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掀起了三次规模化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话语诉求、身份诉求、抗战诉求，通过理论灌输、话语叙事标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与价值关怀。然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衍生演变，党际之间的矛盾激化，真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边界的故意抹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肆意鼓吹，使文化边界呈现出繁缛化、阶级化、模糊化、扩张化的样态，造成了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复杂，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守护马克思主义文化主阵地需要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辨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内在防御与外来扩张的关系。
关键词：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理论经典；一元指导；多元共存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是界定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样态的重要标志，一旦遭遇外来文化边界的入侵与扩张时，能够发挥出一定的防御力与凝聚力。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标志着中国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此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需要与传播，给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设定了自己的文化边界。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卫不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否定，亦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否定，更不是为了激化国共矛盾、挑起阶级内战，而是为了把握好斗争的分寸，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独立、政治独立与组织独立；是为了驳斥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应对党际话语挑战；是为了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右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等分歧复杂的错误思潮，回归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科学性、革命性的理论本质。
一、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需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是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与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规定。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卫，是共产党巩固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的政治诉求；是共产党应对党际话语挑战，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感染力、支配力的话语诉求；是共产党回应“一切服从”，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的身份诉求；是纠正分歧复杂的错误思潮，引导积极抗战的革命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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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诉求：坚守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的政治需要。
边界意识是一种思想约束和文化诉求，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是共产党人在应对党内外话语挑战时，赢得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的政治诉求。它遵循“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的整体视角，尊重各个领域按照既有规定运行。但是“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并不是对所有不自觉文化的肆意纵容，虽然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共产党承认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别与多样，但是为了确保革命的政治信仰与方向，为了应对其他文化边界的侵袭与挑战，就必须求同存异，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与政治立场。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共产党人经历了党员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已在抗战烽火中发展壮大成为具有八十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1]（p323）党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大党。但是仍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不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2]（p603）洋八股、洋教条盛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泛滥，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与理论本质。为了纠正党内思想的认知偏差，应对党内外错误思潮的文化侵袭，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重塑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理论本质，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文化边界。
（二）话语诉求：应对党际话语挑战的意识形态需要。
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是抗战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应对党际话语挑战，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引导力、支配力，重塑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话语需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本在“东亚新秩序”的幌子下，对华政策由军事进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从“倒蒋”变为“拉蒋”，向国民政府公开抛售诱降条件，诱使蒋介石集团投降反共。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39年秋至1940年9月，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了自抗战开始以来第二次具有严重性的秘密谈判，”[3]（p42）不间断地进行谋和密谈，企图向日本妥协，日本称之为“桐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不间断制造反共摩擦，在军事上掀起了三次规模反共高潮。在话语宣传上，利用舆论工具，陆续颁布《处理异党实施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为其大规模的“防共、溶共、限共、反共”阴谋活动作政治上、舆论上的思想准备，污蔑共产党，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抹杀无产阶级的原则差别，侵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边界，试图吞噬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挫败党的事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及《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李兆柄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消除资本主义意识在留守部队中的反映》等文章，全面回应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歪解与质疑，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与丑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说服力与支配力。
（三）身份诉求：统一战线中保持政党独立的身份需要。
抗战相持阶段左右倾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衍生演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肆意发挥，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边界呈现出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繁缛化样态。这些形式上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文化边界，在内容上却无时无刻不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意蕴与理论本质，不自觉地侵袭着无产阶级与工人政党设定的真正的、科学的、批判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左倾”冒险主义在策略上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能把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结合，犯了激进的、过高估计主体力量的“关门主义”思想错误，异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附属品，企图抹杀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纲领、政策、思想的异质，根本上是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排他性，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走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5]（p833）这些思潮倾向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与革命的实际需要大相径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5]（p817）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实事求是的革命本质，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
（四）抗战诉求：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思潮的革命诉求。
安定刘氏江山。汉初商山四皓曾辅助太子，安定刘氏江山。事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唐 白居易 《题四皓庙》诗：“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唐·杜牧 《题商山四皓庙》诗：“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
二、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
脱离历史自觉的文化边界一旦生成，就被赋予一定的攻击性与侵袭性。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文化，在对内政策上“仍然拒绝实行发动全民族抗战所必须的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防共限共和压迫人民的基本立场。”[6]（p337）禁止一切有关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演讲与宣传，侵袭着以广大无产阶级与人民利益为价值旨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大力加强一党专政的统治效能，并在会议召开的同年2月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巩固国民党以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紧接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七位参政员发表《我们对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以董必武为代表的26人提出《请政府命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以章伯钧为代表的36人提出《请求结束党治立施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等，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民主，实施宪政。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给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假意的允诺，只不过是应付了国人对民主宪政的天真幻想。实际上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继续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与袁世凯的专制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企图反动地实施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行的资产阶级专政，愚弄敷衍各民主党派人士与广大无产阶级。
（2）在做动物肝实验时，先让学生观察猪肝外形、肝门结构及肝的静脉，用手触摸肝的质地；然后解剖猪肝，观察肝内大的血管及肝管；最后让学生用力压迫肝，结果发现肝脏破裂。通过该实验使学生不仅掌握肝的形态、结构、功能，并且真实感受到肝的储血功能，理解了临床中为什么易发生肝破裂以及肝破裂后为什么会发生大出血。
抗战相持阶段政治思想理论界分歧复杂，消解抗战积极性的错误思潮引经据典、颠倒是非、暗流涌动。尤其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一些资产阶级顽固派及左翼分子便借助《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三民主义主体人员及其实行程序》等一系列反共文件，抨击真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共产党人，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以抗日为主体的革命文化受到进攻与侵袭。为了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决心与勇气，回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无耻进攻，维护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此，中共中央以《共产党人》杂志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战斗檄文，从1939到1941年不间断地刊载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王稼祥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而坚强斗争》、陈云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奸政策》、罗迈的《宣传鼓动工作笔记》等文章，揭示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反动与阴谋，驳斥有心歪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派精神上俘虏的人，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对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实则反对共产主义、躬行贪污腐化的托派汉奸，巩固抗日文化的积极性、革命性与战斗性。
（一）文化边界的繁缛化：左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衍生演变。
以社会公共目标为导向，弥合阶级矛盾，坚持统一战线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政治基础与必然逻辑，但是完全抹杀文化边界，忽视原则差别，“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2]（p608）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必须要坚定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明晰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未来前途，摆明阶级身份，廓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纲领、政策、思想的根本不同。针对“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4]共产党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同时，一定要提高思想警惕，谨防同化，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事变，把斗争与联合辩证地结合起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总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片面的服从，是企图消融共产主义的阴谋与借口，所谓的“一切经过”只不过是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一切服从”，企图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迎合大资产阶级的私利。为此，抗战相持阶段初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就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全面阐释了统一战线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身份独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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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边界的阶级化：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无产阶级的信仰分歧。
文化边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反映与立场诉求，根本上立足于阶级之间的政治角逐，它区别于显性的军事冲突，隐性作用于社会思想层面，服务于主体阶级。因此阶级之间一旦发生政治立场与革命信仰的异质，就会从深层次上激化文化边界之间的矛盾、加剧文化边界的紧张、赋予文化边界一定的攻击性与防御性。“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2]（p607）秘密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书店，不得进行统一战线、民主政治问题的活动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6]（p34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阶级之间的革命信仰不同：一个是改良主义者，一个是彻底的社会革命者；一个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一个是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一个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一个坚持把人类解放事业推向深远；一个坚持一党专政，一个坚持联合执政。所以，即便在统一战线的合作基础上，也会激化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纷争，加剧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卫之困。
（三）文化边界的模糊化：真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边界的故意抹杀。
抗战相持阶段文化边界的模糊化主要意指，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相背离的机会主义分子，故意抹杀假三民主义与真三民主义的不同，别有用心地混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试图以假三民主义代替真三民主义，以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取代未来无产阶级更高指向的共产主义，最终目的在于，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企图同化与溶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念与精髓要义，企图模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边界，企图逐渐瓦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所谓假三民主义就是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所代表的，坚决反对革命三民主义，坚决反对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坚决反对真心拥护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及广大无产阶级的违逆思潮。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叶青在1938—1939年连篇累牍地抛出《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和文章，在理论上旁征博引，为假三民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混淆与真三民主义之间的思想界限。与此同时，真假三民主义的混淆，也引起了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边界混乱，叶青之流及一次革命论者以“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3]（p161）为噱头，抛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论调，故意模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问题，故意抹杀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革命性，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
（四）文化边界的侵袭化：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抗战相持阶段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衍生演变，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凸显，真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边界的故意抹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肆意鼓吹，造成了文化边界的繁缛化、阶级化、模糊化、侵袭化，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卫之困。
三、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道
资产阶级顽固派以及叶青之流对于真伪三民主义边界的故意混淆与模糊，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自觉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1939年下半年开始，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等文章的先后发表，批驳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假三民主义的险恶用心，澄清了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政治立场的根本区别，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基本立场与根本原则。尤其是毛泽东在《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文章中，着重强调了真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修正过的假三民主义的根本不同：首先，“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2]（p690）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就是假三民主义；其次，革命的三民主义或者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则敌视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限共、溶共、反共；最后，“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2]（p567）“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2]（p691）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敌视工农斗争则是假三民主义。这种反俄反共反农工的假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2]（p694）为人们廓清真假三民主义提供了判断标准。
（一）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
抗战相持阶段，为了驳斥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独裁主义的文化侵袭，为了澄清政治思想理论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错误思潮，为了守卫马克思主义阵地，就必须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辨明共产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机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
（二）辨明共产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
1939年下半年开始，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等文章先后发表，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边界的异同、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守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阵地。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2]（p686）三民主义等于共产主义的错误论调。为了驳斥思想理论界的荒谬说法，免除误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而科学地辨析了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革命的上篇，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是一致的，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二者在革命的最终走向与政治信仰上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同，三民主义主张一次革命论，止步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最低纲领，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则主张永远的社会革命，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2]（p243）它的下篇就是继续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哲学自然宇宙观不同，三民主义的宇宙观表面是民生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建立在人类彻底解放基础上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革命彻底性不同，三民主义除了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其理论与实践在革命逻辑与语境下是自相矛盾的。
（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思想界限。
笔者认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社会管理是一个可以进行描述的历史事实，应该从历史、问题出发，努力呈现具体管理文化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现实处境，以此为基础把握具体管理模式的深层构架，并从当代社会的管理问题与管理需要出发，理解不同文明背景下、不同样态的管理文化的汇通基础，进一步探索不同文明背景下、不同样态的管理文化的汇通可能。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又在客观实际中得以证明的为无产阶级文化解放所设定的思想界限，但抗战相持阶段许多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了死的教条，犯了典型的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错误。为了防止这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思潮的衍生演变，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想逆流的文化界限，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批判的思想武器，揭示了这些主观主义分子的虚伪与肤浅。改良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盲动的“左倾”关门主义，一个是倾向保守主义者，一个是故意夸大主义者，根本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形式化，没有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实行统一战线必须严厉驳斥这些错误思潮，认清其思想出场的本质。主观主义则在哲学逻辑上犯了形而上的、颠覆性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错误，“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要学会运用批判的武器，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从主观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对于不能辩证看待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主张本位主义，完全丧失共产主义精神的宗派主义倾向，要坚决予以打击，并在部门关系以及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的关系中鼓励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总之“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实事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5]（p853）以此来辩清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复杂，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主阵地。
从中可见，从“尊元”理念衍生而来、在元明时期相当长时段占据戏曲评价重要位置的一些因素，如是否属于“正音”、关乎风教、体现文人雅正特色等，已经在审美构成中退居次要地位；汤、沈两人分别出现了“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的两种极端观念，反映出在当时的文人曲家之中，对戏曲核心审美标准的把握，主要聚焦于文辞与音律两点。
（四）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意识的自觉存在，是保护自身哲学基础、存在方式、价值尺度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要求。抗战相持阶段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不是简单的地理界线或者疆域界线的守护，而是增强不同文化与思想潮流形成、发展和交流中的差别意识，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号召力。首先，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与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曾指出：“既然单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7]（p9）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的解放不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解放，“一个人跨越思想界限不等于所有人都跨越这一界限。”[8]（p131）马克思主义边界意识与人类解放总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因此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2]（p650）最终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其次，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论调，是企图溶解共产主义，抹杀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阴谋。无产阶级政党想要强化自身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就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身思想、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最后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教条化，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就必须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挥其有效的实用性与指导性。
四、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守护的当代启示
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同样具有现实启发，当下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内在防卫与外来扩张的关系。
（一）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价值边界意识绝不是对价值绝对性的肯定和支持，主张的则是和而不同，与西方的霸权文化有着根本分歧。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元指导，就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9]（p213）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全国人民必须在思想意识、价值理念、文化情感上增进对这一指导思想的支持与认同，自觉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凝聚群众基础与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开放化的日益推进，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样态，“使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9]（p215）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交锋，已经是一种思想常态，社会主流价值遭遇一定的思想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不仅要学会批判性地与多元文化长期共存、相互激荡、达成和解，更要发挥好主流意识心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领航人的时代使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10]（p11）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具体实践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与价值起点，夺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领航人的具体要求：“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11]（p68）践行马克思主义领航人的时代使命，首要条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领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精神意蕴与责任担当，坚定党性原则，自觉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党只有自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思想阵地管理，才能不断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自觉抵制多元价值观的思想侵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践行马克思主义领航人的时代使命。
（二）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内在逻辑统一就是要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不仅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初的经济学哲学语境中去解读文本，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客观实践中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回到马克思”具体来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叙事下，借助马克思哲学思想史上的三次重要转变，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义。以《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为主要标志的“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2]（p19）的第一次哲学思想变革，去研究以人本主义异化观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哲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次哲学思想变革，去研究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现实关系的成熟哲学。以《1857—1858》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学革命探索”的第三次思想变革，去研究资本主义生成本质的经济学。但是回到马克思不能犯抗战相持阶段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否则“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3]“回到马克思”必须与“发展马克思”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3]发展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层面继续言说马克思“未完成的话语”，更要在实践层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解答时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三）捍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处理好内在防御与外来扩张的关系。
文化边界的交融与交流经常表现为强势文化边界向弱势文化边界的推展，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使民族文化固有的方阵和排列方式发生变化，并在新的环境中形成新的序列。发达国家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把自己有利的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8]（p140）而那些弱势的国家不得不把自己的文化边界一再改写，造成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有所折损。在全球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伟大复兴的崛起下，社会思想意识交织纷纭，各种力量竞相发生成为常态，一些别有用心的错误思潮，尤其是“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仍然伺机冒头，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竭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9]（p215）它不是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而是试图消除文化差异性，重建一个为资产阶级标准服务的文化样态。并企图扩张西方的文化理念，把自己的特殊性作为全世界文化发展的样板与模式，侵袭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实现文化霸权的阴谋。面对西方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扩张与侵袭，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边界，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机制，加强舆论宣传阵地管理，压缩错误思潮和敌对势力造谣惑众、散布杂音噪音的生存空间，遏制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歪曲和侵袭，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杨洪范.中国革命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本书编写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八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毛泽东.发刊词[J].共产党人，193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孟宪平.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1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改革开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中图分类号：A81；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5-0019-07
作者简介：王林林（1990—），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双传学（1967—），男，法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型构模式及建构方式研究”（16BKS118）；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5年度资助研究项目成果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15WTA02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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