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庄严的升旗仪式，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宣示国威、展示国家形象、提振民族精神等作用。人们对国旗的崇敬、对升旗仪式的敬重，也凸显了一个国家公民意识不断提高、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仪式至今，我国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历经了一个由不够规整到逐步规整、由国人不太关注到极为关注、由极少数人参与到全民参与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表面上看是国人对待国旗及其升降仪式的态度问题，实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发达与否的表征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更关注物质层面的满足，还是已经摆脱了物质欠缺的束缚、上升为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及其持久效应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人，尤其青年人对这一历史过程不太了解，原原本本地把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在今昔变化的对比中，了解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过程，增强他们的爱国之心，以及民族自豪感，意义重大。
【关键词】天安门；升旗仪式；历史演进；规整化
今天，我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国内外人们的眼光，争相观看。观看之后，他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升旗仪式传递给他们的庄严感和神圣感，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奋起的民族的威武雄姿。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并不像今天这样规范和整齐、庄重和威严，而是几经变化，才演进成今天的强大阵容和雄壮气势的。
一、开国大典：新中国的第一次升旗仪式（949年10月1日-1949年12月31日）
1949年，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另外，为了使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中共中央还与北平市委、市政府一起成立了一个由齐燕铭（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张致祥（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薛子正（时任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组成、负责国庆大典的筹备组。
8月9日到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筹备国庆庆典的仪式，主要任务是整修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这项工程必须在9月完成。随后，在北平市政府的动员下，全市人民参加北平市市区彻底的大清理和大扫除，使北平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动员令发布后，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以及多所大学、中学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动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很快就将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清理得干干净净，天安门广场的面貌焕然一新。
随后，专业人员进入天安门，进行更为专业的清理、修缮工作。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市建设局，组织了五百多人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清理和修缮。他们清理了天安门城楼顶部琉璃瓦上的灰土、瓦片之间的蒿草；修补城楼剥落的墙面、坑坑洼洼的地面，整修破败的门窗、廊柱和装饰物，并重新上漆粉刷；修补、铺设、整平城楼两侧的坑洼步道；修理金水桥桥面，清理桥栏，清除金水河的淤泥，再注入干净的水；移植树木、栽种花草，美化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环境；在天安门城楼下的东西两侧搭建临时性观礼台和步行道。同时，找到过去宫中曾经制作过大型灯笼的能工巧匠赶制装饰天安门城楼用的八盏大红宫灯（大红宫灯每盏高2.23米，直径2.25米，周长8.05米，重达80公斤，每盏灯的里面可以坐四个人，足见宫灯之大、制作之难）；打算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正面上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条巨幅标语和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最高飞檐之下正中央（即后来悬挂国徽之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巨型横幅也在设计、赶制中。9月30日，当时全国最大的国旗，也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长度与宽度是根据旗杆的高度按比例计算出来的。1991年旗杆高度改为30米，国旗改为长5.00米、高3.30米，无风吹拂时下垂长度5.8米）已经由赵文瑞亲手缝制完成。其他各项与开国大典有关的准备工作也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
我国公众的参与及监督意识仍需提高，社会组织的成熟度亟待加强。只有在政府职能归位、公民社会成长、社会组织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高效与精准。
在诸多筹备工作中，升国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成功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不仅是开国大典活动中最吸引人、最打动人、最具亮点、最有经典意义的瞬间，也是具有重大宣传作用的政治事件。然而，在今天看来极其简单的工作，在当时却给筹建人员出了不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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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准备工作到位就绪之后，10月1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毛泽东声音洪亮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然后亲手按动升旗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下冉冉升起。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礼炮齐鸣，万众欢腾，掌声久久不息，欢呼声跌宕起伏，人们用激动的心情、满眶的热泪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国旗杆的高度问题解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升旗时的人旗协同问题。由于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所以中央当时决定，这面国旗由全国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但是按照当时的设计，参加国庆庆典的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上，宣布升旗时，毛泽东主席本人应该也在城楼上，而国旗杆却在天安门广场上，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有两百多米，况且还有天安门城楼的高差带来的不便等现实问题，这都给国旗的庄严升起、大典的庄严举行带来了困难。而如果让毛主席在升旗之前，来到旗杆下，既打乱了既定程序，也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失缺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感。那么，如何让毛主席很方便地亲手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呢？
于是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升旗仪式的规范形式：升旗队伍的阵容像三军仪仗队那样，一人擎旗，两人护旗，统一着装，平时齐步前进，遇重大节日正步行进；服装也采用警察当时的统一服饰橄榄绿，帽子采用大盖帽，领章上的红旗饰样不变，肩膀上多了一块盾牌，护旗手的手枪改为冲锋枪。由于这一规范从1983年3月1日开始试行。这种规范后的升旗仪式较之以前更为庄重威严，整个升旗过程也显得更加威武、精神，有气势。另外，以往升旗手扛着国旗到达旗杆下时需要避让行人和车辆，现在的仪式是金水桥到旗杆下的东西两边设置隔离栏，升旗时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停下来，为昂首阔步穿长安街而过的3名国旗护卫战士让路。从此，这个班被人们称为“国旗班”，董立敢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国旗班的班长。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难度最大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国旗的自动升降问题，即如何使国旗实现自动升降，如何使国旗上升的速度与国歌演奏的时间能够高度契合，也即如何使国歌演奏完毕时，国旗正好升到旗杆的顶端，并自动停止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确保在升旗的过程中不出任何故障等关键技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多次商讨和调试，林治远和助手最终设计出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来控制国旗的升降速度，就是在升降和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接一个钢球，用钢球控制升降旗的开关。升降旗的过程中，如果钢丝绳任意一端的钢球碰到升降装置，就可以自动切断电源，停止自动升降。经过试验，大家都感觉这个方案可行，然后上报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得到同意批复后，随即进行安装。到9月30日，电动升旗装置全部安装完毕，而且经过反复调试，运转一切正常。让大家没有料到的是，当天夜里大家预演升旗时，国旗升到旗杆的中间竟然停止不动了，这一故障让林治远他们紧张得不得了。经过维修、改制和反复调试，到10月1日清晨才彻底调试成功。为确保万无一失，设计人员在拟定了两套供电装置之后，又根据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之一聂荣臻的建议，制定了一套人工升旗方案，作为突然停电或是电动装置失灵时的救急之用，让林治远的助手、建设局机电技术员梁昌寿提前守候在旗杆下，一旦庆典时毛泽东按动电钮之后，国旗升到了旗杆的顶端仍不停止，梁昌寿就立即手动切断电源。同时，还安排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通信班的学员李元谱也守候在旗杆下，一是要保证国旗安全，二是一旦升旗的电动装置出现故障，要确保在两分钟之内以手拉钢丝的方式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这一安排使得他们两人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时仅有的两名不是护旗手的护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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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国旗杆的焊接高度达不到原设计的要求。在国旗升旗仪式的规划中，参考天安门的高度等多种因素，国旗杆的最初设计高度是33米，大体与天安门城楼的最高点等高，但将当时能找到的四根不同型号的自来水管按照由粗到细的顺序焊接起来后，其高度最高只有22.5米，竖起来大致只能达到天安门城楼第一层飞檐的高度，想再高一点都焊接不出来。要是现在的话，这本不是什么难题，但在当年，焊接技工所掌握的技术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焊接技术可以把不同粗细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却焊接不了相同直径的管子。况且，当时整个北平市只有4个型号的自来水管，相继焊接起来最长也只能达到22.5米，这是当时国旗杆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实在没有办法再做哪怕一点点突破。国旗旗杆结构的设计负责人、北平市建设局电力工程师林治远只好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再向上级请示、汇报。最后国庆庆典委员会经过讨论，同意旗杆按照22.5米的最高高度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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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余人员“兼职”：“一个人的升旗仪式”（1950年1月1日-1977年11月25日）
由于国庆庆典前夜预演升旗时发生了意外，筹备委员会意识到，要把国旗顺利升起来，电力技术保障非常关键。但在当时，电工并不是很多，而旗杆下的电机归北京市供电局所有，所以在开国大典之后，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之后的升旗任务交由北京市供电局负责。但移交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专业升旗手”，因此，升降国旗任务一直由北京市供电局电工师傅“兼职”。他们默默无闻地在业余时间升降国旗将近三十载，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国旗升降史上的奇迹，演绎出了一个由“业余人员”承担、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传奇故事“一个人的升旗仪式”是由两个人演绎的。最初两年，主角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工人陈鸿年。当时既没有护旗手，也没有观众，更没有今天这么隆重的仪式。1950年1月1日，陈鸿年一个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后来，升旗仪式就由他一个人承担，即使是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阅兵式这样重大的节日，升旗仪式也是由他一个人承担的。开国大典之后的将近三十年里，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升，只在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或者国内召开重要会议、举行重大外事活动、国家治丧时才会在早晨升起，晚上降下，其他时间一般不升旗，所以“兼职”升旗的工作量不大。
两年后，这一任务由陈鸿年的新来同事胡其俊接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传奇故事“一个人的升旗仪式”被他演绎到了极致。
1951年，胡其俊22岁，刚到北京市供电局担任电工工作不久。9月30日，他接到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通知：从第二天起，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将由他升降。当天下班后已是傍晚，胡其俊从天安门管委会领回国旗后，心里七上八下的，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能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那可是全国最大的一面旗；害怕的是万一出点儿差错怎么办？一个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一遍地思考、预演升旗的程序。当时家里没有表看时间，他估摸着天快亮了，就爬起来拿着旗子直奔天安门。
岩矿鉴定显示，自然金为金黄色，银金矿多为黄色—淡黄色。金矿物随银含量的增高而颜色变淡。其形态以尖角粒状为主，其次为枝叉状、麦粒状等。金矿物粒度，矿石以微粒金、细粒金为主，少量中粒金、粗粒金及巨粒金(表2)。
当时的旗杆基座是用一圈1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围起来的一个长宽各4米的正方形平台，跟现在的旗台不一样，没有预留旗手的出入口，升旗降旗进出都要爬上爬下。旗墩长宽都只有60厘米，但却有两米多高，升旗时必须踩着电机箱子上去才能够得着旗杆。另外，旗墩上面除去旗杆的位置，留下的空间非常窄小，小得连一只脚都放不下，升旗时只能勉强踩在旗墩的边沿上。胡其俊到了旗杆下之后，需要先翻过一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然后踩着电机箱子盖爬上两米多高的旗墩，抱着旗杆，把国旗绑在绕在旗杆上的钢丝上，然后跳下来，再按动电钮将国旗升上去。升完旗，他不放心，担心国旗没有升到旗杆顶端，先是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了看，仍不放心，又爬到天安门城楼，确认国旗升到顶端了，才放心地去上班。
在其后的26年里，一旦有升旗的任务，胡其俊就在前一天下班后，先从天安门管委会领回国旗，然后回家；第二天清晨，他又骑着自行车，从位处右安门的家里出发，经过菜市口、宣武门和前门，骑车大概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去升旗。他每次总是在太阳升起前把国旗升上去，然后照常上班；下班后又把国旗降下来，还回管委会，然后才回家，26年风雨无阻。有几次碰上升旗的开关电钮坏了，电动机械不能工作，胡其俊就只能用尽全身的气力把国旗拉到旗杆顶端。“要是碰上有行人凑巧来到周围，胡其俊还得一边升旗，一边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行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毛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能把国旗升那么高？”那个时候，升降国旗没有的固定时间，只能靠他自己多年摸索的经验，遇到雨雪天气，就只能凭自己的感觉。
在不规范的一个人长期升降国旗过程中，胡其俊竟然探索出了降半旗的规范与标准。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胡其俊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要降半旗以示致哀。这给胡其俊出了一道难题，他不知道这个半旗该怎样升：是直接升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先升到旗杆顶端，再降下来？降的话，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降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因为之前胡其俊没有降过半旗，前面也没有人做过。第二天升旗时，他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先把国旗升到旗杆顶部，然后再按动电钮把国旗往下降，大概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处停住。这样合不合适呢？他心里没底，特意跑到远处看了看，感觉满意，才放心地离去，降半旗的任务也算是顺利完成了。从那以后，每逢需要降半旗时，胡其俊都按第一次的标准来执行。想不到的是，胡其俊的这次降半旗做法沿袭至今，后来竟然被写进了《国旗法》，成为我国降半旗的标准。
2388 如图，经过直角梯形ABCD的顶点A作斜腰CD的平行线交下底BC于点M，△DBC的外接圆ω1交直线DM于点D, G，△AMC的外接圆ω2交ω1于点C, F，△BGM的外接圆ω3交ω2于点M, E， 证明：直线BE, CF, DG交于一点，且此点为△AMC的重心.
26年间，升降国旗其实只是胡其俊工作的一部分，他的本职工作还是个电工。除此外，他还要负责天安门广场周边和中南海内的“电保”工作。每当有重大政事活动，他一般都带着保密任务，到各个会场或外事活动场所保障电力供应，有时候离家长达一个月之久，也不能随便同家人联系。有时候他也会负责驾驶、看管天安门城楼上的小电梯，确保其正常运行。
这一经过初次规范的升降旗仪式前后施行了整整8年，到1991年4月底被更为规整的升旗仪式所取代。
三、专职人员负责：“两个人的升旗仪式”（1977年11月26日-1983年2月28日）
1977年11月26日，根据新的分工管理规定，胡其俊一人负责了26年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任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奉命接管，升降国旗的具体任务由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承担。从这一天起，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升降不再是节假日或重大外事活动时才有的惯例，而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仪式。
每天升降国旗时，由两名战士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并肩而行，齐步走过金水桥，然后穿过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和来往疾驰的车辆，走到广场上的旗杆下，两人相携，爬过汉白玉栏杆，将国旗升上去或者降下来。经过金水桥走道旗杆下时，遇到行人多的时候，为了安全，他们还不得不躲让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甚至停下来给他们让路。那时，升降国旗时依然不奏国歌，旗手们穿的是的确良布料制成的国防绿解放军军装，头戴饰有五角星的军帽，二人都腰扎一根武装带，佩戴着手枪，还没有专门的升旗制服，场面也不像现在这么肃穆庄严，所以升旗仪式依然没有成为首都亮丽的风景，也吸引不了人们来观看。升降旗的时间依然凭靠战士们的肉眼观察，早晨按估计的日出时间升旗，傍晚按估计的日落时间降旗。由于当时没有专门存放国旗的地方，所以每天傍晚降旗之后，旗手把国旗扛回驻地，放在所住房间的屋檐下，任由风吹日晒雨淋。这种不规整的状况持续了6年，直到1983年正式成立“国旗班”之后，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四、“国旗班”的组建：“三个人的升旗仪式”（1983年3月1日-1991年4月30日）
1982年12月28日，北京市武警总队成立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转到了武警部队北京总队的肩上，标兵班——第二师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后来编制改为十四支队二大队六中队五班）担负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在没有对升旗仪式做出规范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升旗仪式升降国旗。即两名战士一人扛旗、一人护卫，每次都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来，走到旗杆下时仍然要躲避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每次升降旗时，战士们都是先要跳进栏杆，然后顺着为了便于上下而放置的梯子爬到2米高的旗墩上，挽好国旗，再回来扳动升旗的电闸，将国旗升上去。时任班长董立敢一直觉得这样的升旗仪式不正规：一是缺乏庄重感，也起不到展示国家精神、宣传国旗知识、感化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二是由两个战士升降旗，在天安门广场广阔的背景下显得不够有气势，也没有很强的仪式感，更不能充分显示出在天安门广场上升降共和国第一旗应有的尊严。
大家冥思苦想之后，这一问题在“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电钮自动升起国旗”的方案中解决了。依据这一思路，林治远将电线穿过整修长安街道路工程时预埋的钢管，然后跨过金水河，沿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向上，再拉到天安门城楼中央，与控制开关连接在一起。这样的铺设满足了既不破坏城楼结构，又顺利穿过金水河、长安街，还隐蔽又安全的要求，不失为最佳的选择。
建议我国在进行足球场地数量建设的同时，统筹考虑场地质量提升的规划。具体可以通过试点投入、多方融资等方式逐步引进3G人造草皮足球场地，同时加快本土人造草皮企业自主产品研发能力，降低投入成本。为青少年球员提供安全、优越的训练比赛环境，促进足球人才产生。
三个人的升旗仪式较之以前规范多了，但是其气势依然不够恢宏，影响依然不大，所以，国旗班的同志一直在思考比较成熟的升旗队伍阵容。后来，他们又构想出一个由12人参加的升旗方案：前面一排是擎旗手和两名护旗手，其后紧跟1名带队警官，再后面是8名战士排成两排的护队士兵。他们练习之后，将此新的方案拍成录像，呈送中央领导审批。没想到他们的方案很快得到批准，并且提出了更为详尽、规范的完善意见：一是将平时升旗时“国旗班”行进时的齐步走改为正步；二是建议多增加一些护卫队队员；三是建议组织一个军乐队，升旗时现场演奏国歌。根据上级的意见，经过设计与构思，将“三个人的升旗仪式”改成了最多百人参加的升旗仪式阵容：即平常由36个人组成升旗方队，前面是1名擎旗手、2名护旗手和1名带队警官，其后是32名护旗手，排成4列8排，同步播放国歌录音；在每月的1日、11日、21日，升旗就显得更为隆重，除过36人的升旗方队，还有62名军乐队队员跟随国旗护卫队队员一起从天安门城楼下出发，行进时演奏《歌唱祖国》，升旗时现场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改进，升旗时的阵容更为强大，形式更为规范，仪式感也更强。
规范升旗仪式之后为了使国旗升降与太阳升落同步，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战士们记录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从中分析、总结、查找规律，最初确定了1份每隔10天变换1次升降旗的时间表。后来又想到了天文台可能有更为精确的太阳升落时间记录，就多次跑到北京天文台查阅相关资料，查知天安门广场上每年5月1日这一天太阳升起最早，时间一般在清晨4:35分；1月1日（元旦）这一天升起最晚，一般在7:36分，最早最晚大致相差3个小时，每天平均相差两分钟多一点。经过查阅资料和自己的仔细观擦，又得知，太阳从上端轮廓线开始滑出地平线，到整个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之上，下端轮廓线刚好离开地平线的时间是2分零7秒。根据这些资料和数据，国旗班战士编排了非常精确的“国旗升降时刻表”：在太阳升起时太阳的圆盘面刚刚露出，且与地面相切时启动国旗升降按扭；太阳完全跃出地平线，太阳圆盘面下缘与地平线相切时，国旗正好升到旗杆的顶端。有了这个时刻表，每天国旗的升降就有了准确时间，不论遇到雨雪天气，还是大风大雾，都能确保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随后，将此时刻表上报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对他们的规划高度重视，对电动升旗的装置做了重新设置，确保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间也正好保持在2分零7秒。后来，为了计算更为精准，北京天文台的科学家帮助国旗班战士计算、设定每天国旗升降的时间，提前做好1年的规划，在每年12月25日这天准时将经过认真研究、仔细制定的《国旗升降时刻表》送到护卫队，为护卫队的队员升降国旗提供更为科学、更加精准的时间依据。
当旗杆及相关附件铸造完成之后，4月15日傍晚，旗杆进入正式的安装程序。两台重型吊车开进国旗杆天安门广场，用于安装新国旗杆。吊装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仅仅用了40多分钟，旗杆就准确安装到位。另外，修建新的旗杆时，还专门配套安装了先进的升降机电装置和同步播放国歌的扩音设备，使升旗、配音都更方便。
1977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奉命从胡其俊手中接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才告别了“业余”的时代，也结束了由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
五、国旗护卫队的成立：“三十六个人的升旗仪式”（1991年5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1990年10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旗法》，不但使国旗的升旗仪式更为规范和严肃，也推动了升旗仪式的新一轮改革及其规整化进程。
首先，对原有国旗杆及其基座进行改建。原来的国旗杆四周都是被汉白玉栏杆围起来的，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不得不跳进去又翻出来，既不方便，更不雅观。另外，国旗杆护栏的外围也没有围栏等阻挡物，观众可以随时近距离触摸国旗杆；由于没有严格的规定，人们规矩意识不强，对国旗的态度也不太尊重、严肃，升降国旗时经常有人随意交头接耳，甚至还有人坐在地上；人们在拍照留念时，经常有人随意靠在国旗杆上，需经护旗战士多次提醒才会离开。鉴于此种情况，为了严肃、规范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及其仪式，报经有关部门批准，1991年2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杆及其基座的改建正式破土动工，修缮、改建工程全面铺开。
苏楠开导她，不是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谁愿意把自己赤裸裸地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周围的人？除非这个人不是人，是神。你母亲的笔友常江其实扮演着神父的角色，常江隔着千山万水，在当时的中国几近虚幻。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母亲才能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全部倾泻而出，以期获得救赎。倘若把常江换成你母亲身边的人，这个人具体得有血有肉，比如你父亲或者你梁叔，你母亲还能这样把自己展示出来吗？不可能。那时候的中国，很多笔友的作用就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父。
说到护旗手，除过这两名因以备升旗时意外事故发生而被凑巧安排的人员之外，在开国大典当天还有一个国旗护卫方方队，而且这个国旗护卫方队早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的半个月就进行了训练等工作。这个国旗护卫队是由中央团校的400名学员组成的，而这400人又是通过个人报名、班级推荐、学校选拔等程序，从全校1260名学员中精选出来的，个个都很优秀。“为了在短时间达到良好的训练效果，他们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6点收队，不停地练习稍息、立正、齐步走、正步走等动作，力求达到‘横看成列侧成行，角对间匀阵自方’的效果。”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训练，终于达到了预想的效果。10月1日上午10时，他们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解放帽，从大华女子中学出发，步行来到金水桥前国旗的四周，在有30万人参加庆典的天安门广场上，护卫将要升起的五星红旗。
经过一系列的改进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升降仪式规范了很多，也更庄重、严肃。从1984年1月1日起，天安门广场上升旗的全过程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为片头，整整播放了1年，升旗仪式的庄严感和国旗护卫队队员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此以后，到天安门看升旗仪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成为到北京的每一位游客的必备、首选项目，甚至有不少人为了能在观看升旗仪式时站在观众墙的最前面，彻夜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静等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改建之后，新的国旗杆基座不但更加宏大壮观有气势，而且更加人性化，同时确保了旗手的进出方便。新国旗杆基座在平面上共分3层：第一层，也即最内层，是边长6米、高45厘米的正方形汉白玉平台，其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平台每一边都设置了2米宽的出入通道，便于旗手进出；基座正中央是30米高的银灰色旗杆，顶端为黄色；第二层，也即中间层是环绕基座2米多宽的褚色花岗岩带，围绕在最内侧平台的四周，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也即最外层，为5米宽的绿化带，种植有四季常青的绿草，象征祖国欣欣向荣的前景。另外，国旗基座四周设置56个黄色铜质隔离墩，用链绳连在一起组成护栏，象征我们祖国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紧紧地团结、护卫在国旗下。
其次，对国旗的规格也进行了统一。将原来长宽比例不太规整的国旗予以规范，设计为长5米、宽3.3米的特号旗，拉展铺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连同旗杆重约30千克。
再次，统一了国旗护卫队队员的着装。1991年4月组建国旗护卫队时，护卫队队员的服装统一为老式的马裤呢礼宾服。尽管统一了国旗手的服装，但国旗手的服装是参照部队的着装配备的，夏天可穿短袖衬衣，冬天可穿制式棉衣。夏季穿的衬衣风一吹下摆会飘起来，显得极不庄重；冬季穿的棉衣又太臃肿，显得很不精神。在国旗护卫队的建议下，遵循“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原则，这次也对国旗护卫队的着装作了改进，即夏天国旗护卫队员要着礼服、扎腰带、穿皮鞋，冬天则不穿棉衣、不戴棉帽、不戴棉手套，以使护卫队员有精、气、神，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1993年10月1日，国旗护卫队又更换了新的服装和设备，“帽子换为武警校官大檐帽，帽檐上镶嵌银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上装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牙线，上衣与裤子的装饰线及武装分别加宽；统一着马靴穿马裤；领队指挥员佩带指挥刀；护旗队员一律使用特制的镀铬礼宾枪。”变更后的着装和服饰使国旗护卫队员看上去更加英俊威武，气宇昂扬，精神抖擞。
最后，进一步规范升旗仪式。为了更加规范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天安门管委会和国旗班成员在原有仪式的基础上，就升旗的程序、队列、人员的配备、服饰、饰物等都作了新的规划，经过多次讨论，先后五易其稿，最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升旗仪式方案，层层上报国家领导人审核。之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拍板定案，形成了新的规范。“199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旗班’扩编为‘国旗护卫队’，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新的升旗仪式。国旗护卫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左右是怀抱冲锋枪的两名护旗兵，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刀的带队警官，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半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负责每天的国旗升降”。每月的1日、11日、21日和重大节日，武警军乐团现场演奏国歌，其他时间播放录制的国歌。国旗的升降时间与北京地区一年四季太阳的升落时间同步，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间为2分7秒，采用的都是董立敢他们当年制定的标准和测算的数据。
按照这样的升旗仪式实施13年之后，按照上级的要求，国旗护卫队对升旗仪式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即从2004年6月1日起，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将原来每月逢“1”的3次大升旗改为每月1日进行一次大升旗，这次大升旗同以往的大升旗一样，36名国旗护卫队员和62名武警军乐团队员列队走到国旗杆下，现场演奏三遍国歌，其他日期播放国歌录音。新的改制要求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四周观看升旗仪式的各族同胞必须驻足立正行注目礼，特殊人群如军人要行军礼，少先队员要行队礼，这是表示对国旗的崇敬。这一要求，不但增强了升旗仪式的庄严感，也教育了人民，必须对国歌、国旗爱护、敬重。
改进后的升旗仪式一亮相，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天安门升旗仪式很快就成为首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为国内外游客每到北京必看的景观之一，平均每天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有好几万人，遇到重大节日，人数甚至达到一二十万，场面极为壮观，气氛异常热烈。
这一规整化的升旗仪式一直持续了26年7个月，直到2017年12月31日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番号被取消，原有国旗护卫队人员（连同武警部队礼炮部队）转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又被新的阵容、形式和人员所替换。
六、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接任：“六十六个人的升旗仪式”（2018年1月1日—现在）
经过不断的演变，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精神和形象的象征，教育意义和影响力不断加强。但是，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适应于国家管理体制转变的需要，承担天安门广场上升旗仪式的人员隶属关系和升旗的阵容、方式都随之作了调整。这一次调整，是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做出和批准的，即自2018年1月1日起，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番号取消，原隶属于武警部队的国旗护卫队和礼炮部队转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天安门升旗仪式、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等任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接手和承担。
腰椎矢状面MRI示L4/L5、L5/S1椎间盘Pfirrmann分级［7］Ⅱ～Ⅲ级退行性变，右峡部裂区T1及T2加权像低信号，相邻骨质T1及T2加权像白灰信号；L4，5相邻棘突T1及T2加权像呈不规则高信号，提示峡部裂上、下方及L4，5相邻棘突骨损伤，后者明显。L5棘突近横向裂隙处T1及T2加权像低信号；杵状棘突末端信号正常（图5）。
中国人民解放军承担天安门升旗仪式后，在人数组成、升旗仪式等方面都做了新的变化。首先，增加了护旗队的人数。即平日升国旗护旗队员人数由之前的36名增加至66名，每月第一天比较隆重的升国旗护旗队员也由之前的36名增加为96名，人数增多，整容扩大，声势更为浩大。其次，调整了军乐团出场、奏乐的形式和位置。过去，军乐团是跟随护旗队出场、演奏和返回的，现在改为提前从广场西侧进场，在护旗杆基座南侧区域演奏，实现了与护旗队出场和返回的剥离。另外，在每月第一天比较隆重的升旗仪式上，不但增加了号手和礼兵的迎旗环节，而且军乐团礼号手（由8人组成）改在天安门城楼上演奏，而不是以往的在旗杆下演奏，象征吹响的是新时代的奋进强音。他们也有了专门的演奏乐曲——《升旗号角》，一切显得都更为正规，也增强了升国旗仪式的神圣感与仪式感。再次，调整升旗人员组成和护旗队员动作。升旗组人员由原来的4人调整为3人，分别穿陆、海、空三军礼服，代表全军官兵；护旗方队先是齐步从天安门正中央券门走出，到金水桥南侧时变换为正步，礼枪也由以前的肩扛改为手端；走在国旗手与护旗队中间的分队队长，由之前的1名增加到3名，分别身穿陆、海、空军礼服，配挂指挥刀，代表解放军全军，负责国旗升起时发出“向国旗——敬礼”的口令，同时行举刀礼，增强了我军的威武气势；展旗任务由穿陆军礼服的升旗手执行，另外2名穿海军和空军礼服的护旗兵握枪行注目礼。最后，调整了升旗的时长。为了让国旗升起的时长与太阳经过地平线的时长相一致，原来升国旗时需要演奏三遍国歌，用时正好2分7秒。现在根据《国歌法》的规定，完整演奏一遍国歌，升旗时间长度也缩短为46秒，同时，将原来国旗护卫队出场行进时演奏的歌曲《歌唱祖国》改到升旗后返回时演奏，护旗队出场时不再演奏音乐，全场保持安静，更能凸显出护旗队员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声，也能更好体现出仪式的肃穆和庄严。
70年来，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经历了一个由“一个人的升旗仪式”到“两个人的升旗仪式”，再到“三个人的升旗仪式”“三十六个人的升旗仪式”（重大节日为“百人升旗仪式”），最后升格为“六十六个人的升旗仪式”（重大节日为“九十六个人升旗仪式”）的演进过程，其影响力也历经了由国人不太重视到人人关注过程，表面上看是国人对待国旗及其升降仪式的态度问题，实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发达与否的表征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物质层面的满足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也是民族的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今天，我们站在巍然屹立的国旗杆下，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更应该为我们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分子而骄傲，更为天安门国旗见证的我国7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自豪！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3-0022-06
【收稿日期】2018-11-06
【作者简介】哈战荣（1973-），男，陕西彬县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央党史（含党的建设）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责任编辑：马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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