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现代公益活动的迅速发展，既是平衡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的时代需求，也是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青少年群体自身的特点及其与现代公益行为的契合度，促使我们研究影响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因素及公益行为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使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和参加公益行为的社会功能。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学校班级环境、个体同理心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有显著影响(p<0.05)；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社会责任感以及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p<0.05)。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不仅对其自身心理健康成长有积极的影响，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也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社会功能
一、问题提出
公益即公共利益，意指多数不确定主体的利益。公益行为则指主体所实施的慈善活动或志愿服务。中国社会步入快速的转型期后，其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风险、社会不公现象乃至社会冲突等问题也浮现出来。如由于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阶层区分，这种区分由经济上的不平等逐渐扩散到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并使这种不平等形成了一种时代困境，在这个困境当中，每个个体都感受到了被折磨的痛苦[1]。这也是社会风险发生的重要缘由之一。社会稳定风险的一般性表征便是群体性事件，这种事件所聚焦的便是“公共的善”是否能够及时发挥其作用[2]。“公共的善”乃为公益行为中的慈善行为，一种“对同胞的友善或者是为促进人类福利所做的努力”[3]。也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益行为日渐形式多样化，这也是公益行为得以发生的社会土壤，即有“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脆弱性”[4]的社会弱者的存在。
西门庆毫无疑问是金瓶梅里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对他的研究也是颇为深入。西门庆的形象内涵十分丰富，他既耽于女色，又善于经营；既天真多情，又精于谋算。其人生哲学就是赚钱与纵欲。以西门庆为核心，小说也设置了一系列影身人物。
当然，现代公益活动得以迅速发展不仅因为有“土壤”，还有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儒家文化，如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的“乡井同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以及“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便是公益活动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动因。佛教推崇的“大慈大悲”，“何谓为慈憨伤众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愿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著，不直有心而己”(《奉法要》)；道家老子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道德经》)等等，均对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从精神上进行了引领。在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今日，青少年群体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一方面是由于青少年群体本身具有的特点，比如作为社会“接班人”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能，并因此对他们的行为需要加以关注和引导；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群体对新媒体的“利用”程度非常高，这对青少年“微公益”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网民中的80%是青年，且从事互联网职业的人员中青年也占到了同样的比例，再从青年所获取信息的方式考证，应当说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5]。“微公益”作为一种依附于新媒体而产生的公益模式促进了很多公益集团的产生和转型[6]。这种公益模式运行的前提是网民，所以，作为青少年这一与新媒体“共生”的群体，研究其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公益行为对其的社会功能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目前，学术界对“公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其内涵从不同视角分析便有不同的理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公益是着眼于公众的共同利益，且能够提升大众的整体福利水平，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那么，公益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分配不均等导致的两类群体的产生：一种被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另一种则是能够对这类群体施以援手的群体。政治学则认为，公益其实是一种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权利分配体系。伦理学的角度观之，公益是一种价值体系与行为机制，即以人类幸福为其终极价值目标。经济学领域则视公益为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的特点是投资者不参与分配盈余且受益者是他人。从法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公益是一种权利义务分配体系，这种体系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平与正义[7]。教育学基于对教育和知识的理解，认为将教育视为公益事业理念有其局限性，故而提出了“共同利益”，即一种对公益终极意义追求的“共同的善”的精神：“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它是由人结合而成，而不仅仅是个人美德的简单累计。这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善意，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善行，人类也正是通过这种关系实现自身的幸福”[8]。
通过以上对公益内涵的梳理，我们对公益有了一个基本的认定，即公益是一种善，这种善可以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并通过这些领域对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作用。
目前对公益的研究，从内容方面来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公益基本理论的研究，比如上述所阐释的公益内涵研究、公益行为动因研究。关于后者，如从学理上将公益行为的原因分为责任或义务论、利己论、利他论、多元动机论；并基于此将公益行为分为道德型志愿公益行为、计较型志愿公益行为、带动型志愿公益行为、疏离型志愿公益行为[9]，以及法学领域中将民事公益分为集合性公益与纯粹性公益等[10]。二是基于新媒体时代下对微公益的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到微公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如认为微公益利己的利他主义可促进微公益发展，物质经济的发展使得微公益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一种途径[11]，政治环境对民间公益组织的限制、公益组织自身表现失当、人性对美的追求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均为微公益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平台与空间[12]；微公益传播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如学者提出群内动员、跨群动员和超群动员三种模式[6]，社交媒体平台的诚信力、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交流方式均会影响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13]；微公益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微观化的具体研究，如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参与且实行难以保证、效益评估方面的问题[14]，信息来源不可控可能导致道德失范、线上线下脱节、缺乏创意和策划等问题[15]，微公益对个体在线道德自我的建构作用等[16]。三是公益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17]，具体如对公益法含义的阐释[18][19]，公益告发制度的立法呼吁[20]，民事公益诉讼含义[21]、原则[22]、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23]等。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公益的相关研究虽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还是比较零碎，对其基础理论、微公益的实证研究、法律制度等方面内容的研究相对独立和分散，尤其是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少。
5.青少年心理健康(Y)
青少年对公益活动积极性很高，大多数青少年认为参与公益活动是一种责任与任务[24]，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不仅是其个性形成的条件和方法，也是少年期的一种主导活动形式[25]。也就是说，青少年参与公益活动不仅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其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很有必要。目前，青少年公益行为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较少，故本研究试图对青少年参与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功能进行量化研究，期望能够为青少年公益研究领域提供一定的实证参考。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从微观到宏观可分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26]。本研究对影响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的因素也是从家庭、学校和青少年自身这几个层面进行。在研究何种因素会影响青少年参与公益活动后，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参与公益活动的功能，也就是公益活动对个体的成长有何影响，乃至通过对个体的影响进而对社会的发展有何作用？本研究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1.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1.父母教养方式、学校班级环境、个体的同理心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有显著影响；
2.参加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3.参加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影响；
软文化包括适合学生的电影、电视、书刊杂志、网络信息等丰富的教学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内容和丰富的课堂内容。这些软文化能够拓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使得知识融会贯通。
4.参加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对象为温州地区两所中学的学生和一所大学的本科生，共计人数为956人，发放问卷95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760份。入样比例79.4%。样本中，男生占48.5%，女生占51.4%，所有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4-25岁之间。
(二)变量操作化
本次研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研究步骤是分析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第二个研究步骤是探讨青少年参与公益行为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那么，两个研究步骤涉及到的变量有：
1.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Y)
采用由郭仁露(2016)编制的《青少年公益心问卷》。该量表采用了李克特的5级计分方式，共39道题，包含同情友爱、环境意识、集体意识、热情自信4个维度；4个维度的信度均在0.75-0.84之间；本次研究4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85-0.94之间，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职业农民培育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县镇）应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领导、协调各职能部门做好制定全局性的培育计划。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积极参与，保证各部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并做好学前动员、学后跟踪调查和典型事迹宣传等工作，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考评、有奖惩、有措施，确保教育培训工程顺利实施，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提供组织保障。
量表由程玲红(2002)编制，包括集体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同伴责任感、道德责任感和社会发展责任感5个维度，共23个条目。量表采用5级评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6，重测信度大于0.7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2，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A组患儿中出现了腹泻8例，皮疹7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0.00%，B组患儿中出现了皮疹、腹泻各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00%。B组患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970，P<0.05)。
个体同理心的测评采用的是《中文版人际反应指标(IRI-C)量表》[27]，使用5点计分，包含：观点采择、想象、个人忧伤和共情关注四个维度，4个维度的信度均在0.56-0.82之间；本次测验4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63-0.85之间，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学校班级环境的测评采用由江光荣(2002)编制的《我的班级问卷》，采用5点计分方式，包含师生关系、秩序和纪律、竞争、学习负担、同学关系5个维度，5个维度的信度均在0.78-0.92之间；本次研究5个维度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72-0.85之间，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家庭因素的测评采用由C.Perris编制，岳冬梅修订(1993)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包含父亲、母亲两个部分。父亲部分包含6个维度：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偏爱、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6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在0.46-0.85之间。母亲部分包含5个维度：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偏爱、惩罚严厉、拒绝否认；5个维度的信度均在0.69-0.88之间。本次研究父亲部分各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66-0.81之间，母亲部分各个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71-0.82之间，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将图1中6个水文站作为分析对象，计算在不同保证率P（20%，50%，75%，90%，95%）情况下降水量XP［2］。
3.公益行为(M)
研究采用3个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其中三个单因素分别为被试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被试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以及被试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通过青少年公益行为的调查问卷对公益行为的发生状况从认知上来进行评判。
4.青少年生活满意度(Y)
量表由张兴贵和何立国(2004)编制，包括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6个分量表，共36个条目。量表采用7级评分，被试的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0.87-0.93之间，总量表和各分量表间隔一月的稳定性信度介于0.80-0.85之间。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8，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分析各年级减法口算广度的差异性，采用SNK方法，以P<0.05显著性差异为依据，根据组间及组内变异的具体情况将其分为5个等级，具体见表11．
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总分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F=8.834，p=0.004<0.01)；第二，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在家庭满意度(F=10.947，p=0.001<0.001)和环境满意度(F=6.764，p=0.011<0.05)上的得分差异显著。即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在家庭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的得分。
量表由苏丹(2007)编制，包括生活幸福、乐于学习、人际和谐、考试镇静和情绪稳定5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量表采用5级评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4，分半信度系数为0.849。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67，表明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6.青少年社会责任感(Y)
2.个体同理心、学校班级环境和家庭因素(X)
(三)统计分析方法
首先，对影响公益行为倾向的几个因素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然后，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探讨青少年公益活动对其社会功能(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水平和责任感)的影响。
四、研究发现
(一)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对公益行为倾向4个维度和同理心、班级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三个变量做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同情友爱与观点采择、秩序和纪律呈显著正相关(r1=0.106，r2=0.128，p<0.05)，与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r=0.130，p<0.01)；环境意识与同学关系、秩序和纪律呈显著正相关(r1=0.104，r2=0.117，p<0.05)，与母亲过分干涉呈显著负相关(r=0.027，p<0.05)；集体意识与秩序和纪律、竞争、学习负担呈显著正相关(r1=0.126，r2=0.106，r3=0.112，p<0.05)，与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r=0.132，p<0.01)；热情自信与秩序纪律、学习负担呈显著正相关((r1=0.114，r2=0.104，p<0.05)，与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r=0.162，p<0.01)。
为进一步探讨班级环境、个体同理心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预测作用，以公益行为倾向的各个维度为结果变量，以班级环境、个体同理心、父母教养方式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表明，青少年同学关系能够正向预测公益行为倾向维度的同情友爱(β=0.26，R2=0.02，p=0.009<0.01)、集体意识(β=0.127，R2=0.02，p=0.008<0.01)和热情自信(β=0.13，R2=0.03，p=0.001<0.01)，秩序和纪律可正向预测公益行为倾向的环境意识(β=0.146，R2=0.03，p=0.012<0.05)，母亲的过分干涉则可负向预测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环境意识(β=-0.089，R2=0.02，p=0.014<0.05)。
冬季皮肤干燥是发生瘙痒症的主要原因。瘙痒的人都喜欢用热水烫，但烫后皮肤的油脂膜被破坏了，皮肤就会更干、更痒，原有的炎症也会加重。提醒大家，没有一种皮肤病是烫好的！洗澡次数不要过频，水温最好在37℃以下，应选择中性或油性的护肤浴皂，尽量不要用力搓擦。养成使用皮肤保湿剂的习惯非常重要，可定期或在洗浴后全身涂抹具有保湿功能的护肤霜。
(二)青少年公益行为的社会功能实证研究结果
具体假设如下：
施肥应坚持“前重、中控、后补”的原则，施足底肥，早施分蘖肥，看苗补施追肥［5］。制种田施肥水平控制在每公顷纯氮187.5 kg左右。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经常、有时和偶尔)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对生活满意度总分有显著影响(F=5.954，p=0.004<0.01)；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不同频率在环境满意度(F=3.340，p=0.041<0.05)和自由满意度(F=3.324，p=0.041<0.05)上的得分差异显著。
基于空间句法理论[7]，将余荫山房平面转化为二维平面模型，运用凸边形地图法和轴线地图法从可视层以及可行层两个层面计算余荫山房的空间连接值和整合度,并对其可视图解进行对比及量化描述[8]。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F=4.598，p=0.034<0.05)，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在自由满意度(F=4.736，p=0.031<0.05)和学校满意度(F=1.225，p=0.004<0.05)上的得分差异显著。即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的自由满意度显著高于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
2.公益活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心理健康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总分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F=5.107，p<0.05)；第二，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在心理健康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p>0.05)。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经常、有时和偶尔)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心理健康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总分没有显著影响(F=1.314，p>0.05)；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不同频率在人际和谐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4.429，p<0.05)。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在人际和谐上，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偶尔(p=0.005<0.05)和有时(p=0.037<0.05)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心理健康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F=3.298，p>0.05)；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在乐于学习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6.693，p<0.05)，即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明显比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乐于学习。
3.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青少年社会责任感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再以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为自变量，以社会责任感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在社会责任感总分上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F=5.692，p=0.02<0.05)；第二，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在社会责任感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p>0.05)。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经常、有时和偶尔)为自变量，以青少年社会责任感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为自变量，以青少年社会责任感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总分有显著影响(F=5.679，p=0.005<0.05)；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不同频率在道德责任感(F=4.036，p=0.021<0.05)、集体责任感(F=5.144，p=0.008<0.01)、同伴责任感(F=3.793，p=0.027<0.05)和社会发展责任感(F=5.408，p=0.006<0.01)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在道德责任感上，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偶尔(p=0.006<0.01)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在集体责任感、同伴责任感和社会发展责任感上，偶尔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得分均显著低于经常(p1=0.003<0.01，p2=0.021<0.05，p3=0.005<0.01)和有时(p=0.023<0.05，p=0.018<0.05，p=0.007<0.01)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
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青少年社会责任感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以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为自变量，以青少年社会责任感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有显著影响(F=4.692，p=0.033<0.05)；第二，参加公益活动的自愿与否在社会发展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1=4.522，F2=5.342，F3=6.553，p<0.05)，即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明显比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有更高的社会发展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
本研究考虑拉脱和塑性变形两方面，运用ANSYS有限元软件建立了压铆连接的参数化有限元模型，研究了板孔径大小对压铆连接可靠程度的影响。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可知，板的孔径大小对压铆连接的推出力影响较大，需要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压铆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明代词论围绕“主情”和“音律”展开。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对苏轼以诗为词引发的豪放词风加以肯定，他认为“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与“张三影、柳三变之属”各有其美。
五、讨论
(一)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特质移情能够正向预测利他行为[28]，移情能力被认为是解释个体利他行为的最佳机制[29]。本研究中，公益行为倾向的同情友爱维度与个体同理心的观点采择维度具有显著相关，即证实了公益行为倾向作为个体利他行为的一项心理特质会受到个体同理心的影响。公益行为倾向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利他性，即为增加他人幸福的这种心理倾向性。同理心作为一种感受并部分体验他人感受的心理特质势必影响个体的公益行为倾向。行为研究表明，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无意识的，且同理心有着自己特定的脑区[30]。这就从另一方面表明个体的公益行为倾向有着其特定的神经生理机制，个体公益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也涉及到了生理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的支持对个体的志愿活动有着积极影响[31]，本研究也证实了家庭因素，如母亲的过分干涉这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具有负面影响。家庭作为个体生存和成长最为重要的环境，是塑造个体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关键场所，同时也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公益行为倾向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势必通过家庭这个教育场所传递给青少年。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就成为影响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对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报告指出：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担负起情感和认识上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家长与教师之间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儿童的协调发展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补充[32]。家庭教养方式可通过人格间接影响青少年犯罪[33]，犯罪和公益行为相对来说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倡导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以促进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发展。
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更多依赖学校团组织的力量，校团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够得到广大学生的积极响应[34]。这表明，学校对个体参加公益活动具有影响。本研究表明，学校的班级环境，如同学关系、秩序纪律以及学习负担维度与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存在显著相关。公益行为倾向作为个体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心理特质，与学校教育有着莫大关系。通过改善初中生的同伴关系，可以有效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利他性、公益性和关系性的亲社会行为[35]。根据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生活的环境是多重的，微观生态系统对个体的成长有着直接影响，比如家庭和学校。学校环境中的班级环境会对个体的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具有关键作用，其中的亲社会行为也是在班级里通过与同伴互动而形成的[36]。公益行为倾向作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班级环境中得以养成的。故而，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个体获得文化知识技能的场所，更是养成个体健全情感和价值观的场所，这里就包括了公益行为倾向的养成。因此，个体公益行为倾向的培养不仅是学校情感教育所应包含的内容，而且应当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假设1得到了证实。
通过研究，分别求得研究区NDVI及RUE 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4年的平均值及变化趋势显著性分区，并通过空间叠加，得到研究区植被变化人为干扰程度分时段评价结果（图 4）。
(二)青少年公益行为的社会功能分析
本研究表明，有参加过公益活动经历的青少年，其生活满意度较没有参加过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更高；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的频率越高，其生活满意度越高；青少年自愿参加公益活动较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有着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所指的生活满意度包括学业、友谊、自由、学校、家庭以及环境满意度，即覆盖了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2得到了证实。
研究表明，参加过公益活动、经常参加公益活动、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较少或偶尔参加公益活动以及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本研究心理健康的内涵包括对学习的兴趣、考试时的状态、情绪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假设3得到了证实。
同时，研究表明，参加过公益活动、经常参加公益活动、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其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偶尔参加公益活动、非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社会责任感主要是从对同伴、家庭、集体、社会发展乃至道德责任这几方面进行评价。假设4得到了证实。
本工程高端阀厅的柔性直流工艺布置方案如图1所示，阀厅内核心设备——柔性直流换流阀布置在阀厅中部，由于重量过大，换流阀采用地面支撑式，此外阀厅内还布置有避雷器、隔离开关等其他设备。阀厅南侧外的联接变压器与阀厅之间设置钢筋混凝土防火墙，北侧墙面上布置高压出线套管。阀厅的内部空间尺寸由电气设备外形尺寸、电气净距要求、设备检修维护空间、升降平台车运行空间等因素确定[2]，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高端阀厅柱内净平面尺寸为86.5 m×89.5 m，屋盖下净空高度为38.5 m。由于带电距离要求，阀厅内部不能设置立柱，整个阀厅为一个单层超高大跨度空间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公益活动可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促进其心理健康以及加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而对这一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首先从公益行为的生理机制解释。研究表明，大脑的颞顶联合区、背侧前扣带回和前脑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有密切关系[37]。亦有研究证实，前扣带回、眶额叶、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等脑区的激活会对利他行为产生影响[38]。国内学者则证实了利他惩罚会出现明显的反馈相关负波，而负波多与负性结果相联系[39]。这些研究表明，利他行为有其特殊的神经生理基础，具体到本研究则表明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是符合其天性的。因为符合人类的天性，所以能够带给其满足感和幸福感。之前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感恩的人更具有亲社会行为，也可预测个体的幸福感[40]。
其次，公益行为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源于这种行为能够加强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从而避免自身陷入被孤立的境地。换言之，公益行为促使个体与更多的人发生联系，并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从而促使其感受到被社会需要和接纳，满足了其归属感与存在感。
最后，公益行为之所以能够提高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也是源于公益行为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人类对自身种族延续的需要。人类祖先为了抵抗外界的伤害而采取群居生活方式，群居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益处逐渐内化到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当中，从而以文化的方式传承下来。本研究中，青少年公益活动增加了其对社会的责任感也是源于文化对公益行为的确认，当青少年做出公益行为时，社会便赋予其“赞许”的态度，于是乎这种文化导向强化了青少年对他人的责任感，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模式。公益行为对个体社会功能的促进究其根源均是这种行为为主流文化价值所首肯，是深入到了人类骨髓里的东西，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对公益活动本质的理解与理性的抉择。青少年从一出生便落入到这样的文化体系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浸染与熏陶。那么，当其从做出公益行为的那一刻起，就是对这种文化的认可，同时社会文化也对其表现予以确认。在这种相互过程中，构建起了青少年对社会的责任感，公益的目的也就此达成。这种目的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保全，对社会正常运行与发展的柔性控制。即便在未来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社会，对青少年培养实施个性化定制化教育的时候[41]，公益行为倾向的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公益。
六、结论
本研究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首先，青少年公益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有个体的同理心、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学校因素中的同伴关系、秩序纪律和学习负担。这种结果可由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论来解释。其次，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比如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其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均显著高于没有或偶尔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去考虑这三者背后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本文作者主要是从神经生理机制、社会进化论以及文化层面进行解释，即个体的公益行为有助于人类种族的生存繁衍，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将对公益行为的偏好编进了文化基因中去，并一代代地延传下来。换言之，公益行为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社会更加平稳地向前发展。发出控制的主体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而是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在个体的相互交往过程中，这种控制目的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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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8—021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当代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BHA140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瑜，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格与社会性发展；张帝，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徐淑慧，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青少年问题行为教育矫正管理。浙江 温州 325035
收稿日期2019-05-18
责任编辑 程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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