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夫妻冲突是一种负性家庭氛围的体现，对儿童各方面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消极影响。夫妻冲突通常可分为破坏性冲突和建设性冲突。夫妻冲突可通过父母报告和儿童报告测量。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影响主要包括父母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改善夫妻关系的干预方法有心理治疗、团体指导、沟通技巧训练等。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夫妻冲突与儿童之间影响的双向性、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影响的调节过程及干预措施的多样化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夫妻冲突； 儿童情绪； 作用机制； 干预
夫妻冲突是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语言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1]。夫妻冲突是人际冲突的一种，包括分歧、冲突和利益或想法不一致等。Bronfenbrenner等[2]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发生，有必要确定在个人的观念活动中产生的变化会转移到其他环境和其他时间。在人际关系中，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夫妻之间冲突的产生更是正常现象。徐安琪等[3]通过对上海、广东、哈尔滨和甘肃4个地区3 200对夫妻进行入户访谈，结果表明，只有3%的夫妻关系可称为高质量、完美型的，其余或多或少存在着夫妻冲突。
夫妻关系代表着一个家庭的状态，好的婚姻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基石。因此，夫妻关系是家庭系统中与儿童发展关系最大的子系统。对儿童而言，父母冲突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发展。研究结果[4]表明，父母之间存在冲突的家庭，儿童表现出比其他无冲突家庭的儿童更多的负面情绪。研究者[5]对有父母婚姻冲突的儿童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扫描，发现儿童在睡觉时对愤怒的声音会表现出更激烈的神经反应，表明这些儿童已经被父母之间高水平的婚姻冲突所影响，未来可能爆发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Briggs-Gowan等[6]研究也发现，高水平的夫妻冲突与儿童在点探测任务中对快乐面孔的注意力偏差有关。影响儿童情绪的通常不是夫妻是否经历冲突，而是冲突的性质和严重性[7]。反复接触父母间愤怒互动的孩子对婚姻冲突变得敏感，更容易受其影响而痛苦不堪[8]。
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的消极影响比较严重。近年来，国外对夫妻冲突与儿童情绪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开始重视对夫妻冲突的调解和夫妻关系的改善，而国内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夫妻冲突的分类和测量、对儿童情绪的作用机制和干预等方面进行分析概述。
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编辑要想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环境下的要求，就必须对这一时代下的新闻编辑素养重新进行思考。
2019年的市场可能是“潜龙在渊”的一年，上证指数处于底部震荡期，难以出现趋势性或系统性机会；尽管从长期来看，估值回归是大概率，但在经济转型及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股市在低估值的状态下持续的时间往往比我们预想的更长。比如2012年至2014年，A股就曾经在低估值环境下震荡了较长时间。期待2020年出现“见龙在田”。
1 夫妻冲突的分类和测量
1.1 分类
关于夫妻冲突，目前主要从冲突强度来进行分类。按照冲突强度，通常可分为破坏性冲突和建设性冲突两种[9]。破坏性婚姻冲突包括攻击性或暴力、非语言争论、退缩、言语攻击或敌意、对物体的攻击、对家庭完整性的威胁以及与儿童相关主题的冲突。建设性婚姻冲突包括成功地解决冲突、解决冲突的进展、如何解决冲突的解释以及对未解决冲突的积极解释。研究结果[4]发现，破坏性的婚姻冲突会使儿童产生更多的内外化行为问题；即便是婴儿也会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在父母之间不断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情况下，孩子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参与冲突或阻止冲突的行为，他们还表现出较高的生理唤醒，并报告在目睹婚姻冲突时出现恐惧、愤怒和悲伤等情绪困扰[8]。破坏性婚姻冲突在发生的8年后儿童的内化问题明显增加，而建设性的婚姻冲突以支持、解决问题和解决冲突为特征，与积极的情绪和行为有关。增加建设性的婚姻冲突行为，可以提高青少年的情感安全和适应能力[10]。儿童学习了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技巧，能在将来的冲突中使用。建设性冲突与提高婚姻质量有关，可以减少儿童消极情绪。因此，帮助夫妻减少破坏性冲突，学会将破坏性冲突转变为建设性冲突可能是最重要的。
1.2 测量方法
对于夫妻冲突的测量，主要分为父母报告和儿童报告两种。
Bowen家庭系统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情绪活动与交往行为的理论。在解释人的情绪活动上，家庭系统理论将整个家庭看作一个情绪单位来进行考察，将人看作相互关联的结构中的要素，而不是自主的精神实体。Bowen家庭系统治疗目标是改善自我的分化，包括认识到自我对于他人的敏感性及伴随这些敏感性所产生的自动化的情感和行为。经典系统家庭治疗流派的治疗师认为，了解家庭系统的运作比具体的治疗技术重要得多。他们通过提问使家庭成员的情感反应速度下降，进而减轻焦虑，开始思考；家庭成员不再去关注他人是怎样使自己不愉快，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作为参与者的他们是怎样卷入这种人际模式的。
早期夫妻冲突采用的量表是由父母报告的人际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量表中的“冲突”子量表，包括5个项目，参与者用Likert 9级评分从“一点都不”到“非常”打分，用来评估婚姻关系中冲突的数量和强度(例如，“你和你的伴侣吵架的频率”)。奥利里波特量表(O’Leary Porter scale，OPS)也是早期编制的由父母报告的量表。该量表共9个项目，评估了婚姻关系中公开敌意的频率。参与者用Likert 4级评分对敌意频率进行打分。父母之间的分数相加并取平均值，形成家庭中发生的婚姻冲突分数。但父母报告量表是一种自评量表，可能有掩饰性，结果可能不够真实，所以利用伴侣评价能更加客观地评估夫妻冲突。
综上所述，对于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相关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变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本文针对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思考，从有关大数据时代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影响、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以及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改进策略的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从业人士的进一步探讨，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现在较为常见使用的量表为报告伴侣的冲突。冲突和问题解决量表(conflict and problem-solving scale, CPSS)是利用其中的肢体和言语攻击分量表来衡量夫妻冲突。这个量表中的项目(例如，“推、拉、推、抓、握”或“骂人、咒骂、侮辱”)是用Likert 4级计分进行评估的。冲突战术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CTS)被用来测量语言、心理和身体攻击。另外，还有建设性的冲突和破坏性冲突量表，其中建设性冲突有8个项目(例如，“即使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也感到被尊重”)，报告了他们对自己与伴侣建设性冲突行为的看法。采用Likert 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建设性冲突行为越强。破坏性冲突有9个项目(例如，“当我们吵架时，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伴侣的人身攻击”)，这些项目反映了他们对破坏性冲突行为的看法。该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对分数进行反向编码以反映更大的破坏性冲突行为。
也有使用儿童报告的方法来测量父母冲突的。最常用的儿童报告量表是儿童对父母冲突感知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其中破坏性冲突量表报告了父母间冲突[11]。该量表为儿童报告，包含19个项目，旨在评估孩子们对婚姻冲突的频率、强度和解决方案的认知，得分越高，表明冲突越频繁、越激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CPIC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被认为适合学龄儿童。虽然儿童报告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掩饰性和社会称许性，但是儿童的年龄尚小，对于父母冲突的理解、行为的理解不够全面清楚，而且儿童的判断容易受到自身的情绪影响。因此，父母报告法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是占据主流地位，而且种类多样。
当夫妻冲突发生时，冲突策略能有效预测儿童的情绪。威胁、个人侮辱、言语敌意、非言语敌意和身体上的痛苦都与消极情绪的增强有关，冷静的讨论、支持和喜爱与积极情绪的增加有关[16]。建设性夫妻冲突令父母对儿童表现得很敏感，对孩子的养育行为大多为积极的、支持性的[17]；破坏性夫妻冲突会使父母对儿童进行粗暴的养育行为而这种粗暴的养育行为会使得儿童的内化问题增多[18]。另有研究结果[19]表明，夫妻冲突后，父母对儿童的消极育儿态度和专制控制倾向都会造成儿童情绪失调状况。不仅是行为上的控制，父母的心理控制对儿童的抑郁情绪也有影响，夫妻冲突会增加父母的心理控制。进一步的研究结果[20]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心理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婚姻冲突与儿童抑郁的关系。儿童越是深刻地体验到父母之间的矛盾，就会增加儿童的主观悲伤和问题行动[21]。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儿童的情绪发展可能受到多层次家庭互动的影响，包括婚姻关系、父母情绪、父母教养行为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者[12]发现，当父母的情绪和冲突策略包含在同一个模型中时，冲突策略更能预测孩子对冲突的情绪反应。
2 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影响的作用机制
2.1 父母个人因素
夫妻冲突对夫妻双方的关系和儿童的威胁是多方面的，有效的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甚至消除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夫妻关系的干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夫妻冲突的威胁与夫妻之间的情感和认知有关，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威胁时会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夫妻冲突威胁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夫妻之间情感与行为的不认同。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转变夫妻自身观念，帮助他们更加理解对方的情感和行为，并用更加积极的方式解决。结合以往研究，下文将从个体心理治疗、家庭心理治疗及社会团体教育三个方面对夫妻冲突的干预进行概述。
对夫妻冲突从夫妻自我报告、夫妻配偶报告和儿童报告多个来源进行测量，能提高研究数据的可信度。多样的测量能为研究者对夫妻冲突与儿童情绪关系及后期夫妻冲突的干预研究提供多种测量方法。
比如，在APS-C幅面相机上使用400mm镜头时，最终的画面效果与600mm镜头相当。有人会说，拥有更高像素的全画幅能够在大幅度裁切之后依旧保证可用的画质。例如，尼康目前的APS-C旗舰D500拥有2090万像素的传感器，而全画幅准旗舰D850则拥有4570万像素。D850在APS-C模式则拥有1940万像素，几乎与D500相同。但如此一来，D850的优质尽失，而且取景体验也很差。
2.2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在夫妻冲突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主要在家庭整体凝聚力和亲子关系上。家庭凝聚力是情感安全假说提出的家庭特征之一，其作用是保护处于父母婚姻冲突中的孩子。有研究结果[22]指出，在有凝聚力、温暖的家庭关系中发生夫妻冲突，家庭凝聚力可以增强孩子们对父母解决婚姻纠纷或问题的能力的信心，从而减少对威胁或自责的评估。有凝聚力的家庭通常被描述为在多个家庭子系统关系之间表现出温暖、亲密和和谐的相互作用。家庭凝聚力作为婚姻冲突风格与儿童内外化问题评估之间关系的调节者。在有凝聚力的家庭体系背景下发生的夫妻冲突，与在情感上疏远或冲突的家庭关系背景下发生的夫妻冲突有着显著不同[23]。
亲子关系也在夫妻冲突与儿童情绪之间起着重要作用。Grych等[24]认为，亲子关系的质量会影响婚姻冲突对孩子适应能力的影响。例如，支持型的亲子关系可以缓冲孩子们婚姻冲突带来的压力。婚姻冲突也可能会蔓延到亲子关系，导致父母对孩子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和敌意。当孩子们受到父母的敌意时，他们的抑郁、焦虑和低自尊感可能会增加。此外，孩子可能会模仿他们从父母那里经历和感受到的行为，这就容易导致外化行为的问题。如果孩子受到父母负面影响比较强烈，他们的情绪调节就可能会被打乱。在控制情绪方面有困难的儿童更容易抑郁或焦虑，也更容易冲动或有攻击性的行为[15]。一项为期5年的纵向研究[25]发现，亲子关系和夫妻冲突背景下的孩子的内化问题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亲密的亲子关系与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提高、男性自尊感的增强以及男性和女性抑郁症状的减轻有关。相反，较低的亲子关系水平与儿童的消极情绪水平的增加有关，包括自杀倾向的增加、抑郁症状的增加和自尊心的降低[26]。亲子关系在家庭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关心和亲近程度。虽然夫妻冲突已被证明是孩子内化问题的重要预测因素，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亲子关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非常重要。
2.3 社会因素
社会支持可以改善婚姻冲突的负面影响，起着促进关系的作用。父母表现出的社会支持的部分，包括在冲突中给予对方认可和关爱，可能会让孩子们相信，婚姻关系依然牢固，依然充满着关爱。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在夫妻冲突背景下儿童的情绪状况，由于社会支持，大多数情况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即孩子对父母的婚姻关系充满安全感。El-Sheikh等[27]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欧洲裔美国人，儿童对父母间冲突的解决反应都是快乐的，而对未解决的冲突反应则是消极的。在韩国青少年的样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受到父母冲突影响的儿童情绪由于父母表现出友好而反应趋于平静[28]。但也有不同的情况。以色列儿童对婚姻冲突解决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对冲突解决表现出较少的积极情绪反应，对未解决的冲突表现出较少的消极情绪反应。父母对社会和谐的认可预示着较少的心理控制和较少的儿童攻击性；儿童对社会和谐价值观的认同可能为他们理解和解释婚姻冲突以及引导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建立一个框架，支持社会和谐价值观可能会改变儿童对婚姻冲突给家庭和他们的幸福带来潜在危害的威胁评估[29]。孩子的文化价值认同会缓和婚姻冲突和情绪不安全感之间的联系[30]。
3 改善夫妻关系的干预
在夫妻冲突的背景下，父母个人的情绪和行为表现会对儿童的情绪产生影响。父母的消极情绪比父母的冲突策略更能预测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12]。当父母有潜在的抑郁倾向时，儿童的情绪安全感受到更大威胁，使得内化问题更加严重[13]。父母对儿童的忽视、情绪虐待都对儿童的情绪失调行为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14]表明，在夫妻冲突背景下，儿童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情绪，而母亲和父亲对儿童负面情绪的不同反应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较高的婚姻冲突预示着儿童增加了负面情绪和退缩的表现，母亲的痛苦反应使儿童的情绪更加消极。另有研究结果[15]表明，父母的敌意在婚姻冲突与孩子的适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父母的敌意和拒绝行为加深了婚姻冲突与孩子的内化问题的联系。
3.1 个体心理治疗
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常年种植面积0.3亿hm2左右，约占粮食总面积的30%，总产2 000亿kg以上，约占粮食总产量的40%，全国65%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可以说，抓住了水稻生产，就抓住了口粮安全的大头；抓住了水稻绿色生产，就抓住了粮食绿色生产的关键。然而，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模式效益并不高，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水稻生产必须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要走绿色高质高效发展之路。
3.1.2 情绪导向治疗 经常发生夫妻冲突的家庭，通常是因为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不安全，且夫妻双方常常处于焦虑的情绪状态。情绪导向治疗是通过有效的方式引导夫妻双方情绪状态，改善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减少冲突。
一般来说，家庭是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当夫妻任何一方将自己与家庭脱离时，容易发生冲突，消极情绪会上升。依据Bowen家庭系统理论，引导个体融入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夫妻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36]。
3.1.3 认知行为治疗 婚姻冲突一直是婚姻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认知疗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认知行为角度工作的治疗师和研究人员[33]提出，选择性注意、因果归因、期望和既有标准对理解婚姻问题至关重要。认知是由于个人先前的经验和婚姻生活中持续的变化而形成的一些观念。认知行为疗法通过纠正各种水平的认知，有助于夫妻在不满意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发现关键问题所在。认知行为策略帮助个体区分已有观念的健康和不健康方面，并意识到观念如何在婚姻关系中产生影响。由于致力于婚姻冲突个体的心理活动或心理扭曲，这种方法有助于改变他们的信念和思想，有效地减少婚姻冲突。有研究结果[34]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对减少婚姻冲突和提高婚姻满意度有效。
3.1.1 沟通技巧训练 夫妻冲突的发生与行为、沟通技巧与解决问题的技巧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可以通过人际沟通分析训练帮助夫妻冲突的家庭改善婚姻关系。人际沟通分析训练是一种系统地增强人的沟通技巧的训练方法，通过训练，使人达到成长和改变的目的。这种训练方法适用于从日常生活的问题到严重的精神疾病等各种类型的心理问题或疾患，当然也可以用来干预夫妻冲突。在训练中，参与者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合适的方法进行沟通，改变他们的谈话方式。人际沟通分析训练之所以能够改善夫妻关系，因为参与者意识到对方的本意，例如批评的话语不只是流露出表面的批评，而是蕴含着自己的善意，因此可减少冲突，改善夫妻双方关系。这是人际沟通训练能用来对婚姻冲突的夫妻双方进行有效干预的根本原因。Mahdavi等[31]的研究表明，沟通技巧训练可以提高沟通质量，从而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因此，对婚姻冲突夫妻双方进行沟通技巧训练能减少冲突并提高婚姻满意度。
基于MDS方法获得的传感器网络节点距离定位是非线性的,因此，建立直接模型来反映节点位置的成对距离误差是非常复杂的.在本文中,从给定的测量距离矩阵D中跟踪双中心距离平方矩阵Bk的变化,跟踪系统的状态为矢量，即
研究者[35]同时利用情绪导向治疗与认知行为治疗对夫妻冲突进行干预，结果发现，两种方法对夫妻关系都有改善作用，减少了夫妻冲突，增加了婚姻满意度，但相比而言，认知行为治疗似乎更为有效。
3.2 系统家庭治疗
在以情绪为中心的治疗理论中，解决焦虑和婚姻冲突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以情绪为导向的夫妻治疗来发展安全的依恋关系。这种策略关系表现为改善情感距离、婚姻冲突和婚姻功能障碍。因此，对于婚姻冲突的夫妻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引导个人创造一种安全的“亲密接触”方式，这样个人就会变得独立，对当前的情感力量表现出较少的反应。因此，针对夫妻的问题，以情绪为导向的夫妻治疗致力于创造安全的依恋方式，减少慢性焦虑，打破恶性关系模式。如果夫妻在这些维度上发生变化，他们的冲突肯定会减少。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学会在不与配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活指明方向。因此，以情绪为导向的夫妻治疗对婚姻冲突的减少是有效的[32]。
此事，又见于《淮南子·道应》《新序·杂事》《史记·宋世家》等。这段记载再一次提到了“心者，宋之分野也”，此外，文中提到的子韦，《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著录：“《宋司星子韦》三篇。（景公之史）”《史记·天官书》称：“昔之传天数者……于宋子韦。”宋国是殷人后裔微子所建，由此进而可以推想当年殷商天文之学的些许端倪。
县级设专职人影管理人员1名，作业人员4～5名(高炮作业人员除外)。防雹作业点均交由当地政府管理，施行乡镇武装部长主管、村干部管理、炮长负责的制度，每个作业点配备4名作业人员，一人为炮长，具体负责作业点管理、高炮维护、弹药交接、作业实施及空域请示，气象部门仅负责安全检查、作业指导和空域请示等。
有研究者[36]运用Bowen家庭系统理论对夫妻冲突家庭进行干预治疗，结果发现，该理论适用于治疗夫妻冲突。在这项研究中，使用Bowen家庭系统理论进行干预治疗可以有效降低冲突率，改善夫妻婚姻关系。
3.3 社会团体教育
除了直接用心理疗法帮助夫妻改善夫妻关系外，美国有一个支持健康婚姻项目，通过教育评估，有效地增加建设性夫妻冲突，减少破坏性夫妻冲突。
支持健康婚姻项目是一项减少夫妻冲突的干预措施，是基于群体关系的大规模随机评估，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已婚夫妇进行的教育干预。该项目从2007—2009年在美国8个地方实施(6 198个低收入家庭登记)。该项目通过成人自我报告和观察夫妻互动的方法，产生对婚姻质量的一系列具体而积极的影响。参加支持健康婚姻项目的夫妇报告了更好的婚姻质量，更高的温暖和支持，更好的沟通，更少的负面行为和情绪[37]。在一项为期12个月的随访观察研究中，支持健康婚姻项目夫妇被观察到有更好的沟通技巧，女性被观察到比对照组女性更少的愤怒和敌意[38]。参加支持健康婚姻项目的妻子在报告的负面情绪少于控制条件下的妻子。
4 研究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研究多关注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但似乎忽略了夫妻冲突与儿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对于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特定情绪对后续行为产生的调节过程没有更多深入探究。此外，目前干预方法大都针对夫妻进行的，意在改善夫妻关系，干预对象还比较单一。因此，目前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该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4.1 夫妻冲突与儿童之间影响的双向性
目前的研究大都是夫妻冲突对儿童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而对于儿童的表现能影响父母关系的研究却非常少。其实，不仅儿童会受到父母关系的影响，当父母观察到他们的孩子对父母的努力做出反应时，也会产生互惠效应[39]。也就是说，父母关系和儿童之间是有双向性的，除了研究夫妻冲突影响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对孩子的一些消极情绪和表现也可能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带来影响。研究结果[40]表明，当儿童1岁时的消极情绪水平较高时，父母在儿童3岁时的育儿压力就比较大，这预测了儿童5岁时父母的夫妻关系质量较差。此外，情绪过于消极的孩子可能会增加父母不愿意管教的可能性，这就反过来增加了婚姻关系中的紧张气氛，增加了夫妻间对立行为的概率[41]。也有研究结果[42]表明，当父母抚养一个特别难相处的孩子时，亲子关系中的压力就会增加。例如，当家庭中抚养了一个智力障碍儿童或孤独症儿童时，会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夫妻之间可能会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调整婚姻关系，从而导致离婚率上升[43]。母亲对于表现出孤僻或对立行为的孩子的反应往往比较消极，糟糕的亲子关系会影响到夫妻关系水平[44]。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孩子的表现对夫妻冲突产生的影响。
4.2 夫妻冲突对儿童情绪影响的调节过程
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夫妻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使儿童做出的情绪反应和行为调节，但很少探究这些调节过程之间的关系。情绪安全理论[45]认为，情感反应的形式可能对儿童理解冲突并发展适应行为的影响很大。情绪安全理论进一步指出，儿童的情绪反应是产生行为倾向的激发因素。儿童对冲突的最初情绪反应是对其安全构成威胁，进而引导他们发起某些行为。然而，很少有研究者考察对婚姻冲突的特定情绪反应和孩子们应对不安全感的行为反应之间的联系。情绪安全理论提出的解释是，愤怒、恐惧和悲伤等情绪反应可能会调动孩子们采用干预或避免冲突等行为策略来来应对。对于孩子们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是否会因冲突的情境变化而变化、这些调节过程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儿童对不同冲突情境的特定情绪反应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还比较少。有研究[13]将夫妻冲突按照冲突解决程度分为解决、未解决、升级和抚养子女四种情况，从而发现在不同婚姻冲突环境下，儿童会产生悲伤、害怕、快乐和恐惧等情绪差异，并产生不同调节冲突风险的行为策略。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在夫妻冲突背景下儿童特定情绪反应的作用，探明儿童在不同的破坏性冲突情景下是否会产生愤怒、悲伤、恐惧和快乐等情绪。
4.3 干预措施的多样化
让父母参与干预治疗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努力让父母认识到婚姻冲突对孩子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但从现有的干预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家庭的干预很多只关注父母冲突的解决方法、策略，情绪认知的调整等，干预的方式和对象比较单一。未来干预措施可以更加丰富，例如，可以从有中介调节作用的因素入手进行干预，或是把干预对象放在处于夫妻冲突情景下的儿童身上。研究结果[46]表明，亲子关系的好坏对夫妻冲突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的干预就可以从亲子关系入手，改善亲子关系，从而减少夫妻冲突。如果某些机制似乎涉及不充分的、敌对的或不一致的育儿方式，则需要在育儿层面进行干预，以改变功能失调的亲子互动。如果孩子模仿父母吵架时观察到的攻击性行为，可以对父母进行社会学习过程的教育，建议婚姻咨询，树立榜样，并教授更合适的互动行为。父母也可以被鼓励私下讨论有冲突的话题。除了针对夫妻冲突中父母的干预，对儿童的干预也非常必要。从儿童入手的干预，可侧重于保护儿童的情感安全，教会他们情绪调节的策略，从而减少婚姻冲突对儿童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开发一些有助于儿童适应婚姻冲突的应对技巧，并鼓励孩子努力使用这些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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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andinterventionineffectofmaritalconflictsonchildren’semotion
QINQu，LIYan,SUNShengtao*
CollegeofEdu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he conflic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a manifestation of a negative family atmosphere, which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all aspects. Marital conflicts can often be divided into destructive conflicts and constructive conflicts. Marital conflicts can be measured by parental reporting and children’s reporting. The effect of marital conflict on children’s emotions mainly includes parents’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clude psychotherapy, group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two-way effect of the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impact of marital conflict on children’s emotion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ventions.
[Keywords]marital conflicts; children’s emotions; mechanism; interventions
doi:10.3969/j.issn.2095-4301.2019.02.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880033)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孙圣涛，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 sstao@shnu.edu.cn
收稿日期2018-10-10
标签：冲突论文; 夫妻论文; 儿童论文; 情绪论文; 父母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教育生物学杂志》2019年第2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880033)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