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者信心支持经济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范学成[1]（2021）在《货币政策、公众信心与经济波动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需求乏力,国际贸易争端不断浮现,同时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改革发展的动力不足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重重矛盾,公众对投资和消费持有谨慎态度,信心不足。货币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央行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公众主体的悲观情绪,提高公众信心,以达到畅通货币政策的传输渠道、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要点。本文着眼于包含心理因素的公众信心,将公众信心作为中介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中（即“货币政策→公众信心→经济波动”）。首先对三者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进行总结陈述,其次对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为后文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然后本文选择1999年第Ⅰ季度至2020年第Ⅲ季度的货币政策、公众信心与经济波动的代理变量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能够反映时变特性的TVP-VAR模型,研究基于公众信心效应下,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获得脉冲响应趋势图,根据其趋势图分析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类总结,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提前期和不同时点下,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调控效应不同,并且公众信心在两者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时变的角度看: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中长期影响不明显;货币增长率对经济波动的短期调控效应比较明显,其调控效果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减弱,对企业家信心的调控效果最好;利率和汇率短期对企业家信心、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强,中长期影响相对较弱,这两个变量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控效应的刺激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央行可以灵活的调控利率对经济进行调控;在经济新常态期,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因此稳定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也是目前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基于公众信心中介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波动的渠道是通畅的。针对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公众信心在其中的作用,稳定公众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完善央行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发挥信息沟通的引导效力;央行应当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微观主体心理预期的调控,提振公众信心;货币政策应当与财政政策共同发力,稳定公众的预期,增强公众的信心。
曹灿[2]（2021）在《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与应用》文中研究指明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是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对其进行准确编制可以及时预测众多宏观经济指标。199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开始调查并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布频率为每月。现有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编制数据皆来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因此存在着抽样调查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样本量少、误差大、成本高、耗时久等。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社会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计算系统记录,这为构建反映社会经济行为的宏观经济指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同时经济还会面临类似于新冠、经济危机之类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这些事件会引发民众的恐慌,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消极情绪的反应更强烈。因此本文从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出发,建立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网络搜索行为的理论框架,理论论证利用网络大数据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可行性,在使用关键词搜索量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相关系数大小筛选出最终关键词后,构造关键词搜索量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线性方程,根据t值正负对关键词进行情感分类。基于所有关键词数据结合动态因子模型构建网络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时采用不同情绪关键词编制了消费者消极指数和消费者积极指数,并采用混频数据抽样模型分别研究三者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检验消费者信心对消费支出的总体影响以及不同情绪倾向影响的异质性。结论如下:第一,在拟合效果方面。网络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积极指数、消费者消极指数对传统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拟合程度依次增强。第二,在预测效果方面。加入自回归项的混频模型预测精度最优,其中网络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消极指数、消费者积极指数均比传统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效果更好,3个日度指数的预测精度依次提高。实证结果表明具有情感倾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测效果更优,其中消极情绪关键词比积极情绪关键词更能精确捕捉人们的消费信心变化。第三,在实时预报方面。随着日度数据的不断更新,3个混频模型的预测精度逐渐提高。结果表明低频指标结合实时更新的日度指标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其中,网络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积极指数、消费者消极指数的预测精度依次提高,再次验证了消极情绪关键词在捕捉消费者信心变动方面的优越性。
何春丽[3]（20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汽车尾气排放污染严重,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同时,传统汽车严重依赖化石能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加剧了我国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燃油汽车的高污染和高能耗,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其在节能与缓解环境压力中的双重优势,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优先选择,但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汽车产品,在技术上与传统的燃油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产品。我国当前正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渡阶段,从市场消费需求的角度,基于私人需求引导产业向市场驱动转变,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和保障能源安全,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安全以及产业的结构升级,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导向四个角度逐步展开。首先,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思路、研究的重难点、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然后,在第二章进行理论分析,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并对当前关于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在第三章对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和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中,研究基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展开:在宏观层面,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分成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两类情况,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二项Logit模型,对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是对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和短期接受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二是分析了城市公交系统建设对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意愿的影响;三是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观层面,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项Logit模型,对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进行了实证,一是对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对消费者的车型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就新能源汽车的类型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别对消费者的各类偏好分地域和性别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微观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五个方面的产品属性,即经济性、个性化、环保性、品牌化和科技感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各属性对消费者购车意愿的影响。最后,在第七章中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从不同层面针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导向,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消费者购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认知、产品特征、消费者特征、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消费者个体认知,无论对购车的长期意愿还是短期意愿都呈现出显着正向影响;产品特征中,充电成本、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对短期意愿影响显着,其中充电成本和充电时间对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消费者特征中,购车年限和购车经验显着地影响短期购车意愿,其中,购车经验越丰富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家庭充电设施对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都呈显着影响,公共充电设施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影响显着;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消费者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均呈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购车的长期和短期意愿影响都不显着。城市公交系统的完善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公交出行越便捷的城市,消费者购车的短期意愿越低;城市越大,交通线路条数越多,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地铁站点越多,消费者出行越便捷,短期的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越低。从区域特点看,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越高。第二,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结论。消费者品牌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用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且对选择国产品牌存在比较显着的负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消费者选择国产品牌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从地域特征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消费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在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之间做选择时,都更偏好于国外品牌,品牌偏好呈现出比较显着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不同,例如用车经验等因素对男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显着影响,对女性消费者影响不显着;里程偏好对女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一定的显着影响,对男性的品牌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性别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国产品牌的行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消费者对国有新能源汽车品牌信心不足。消费者车型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比如有动力偏好和里程偏好的消费者在轿车和SUV之间偏向于选择SUV;有价格偏好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SUV或MPV;用车经验对消费者车型偏好影响不显着。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例如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偏向于MPV和SUV车型的选择,家庭规模越大消费者越倾向MPV车型。职业特征对消费者车型偏好有一定的显着影响,例如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对轿车的偏好更显着。车型偏好存在较显着的地区差异,例如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对MPV车型的偏好更显着。不同因素对消费者车型的偏好也表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购车经验和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女性对车型的选择,但对男性选择车型的影响不显着。在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上,政策认知、购车年限、里程偏好和购车经验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其中购车年限、里程偏好以及购车经验对消费者选择纯电动汽车有显着影响。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也显着地影响消费者选择,尤其是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动力偏好和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地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的选择也存在地域差异,例如副省级城市消费者在纯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之间,更偏向与选择其他类型的新能源汽车。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对纯电动汽车显示出显着偏好。同时各类因素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呈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政策认知显着地影响男性对汽车类型的选择,对女性的影响不太显着,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男性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对女性选择纯电动汽车影响不显着。第三,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影响的结论。产品的经济性和个性化对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均有显着影响;产品的环保性和科技感主要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科技感对消费者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正向相关。消费者产品属性的感知对消费者购车意愿呈现显着的性别差异。产品的个性化对女性长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对男性消费者长期购车意愿影响不显着;产品环保性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且呈负向相关,但对男性短期购车意愿的影响不显着;科技感显着地影响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但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针对引导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提出从宏观上增强消费者环保等个人认知,提高产品技术强化产品质量,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和完善公交设施等政策;从中观层面提出增强品牌形象和影响力,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对产业补贴的调整和转向等政策;从微观上提出企业应充分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鼓励企业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基于消费者感知注重产品设计和品牌管理等策略。并针对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打破区域壁垒等政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目前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补贴措施和政策上。本文从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对新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的选题和视角具有创新性;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上从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上进行实证,中观上对消费者品牌偏好、车型的偏好和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进行研究,同时深入研究了各类偏好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微观上就消费者感知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新。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通过针对研究目的进行问卷设计,收集较为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较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形成了一个研究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和购车偏好的指标体系较为完整的量化模型,系统地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比较直观和准确的科学引导。
罗茜[4]（202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极端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在“传染源国家”国内传染,进而对其他经济体如何蔓延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性:首先,如何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传染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资本市场层面,但反映国家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定量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或单独研究国内传染,或单独研究跨境传染,但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传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跨境传染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风险蔓延和传染是由市场微观主体一系列决策行为而推动的,有鉴于此,本文注重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背后的微观基础。按照从1990年至2019年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国家为标准,将阿根廷、美国、德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七个开放经济国家,划分为两组,即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为传染源国家,德国、日本、中国为被传染国家,从新视角围绕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从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出发,研究风险在不同阶段的微观决策行为表现,筛选出体现系统性风险高低的监测指标,完成有效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将识别出来的监测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构建综合指数,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对综合指数呈现出高低风险阶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综合运用VAR模型、DAG模型和SVAR模型,将本文构建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作为变量,从三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首先,以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等理论,研究金融子行业之间通过业务联动及资金联动而产生的传染效应。其次,以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为研究对象,度量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对不同国家体现出来的影响结果,探讨作用机制。最后,以上述七个国家为对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及长期不同期限的国际传染机制。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阿根廷、美国、泰国和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开展预警研究。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及传染载体,筛选出与货币因素、信贷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风险爆发原因的金融指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并结合货币因素、银行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爆发原因,综合评价预警效果。第四,全面梳理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历史实践和经验。各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两个角度,研究阿根廷、美国、泰国、德国、日本、希腊六个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的全新视角开展研究,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综合指数。基于金融脆弱性、经济金融周期及安全边界说等理论,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市场价格中选取能够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指标,本文将信贷比率缺口（Credit-to-GDP gap）、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Credit to Private non-financial sector）、政府部门负债杠杆率（Credit to General government from All sectors at Nominal value-Percentage of GDP）等引入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在以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中运用较少,本文以此构建出新的综合指数,全面反映国家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第二,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积极探索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传染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既是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又是风险逐渐蔓延的过程,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高风险阶段,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和传染机制。在研究国内风险传染效应时,从金融行业的内部传染,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外部传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引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领先景气指数等指标,研究心理因素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在研究国际传染效应时,从长、短期,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当月及6个月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染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新指标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发现,“本国货币资金利率与10年期本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的预警效果良好,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货币资金利率可以选择不同隔夜拆借利率率、1年期利率等短期利率。这项预警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很少使用。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主要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从近三十年的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七个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交错出现,相互之间可以转化,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率水平、信贷扩张程度、股票市场波动率、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负债情况等。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与综合指数动态变化相互印证,说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宏观金融风险水平。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以及对宏观经济,这两个层面的传染机制,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对于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处于风险传染核心地位的分别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及政府负债杠杆率,一旦受到外界波动,则风险将通过核心指标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行业,最终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对于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物价水平、工业生产指数、经济景气指数、领先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大小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风险传染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羊群效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需求匮乏,投资下降,商品价格暴跌,经济加速衰退。第三,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心理因素三种渠道,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实现跨境传染,股票市场风险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显着;风险蔓延过程中物理空间小于经济制度空间的作用力,即两个相邻国家之间的风险跨境传染能力,弱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及经济结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接近的两个国家。从同期传染效应来看,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既受其他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不显着,也对其他经济体不产生显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期传染影响;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以及德国和希腊两国之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同期传染关系。从长期传染效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在系统重要性排在前列,其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传染源;中国不受其他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但美国、德国、日本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发生后的6个月内对中国产生传染,长期传染效应显着;阿根廷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在于自身政治经济问题,而非其他经济体传染所致。第四,Logistic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高风险的预警效果良好。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向高位积累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信贷因素和主权债务因素,高风险爆发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预警指标的选择与预警准确率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四个传染源国家的预测准确率高于80%,预测结果大致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基于充分的论证及结论,针对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第一,经济稳定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和关键。不论对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不论应对自身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跨境传染输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稳定。现阶段,中国要围绕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发展,重视消费和技术创新,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治理市场经济失灵,化解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严格防范国内自身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去杠杆,深入开展结构性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密切关注中小银行、影子银行及互联网银行等金融系统薄弱环节,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强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优化金融统一监管的机制,统一行为、机构和功能的监管。第三,密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输入。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及制度空间,有效管控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努力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合理处理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王欢星[5]（2020）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次贷危机前近三十年金融监管思想和金融监管制度变革更多体现为放松管制,认为市场能够自动修复缺陷。在应对次贷危机过程中,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所实施的救市措施,以及后续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再次肯定了政府监管在金融领域不可或缺,市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多德—弗兰克法》实施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遵照该法的要求,制定了大量监管条例和细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本文试图通过在梳理金融监管的理念变化以及对美国次贷危机原因分析基础上,对《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建立的主要监管机制以及对该法的修订《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从金融稳定有效性角度进行评价,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学术界有关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和变迁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在微观审慎监管措施难以有效处理跨市场风险条件下,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包括其相应的监管工具以及所需要的运作保障机制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对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过程所涉及的关键性事件进行概述,对其发生原因进行了说理,说明了《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改革背景,并概述《多德—弗兰克法》主要内容。第三部分,分析次贷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实施所带来的监管变革,深入分析规则调整的原因、规则调整主要内容及其对金融稳定性影响,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监管机制改革、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改革、影子银行监管机制改革、场外衍生品监管机制改革等等。上述监管改革目的在于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第四部分,对美国颁布的《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该法案目的在于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的严厉监管措施,减轻中小型金融机构合规负担,促进对中微企业和家庭信贷供给,提振经济发展。重点分析了《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放松监管的政策导向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型金融机构信贷约束,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杠杆,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第五部分,对《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法案《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实施以来对实现金融稳定的成效进行评价,《多德—弗兰克法》所建立的一系列监管机制,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对金融行为实施监管,遏制各种掠夺式金融行为,将场外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建立对影子银行的生前遗嘱等特殊监管机制,对特殊群体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制度建设和措施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多德—弗兰克法》在变更《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紧急授权,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临时流动性债务担保时需取得国会的批准,整合功能监管方面迟迟无法取得预期成效等方面,以及《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的实施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实现,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及债务增长速度下,任何放松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有可能在将来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可能成为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
段喻琳[6]（2020）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据商务部外贸司,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1.54万亿人民币,当年全年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约为31.74%,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按照IMF的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992亿美元,该项逆差位居全球第一位,其中大半为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可见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是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首先通过利用1998-2018年的相关数据构造的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MS指数、TC指数、RCA指数以及NRCA指数测度了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与部分旅游强国进行了比较。然后构建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实证研究了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航空客运量、铁路客运量、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旅游外汇收入本身对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以该指标衡量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近几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MS指数在3%以下,TC指数在-0.7左右,RCA指数在0.6到0.8之间,NRCA指数在-3.6到-3.8之间,综合各项指数,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基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目前处于比较劣势;（2）对我国旅游外汇收入影响最大的还是旅游外汇收入本身,可以说旅游外汇收入有较强的自相关性;（3）民航客运量是除了旅游外汇收入本身外对旅游外汇收入影响最大的因素,且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始终保持较高的正值水平,对旅游服务贸易变动的贡献度很大,可达40%以上;（4）消费者信心指数对旅游外汇收入的影响也较大,短期影响总体而言是正向的,但是之后的趋势是负向的,且负向影响作用越来越大;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提高长期而言不利于我国旅游收入的提高,并且是其变化的重要因素;（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旅游外汇收入的影响作用较小,有一个由负向影响迅速转为正向影响的过程,最终的趋势是正向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虽然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总体趋向于增加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从对我国旅游外汇收入的贡献度看,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我国旅游外汇收入的重要程度不高。
杨树飞[7]（2020）在《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信心是公众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判断与预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民意指标,目前学者们从制度论、文化论和两者整合的视角对社会信心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关于腐败-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腐败有利增长、腐败不利增长、腐败与增长无关,本文从这三种观点出发,试图探求腐败感知和经济增长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本文也对社会信心影响因素既有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和存在分歧的变量加以验证。本文基于中国城乡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出: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之间呈反比,这一结论侧面印证了腐败阻碍增长论,说明了在我国民众的认知中腐败的成本远远高于制度的成本,也说明反腐败工作是民心所向。本文也验证了既有研究中关于社会地位、代际机会差异、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心的关系。特别指出,既有研究中关于社会地位与社会信心的关系存在呈正比和呈反比两种观点,本文的结论支持了较为主流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信心呈正比”观点。既有研究显示,个人的经历会对社会信心产生影响,本文受此启发将受访者群体按照有无腐败经历进行了划分,分别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显示,在无腐败经历的群体中,本文的假设仍然成立,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还有所增强。但在有腐败经历的群体中,地方政府信任、代际机会差异和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未能通过显着性水平检验,同时,腐败感知、社会地位和社会信心之间关系的显着性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一结论说明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受到个人经历的很大影响,这有可能是部分关于社会信心影响因素研究的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
邹鸿飞[8]（2019）在《基于差分灰狼算法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大数据作为信息的载体日益展露出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今社会已全面步入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经济作为新世纪的主导产业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面对具有高度随机性、偶然性和非线性的海量数据信息,有效筛选数据和挖掘数据中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帮助的信息显得十分重要。因此,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关注于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挖掘和预测,以便增加经济收益并提高生产效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及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预测水平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研究表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模型尽管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是现实生活中时间序列大多呈现出强烈的非线性,而对于非线性的数据列,基于统计方法的模型难以精准提取数据的有效信息,因此不易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测效果。而神经网络方法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以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作为预测模型,能够充分提取数据列中的有效信息,解决了很多统计方法模型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也存在模型自身的弊端,如过拟合、不同预测模型结果差异较大等问题,使得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在时间序列预测中效果不佳。基于以上问题,考虑到不同组合方式构建的组合预测模型充分综合了不同模型的优点,而且在模型预测精度和预测有效度等方面得到显着提高,预测效果往往优于单一模型预测。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CEEMD分解去噪技术、改进的DEGWO优化算法和四个单一神经网络（BPNN、ENN、ELM、SVM）构成的CEEMD-DEGWO组合模型,采用改进的差分优化灰狼算法来优化组合模型中单一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以构建组合模型用于CCI预测。同时为验证新提出的CEEMD-DEGWO组合模型具有最好的预测有效度,多步滚动预测机制、假设检验、四个模型评价指标、五组不同的实证研究及15个对比预测模型全部引入文中构建一套科学而合理的评价体系,对本文提出的混合预测模型CEEMD-DEGWO组合模型做出系统评估,深挖算法的寻优能力和模型的预测性能。为验证新提出CEEMD-DEGWO组合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是来自中经网数据库1999年1月至2018年4月共232个月的CCI同比数据。通过第四章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表明:15个对比模型（BPNN、DEGWO-BPNN、CEEMD-BPNN、Elman（ENN）、CEEMD-ENN、DEGWO-ENN、ELM、CEEMD-ELM、DEGWO-ELM、SVM、CEEMD-SVM、DEGWO-SVM、GM、等权组合模型、多元回归组合模型）的MAPE值分别为3.47%、2.50%、2.37%、2.56%、2.16%、2.04%、2.58%、1.68%、2.08%、3.63%、1.59%、3.10%、3.46%、1.95%、1.78%,新提出的CEEMD-DEGWO组合模型的MAPE值为1.55%。因此,相较于其他15个对比模型,本研究所提出的组合模型在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预测时具有最好的预测精度。与此同时所提出的组合模型在各点的MAPE值波动最小,充分显示该模型能够提高CCI预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此外,DM检验和预测可用性的讨论增加了组合模型与本文涉及的其他模型相比的优越性。本文所提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模型将DEGWO优化后的组合神经网络用于CCI的预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如下:第一,在分解集成策略的基础上,采用数据预处理技术来消除高频噪声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取数据的主要特征。原始的CCI序列分解并重构为新的时间序列,降低CCI数据的不规则性,有效提高CCI预测性能。第二,基于群体智能进化技术,在灰狼算法中加入差分进化策略实现对灰狼个体的差分扰动从而更新灰狼群体的领导等级,通过一种新颖的权重确定方法来优化组合预测神经网络模型的权值和阈值。第三,在对CCI进行预测时,打破了以往研究采用单一模型的局限,创新性地使用新构建的组合预测模型,有效提高了预测精度和稳定性。第四,本研究对组合模型的预测性能进行了科学、全面的评价。评价系统采用了四项性能指标,通过比较不同模型四个指标的大小,验证得到新提出的CCI模型具有最好的预测精度。
邢战雷[9]（2019）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覆盖最广的消费品行业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力军,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稳定出口规模、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更好地服务“三农”等方面。自中国改革开发以来,轻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经过了高速发展、告别短缺、数量为本的发展阶段后,正进入以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为目标的中高速发展新阶段。不论在轻工产品的生产、出口或消费,中国已成为世界轻工业大国。然而,轻工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目前轻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消费平稳、投资放缓、出口乏力、调整加速、分化明显”的“缓中趋稳”发展态势。中国轻工业由“大国”变为“强国”之任务仍然艰巨,发展中的矛盾、“痛点”和“栓塞”依然存在且日趋明显,转型升级变得愈发迫切。要实现轻工业转型升级就必须重视创新。而创新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问题更加普遍,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故此,基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的创新驱动成为助推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和“新引擎”,是轻工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绕不过的坎”,更是打开轻工业转型升级之门的“金钥匙”和“核心驱动”。论文以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创新驱动”为研究主线,综合管理学、产业经济学、系统工程、知识产权管理等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既有成果,运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定量与定向相结合、数据挖掘等科学方法,针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开展专门研究。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轻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和一套“策略组合”,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轻工业宏观发展态势、显化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提高轻工业转型升级中的知识产权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知识产权驱动支撑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如下所述:（1）首次把知识产权引入中国轻工业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虽然目前不少轻工企业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体系,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活动,但轻工类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品仍然较少、较弱。加之目前从学者到政府到社会服务机构,并没有专门开展轻工业领域的专利技术盘点、诊断与布局,这也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被忽略的关键之一。为此,文章率先通过利用专业的IncoPat数据库的数据来源,设计规范的检索公式,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引入“专利地图”技术处理方法,从专利申请与授权趋势、运营情况、申请人类别、地区、排名情况、专利法律状态、子行业专利分布等维度,从轻工产业角度具体对中国轻工业领域的专利资产进行检索、数据挖掘和比较等计量分析,以期揭示轻工业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结构与发展动态。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仍然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痛点”和“栓塞”。（2）构建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体系和“G-CPU”驱动范式。结合系统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探讨和构建了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5Fs）体系,分别对战略管理能力、创造开发能力、协同运营能力、金融服务能力和法律保护能力五个方面,详细分了其各自内涵、运作机制和注意事项;在“三螺旋”（Three-Helix）理论的基础上,将科技平台因素（例如:产业集群、特色区域、行业协会、专利联盟等）引入到传统的“产学研”创新体系,设计了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四螺旋”（Four-Helix）驱动范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以及政府、科技平台、企业、高校四个主体视角出发,围绕知识产权战略能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等五个维度,引入“专利地图”“专利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等先进理念,提出了中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策略组合”研究认为,G-CPU驱动范式是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和关键环节所在。。（3）探索创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贡献度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了进一步阐释知识产权与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贡献度,以及基于知识产权的轻工业创新能力评价,文章探索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轻工类高校为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轻工产业发展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测算出中国轻工业固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知识产权投入的产出系数,并进一步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将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对专利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以江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八所轻工类高校为样本,从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强度、潜力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选取了 2006-2018年间的专利信息数据,开展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进而掌握了轻工类高校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及其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投入对轻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投入,促进我国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对知识产权创新驱动背景下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对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发展、工作成效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更是首次引入“专利地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轻工业知识产权发展状态及其结构进行了专业的检索分析,通过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知识产权投入对中国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构建了轻工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促进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五驱力”,构建了“四螺旋”模型,为中国轻工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黎依堞[10]（2019）在《消费者信心、股指收益与经济增长研究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精准地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减少波动性。消费者信心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影响消费、投资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波动,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12年已经连续6年超过50%,投资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亦高达32.1%;股票市场则通过消费、投资渠道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本文基于混频数据模型（MIDAS）,考察消费者信心、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本文分别构建消费者信心、消费、投资和出口单变量混频数据模型以及多变量混频数据模型考察较基准模型的优劣,MIDAS模型采用月数据与季数据的混合;单变量MIDAS模型中,比较了构建的混频数据模型全样本估计、样本内预测精度的差异,并利用MIDAS模型的特性对GDP增长率进行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多变量MIDAS模型中,构建了包含以及没有消费者信心的两类模型,从预测精度以及实时预报值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构建的单变量以及多变量MIDAS都有较基准模型的优势,消费者信心以及消费对GDP增长率的预测值偏高,而投资、出口的预测值则偏低;全样本估计精度优于样本内预测精度;在不同的步长值下,变量的预测效果存在差异,基本随着步长值的增长预测效果更差。消费者信心结合“三驾马车”构建多变量MIDAS模型的预测数据较为贴近实际,并且波幅减小,预测精度较单变量模型有所提升。引入GDP增长率自回归项的预测效果最佳,亦更具参考价值。其次,进一步引入股指收益并分别构建单变量混频数据模型以及多元混频数据模型,股指收益采用日数据,比较了消费者信心结合股指收益预测GDP增长率的效果。单变量MIDAS模型中,将各变量分别构建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效果、实时预报以及短期预测进行对比;多变量MIDAS模型中,对比了引入股指收益导致的全样本估计、样本内预测以及样本内估计的预测精度变化,并考虑了GDP增长率自回归项对其进行实时预报。实证结果表明,股指收益构建的单变量MIDAS模型对GDP增长率的预测值偏高,其余变量预测方向无变化;同时预测区间的不一致导致全样本估计以及样本内预测精度出现差异。构建的五变量MIDAS模型的预测效果更趋稳定,较短的步长值和滞后阶数具有更优的拟合效果。混频数据模型的短期预测具有较为精准的效果,而在长期预测表现并不佳,且消费者信心、股指收益对于GDP增长率的影响较为显着。
二、消费者信心支持经济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消费者信心支持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货币政策、公众信心与经济波动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货币政策对公众信心的影响 |
| 二、公众信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
| 三、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结构 |
| 一、研究内容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的含义及类型 |
| 二、货币政策目标 |
| 第二节 公众信心相关理论 |
| 一、公众信心含义及其度量 |
| 二、公众信心驱动因素 |
| 第三节 经济波动相关理论 |
| 一、经济波动含义及其度量 |
| 二、经济波动理论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公众信心与经济波动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对公众信心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公众信心对经济波动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利率传导机制 |
| 二、资产价格传导机制 |
| 三、汇率传导机制 |
| 四、信贷传导机制 |
| 第四章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和变量选择 |
| 一、实证模型 |
| 二、变量选择 |
| 第二节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滞后期数选择 |
| 三、TVP-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TV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一、货币政策对公众信心的影响 |
| 二、公众信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
| 三、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公众信心波动 |
| 二、完善央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 |
| 三、央行应当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公众信心调控 |
| 四、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提振公众信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传统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与应用 |
| 1.2.2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指数编制与应用 |
| 1.2.3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与应用 |
| 1.2.4 具有情感倾向的网络大数据指数编制与应用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利用网络大数据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理论框架 |
| 2.1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编制方法及存在问题 |
| 2.1.1 国外编制方法 |
| 2.1.2 国内编制方法 |
| 2.1.3 存在问题 |
| 2.2 消费者信心在网络大数据上的体现 |
| 2.2.1 消费者信心与消费者信心指数 |
| 2.2.2 消费者信心与消费需求 |
| 2.2.3 消费者信心与购买决策 |
| 2.2.4 消费者信心与网络搜索行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网络大数据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 |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数据搜集及预处理 |
| 3.1.3 关键词选取 |
| 3.1.4 消极、积极情绪关键词选取 |
| 3.2 动态因子模型 |
| 3.3 网络消费者信心指数合成 |
| 3.4 消费者消极指数合成 |
| 3.5 消费者积极指数合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网络大数据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效性检验 |
| 4.1 对传统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拟合效果 |
| 4.2 MIDAS模型 |
| 4.2.1 基础MIDAS模型 |
| 4.2.2 MIDAS自回归模型 |
| 4.2.3 MIDAS模型估计方法 |
| 4.3 对消费支出预测结果对比 |
| 4.3.1 低频控制变量的选取 |
| 4.3.2 对消费支出的预测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指数应用效果评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之处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 |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消费者偏好与需求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2.1.3 基于新古典主义的耐用品模型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3 产品竞争力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4 基础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 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1 国外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2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2.1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 3.2.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 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3.1 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 3.3.2 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 3.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 |
| 4.1 数据收集与问卷设计 |
| 4.1.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
| 4.1.2 问卷设计与样本结构 |
| 4.2 模型的选择和构建 |
| 4.2.1 离散选择模型分类 |
| 4.2.2 模型的选择 |
| 4.3 理论分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4 模型的回归与分析 |
| 4.4.1 新能源汽车的长期/短期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城市公交系统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 |
| 4.4.3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
| 5.2 基于消费者品牌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2.1 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的需求研究 |
| 5.2.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 5.2.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 5.3 基于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3.1 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 |
| 5.3.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需求研究 |
| 5.3.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偏好研究 |
| 5.4 基于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实证研究 |
| 5.4.1 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研究 |
| 5.4.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 5.4.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的选择 |
| 6.2 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影响 |
| 6.2.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 6.2.2 模型的回归与检验 |
| 6.2.3 模型的解释与分析 |
| 6.3 调查结果的统计性描述 |
| 6.3.1 消费者家庭车辆的拥有情况及消费偏好 |
| 6.3.2 消费者个人认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调查结果 |
| 6.3.3 消费者的汽车共享出行情况调查 |
| 6.3.4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与偏好 |
| 6.4 本章小结 |
| 7 基于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1 基于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政策导向 |
| 7.1.1 加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等意识的个体认知 |
| 7.1.2 强化产品特性提高产品质量 |
| 7.1.3 加强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
| 7.1.4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公共交通体系完善 |
| 7.2 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2.1 增加新能源汽车国产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
| 7.2.2 鼓励自主研发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
| 7.2.3 产业补贴和扶持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
| 7.2.4 针对消费者特点的产业发展策略 |
| 7.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3.1 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 |
| 7.3.2 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提高产品性能 |
| 7.3.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注重产品设计与品牌管理 |
| 7.4 市场需求下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
| 7.4.1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进行深度合作 |
| 7.4.2 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机制 |
| 7.4.3 打破区域壁垒增进区域协同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4）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脆弱理论 |
|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 |
| 三、行为金融学理论 |
| 四、金融风险传染理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及风险传染计量的研究现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计量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的研究现状 |
| 一、信号法 |
| 二、模型法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综合指数的构建方法 |
| 二、因子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说明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预处理 |
| 第三节 构建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
| 一、数据检验 |
| 二、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传染机制 |
| 二、传染载体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金融行业内部的风险传染效应 |
| 一、数据说明 |
| 二、德国等三个国家的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 |
| 一、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
| 二、基于阿根廷等四国的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国际传染机制 |
| 一、经常项目传染途径 |
| 二、资本项目传染途径 |
| 三、心理因素传染途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国际同期传染效应 |
| 一、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不受同期风险传染 |
| 二、美国和日本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三、德国和希腊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第四节 国际长期传染效应 |
| 一、模型设定 |
| 二、长期传染效应的实证结果 |
| 三、长短期国际传染效应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预警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阿根廷 |
| 二、美国 |
| 三、泰国 |
| 四、希腊 |
| 第三节 阿根廷等四个国家预警效果的综合分析 |
| 一、货币因素 |
| 二、信贷因素 |
| 三、主权债务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应对国内风险的发生及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体系的救助措施 |
| 二、寻求国际合作 |
| 三、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二节 应对国际风险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市场应急性措施 |
| 二、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5）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理论思想的演进 |
| 一、早期关于金融管制的经济学观点 |
|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形成 |
| 三、经济自由主义背景下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
| 一、微观审慎监管及其局限性 |
| 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
| 四、宏观审慎监管运作机制保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多德—弗兰克法》立法背景和内容概要 |
| 第一节 美国次贷危机过程概述 |
| 一、第一阶段:金融机构损失扩大、流动性日趋紧张 |
| 二、第二阶段:流动性问题演变成偿付能力问题 |
| 三、第三阶段:雷曼公司申请破产,市场信心崩溃 |
| 四、第四阶段:市场恐慌情绪逐步平复,但前景仍然脆弱 |
| 五、第五阶段:市场开始流露出某种乐观情绪 |
|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分析 |
|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基础 |
| 二、债券市场泡沫加剧了危机的到来 |
| 三、高杠杆操作在流动性紧缩冲击下被迫折价处置资产 |
| 四、不当降低贷款标准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
| 五、忽视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使风险长时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
| 六、评级机构逐日盯市估值的评级方法对市场助长助跌推波助澜 |
| 七、金融从业人员过于短周期的考评激励导致盲目追逐高风险高收益业务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内容概述 |
| 一、建立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督机制 |
| 二、整合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对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执业行为实施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有效监控整体风险敞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风险定义和特征 |
| 二、转变系统性风险监管理念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系统性风险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和监管 |
| 二、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 |
| 三、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控股公司提高审慎监管措施标准 |
| 四、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自营交易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多德—弗兰克法》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淡化 |
|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执行不力 |
| 三、金融产品复杂化呼吁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强化消费者保护机制具体措施 |
| 一、保障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独立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
| 二、合理确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范围 |
| 三、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准司法执行权 |
| 四、授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州法律适用选择权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加强金融行为监管措施 |
| 一、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标准 |
| 二、严格限制高成本抵押贷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影子银行及其监管改革必要性 |
| 一、影子银行概念和发展原因 |
| 二、影子银行主要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
| 三、影子银行系统改革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监管的理念 |
| 一、基于宏观审慎监管将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机构纳入监管 |
| 二、从微观监管角度围绕净资本、杠杆率和风险拨备完善监管框架 |
| 第三节 《多德—弗兰克法》影子银行具体监管措施 |
| 一、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建立有序清算机制 |
| 二、建立对系统重要性影子银行的识别及司法审查机制 |
| 三、通过有序清算机制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 |
| 四、建立有序清算基金减轻纳税人负担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监管改革 |
| 第一节 衍生品监管改革背景 |
| 一、交易所自律监管过度到联邦统一立法监管 |
| 二、放松管制背景下行业自律监管模式占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具体措施 |
| 一、明确证监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衍生品市场监管的职权边界 |
| 二、建立衍生品交易商注册机制,提高业务透明度 |
| 三、建立衍生品交易保证金机制,降低杠杆率 |
| 四、建立场外衍生品市场互换交易整体持仓限制,抑制过度投机 |
| 五、建立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实现业务规模有效监控 |
| 六、限制联邦政府机构向衍生品业务交易商提供财务援助 |
| 七、衍生品业务监管规则具有“长臂管辖”效果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放松监管 |
| 第一节 《多德—弗兰克法》修订背景 |
| 一、《多德—弗兰克法》实施稳定金融市场走出了低谷 |
| 二、《多德—弗兰克法》大幅度提高中小型金融机构监管成本 |
| 第二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机制松绑的争论 |
| 一、特朗普本人竞选前后多次表达废止《多德—弗兰克法》的意愿 |
| 二、改革《多德—弗兰克法》的呼吁得到政界广泛支持 |
| 三、《多德—弗兰克法》的立法推动者强烈反对废止该法 |
| 四、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诉求推动修改《多德—弗兰克法》 |
| 第三节 对《多德—弗兰克法》修订的过程 |
| 一、财政部报告突出强调简化监管措施 |
| 二、众议院意图通过法案全面废止《多德—弗兰克法》 |
| 三、两院妥协部分放松《多德—弗兰克法》监管措施 |
| 第四节 《经济增长、放松管制与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内容 |
| 一、放松消费者抵押贷款监管限制条件 |
| 二、放松中小型信贷机构的审慎监管要求 |
| 三、放松对资本市场的部分监管要求 |
| 四、缩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优化审慎性监管要求 |
| 五、加强消费者保护机制,提高特殊群体保护力度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多德—弗兰克法》及其修订金融稳定有效性评价 |
| 第一节 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以金融稳定有效性对《多德—弗兰克法》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
| 二、有效增进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措施 |
| 一、《多德—弗兰克法》自身可能不利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监管措施 |
| 二、《经济增长、放松管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松绑监管可能加剧宏观波动 |
| 第三节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习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有关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概念及其测度的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有关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情况 |
| 第二节 旅游业入境旅游游客状况 |
| 第三节 旅游服务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旅游服务贸易逆差额过大 |
| 二、旅游业地区发展不平衡 |
| 三、旅游业服务质量较低、产品单一 |
| 第四章 相关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指标 |
| 第二节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 |
|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 |
| 二、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
| 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四、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 |
| 五、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总评 |
| 第二节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一、变量的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三、建立VAR模型 |
| 四、模型稳定性检验 |
|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六、脉冲响应 |
| 七、VAR模型估计 |
| 八、方差分解 |
| 第六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数据来源及样本介绍 |
| 1.6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社会信心与社会信任的辨析 |
| 2.1.2 社会信心的概念界定 |
| 2.1.3 社会信心衡量维度 |
| 2.2 社会信心影响因素研究梳理 |
| 2.2.1 社会信心影响因素研究历程 |
| 2.2.2 社会信心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2.3 研究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腐败-增长理论 |
| 2.3.2 腐败与腐败感知 |
| 2.3.3 经济增长与社会信心 |
| 2.4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变量界定 |
| 3.1 自变量——腐败感知 |
| 3.1.1 腐败感知的测量方法比较 |
| 3.1.2 本研究中腐败感知的测量 |
| 3.2 因变量——社会信心 |
| 3.3 控制变量 |
| 3.3.1 代际机会差异 |
| 3.3.2 社会地位 |
| 3.3.3 政府信任 |
| 3.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3.4.1 自变量描述——腐败感知状况 |
| 3.4.2 因变量描述——社会信心状况 |
| 3.4.3 控制变量描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关系实证分析 |
| 4.1 腐败感知状况的因子分析 |
| 4.2 回归分析:腐败感知对于社会信心的影响 |
| 4.3 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关系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基本结论 |
| 5.2 启发与思考 |
| 5.2.1 反腐倡廉有助于提振社会信心 |
| 5.2.2 发展是提振社会信心的关键 |
| 5.2.3 维护政府信任就是呵护社会信心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8）基于差分灰狼算法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统计预测方法文献综述 |
| 1.2.2 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方法文献综述 |
| 1.2.3 组合模型预测方法文献综述 |
| 1.2.4 基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文献综述 |
| 1.3 本文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方法概述 |
| 2.1 完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自适应技术 |
| 2.2 差分优化灰狼算法 |
| 2.2.1 差分进化算法 |
| 2.2.2 灰狼算法 |
| 2.2.3 差分灰狼算法 |
| 2.3 神经网络原理 |
| 2.4 常用神经网络 |
| 2.4.1 反向传播神经网络 |
| 2.4.2 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 |
| 2.4.3 Elman神经网络 |
| 2.4.4 极限学习机神经网络 |
| 2.5 组合预测 |
| 3 基于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的模型设计 |
| 3.1 实证研究数据描述 |
| 3.2 预测模型评价指标 |
| 3.3 预测性能检验-DM检验 |
| 3.4 预测模型构建的步骤 |
| 4 基于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模型的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4.1 实证一: 新预测模型与经典单一模型的比较 |
| 4.2 实证二: 新预测模型与基于CEEMD处理的模型比较 |
| 4.3 实证三: 新预测模型与基于DEGWO优化的模型比较 |
| 4.4 实证四: 新预测模型与不同组合方式模型比较 |
| 4.5 实证五: 新预测模型效果检验-DM检验 |
| 5 结论与展望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转型升级 |
| 2.1.2 知识产权 |
| 2.1.3 知识产权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竞争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3 三螺旋理论 |
| 2.2.4 专利地图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动态 |
| 2.3.2 国外研究动态 |
| 2.3.3 研究综评 |
| 3 知识产权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辨析 |
| 3.1 机理分析 |
| 3.2 知识产权与创新驱动 |
| 3.3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 |
| 3.3.1 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3.3.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
| 3.4 基于四螺旋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G-CPU”驱动范式 |
| 3.4.1 范式构建 |
| 3.4.2 特征描述 |
| 3.4.3 机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与成效 |
| 4.1 中国轻工行业发展轨迹与政策梳理 |
| 4.1.1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
| 4.1.2 轻工业联合会的政策与实践 |
| 4.1.3 部委间的协同与支撑 |
| 4.2 基于中轻景气指数的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态势 |
| 4.2.1 总体景气指数 |
| 4.2.2 工业增加值增速 |
| 4.2.3 主营业务收入 |
| 4.2.4 商品出口 |
| 4.2.5 效益水平 |
| 4.3 轻工行业转型升级实践成效 |
| 4.3.1 轻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不断巩固 |
| 4.3.2 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优化和提升 |
| 4.3.3 轻工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
| 4.3.4 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支撑功能日益明显 |
| 4.3.5 轻工业知识产权呈现明显阶梯式进步 |
| 4.3.6 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重点子行业转型效果明显 |
| 4.4 轻工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4.1 轻工业增长缓慢,下行压力较大 |
| 4.4.2 国际贸易摩擦严重,出口形势严峻 |
| 4.4.3 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 |
| 4.4.4 行业运行分化较大,企业效益不佳 |
| 4.5 本章小结 |
| 5 知识产权驱动轻工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度量与困境剖析 |
| 5.1 基于“Patent-Map”的中国轻工业专利状态分析 |
| 5.1.1 轻工业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态势分析 |
| 5.1.2 轻工业专利运营情况 |
| 5.1.3 轻工业专利申请人结构分析 |
| 5.1.4 轻工业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
| 5.1.5 轻工业专利除本土外技术原创国家/地区分布 |
| 5.1.6 轻工业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
| 5.1.7 轻工业子行业专利分布比例 |
| 5.2 知识产权对轻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
| 5.2.1 模型与方法 |
| 5.2.2 指标与数据 |
| 5.2.3 贡献度测算结果分析 |
| 5.3 专利视角下的轻工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分析 |
| 5.3.3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5.3.4 结论及特征分析 |
| 5.4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困境 |
| 5.4.1 战略意识普遍缺乏,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
| 5.4.2 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5.4.3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权利失效流失严重 |
| 5.4.4 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转型升级 |
| 5.4.5 子行业与地区知识产权创造不平衡 |
| 5.5 本章小结 |
| 6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驱动力构建 |
| 6.1 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5Fs” |
| 6.2 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 |
| 6.2.1 基于价值链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工作机制 |
| 6.2.2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提升过程机理分析 |
| 6.2.3 轻工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提升的支撑体系 |
| 6.3 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 6.3.1 “五环”模型构建 |
| 6.3.2 “动力火车”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3.3 支撑要素 |
| 6.4 知识产权运营能力 |
| 6.4.1 基本模式 |
| 6.4.2 影响因素 |
| 6.4.3 系统模型及工作机制 |
| 6.5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能力 |
| 6.5.1 服务体系 |
| 6.5.2 工作机制 |
| 6.6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
| 6.7 本章小结 |
| 7 基于“G-CPU”的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 |
| 7.1 政府驱动路径 |
| 7.1.1 充分发挥创新政策的引领作用 |
| 7.1.2 鼓励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
| 7.1.3 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 |
| 7.1.4 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7.1.5 建立全方位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 |
| 7.2 企业驱动路径 |
| 7.2.1 实施轻工业专利导航和战略布局 |
| 7.2.2 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 |
| 7.2.3 创新轻工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
| 7.2.4 提升轻工企业质押融资信用水平 |
| 7.3 科技平台驱动路径 |
| 7.3.1 组建轻工业知识产权联盟 |
| 7.3.2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模式 |
| 7.3.3 充分发挥科技平台的综合效应 |
| 7.3.4 抓好重点服务平台建设 |
| 7.3.5 提升产业集群协同能力 |
| 7.4 高校驱动路径 |
| 7.4.1 强化政策激励与导引功效 |
| 7.4.2 制订专利战略规划和布局 |
| 7.4.3 打造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 |
| 7.4.4 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新模式 |
| 7.4.5 创新综合服务体系和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 |
| 附录2 中国轻工业经济指数统计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导师课题、主持课题与获奖 |
（10）消费者信心、股指收益与经济增长研究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结构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消费者信心与经济增长 |
| 2.2 股指收益与经济增长 |
| 2.3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混频数据模型 |
| 3.1 MIDAS回归模型 |
| 3.1.1 基础MIDAS模型 |
| 3.1.2 MIDAS回归模型的扩展 |
| 3.2 理论预测模型 |
| 3.2.1 单变量MIDAS预测模型 |
| 3.2.2 多变量MIDAS预测模型 |
| 第四章 消费者信心与经济增长 |
| 4.1 理论阐述、数据与模型 |
| 4.1.1 理论阐述 |
| 4.1.2 数据与模型 |
| 4.2 单变量MIDAS(m,K)模型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 |
| 4.2.1 MIDAS(m,K)模型的估计与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 |
| 4.2.2 MIDAS(m,K,h)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与样本外预测 |
| 4.2.3 MIDAS(m,k,h)-AR(1)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与实时预报 |
| 4.3 多元MIDAS模型的实时预报与短期预测 |
| 4.3.1 M(n)-MIDAS(m,K)模型的估计与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 |
| 4.3.2 M(n)-MIDAS(m,K,h)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比较与实时预报 |
| 4.3.3 M(n)-MIDAS(m,k,h)-AR(p)模型的样本内预测和实时预报 |
| 第五章 股指收益与经济增长 |
| 5.1 理论阐述、数据与模型 |
| 5.1.1 理论阐述 |
| 5.1.2 数据与模型 |
| 5.2 单变量MIDAS(m,K)模型的实时预报与短期预测 |
| 5.2.1 MIDAS(m,K)模型的估计与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 |
| 5.2.2 MIDAS(m,K)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与实时预报 |
| 5.2.3 MIDAS(m,k,h)-AR(p)模型的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与实时预报 |
| 5.3 多元MIDAS模型的实时预报与短期预测 |
| 5.3.1 M(n)-MIDAS(m,K)模型的估计与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 |
| 5.3.2 M(n)-MIDAS(m,K,h)模型的样本内预测与实时预报 |
| 5.3.3 M(n)-MIDAS(m,k,h)-AR(1)模型的样本内预测和实时预报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消费者信心支持经济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货币政策、公众信心与经济波动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D]. 范学成.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2]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编制与应用[D]. 曹灿.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D]. 何春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D]. 罗茜.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5]美国《多德-弗兰克法》金融监管改革研究[D]. 王欢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 段喻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D]. 杨树飞.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基于差分灰狼算法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模型研究[D]. 邹鸿飞.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
- [9]中国轻工业转型升级的知识产权驱动力研究[D]. 邢战雷. 陕西科技大学, 2019(01)
- [10]消费者信心、股指收益与经济增长研究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D]. 黎依堞. 青岛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