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西方老牌智库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当下的西方智库在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分析西方智库的发展进程及当下面临的挑战，可以了解西方智库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从而为中国智库的建设及国际化发展提供一些可供对比的样本。
总之，到了东晋，儒家文化早已全方位地渗透到全社会，且其已为东晋全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同。而儒学中的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尤其道德伦理观念，也已活生生地存在、流动于东晋的政治、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在中下层士人、儒家学者日常生活中，儒家经传中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在东晋渐已践行、内化为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并已深入人心。从上述江左政坛、士大夫尤其门阀士族的社会生活与中下层士人、儒者乃至民间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对儒家经传及其道德伦理的落实、践行与高度认同，可看出儒学的宗主地位在东晋时期，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兴复乃至强固。
西方智库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回顾西方智库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大英帝国权力的逐步衰落和美国的日益崛起是西方智库产生的主要历史大背景。在这一大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参战国家决策的失误则成为西方智库产生的直接原因。
成虫体长1.3-2.3mm，可飞行，对黄色趋性强，温棚一年发生18-22代，可周年危害，卵和幼虫可随植株、叶片、土壤、交通工具等远距离传播。
最初的西方智库，被称为智囊团，是以“研究小组”的形式开展智库工作，“研究小组”的工作形式能够将学者和政府官员聚集在一起，为学科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交流提供了正式的渠道。当时的政府还对“研究小组”做出了原则性的制度规定：第一，“研究小组”的成员必须在保密环境下讨论政策问题。第二，相关工作必须遵守一定规章制度，如“查塔姆宫规则”，即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在会议中获得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及与之相关机构的身份，也不得透露任何其他与会者及其相关组织的身份。第三，除了在保密的环境下讨论政策问题之外，政府允许智库举办一些公开活动，如举办讲座、审查研究论文和报告，以及提供财政支持智库不断扩充自身的图书、资料馆藏等。
尽管早期的西方智库在政府的允许下有一些公共活动，但这些公共活动的工作重点是影响具体个人和特定的团体，而不是广大公众。这一时期建立的智库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从智库成员来看，早期的智库学者虽然已普遍认识到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但他们与后来的一些智库学者对于是否将智库置于国家体制结构内以及智库对促进国际关系稳定的作用持有不同意见。一战之后的智库专家普遍被认为带有“爱国国际主义者”的头衔，他们明白自由国际主义对各自国家有利，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因此，这一时期的智库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基于此，早期智库创始人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观念和共同的政治观点，但同时智库之间也有竞争意识，存在竞争关系。
冷战开始后，智库在欧洲各国首都和美国一些大城市中不断发展，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竞争和非殖民化，也在推进智库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西方智库虽然依靠政府的资助，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一些智库已经不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智库实际上更多地作为政府外交的延伸机构。与早期智库不同，这一时期的西方智库已经开始从非正式的“研究小组”发展成为拥有全职工作人员的专门知识型机构。且大多数智库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西方和苏联竞争、核威慑和能源安全方面，研究领域远没有当下的智库广泛。这一时期的西方智库及学者不再专注于最初的智库目标，即设计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其目标已转为确保西方能够在一个两极竞争的时代获胜。
二战后迎来发展转折点
随着全球化不断加强及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再次得到了拓展，除国际经济贸易问题外，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国际金融也成为这一时期智库研究的内容。之后，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智库的概念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世界各地的智库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扩大。这一时期，跨国智库机构产生。这类智库以自身优势在全球各国开设办事处。如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些英国智库，利用伦敦作为“全球枢纽”的地位在世界各地设立智库办事处并开展研究。同时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也在搭界全球化的便利，在推动智库国际化的同时，扩大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如布鲁塞尔利用欧盟扩大的机遇来增加其智库机构的影响力。再如日内瓦借助世界贸易组织（WTO）总部和联合国办事机构所在地的优势，扩大其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总之，这一时期各国都在寻求机会和媒介推广各自智库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值得指出的是，智库领域的这种多元化并不总是遵循西方模式。非西方智库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它们各自的理念与传统文化，也折射出非西方智库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解和期望。
欧盟水框架指令没有对水文地貌要素给出具体、统一的监测方法，本研究结合国际合作项目，借鉴德国的水文地貌调查与分级方法，创建了适宜于北京的水文地貌监测方法。
冷战后研究领域得到拓展
冷战结束至今，全球化浪潮以及经济一体化再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智库的发展。这一时期智库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智库发展开始多元化。一方面，美国智库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智库开始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西方智库迎来了又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西方战胜国意识到必须下定决心建立长期而持久的国际性机构包括国际性智库。这一时期智库的工作集中在反映权力政治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上，如智库学者普遍认为应给予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时期，同时西方也迎来了普遍的经济持续增长。
当下西方智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现今智库的发展环境日益拥挤，竞争日趋激烈。总体来讲，现今智库发展主要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科技进步使得政策制定方式发生改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已从根本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方式，这与智库产生初期大不相同。现今科技已经进入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分析模型、评估方法和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证分析之中，并且影响着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广度和深度。第二，知名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一些知名智库早期的目标是支持全球化政策，但这些智库所服务的历届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使其自身经济适应全球化，这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政策制定的怀疑，对相关智库影响决策的能力也产生质疑。第三，智库资金支持及其管理出现一些问题。西方社会普遍认为：相比智库产生的影响力和作用，政府以及社会、个人向智库提供的资金支持过多且仍在继续增加。尽管政府不断改进对智库机构资金使用的监管、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但智库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西方智库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生态环境尤为重要。以美国为例，华盛顿的政治环境就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在大英帝国权力的逐步衰落和美国的日益崛起期间，美国经济规模和财富的不断增加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此外，美国政府积极借助国际机构推进其智库的国际化，扩大其智库决策、报告的国际影响力，这使得其智库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未来的西方智库该如何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方智库首先需要找到并确立新的智库基本目标及使命，在此基础上协助政府应对国际事务中的挑战和竞争。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所说：“随着一些老牌智库走过了百年历程，当下正是智库在协助政府打造可持续性安全、繁荣和公正的世界中扮演应有角色的极佳时机。未来西方智库面临的真正挑战则是能否找到适用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感，这对于未来西方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上海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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