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社会急剧变革、文化繁荣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继承了周易文化、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扬弃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系。老子“无为而治”思想要求人们遵循“道”的运行规律，以无为的态度对待社会和国家，让世间万物回归“自然秩序”，它包括道法自然的治国之道、清静无为的修身之道、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等。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对处理复杂问题、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可以将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社会治理、国际关系处理的重要原则，顺势而为地开展社会活动。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当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解体、战乱不断、文化争鸣的历史转型期，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稷无常奉”“生活无长宁”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状态；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传统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各种思想学说繁荣发展的文化转型期，形成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文化发展局面。此时期，在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分别为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有为”思想以及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无为”思想。“无为而治”是老子在《道德经》所提倡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它体现了各司其职的治理理念、各守本分的管理思维和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当代社会，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能够为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等提供许多参考和借鉴。然而，由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不仅具有遵循规律、顺势而为的积极价值，也具有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消解意义，常常为世人误解，所以，应当以辩证思维审视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探索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渊源
“道”是道家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也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老子以天、地、人和谐统一为出发点，审视了乱象丛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从宇宙论的高度建构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治理方案，提出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等思想主张。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不仅与形而上“道”密切相关，也与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等密切相关，所以，应当从哲学根基、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方面考察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生成过程，进而把握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本质。
该项目的技术关键是山洪预报，欧盟专家清晰地认识到，鉴于山洪的特点，传统的洪水预报方法在应用于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中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无为而治”思想以“道”为形而上依据
老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万物演化的规律、至高无上的实体，它孕育宇宙万物又规定着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但是，“道”文是玄妙深邃、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阐述了玄妙深邃的“道”，确立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显然，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无法以理性和认知的方式把握的，只能以感知和体悟的方式把握。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在自为的“道”，老子就以比喻、类比等方式来阐述“道”，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89“反者，道之动”［1］223等。同时，老子从自在自为的“道”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将形而上的“道”落实到了政治、修身、治国等领域，形成了内涵丰富、玄妙幽深的道家思想。“无为”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是老子的宇宙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形而上的“道”在政治、修身、治国等领域的重要表现。无为而治是老子“道法自然”哲学观的延伸和发展，体现了遵循天道、顺从自然的为政与治国理念。学者晁福林认为，“无为”并不是简单、消极的不作为，而是顺应规律、循道而行的“无为而无不为”。［2］从政治哲学视角看，无为不仅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一种统治策略和治理手段。无为而治是“我无为，民自化”［1］248和“我无事，民自富”［1］248，是以“无为生有为”的治理思想。
（二）“无为而治”思想以百家争鸣为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耕社会，人们对季节更替、气候变化等非常在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自然比拟社会、人世的思维观念，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中就有“宇宙天地生于大一”等论述，这些深刻影响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如，在《道德经》中老子就以水的特性比喻玄妙深邃的“道”，阐述了以人、地、天、自然、道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阴阳平衡、刚柔相济、厚德载物的周易文化也深刻影响着道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老子以周易文化为基础阐述了道生万物的演化规律。［3］但是，如果仅仅是对农耕文化、周易文化的传承，还不足以让老子建构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无为而治”思想。事实上，在思想体系建构中，老子还扬弃了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并在批判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比如，老子对儒家所提倡的“有为之政”就持批判态度，认为儒家礼教的“仁义礼智”会使人变得文饰、造作、虚伪等，使人失去淳朴自然的本性，所以，应当摒弃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这样才能恢复“民复孝慈”的社会风气。此外，老子也看到法家思想的种种弊端，如“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284，严刑暴虐，民不聊生等。老子认为，统治者应当减少繁杂严酷的法令，减少对老百姓的约束和限制，这样才能实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建设“盗贼无有”［1］136、天下太平的盛世。在面对墨家的治国思想时，老子看到了墨家“重智、尚贤”所带来的因智生伪、以智乱国等问题，提出了“人多利器，国家滋昏”［1］284“民之难治，以其智多”［1］312等观点，并提出了“绝圣弃智”“爱民治国”的无为思想。［4］
（三）“无为而治”思想以社会转型为时代背景［5］
老子认为，统治和治理是社会发展中迫不得已的选项，统治和治理的目的是让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回归自在的美好状态，统治和治理应当以“道法自然”为价值原则和最高目标。但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简单的无所作为，而是在“不可为”的事情上顺其自然，在“可为”的事情上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地推动事物发展。老子认为，如果不遵循“道”的运行规律，无视天地、自然和人性之道，必然会产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后果。［1］183所以，老子要求统治者简政放权、轻徭薄赋、清心寡欲、遵循社会的“自发秩序”等，让社会进行自我完善和自然发育等。此外，在“法自然”这一形而上依据基础上，老子提出了“法天地”，要求统治者“卑弱以自持”，以柔和静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在老子看来，人世间所有的活动都应当回归自然自在的状态，统治和治理就是让人类社会回归本源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省力、最有效的治理方式，统治者应当放弃了调动社会资源、重构世界秩序、积极改造世界等美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愿景，以顺道无为、简政放权的方式统治国家。老子还认为，统治者应当充分尊重社会治理的自在性，不妄为、少干预、顺民情等，不可一厢情愿、拔苗助长地胡作非为；应当轻徭薄赋、清静无为和休养生息；应当“无为”，少作为，只有当统治者“无为”时，老百姓才能有所作为，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放到生产活动中，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安的社会理想。
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内在意蕴
第二，追慕士僧交往的风流雅调。 这主要有三类，或追慕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等名士与智朴的交际； 或慨叹画卷历经百年，诸老风流，墨迹犹在； 或追慕并憧憬时人及后人续题，对此画卷仰慕至极。
（一）道法自然：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治国之道
“无为而治”思想产生于传统宗法制度瓦解、天下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期，旧的伦理秩序和社会道德土崩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等尚未形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竞争、改革、战争、杀戮等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诸侯国之间频频发生的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老子生活于秩序解体、思想混乱、民不聊生的乱世之中，他目睹了社会转型给普通百姓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是他却无法看到时代转型和历史发展的曙光，于是他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时代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孔子、墨子等不同，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主张，并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作为自己的治国及修身理念。在《道德经》中老子以形而上的“道”为出发点，阐述了天、地、人、自然之间的关系，建构了系统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老子看来，“道”不仅是秩序和规律，还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不管是国家治理、社会建设，还是发展生产和修身养性，都应当遵循至高至上、支配万物的“道”；［6］天下大乱、纷争不断、弑君篡位、民不聊生等问题都是由于人的贪婪和欲望造成的。老子认为，只有区别“无为”与“有为”，做到“为有为”“为不为”和“无为而治”等，才能更好地重构社会秩序和大同社会；只有遵循“道”的运行规律，按照社会的本真、人的本性等治国理政，才能矫正由于贪婪和欲望所带来的各种战争、掠夺和杀戮。
（二）清静无为：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修身之道
老子对“有为”“乱作为”等持批判态度，将统治者不切实际的“有为”看作问题的根源。在老子看来，文治武功、励精图治、攻城略地等都是不符合治理之道的“小聪明”，是缺少政治智慧和思想深度的表现，统治者完全没有必要频繁地干预政事，如果百姓整日疲于应付政治命令，必然无暇顾及劳动生产，最终会导致民穷财尽；如果徭役赋税超过了百姓的承受极限，就可能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从“无为而治”治国逻辑推演下去，最终能够得到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这也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终极归宿。所以，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过多干预百姓生活，而应当让人类社会按照内在的“自然秩序”演化，政治权力的过多干预往往会带来反抗、战争、祸乱、灾难等，统治者应当以最少的刑罚律令、仁义忠孝等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老百姓按照传统的社会习俗生活，整个社会就可以相安无事、和谐相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描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从表面上看，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荒谬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了统治和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老子“小国寡民”理想也有其合理之处，统治者珍惜民力、爱惜民生、减少社会干预往往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如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具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特征，而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等往往因“有为”之政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8］
（三）小国寡民：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社会理想
老子是非常重视修身之道的思想家，其道法自然、顺势而为、以柔弱胜刚强、无为无不为等观念就是道家修身养性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认为，欲望和贪婪往往是社会动荡、民穷财尽、民怨沸腾、战乱频繁的根源，统治者应当清心寡欲，克制自己的焦虑、浮躁、贪婪、欲望等，以休养生息、顺势而为的心态对待政治活动，以敬畏、谦卑、恭敬的心态对待国事和政事。只有自省慎独、虚心谦退、宽容万物、矜重庄敬、志意若一等，才能顿悟“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人生境界，达到敦兮、旷兮、浑兮的得道状态。同时，老子还认为，民之所愿、民之所需往往是复杂的、动态的和多元化的，位高权重的统治者无法穷尽所有的民意、民情和民需，也无法在治国理政、社会管理上做得尽善尽美，统治者无法洞察“道”的运行规律，也无法像圣人那样洞察人世间所有的“小”，只是从权力的“傲慢与偏见”进行治国理政的，这些往往是导致治国无道、越治越乱、民不聊生的根源，所以，统治者应当控制自己的欲望，遏制自己的“有为”思想，让民之化、民自正、民自朴。从总体上看，老子的清心寡欲的修身之道可以概括为：统治者要控制自己的政治欲望，少一些建立不世之功的宏图大志，避免不必要的军事活动和征伐掠夺；要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树立俭省节约的生活态度，减少对百姓的掠夺和索取；要控制自己的喜好和情感，做到清静无为、循道而行。［7］
三、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清静无为的修身思想利于提高官员素质，改善政府形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开始泛滥，这些给官员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并导致贪污腐败、贪图享乐、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肆意横行，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官员及政府的态度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以“清静无为”思想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修身意识，以清正廉洁、克己奉、清心寡欲等标准要求自己，自觉地将党和国家利益放到首位，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和道德修养。习近平就提出，应当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能够自觉坚守原则、树立崇高的价值信仰。
本文检验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基本面与其实际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估算了每个城市的房价偏离度。研究发现，实际收入、信贷扩张和人口城镇化等因素是长三角地区房价上升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房价偏离的视角，对可能存在的“补涨”效应进行了事实检验，重新审视南京和杭州近一轮的房价上涨。分析发现，实际房价连续低于基本面价格的城市，未来房价具有上涨的空间，的确存在着“补涨”效应。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在市场机制下，房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熨平”机制，房价偏离所带来的价格空间在未来的一定时机会释放出来，短期的房价调控手段并非治本之策。房价偏离与“补涨”效应的解释逻辑，对于深入理解部分城市房价上涨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无为而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
现代社会是社会分工发达、利益关系复杂、社会风险增多的复杂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了许多社会治理难题，如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泛滥、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比如，人类妄图控制经济发展周期，干预经济发展规律，由此带来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经济发展问题；各个民族都盲目而固执己见地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最优秀的，从而带来了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等。在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时，我们可以从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中获得很多启示，比如，老子就认为，“道”是无法以理性和认知的方式把握的，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9］
根据科学管理内涵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家企业是彼此合作的系统，只有这些愿意做且能做的人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企业才能取得成功。
首先，树立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治国理政要协调多方面的矛盾、关系和利益，要解决诸多复杂问题，这些往往超越了管理者的认识与能力范围，管理者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管理者应当承认自己的不足和无能，充分认识到为政之道的“不可为”，以顺其自然、遵循规律的方式治理国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不欲以静，天下自定”的社会治理状态。管理者应当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理性至上的社会治理理念，树立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采取合理治理、有限治理和有效治理的方式，以顺应规律、顺势而为的态度治理自然、社会和国家。
（三）有利于疫病的控制 最近几年，生猪疫病防治压力巨大，而在分散经营状态下，疫病免疫控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户防疫意识淡薄，不愿主动接受免疫；二是免疫工作量大，成本高，免疫不彻底；三是引种及产品流通无法控制，导致病原进入。积极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可以极大的为养殖户规避疫病风险，降低免疫成本，为引导养殖户科学引种、交易、免疫创造条件。
最后，以无为而治的理念解决发展性问题。习近平指出，在改革发展中应当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应当顺应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遵循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相协调的原则，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治理中应当摒弃不切合实际的社会理想，警惕工具理性和国家理性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减少因改革、解放、发展等带来不必要的政治悲剧，为企业发展、市场机制、公民社会等提供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
在先秦时期儒家、墨家等多以“有为”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国家等，要求统治者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以正确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但是，老子却以“无为”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等，要求人们遵循“道”的运行规律，以无为的态度对待社会和国家，让世间万物回归本源、人类社会回归自然秩序。在《道德经》中，就有许多道法自然、回归本真的论述，如“我好静，民自正”“我无欲，民自朴”等。［1］284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包括道法自然的治国之道、清静无为的修身之道、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等。
其次，以无为而治的理念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果深入反思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全球性问题不是人类“无为”造成的，而是人类“有为”和过度作为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体性思想、机械唯物论等“有为”思想的影响下，人类疯狂地破坏和掠夺自然，带来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所以，管理者应当以无为而治理念解决肆意泛滥的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就曾提出，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尊重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类社会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本着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充分发挥世界各国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些充分体现了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无为而治理念，也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治理方案。
（二）无为而治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思路
老子不仅将“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归宿、规律等，还将“道”看作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等所要学习的榜样。［10］在老子看来，手握大权的统治者往往会被人性的贪婪、自私、虚荣、残暴等劣根性所控制，干出穷兵黩武、众叛亲离的蠢事和暴政，所以，统治者应当加强道德修养，控制自己的贪婪、虚荣、欲望等，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思想觉悟，以清静无为的态度对待政治及社会事务。老子的这种清静无为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化解党群关系和干群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不仅是一种治理理念和模式，还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思维方式，它所提倡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体现了各司其职的治理理念、各守本分的管理思维和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对人类处理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许多社会治理难题都是权力过度扩张、政府干预过度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学习和借鉴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态度开展治理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大同。
其次，清静无为的修身思想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官民矛盾。在当今社会中许多社会矛盾、群众性事件等都是地方官员的“有为”“乱作为”所造成的，比如，许多官员为了有政绩、能升迁等，大搞新农村改造、城镇化建设，盲目招商引资、项目上马，并以此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财政枯竭、与民争利等问题，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减少官员对经济发展的胡乱干预，减少与民争利问题的发生，所以，应以清静无为的修身思想指导地方官员，引导官员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问题，在管好自己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和社会管理。
意象美术常常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夸张奇特的形象、简朴豪放的笔墨、孤傲雄奇的格调，形成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达到言简意赅、形神毕具的胜境。
最后，应当以制度约束、反腐倡廉等方式规范党员干部的行政行为，减少官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胡作为、乱干预。习近平提出，坚持反腐的决心不能变，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基层，将纪律建设放到突出位置，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问题。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加强官德建设、规范执政行为、化解官民矛盾的执政思路，也是清静无为的官员修身思想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落实。
（三）无为而治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依据
作为以“无为”为理想主张的思想家，老子对“有为”的为政之道持批判态度，将统治者的“有为”、胡乱作为等视为社会混乱、民怨载道的根源，并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为形而上依据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11］在老子看来，兵者不祥之器也，国与国之间应当合道交往、和谐共处，而不应当以战争、掠夺、杀戮等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国应当循道而行，以谦卑诚信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小国更应对大国报以崇敬之心，这样才能实现国与国的和谐共处。不可否认，老子的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春秋战国时代往往缺乏可实践性，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社会中，老子的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却变得越来越有实践价值和可行性。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已变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也无法凭借一国之力解决气候变暖、文明冲突、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应当借鉴老子的循道交往、强而不霸、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等“无为”思想，并将之用于国际关系建设、国际问题处理等方面。习近平就提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当树立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而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更不能将一己之私、一国之利凌驾于全人类的利益之上；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当有大海般的胸襟，以大不攻小、强不凌弱、循道而行的态度对待周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但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政治也具有一些负面因素，如政治态度比较消极，否定政治冲突的积极性，对国际关系、国际事务过于消极等，所以，在借鉴老子小国寡民思想时，应当秉持唯物辩证的态度，不仅要继承老子思想中热爱和平、顺应规律、循道而行、强不凌弱等积极思想，也要摒弃老子思想中无所作为、消极无为等内容。习近平就提出，应当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传统秩序，建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的、和而不同的国际新秩序，在求同存异、共建共享中促进人类社会的共生共荣。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是道法自然、循道而为的治国理念，也是各守本分的管理思维和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是以形而上的“道”为哲学依据的，也是形而上的“道”在政治、修身、治国等领域的重要体现，体现了遵循天道、顺从自然的为政与治国理念。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包括了治国之道、修身养性、社会理想等方面内容，它不仅是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在当代社会中仍具有优化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国际关系等多重价值。［12］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人们往往将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看作消极避世的代名词，这无疑影响了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为此，应当以辩证态度对待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汲取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合理之处，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用于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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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864（2019）06-0064-05
doi:10.3969/j.issn.1671-7864.2019.06.019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胡静（1983—），女，甘肃康乐人，青海民族大学讲师，硕士，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史及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 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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