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摘要:作者根据在中国三十多年工作和二十年培训中国临床医生的经验，分享了对精神分析与中国人心灵相遇的观察。第一批学员在孩提时代经历了“文革”，常发展出的应对机制包括防御性理想化和其他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阻碍了对父母形象攻击性的修通。后来的受训者虽然没有经历“文革”，并且由于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少经历同胞相处问题，但他们常有心理发展问题，导致自恋的性格，并被特殊的社会环境或家庭待遇强化。作者讨论了提高妇女地位和年轻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并通过培训经历中的案例材料进行说明。此外，作者思考了儒家思想对家庭忠诚与中国新兴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广泛存在的贫困的影响。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人潜意识是否具有与民族志学者观察相对应的独特品质。
关键词:中国文化；创伤；理想化；中国人潜意识
当中国人的生活遇到精神分析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中国面对精神分析作何反应？中国的精神分析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12年钱志秀（音译）撰写有关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的文章。在随后的几年中，临床学科、政治、文学和哲学等研究领域陆续出版了与精神分析理论有关的文章。1929年，弗洛伊德著述的首部中文译本出版，即《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随后弗洛伊德几部核心著作译本相继出版。1920年至1949年，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翻译、解读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作品，一些著名中国作家都借鉴了弗洛伊德学派的主题进行写作。人们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理解并反对儒家思想对个人和社会的规则。
第二阶段是在“文革”结束后几年开始的，当时西方精神分析师被邀请来中国适当地提供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方面的讲座、研讨会及培训课程。现今大多数分析师都参与了这一发展。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中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精神动力学及精神分析培训的兴趣，以及越来越多的神经症与心身患者在住院和门诊治疗中接受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在Huang（2015）的书中甚至将这种快速发展描述为“精神繁荣（PsychoBoom）”。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同道迈出了用精神分析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第一步。
作为1983年首次被邀请到中国讲课的德国精神分析师，我是这个过程的外部观察者，但我很愿意分享我的观察，基于三十多年与精神分析相遇的经历，用精神分析来理解我所经历的中国人的生活。
下文提出的精神动力学假设主要基于与中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的精神分析相遇，发生在自1997年以来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理治疗培训项目中担任精神分析教师的过程中。这些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大多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可能是大学老师，或在精神病学、心理治疗门诊、心理咨询中心工作，这些机构随着不断增长的心理咨询需求已在中国广泛存在。在中国与德国我一共为28人进行了个体治疗，并与中国的几个阶段性密集型团体合作，其中有许多中国人在我所在的大学学习。我认为这些经历是民族-精神分析会谈，这种方法是由瑞士精神分析学家Pau l Parin（1972）提出的。我的精神分析方法和具体的访谈情况意味着有可能运用一种人格分析方法来比较它们，并得出关于“文化潜意识”的结论。因此，特定个体的命运可以被视为群体文化潜意识的特定实例——根据种族和年龄或世代来定义。我虽然不能号称理解“中国人的潜意识”，但已经探讨了参与培训学员所共有的集体潜意识。这些学员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大部分人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有高学历，从事教师、讲师、研究员、医生等工作，因此限制了结论和想法的推广度。但是，我的探索可能暗示了中国社会阶层必须要压抑的具体冲突的本质。
通过对许多心理治疗的督导和对中国人的 精神分析，我能对中国人的特定内心冲突有所了解。这些过程提供了有关文化对创伤处理的信息、整个社会变化的信息以及参与其中的特定个人的信息。
与此同时，团体过程以及个人精神分析课程都对文化潜意识进行了探索。对于个人，精神分析不仅理解个人的命运，而且还面对着个体所在的文化，这些方面通常是在潜意识层面，未经过反思，尤其是集体和累积的创伤。我们的中国同事杨蕴萍（2014）报道了贫困所致的心理创伤如何影响中国文化中家庭成员的个体化和自我同一性的发展。种族-精神分析学家Devereux（1978）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我们区分种族和特质性的潜意识种族-心理学工作-任何跨文化的相遇，都会变得更容易。种族潜意识是由潜抑过程决定的，是文化的典型表现，这种过程始于特定种族群体的典型创伤并影响这种文化中的每个成员：“每种文化都允许某些幻想、驱力和其他精神表现形式进入并保持在意识层面，并要求其他内容受到潜抑。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种文化的所有成员都有许多共同的潜意识冲突”（Devereux,1974）。相比之下，特质性的潜意识只能根据个人在自己文化中的命运来理解。两种形式的潜意识相互补充；就像个人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领悟一样，它们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简化。被看见的程度取决于观察者及其特定的兴趣。然而，随后通过不同的方法路径获得的领悟确实形成了“互补单元”。一方面是通过精神分析获得的领悟，另一方面是从民族学观察中获得的领悟，Devereux对此的表述如下：“如果全体精神分析师都参与编写一个列表，内容涵盖在临床领域中发现的所有驱力、愿望和幻想，那么他们将逐项涵盖由民族学家编写的所有已知的文化信念和行动模式”（Devereux,1978）。
当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应用时，它们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而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潜意识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历。
强制堕胎是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话题，对我所经历的精神分析会谈产生了影响。这不仅发生在与个体谈话中，也发生在自我体验团体的动力上。当时大多数中国夫妇仍然只能有一个孩子：唯一的例外是少数民族、农民家庭和夫妻双方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对于那些有能力摆脱社会保健系统的人，非官方的例外仍然存在，例如，个人支付两个孩子的入托、上学和高等教育费用。
（1）几年前，在一个长程的自我体验团体中，一名女性成员怀孕了。她对婚姻生活感到不愉快和不满意，并与一位同事有婚外情。在团体中，她能够公开谈论对与所爱同事生孩子的渴望（这将是第二个孩子）与独生子女政策之间的冲突。该团体分享了她对堕胎的愤怒、烦恼、痛苦和悲伤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赞赏，毕竟它使中国经济繁荣昌盛。该团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如果太多的儿童带入人间会威胁到大多数人的富裕，那么这不是对社会负责的做法。对于政策的严格执行，人们坦率地表达了怨愤，同时也对那些实现生第二个孩子愿望的成员感到烦恼和嫉妒。在下一次团体体验中，发现这名女性最终决定流产。所有人都感到悲伤和沮丧；主要是团体中的女性谈论因类似的丧失和放弃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该团体还对我这个德国人表示嫉妒：生活在德国社会，不必做出这样的牺牲，并幻想我有众多子女。
以下案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话题，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
根据毛泽东思想，“半边天”应该留给女性，性别平等是中国的官方政策；然而儒家男性沙文主义继续主宰着部分中国人。虽然中国正式禁止产前性别诊断和女胎选择性流产，但与新生儿生理预期性别比例105：100仍存在严重偏差：目前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3：100，这一比例在0～14岁组中更加不平衡，每100名女孩中有117名男孩（Geschlechterverteilung- Sex Ratio,2015）。在中国北方的河南省和南方的海南省的一些城市每出生100名女孩就有130多名男孩出生（China und Indien droht enormer Männerüberschuss,2011）。 2011年，25～29岁年龄组未婚男性是未婚女性人数的1.92倍，而这一数字在30～34岁年龄组上升为3.27倍。这引发了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即女性和男性如何看待和表现出这样的社会发现，如持续喜好男性后代以及在意识和潜意识水平上有针对性地遗弃可能孕育的女孩。这导致了什么形式的羞耻和内疚，以及这一事实可能引起哪些冲突？对性别间张力以及在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对自身性别和异性性别的感知有何影响？
（2）独生子女政策、性别选择性堕胎和出生顺序的重要性成为另一个团体的重要议题。随之而来的潜意识竞争和嫉妒、死亡的愿望、同类相争的焦虑和暴力的内疚显而易见。在一次团体体验中，一名女性成员表达了她在第一个女儿之后迫切想要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之后另一位女性成员谈到几年前流产的经历。然后团体开始情绪激烈地讨论独生子女政策。一名男性成员突然开始谈论对母亲的感激之情，母亲把他带入这个世界，其他男性成员也表示赞同并表达了类似的感情。我提出，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男性对母亲的感激，而且也是他们羡慕母亲和女人潜在的给予或拒绝给予孩子生命的能力，沉默随之降临。团体压抑地沉默了二十多分钟，接着是十五分钟的琐碎谈话。所有成员似乎都感觉到这个团体已经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予以否认。最后，一位男性成员开始讲话并描述了自己出生后父亲如何被降职，以此惩罚父母未能遵守独生子女政策。他的姐姐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他没有出生，她的情况会好得多。其他成员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但很快就感到悲伤。他们谈到了许多痛苦：想多要孩子；这种痛苦似乎充满了内疚。第二天的团体体验开始时人们沉默了10分钟，当我将其解释为团体阻抗的表现时，这种沉默被打破了。然后，许多成员谈到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及其意义，关于尽管母亲有意堕胎，但他们幸存下来，以及父母试图生出儿子而忽略了已经出生的女儿。一些成员表达了希望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
扦插育苗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最佳扦插育苗时间在夏季。在扦插育苗中，选择已经木质化和叶片完整没有病虫的枝条，把枝条截成4cm左右的插穗，在扦插的时候要保持直立，防止倒斜。
“嘘！”小达像正在全神贯注钓鱼的人忽然被人往水面上扔了一块石头一般，“小声点！眼看天就要黑了，说不定很快就能见到蜡像馆的‘幽灵’了！”
同样在这样的时刻，团体能够对成员的经历开展工作：成员开放地运用他们必须互动和自由联想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开启的退行过程的困扰。根据团体焦虑和不同团体特定的阻抗模式解释团体的进程，帮助团体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沟通。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1997—1999）提供的第一次心理治疗培训项目的大多数学员出生于1960年至1970年，并在婴儿期或青春期经历了“文革”。在这些学员自我体验谈话中呈现的最强烈的防御和应对机制，是对表现强劲的家庭理想的过度关注。这种冲突解决模式在中国家庭成员中尤为常见，在“文革”中经历了打击、迫害和被迫分离。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此期间发生的及大部分迫害都具有大量的施虐特点，其目的是公开羞辱别人。Wurmser（1981）指出，中国的耻辱与个人私生活的关系逊于对社会形态的保护。这体现在高度遵守正式社会关系结构和根深蒂固的仪式与规则，例如，孝道的概念：儿童的敬畏和对父母的照顾义务。任何违反这一体系规则和承诺的行为都会导致失去面子，这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竭力避免的。因此公众的谴责和羞辱引发的主要情绪是羞耻，并且在许多家庭中产生了具有约束力的“普遍理想”：通过努力工作和表现来弥补。这种补偿性理想就像Lorenzer（1965）描述的防御综合症，可能是对儿童期或青春期严重自恋性受损的反应。这种防御综合症的表现形式为情感隔离：不影响对现实的感知，但其情感结果被否认。与此同时，自恋性受损的价值被高估了。 Haag和Mei（2004）在对“文革”心理社会后果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其中有30名受试者接受了访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排除‘文革’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所承受的来自家庭的巨大权力压力，必须从其他方面看待对自恋入侵的修复”。但就我研究的中国人而言，Parin（1977）的适应或应对机制的概念似乎是相关的。像其他防御机制一样，调整或应对机制是在潜意识层面的、自动的、统一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不想要的冲动、情绪或欲望，以应对暴力的社会影响。在这些人中，适应机制产生了相对无冲突的应对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对家庭的过度认同和高绩效理念使与年龄相适合的个性化和分离过程变得复杂。特别是，这些价值观阻碍了承认并修通对父母形象的攻击性冲动。羞耻和分离创伤导致持久地抑制了攻击性。然而，这种抑制也符合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在“文革”期间被贬低，但现在已经恢复。青少年的潜意识攻击性用来对抗长者的权威性，其后果是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潜意识内疚和尝试弥补。
团体还讨论了中国社会特定发展的其他方面及其对个人心态和小型社会群体动力的影响。例如，在团体讨论中，反复提到了遵守儒家婚姻稳定传统与有时意味着相当差的婚姻关系之间的冲突。真正的亲密关系似乎在朋友关系中更常见，而不是在婚姻伴侣关系中。许多成员对旧结构的解体感到关切，它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为安全感提供了保障，在过去二十年中已被取代，但人们欢迎增加个人自由。
上海心理治疗培训的下一批学员没有提到“文革”的主题及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后果。这些学员来自年轻一代，他们正试图获得权力，至少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繁华地区。这些年轻人出生在中国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包括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更大的个人自由。其中许多学员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首先是政府规定，后来基本上与大多数中国人一致，每个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得到强化，少数民族和农民除外。这对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唯一的孩子成为父母和两对祖父母的关注中心。与上一代相比，独生子女的兄弟嫉妒和竞争经验要少得多。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品供应的增加给中国老一辈人留下的印象是，今天的孩子们在奢侈中长大，而年轻一代则认为他们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小王子”可以被视为自恋性社会性格的原型，结合了自我中心、理想化的自我概念和否认对他人的依赖。这个“新”的社会形象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过去的痛苦和丧失。我的研究结果仍是试验性的，提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新角色——至少在“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并且这与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有关。这个形象与旧的中国“知识分子”类型截然不同。在1912年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支持社会变革、现代化和西方启蒙思想。但是，新角色与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同，他们随后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对知识分子生活进行诽谤。这个类似于自恋人格的新形象是政治变化和动荡的结果，在一个现在面向利润和速度最大化的社会中发挥功能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一种“现代化的”精神装置，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它是朝向个人自由还是适应或屈服。
参考文献
China und Indien droht enormer Männerüberschuss.(2011).Retrieved Jan.31,2015,from http://www.welt.de/wissenschaft/article12815831/China-und-Indiendrohtenormer-Maennerueberschu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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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reux,G.(1978).Ethnopsychoanalyse.Die komplementaristische Methode in d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Freud,S.(1921).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London: Hog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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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g,A., & Mei,Z.(2004).Kollektive Traumatisierung—chinesische Schicksale im 20.Jahrhundert.Psyche—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ihre Anwedungen,58,352–366.
Huang,H.-Y.(2015).From psychotherapy to psycho-boom: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psychotherapy in China.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1,1–30.
Lorenzer,A.(1965).Ein abwehrsyndrom bei traumatischen verläufen.Psyche—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ihre Anwedungen,18,685–700.
Parin,P.(1972).A contribution of ethno-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to the theory of aggres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53,251–257.
Parin,P.(1977).Das Ich und die Anpassungs-Mechanismen.Psyche—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ihre Anwedungen,31,481–515.
Wurmser,L.(1981). The Mask of Shame.New York: Johns Hopkins Press,Jason Aronson.
Yang,Y.(2014).The impact of psychic trauma on individuation and self-identity: how the psychic trauma of poverty affects individuation and self-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family.In: D.E.Scharff & S.Varvin (Eds.),Psychoanalysis in China (pp.137–149).London: Karnac.
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fe Experience
Alf Gerlach*
University of Kassel,German
Abstract: The author shares his observations of the encounter of psychoanalysis with the Chinese mind,based on thirty years of work in China and twenty years training Chinese clinicians.The first trainees that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hildren often developed coping mechanisms including defensive idealization and other defences that precluded appropriate working through of aggression towards parental figures.Later generations of trainees did not think of the cultural trauma,and experienced few sibling issues because they have come from the one child generation,but they then have developmental issues frequently resulting i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often enhanced by special political or familial treatment.The author discusses issues of the improved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imbalance of male–female ratio among young adults,and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issues through vignettes taken from training experiences.He consid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fucian loyalty to family and the emerging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n China,as well as the role of wide-spread poverty,and finally po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are unique qualities to the Chinese unconscious that correspond to observations by ethnographer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trauma; idealization; Chinese unconscious
[心理学通讯 ,2019 ,2(2): 143-146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24]
Alf Gerlach，社会学家，医学博士，心身医学和精神分析学专家。 IPA成员和IPA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动力学培训项目的负责人；德-中心理治疗学会前任主席，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心理治疗学会，心理学和深度心理学会前任主席，Saarlaendisches Institut fuer Psychoanalyse前任主席。在德国私人执业，并出版临床精神分析和民族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
注：在第4界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首次宣读，题目为“当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分析相遇——特殊化与普及化”，中国合肥，2015年10月14日
*通信作者：
Alf Gerlach
在监测大体积混凝土的温度时，要将测温线与仪器配套起来使用，因为测温线的规格不同，选择测温线长度要根据承台的尺寸进行。浇筑完成承台混凝土后，要每天观测其养护期的情况，通常在第一天要观测两次，其后可以两小时观测一次，对环境温度和测温时间进行记录，并在多次测量后对数值变化不大的数值进行记录。在测温结束后，进行数据的汇总，并根据温度变化进行曲线绘制[2]。
很多驾驶员尤其是女司机都不知道驾驶证有效期这事。2016年4月1日施行新《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10年、长期，这对驾驶员来说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驾驶证有效期的关注度。驾驶证有效期在驾驶证上有详细说明，驾驶证过期后上道开车不但会受到交警的处罚，发生交通事故只有交强险赔付，商业险拒赔。
alf.gerlach@pulsaar.com
笔者的视听说课后学习任务包括部分课程教材内容及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任务。教材Let’s talk及View and Speaking环节的部分内容选作课后口头任务,以自主集体学习的形式开展，4-5人一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任务由教师下达，素材与教材各单元主题匹配,以自主个体学习的形式开展。
（英文版原文最初于2016年发表在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第二册中，武春艳译。）
*Corresponding author: Alf Gerlach,alf.gerlach@pulsaar.com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19,2(2): 143-146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24]
基金来源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标签：中国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潜意识论文; 团体论文; 成员论文; 《心理学通讯》2019年第2期论文; University of Kassel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