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武装起义的高潮。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连续起义失败后，选择了“兵运”作为主要斗争方式，并在1928 年到1932 年间开展了数次“兵运”活动。这些早期的“兵运”实践既为西北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
关键词：西北共产党 兵运 刘志丹 经验 教训
在西北共产党组织革命斗争的早期，“兵运”是一种有着特殊意义的军事斗争方式。从1928 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开始，直到1932 年西华池起义爆发后结束，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参与“兵运”工作，既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取得了一定效果，也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并最终为井冈山式建立根据地的道路所取代。对西北共产党早期“兵运”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的总结，将对我们了解我党早期历史有所裨益。
一、刘志丹等人的“兵运”实践
1927 年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军事斗争道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影响全国的武装起义相继爆发。但在此时，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错误地认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于1928 年3 月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示西北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准备和发动暴动上去，试图靠短期发动的群众暴动来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1
经过两个月准备，同年5 月，“渭华起义”爆发，宣告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唐澍任革命军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8 月，起义失败。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动了包括“清涧起义”、“旬邑暴动”在内的近七十次武装起义，但均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曾经高涨的西北革命形势转入低谷。在此情形下，1929 年四月，刘志丹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重新分析形势。会议认为，陕北的武装斗争有三种可行的形式，分别是白色（兵运）、灰色（改造土匪）和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红色武装的条件，而在白军中开展兵运是较为现实的，应成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陕北党在继续进行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转向兵运上去，陕北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要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借水养鱼”，并在拉拢队伍的过程中寻机准备兵变，以进行暴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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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峡会议成为西北共产党组织确立“兵运”道路的一次重要会议。1930 年春，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共产党员打入西北军阀冯玉祥手下的苏雨生部第八旅，秘密开展“兵运”活动。不久，又转投陇东民团谭世麟部，受命领导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驻守吴起镇三道川。然而，就在刘、谢等人积极准备兵变之时，谭世麟部遭遇了另一支军阀部队的袭击，队伍被打散，“兵运”失败。1931 年5 月，刘志丹等人又打入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担任了第十一旅旅长，招兵买马，准备兵变。但不久后，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军阀交战中被打散，“兵运”再次失败。
二、西北共产党早期“兵运”的经验总结
虽然早期“兵运”活动中党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数年“兵运”的实践整体上仍是失败的。
同时，加入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也给一大批年轻而缺乏军事经验的党员干部提供了军事素质的锻炼机会，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军事工作能力及水平，为西北共产党组织在后来进行独立的红军建设及军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西北共产党早期“兵运”的教训分析
可以看出，西北共产党组织是在直接武装起义频繁受挫的情况下选择的“兵运”道路。这一思路在当时看来是实事求是的，一方面遵循了中央的武装暴动政策，另一方面又较为冷静的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内，避免了使党的力量遭到更大的损失，并使党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群众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也在国民党军队里播撒了革命的种子。
（2）脱硫剂循环量：在改造前原吸收塔溶剂（MDEA）循环量大，而改造后，吸收塔I溶剂（MDEA）循环量降低，吸收塔II溶剂（GL-DS）循环量2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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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兵运”的思路仍然是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映，对国内普遍革命高潮的到来过于乐观。不是在扎根稳固根据地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而是寄希望于直接接手和改造反动派军队，以较快的方式获取军事力量，以便开展夺权性的暴动。在这一点上，早期“兵运”和此前采取的直接武装起义并无本质区别，均以直接而迅速暴动为目标，只是“兵运”方式更切实际而已。
其次，由于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早期“兵运”斗争这种带有盲动性质的单纯军事斗争在当时注定难以成功。数年“兵运”的失败使西北共产党人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随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军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正如刘志丹后来总结：（“兵运”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立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3
1931 年底到1932 年初，刘志丹等人在陕甘交界的寺村塬组建南梁游击队，并建立根据地，西北革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路建红.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与发展过程及其价值考证[J].艺术科技,2013,(01):31.
[2]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3-24.
[3]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回忆刘志丹同志[M].//星火燎原:选编之四.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高翊凯，哲学硕士，助教，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专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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