相感应；而没有这种私欲的心，则“廓然若无”，不受外物所累，便能与道相感应，这样的心就是“圣贤之心”。静坐就是由“有累之心”通往“圣贤之心”的幽径，这便是从静中养出端倪的精义所在。陈献章一心苦读，未有所得，于是静坐，静坐久了，心之体便隐然呈露出来，最终达到了心、理吻合的境界，至此，便达到一定的理性高度，即由掌握必然而进入了一种自由之境，于是对“日间种种应酬”，便能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既能“体认物理”，又能稽合“圣训”。因此，在陈献章看来，这便是“作圣之功”，并将此作为一条宝贵的认识经验，向求学者加以推介。
当然“静坐”并不排除读书，陈献章教授学生，“朝夕与论名理。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⑤《陈献章集》卷一《送李世卿还嘉鱼序》，第16页。由此可见，陈献章对书本知识是非常重视的。其实，所谓静坐就是一个思考和领悟的过程，而这必须以知识为前提；另外，陈献章教导学生要有贵疑精神，而“疑”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知识的基础之上，如果脑子空空便没有“疑”的对象，又谈何“疑”？所以陈献章的静坐并不排除知识。如果不读书，静坐就是空想，读而后思、而后疑，才是正确的为学之道，这也是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的践履。后世理解陈献章的静坐，往往以为其重静坐而轻视读书，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学人当敬戒之。
四、结语
陈献章生逢明初，当其时朱学为显学，天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一家独大，必然导致学术僵化，丧失生机。对此，陈献章发出了“圣贤久寂寞，六籍无光辉”的感慨，“男儿生其间，独往安可辞？”⑥《陈献章集》卷四《自策示诸生》，第281页。陈献章铁肩担道义，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创自得之学，开明代心学之端，打破了朱学一统的局面，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陈献章宗濂溪之学，但又集理学诸家之长，开创了著名的“自得之学”，提出了道为天地之本、道心合一的宇宙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方法论。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关键性人物，故黄宗羲对陈献章极赞扬之情：开心学之先河，导阳明入高大光明之域。
参考文献：
[1]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陈献章集[M]．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
中国分类号：B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3-0125-04
作者：刘文剑，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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