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斯平·安德森所撰写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的核心命题在于，将福利模式视为一种强大的、对未来社会具有决定影响的社会机制。安德森在著作中将核心命题分解为相互关联的两个分命题，不仅借助“阶级动员理论”描述和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福利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还借助不同福利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差异，深刻揭示了福利模式对经济、社会塑造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虽然安德森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定量研究方法还存在部分缺陷，但该著作对于社会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卓越贡献，使其成为社会政策领域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之一。
关键词：《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福利模式；社会发展；决定性机制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以下简称《三个世界》)是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Costa Espin Anderson)所撰写的社会福利研究著作，该书自1990年问世以来便受到各国学者的强烈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福利体制比较的研究热潮。由于该书在福利体制比较领域的卓越贡献，因而被众多学者评价为社会福利研究的“经典之作”。随着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因此，如何有效且合理地学习、借鉴国外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经验，并建立起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之一。
除了油价在库存和宏观周期中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产生的变动外，政策托底同样不可忽视。当油价由于供给缺口而上涨过快时，各国释放闲置产能和战略储备原油，边际供给宽松推动油价回落。当油价由于金融风险集中爆发而超跌时，往往也是各国货币、财政刺激政策出台之时，政府和央行释放流动性为市场注入信心，边际需求宽松推动油价反弹。
在此情况下，国内学者敏锐察觉到安德森《三个世界》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多从理论贡献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这一著作进行了解读。在该书的理论贡献方面，谢斯馥(2011)指出，安德森在书中系统地展现了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基本状况，并将福利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体制；[1]武洁(2003)补充道，安德森提出的福利体制“三分法”在社会福利模式比较领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其之后学者提出的“四分法”“五分法”等不同评价标准的分类方式，几乎都是以安德森理论为基础展开的。除开福利模式的“三分法”这一理论贡献之外，武洁(2003)还提到，安德森书中常被人忽略的第二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福利模式与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密切联系，即福利模式会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影响和塑造劳动力市场的形态结构。[2]
在该书的研究方法方面，李棉管(2015)提出，安德森运用的中轴原理分析方法和历史框架分析方法表明，研究福利模式及其转型不仅需要采取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从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市场—家庭关系”出发，还需要关注历史中的制度安排对于当下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影响。[3]刘珊(2013)指出，安德森在 “社会权利”和“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中引入了“去商品化”这一核心概念，从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两个理论维度构建出较为全面的制度比较研究逻辑，其突出贡献在于克服了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缺陷，用系统研究取代了线性研究，并用交互式研究替代了直线性分析方法。[4]
然而，现有学者对于《三个世界》的解读多侧重于安德森所运用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剖析，却往往忽略作者通过该种分析框架想要迫切表达的主要观点。虽然部分研究对著作的每一章节、每一部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括，但对内容叙述的侧重却难以体现章节间的前后逻辑，也难以展现安德森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全貌。因此，为了全面展现安德森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文章试图将《三个世界》的内容归纳成一个核心命题，并由核心命题引申出两个互相联系的主要命题(如图1)。通过对主要命题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进行概括，全面理解和展示著作中核心命题的重要含义。
（2）洞口防护管理：对于本工程所有出现洞口的区域，为了避免发生物体或者人员坠落，均设置了护栏和防护网。对于边长小于25mm的孔洞，通过加盖盖板的方式对其进行防护，对于边长在500～1500mm之间的洞口，则设置钢管制成的网格扣件，并加盖防护板。同时在洞口周围还设置警示牌和警示灯，提醒相关人员注意（如图1）。
图1《三个世界》内容结构图
一、核心命题与逻辑主线
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安德森的最终目的是从广义角度探讨福利模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他将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将研究视阈集中在国家管理和组织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因此本书的核心命题可以总结为：当代的社会福利模式并不只是工业发展的被动“副产品”，它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具有决定影响的社会机制。[5]具体来看，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和组织经济的手段，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呈现出其福利模式的特征，甚至影响其发展路径——这便造成不同国家因福利模式差异在经济、社会系统方面的内在结构呈现出不同，其外在表现也存在差异，最终导致其面临着不同的未来。
在阐述核心命题和研究逻辑之后，安德森从实证角度借助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对分析框架(即三种福利模式划分)和理论解释范式(即阶级动员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最后以劳动力市场为例，选取了三种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德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用阶级动员理论解释了福利模式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国家社会和经济行为，及其未来的发展路径，最终证明其最初提出的核心论点——福利模式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和深远影响的社会机制。
接下来，安德森还从实证的角度对阶级动员理论进行了论证。阶级动员理论认为，迫使工人起来抗争的权力结构差异，是导致国家福利模式决定性差异的原因。[5]为了验证这个命题，安德森认为必须要找出不同国家的体制结构是否受到工人阶级权利结构的影响。因此，他验证了权力结构和不同国家体制的相关性。首先，为了体现不同工人群体民主动员的权力结构差异，作者对权力的影响进行了测度和量化。他构造了加权内阁变量(WSC)、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动员作用变量、新专制主义与权威国家本位主义的历史影响这三个变量，来反映权利结构差异。其次，安德森对不同国家的体制特征用计量的方式进行了表述。他认为体制特征主要反映在四个层面——国家福利总量、养老金提供的结构差异、国家的一般结构和制度特征、国家中的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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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全新视角对福利模式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安德森在著作开篇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述评，他认为现有研究者对于福利模式发展的比较研究通常脱离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以工业社会理论和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体系/结构方法，追求抓住整体发展的逻辑，很容易将发生的一切理解为社会及经济再生产在功能上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以民主理论和制度调整论为代表的制度视角，认为随着福利制度发展，民主权利会不断扩张，但这一论点却与历史相矛盾，即历史上福利国家的产生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而且是受到限制民主制度的动机所驱使。[5]
然而，由于《三个世界》一书中内容的充实性和丰富性，试图概括著作中全部内容显然是徒劳的。因此，为了清晰展示作者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文章将全书内容概括为支撑和诠释作者核心命题的两个主要命题。具体来看，安德森对于不同国家福利模式的两个主要命题分别解答了对于核心命题的两个疑问——为何不同国家的福利模式会存在差异，以及它们存在怎样的差异？不同国家福利模式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其经济、社会及其未来的？
二、命题一：不同福利模式的差异性及根源
(一)三种类聚现象：不同国家福利模式的体制性差异
在对核心命题展开论述的过程中，安德森运用大量篇幅对其分析框架，即福利模式的国别比较标准，以及阶级动员理论解释范式进行了论证，其严谨丰富的论证内容也成为不同国家福利模式差异性及其产生原因的经典解释。在对福利模式差异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安德森提出带有去商品化性质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分层，以及国家、市场和家庭分别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应作为确定福利模式性质的三个根本性原则，因此他参考蒂特马斯的观点，根据这三个根本性原则将福利模式分为了 “自由的”、保守且“法团主义”色彩很浓的、 “社会民主”体制三大类型。[6]
为了从实证层面证明分类的合理性。安德森首先从去商品化层面，借助历史和数据分别来证明不同国家在福利模式方面类聚现象的存在。在概念界定上，安德森参考了波兰尼对于去商品化的定义。他先从历史脉络描述了前商品化时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力量对于商品化过程的反应，并得出定性的结论——正是三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对商品化原则的态度和反应不同，造成了三种意识形态下不同社会政策在去商品化的潜能上的差异。并借助蒂特马斯的社会政策模型划分，并结合获得福利的规则、收入替代率、享受权的范围，界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三种类型。接着安德森对去商品化程度进行了测量，他借助赋值法对不同国家从“获得福利规则、替代率、享受权范围”三个层面，对其养老金、医疗救济金和失业保险三个制度进行评分。最终的评分结果证明出了类聚现象的存在，即三种类型的划分具有真实依据。
SPWM是调制波与载波在交点时刻产生的控制信号，控制功率器件的通断，得到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脉冲序列[6]。调制波在微控制器中是正弦函数，载波是通用定时器的寄存器加减产生虚拟三角波[7]，SPWM波形的算法采用规则采样法[4]，如图6所示。
在证明不同国家福利模式的差异性以三种类聚的形式存在之后，安德森用阶级动员理论解释了差异的产生根源。即阶级动员的性质、阶层政治联盟的结构以及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留是造成福利模式差异性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工人阶级集体特征的历史形成、目标、意识形态、政治能力等存在着差异，从而影响其政治要求的表达、阶层亲和以及工党行动范围。其次，不同阶级联盟的出现部分取决于阶层的形成，使得国家的福利制度安排通常倾向于维护某一占有优势的阶层，造成不同国家阶级联盟内在结构的差异。再次，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留还会导致不同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在发展中呈现出差异性。最后，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不同国家产生了适合其阶级联盟利益的福利模式。
(二)阶级动员理论：差异性之成因
其次，安德森还从社会分层角度对分类标准进行了证明。他先界定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分层特征，再借助不同变量来对每一方面的分层特征进行量化，并建立相应的评分标准对每一变量进行评分。最后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社会分层与去商品化权利之间存在着契合性，福利模式在社会分层上也出现类聚现象。安德森还以国家养老金体制为例，从国家、市场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进一步证明类聚现象的存在。作者明确界定了四个类别的养老金：社会保障养老金、公共雇员养老金、私人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年金，各自占总养老金支出的比例，总结出了三个养老金体系(国家主导的保险体系、补余式体系、普遍主义体系)。并对户主在65岁以上的住户收入来源进行了统计，发现老年收入住户的收入来源数据方面，也有类似的类聚情形出现。接着安德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公私混合养老金体系从19世纪之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发展历史，对以上养老金体系差异的形成原因做出了解释，进一步论证出三种类型的合理性。
后来我又了解到，“读课”也是教研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跟着课改，一年年读下去，六年，我小学“毕业”了。这六年，我每学期听课量达到三四百节，每一节课都详细记录。教师和学生的对话，我也尽可能地记下来，作为日后研究的素材。有人说我听课有三大件：笔记本（后来是电脑）、录音笔、相机（后来是智能手机）。对此，我往往自嘲“笨人有笨办法”，但作为初学者，这种笨方法其实很管用，因为一切学习都离不开积累，包括这些素材的积累。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看，这些亲手记录的课例，能够给我许多启发。
因此他强调需构造新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概念对不同国家的福利模式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安德森基于T.H.马歇尔提出的“社会公民权构成了福利体制”的核心理念，从社会公民权的两个后果，即去商品化和社会阶层化，并考虑市场、家庭和政府在提供福利上的关系，对福利模式所包含的福利体制概念进行了定义。在他的概念界定中，福利模式中的福利体制不仅仅是干预手段，其本身便是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还是一个用于安排和塑造社会关系的巨大力量。其次，安德森基于以上概念界定的标准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之间的差异不是呈线性分布的，而是依赖体制类型成簇分布的。因此，作者基于三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将不同福利体制分为“自由主义的”“保守且法团主义很浓的”“社会民主体制的”三大类，提出对福利模式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
因此，他认为对福利模式发展及其差异性的验证需要包含四个步骤，每个步骤需要分别探讨权力机构与以上四个层面的相关性。在研究方法上，安德森运用了截面分析。第一步，他对权力结构变量和国家福利总量(包含社会工资、养老金两个具体变量)进行了双变量回归分析，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排除了与权力结构无关但对国家发展有影响的变量(经济发展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对体制特征的影响。第二步，安德森对权力结构变量和养老金提供的结构差异(自由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体制)分别进行了双变量回归分析，同样也排除了经济和老年人口的影响。同样，第三步是对权力结构变量和不同国家的一般结构和制度特征(资历审查式贫困救济的相对重要性、去商品化、充分就业的表现三个具体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则是探讨权利结构变量与社会分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层特征指数)的相关性。并在每一步中控制和排斥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影响。而最后的统计分析结果证实，不同国家的权利结构差异确实会对其福利体制及其对应的福利模式产生较大的影响，即阶级动员理论成立。
最后，为了解释不同福利模式的国家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差异性，安德森在现有的研究视角即结构主义和制度分析基础上，提出福利模式影响社会发展的又一解释范式——阶级动员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阶层是福利制度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福利模式发生转变的主要动因，其根源在于不同阶层群体力量的平衡决定着福利分配的结果。这种解释方式将福利模式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量，并认为福利模式的差异是影响不同国家社会发展路径的关键。
三、命题二：福利模式对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影响
在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后，安德森用其分析了三种福利模式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形成与发展的问题，从而解释福利模式对社会系统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他用美国、德国、瑞典三个国家的例子，分别代表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模式。他认为当下的福利模式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已经超出传统的范围，开始影响人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与劳动力相互作用并对其打上与体制特征一致的烙印，催化了后工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最终塑造了后工业时代的就业路径和职业结构。[5]
具体来看，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行为差异是由福利模式的差异所决定的，即福利模式的特征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中。[5]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安德森提出，每一种福利模式都对应某种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其中这种差异性可以体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条件、劳动力在合同范围内行动的条件、劳动需求三个方面，并通过统计数据进行了验证。首先，他通过老年男子提前退休数据，探讨了不同福利模式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最终证明提前退休与福利制度安排有关。其次，他还指出带薪缺勤的跨国差异也与福利模式有关。最后，作者探讨了福利模式在塑造就业市场进入和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并发现在国家雇佣上也同样出现了群聚现象。
其次安德森还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福利模式差异，还会决定各国履行充分就业的能力和方式，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安德森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走向进行了概括，结果发现，虽然战后许多国家纷纷做出了社会民主化的承诺——保证公民权以及消除失业，但在具体举措上英国、瑞典和德国则存在一定的国别差异。即英国采用了控制工资和价格的收入政策；瑞典采用了积极劳动市场政策，通过再培训将劳动力转移出日渐衰落的行业；德国则是采用了社会市场模式，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控制工资和公共支出增长，通过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阻止了工人运动推进工资上涨。但相同的是，由于三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同时确保充分就业和平衡经济增长，他们为保持充分就业所做的努力却导致了工资和价格上涨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2.4.1 年龄、性别分布 各年龄组均有病例,年平均发病率前三位的是0~岁组(1033.51/10万)、1~岁组(545.21/10万)、2~岁组(222.11/10万),
最后安德森还提到，福利模式的差异还会通过影响就业增长路径，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带来新的社会分层，而后者则构成了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5]安德森以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就业为例，提出不同国家的福利模式、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后工业轨迹。他先通过服务就业增长的理论证明，后工业社会会带来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并通过德、美、瑞三国历史数据提出服务业就业增长包括三种轨迹——德国代表服务进化的滞胀和疲软；瑞典极度地倾向于高度重视专业化的社会福利就业；美国则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竞争趋势，并用事实材料指出，三种不同发展轨迹产生的原因来源于福利制度安排的差异。最后，安德森还用事实材料证明，三种轨迹带来了三类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所包含的阶层冲突。即瑞典存在公—私部门上的性别分割，产生严重性别/部门冲突；德国演化出一种“内部人(正式就业的人)—外部人(无工作、非正式就业的人)”的分隔，以及对外国工人的反感和歧视；美国在服务经济上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即工作质量、工资和福利存在高度不平等。
四、著作的学术贡献及不足
就《三个世界》一书的学术价值而言，安德森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三个世界》一书在福利模式比较研究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继20世纪50年代威伦斯基的两分法，以及蒂特马斯的福利三分法之后，安德森首次提出“福利体制”概念，将福利模式视为国家与经济互动的复杂结果，并参考了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以及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定义了“去商品化”概念并根据社会权利提出了福利模式的分类体系。其后学者的研究中，对于福利模式的分类基本都是以安德森的三分法为起点和创新基础进行的。其次，在安德森之前，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往往忽略了福利模式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塑造作用。而安德森将三种福利体制对应三种劳动力市场的经典观点，恰恰揭示了工作与福利之间，即福利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为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开创性的新视角。
然而《三个世界》一书并非完美，安德森在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着部分缺陷。在理论构建方面，由于年代所限以及数据的缺失，安德森并未将以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家庭保障模式囊括归纳在三类福利模式之内。但这一理论缺陷并不影响安德森这一福利制度划分模型在当下的适应性，而对于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东亚模式”的探讨，也成为当下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研究方法方面，安德森对社会政策进行分析的定量方法一直被众多学者所诟病。一方面，他在进行数据搜集和去商品化评分时未考虑不同国家在养老金、医疗救济和失业救济三项社会政策上的制度安排差异，即部分国家可能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性别的劳动者而设置不同类型的救济金和养老金。另一方面，安德森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模型过于简单，许多影响变量并未考虑在内，其结果的解释力度仍然存疑。尽管《三个世界》一书中存在着部分瑕疵和不足，但其对福利模式的差异性和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内在根源的解释，以及对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贡献，仍然不影响其成为社会政策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谢斯馥.全新维度下的福利资本主义——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中国社会保障,2011，(7):39.
[2]武 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公共管理评论,2006，(1):167-170.
[3]李棉管.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方法论[J].社会建设,2015,2(5):88-96.
[4]刘 珊.福利模式的全景式比较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启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5(5):10-14.
[5]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苗正民，藤玉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徐艳晴.艾斯平—安德森的社会福利方法论[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4):83-88.
WelfareModes:TheDecisiveMechanismofSocialDevelopment
QUE Chuan-q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main proposition of Espin Anderson's book 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 is to treat the contemporary welfare mode as a powerful social mechanism that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society. Anderson decomposes the core propositions into two interrelated propositions. It not only uses the "class mobilization theory"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lfare modes and their causes; but also draw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structure of different welfare modes. It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f the welfare mode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Anderson's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have many rigorous points, the excellent contribution of the book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welfare systems has made it one of the rare classic work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olicy.
Keywords: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welfare modes; social development; decisive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734(2019)04-0106-07
DOI:10.19327/j.cnki.zuaxb.1007-9734.2019.04.011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KS016)；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101832018C119)
作者简介：阙川棋，男，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校：陈 强，王彩红
标签：安德森论文; 福利论文; 模式论文; 国家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KS016)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101832018C119)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