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国内外诸多问题交织的新场域。从国际层面看，网络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力量展示的重要媒介；从国内层面看，网络舆情是诸多社会问题迅速反应和映射的场域。无中心的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的特点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给党的新闻舆论和话语权的主导提出新挑战。密切党群关系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新闻与网络治理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网络舆情，正确引导网络行为，创新治理途径和措施，并最终将其纳入治国理政的工作内容，才能做好党群工作。
关键词:网络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党群关系；新闻舆论；话语权
面对互联网的强劲发展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不断创新网络发展和治理的新途径，努力构建国际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网络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量，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本文从网络舆情的视角对网络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探讨，通过分析网络化生存的普遍性、网络生态环境特征和现实社会党群关系的新特点，以及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蝴蝶效应等，探讨如何在复杂的网络生态环境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应然逻辑及应对举措。
一、新时代网络生态环境的特点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网络的诞生。网络作为大众化的信息载体，不仅带来信息传播领域的革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衍生出作为现实社会延伸的虚拟社会，给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所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早在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就已达到7.72亿，超越全球平均水平4.1%[2]。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上涨到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占网民总量的98.3%，几乎涉及到所有职业[3]。随着网络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网络已经成为百姓生产生活空间的延伸与拓展，网络购物、网上外卖、网络支付、网络直播、共享单车、网约出租车、在线政务服务、搜索引擎、在线旅行预订、联网理财、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在线教育等均有几亿用户。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并行交织在一起，网络化生存已成为新常态。
当前网络生态环境的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无中心的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这里强调无中心，是因为网络虚拟社会中任何一个网络终端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中心。在现实社会中政治传播行为，如会议、信访、文件、选举、视察调研、传统纸质媒体等六种方式都具有时空上的限制以及严格的科层化特点，都能找到中心，即使在西方不属于任何政府科层内部的传统纸质媒体也被揉合进各级政府部门[4]，这导致高层决策者与底层百姓之间信息不对称；而网络几乎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消除了时空限制，网络的开放性也打破了原有社会中的科层化，每个个体都可以进入网络虚拟社会，不受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最高决策层和最底层百姓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的无中心不仅体现在网络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及时交互性、多元性、隐蔽性和突显性。及时交互性让网络上的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被动接受的特点，沟通的双方处于完全对等的位置，信息接受者也可以主动出击，搜索和查询信息，还可以利用电子邮件、QQ、新闻跟帖、微博、微信、APP等形式随时随地的交流。多元性不仅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多元性，集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手段于一体，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传媒，达到最佳信息传播效果，而且表现为内容的多元性，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对应。隐蔽性保证了信息传播双方都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为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随着网络实名制的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寻找出隐蔽在网络终端的对象，但在网络信息互通过程中对象的隐蔽性依然存在。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时交互性、多元性和隐蔽性，加上信息储存技术的发达导致了网络内容的无限突显性。网络世界变得难以控制，对纸质媒体的传统舆论引导办法和掌控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封号、删帖等行为有时会适得其反。
二、新时代党群关系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外币储备稳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等，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春贺词中强调的，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群关系也面临党情、国情和世情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党情方面看，没有经历过革命战火洗礼的党员容易缺乏革命斗争精神，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往往只限于工作层面的交流，对待群众呼声缺乏高度的积极性，与群众容易产生隔阂。部分党员干部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工作方式方法上因循守旧，对中央政策宣传不到位、解释不透彻，甚至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典型表现就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惩罚并威慑了腐败分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净化了社会风气。但是，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当前取得的成绩并不能保证今后的完全杜绝。
本研究中，超声刀组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组，平均减少约18 mL，这与超声刀确切的止血效果有关。出血量的减少也可避免术中输血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超声刀头高频振荡产生的热量仅为电刀头工作时的1/10，侧向热损伤较小[2,5]，使术后组织反应轻、渗出液减少，进而减少术后引流量及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两组患者术后早期皮下积液及创口渗漏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超声刀的应用未增加手术风险，其安全性可靠。
在当前复杂的网络生态环境下，党群关系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的新问题往往不同程度上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得到映射和延伸。由于无中心的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的开源性、及时交互性、多元性、隐蔽性、主动性和无限突显性等特征，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群众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激发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网络舆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通过新闻评论、博客、论坛、微博、微信、QQ、网络投票等多种形式向政府机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相关事件的讨论，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在网络中都能找到反映的途径。如果不进行很好的引导、监督和管理，无中心的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将使得简单问题复杂化，给党群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班主任工作漫长琐碎繁杂，到了期末，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写期末评语了。有些老师老老实实一个个地手写，耗时长而且费脑；有些老师就把学生分成几类，只需要几个模板套话一抄，也省了很多事，但太不尊重学生个性了。还惊见网上传有某老师把评语写成诗歌，整齐押韵，清新激情，但这对老师本人的文才要求太高，是不可模仿学习的。针对此现象，在长期的班主任工作中，秉着尊重学生个性与事实的原则，我想到了对期末评语的尝试改革，开展了一次“发现你我之美”的主题班会。
三、网络生态环境下的社会治理难度与挑战
从世情方面看，全球化时代各种国外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冲击了原有的文化道德，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文化的散失、传统道德的滑坡。再加上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社会不良情绪一定程度弥漫。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如影随形，国际关系正处于大变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行为日渐凸显。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企图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的行径增多。国内外问题交织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社会治理中往往非常小的概率性事件，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由于蝴蝶效应从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从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最后演变成特大事件。这方面的事件在乌鲁木齐、拉萨等均有发生，势必引起关注。
实施以上六方面重点工程建设估算静态投资约为234亿元，到2025年平均每年投资19.5亿元，低于“十二五”以来的年度建设投资25.2亿元的水平。考虑到农村水利各项工程运行管护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工程养护管理资金会有所增加。此外，还要根据实际同步推进农村水利信息化和自动控制工程，包括建设国有扬水站和集中供水点等远程监测、灌溉机井IC卡智能控制系统、小型泵站无人值守信息采集传输的实效性和自动化水平等，年度总的资金需求水平也会有所增加。当然随着天津市整体经济的发展，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也会加大。初步分析资金平衡，投资可满足目标提出的要求。
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例，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由于其关注度之广、关注度之高成为2017年最受关注的十大事件之一。通过该事件演变和各部门应对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发展的迅速及控制难度。2017年11月22日晚，数十名家长通过微博反映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班的幼童被老师喂食白色药片等虐童行为，并展示了多个幼童身上的针孔图片。由于该年度网络发布过多起涉童事件，如5月24日河北秦市金贝贝幼儿园涉嫌虐童、8月10日北京金色宝贝幼儿园虐童、8月12日江苏南京南站猥亵女童、11月8日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等，公众的吸引力和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立刻就进入微博热搜排行榜。同日，家长报案，警方开始调查。
24日，红黄蓝教育机构发布声明，称已配合警方展开调查；25日，北京市教育局首次接受记者采访，回应事件处理进展，要求记者传达理性声音；26日，朝阳区政府通报调查结果，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8日，朝阳警方再次通报，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回应：29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涉案责任人；红黄蓝教育机构发布道歉信。30日，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伤害孩子；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诋毁军人；网络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回应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称正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司法部部长称借助典型事件和案例达到普法的效果，把坏事变成普法的“好”事。2018年12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涉案教师刘亚男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2019年6月1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刘某上诉，维持原判。至此，此次事件画上了句号。
从国情方面看，党群关系主要表现为利益关系主导和复杂性增强两大特征。在社会转型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同阶级之间利益关系也很简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标准，我国已经出现了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和失业或半失业阶层[5]。在利益关系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具有多元化特征，更加具有复杂性，同时共性与差异性交织并存。共性表现为医疗、养老、教育、住房、食品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一定时间内将长期存在，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差异性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获得的差别显著，突出体现在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等。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农村主要劳动力减少，城市暂住人口膨胀，给交通、治安、社会救助、医疗、教育、就业、养老、城乡治理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近几年农民工二代问题凸显，农民工二代已经脱离农村环境，在城市长大却因一纸户口无法完全享有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机会，游离于城乡之间，回不去农村，融入不了城市。区域差别上，“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本地GDP差距已扩大至超过10倍，东西部地区差距成为世界最高”[6]。根据马太效应原理，地区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显著。在行业之间，由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资源优势等原因，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即使在同一行业之间，领导者和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原有的社会机构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需要，而且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体制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旧体制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局面，也造成了新旧体制不衔接或产生真空地带的现象，给社会治理和百姓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制度性难题，产生“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内耗现象，急需解决。
23日，众多家长聚集幼儿园门口要求查看监控，讨要说法，被保安阻止，幼儿园工作人员答现场记者问的视频被网络疯狂转载；北京人员刘某通过自媒体发布信息，称幼儿园园长与“老虎团”勾结群体猥亵幼童已长达一年多；李某也通过自媒体发表信息，称爷爷叔叔医生脱光衣服检查女孩身体。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新华社、新京报、人民网、电视台等进行报道，当日相关新闻高达692篇[7]，各种新闻APP将之推为头条，由此爆发成全民性事件。同样在23日，各相关部门采取不同应急措施：北京市政府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处理，班上3名教师被暂时停职；警方将刘某抓获；微博热搜榜上热搜词“红黄蓝幼儿园”消失，相关视频被删。而网民层面情绪愈加激烈，网络大V、明星等也纷纷谴责虐童行为，呼吁大家关注。
有学者统计，对百度就“红黄蓝事件”主题搜索，相关报道4,590,000条，新浪微博就“红黄蓝幼儿园”关键词搜索，指数达767,782,045条[8]。整个事件演变过程中各平台发布舆情数量占比如下：微博44.95%、网页29.73%、APP12.88%、论坛8.79%、视频2.58%、微信1.03%、报刊0.04%[9]，可见网络在整个事件的舆情传播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事情的演变也纷繁复杂。虽然事件完全结束截止到2019年6月，但实际上2017年11月22日至30日仅仅8天才是整个事件的关键阶段，政府、军队、公安、宣传部门、媒体等在不同时间都对事件进行了处理和回应，但是效果很不理想。从网民的舆情态度调查结果看，整个事件网民正面看法占7.06%、中立43.12%、负面49.82%[9]10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群体猥亵、注射药物、性侵等谣言，将性、儿童、权力和资本等糅合到一起，将事件从单一的儿童受到侵害案件转化成权力与资本勾结起来性侵幼儿的话题，局部事件被网络无限放大，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公众事件。其次，该事件中造谣者企图引起政法机关重视的同时，也引发网络舆情对政法机关的不满情绪，将单一事件演变成其他社会问题负面情绪的出泄口。再次，急于探求真相的网民和多数不明真相的网民无意识的追随等行为给司法机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危及其权威和公信力。当然，客观上来讲，幼儿教育关系千千万万家庭，幼儿在园里受到侵害牵动了普通大众的神经，所映射出来的问题具有受众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作为关键物证的硬盘损坏是政法机构无法完全挽救的不利因素。而从事后反思的角度看，相关部门在处理该事件时举措有待完善，处理此类突发事件没有进行协调统筹，各部门独自发声，无法形成聚集扩散效应，对舆情时间节点的把控等不到位，警方在25日的通报也没有就网民关心的核心问题的具体进展进行通报。针对警方通报的真实性和透明性，有网民质疑为什么硬盘损坏的那么巧合，为什么家长不惜孩子声誉来造谣性侵，为什么造谣者仅道歉就没有处罚，为什么相关视频在网站被删除、相关教师是否具有幼教资质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除了涉及非理性参与、后现代倾向的政治信仰危机外，还与我们应对网民的释疑机制不够完善有关。
从高职院校的角度来讲，学校应利用政策机制来积极营造创新氛围。比如采取组织导游比赛、旅游企业营销大赛等形式充分调动旅游专业学生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比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创造能力。同时还可以鼓励大学生的创新项目，引导他们实时关注旅游行业发展状况，充分发挥其创新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周伟立对网络使用者的行为进行了专门的网络实验，结果表明：“网络与其他环境一样，不能与环境中的主人翁的观感、态度和价值分割开来。”[10]研究认为网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属于开拓者或改革者一类，引导信息社会的改革和创新，同时也是网络虚拟社会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趋向于合法性认同；第二类人占网民的大多数，他们属于第一类人的追随者，同时也是网络虚拟社会的被动者，趋向于导向性认同；第三类人属于网络虚拟社会的孤立者，趋向于抗拒性认同[8]。这三类人在现实社会中也具有与网络虚拟社会相类似的特征。由于无中心的复杂网络生态巨系统的隐蔽性、主动性和无限性等特征，以上三类人都有可能发布虚假信息、引发网络暴力或呈现虚假民意，其中以第二、三类人为甚。针对不利信息，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任其肆意传播，产生的不良影响将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采取封贴、删除信息等方式更适得其反。如上述事件处理过程中一些视频、网络帖子被删除，其本意是消除恐慌，但在没有任何解释说明情况下直接将相关视频、帖文删除反而引起网民的质疑和恐慌。因此，围绕网民关注的重心，积极出击，增加透明度，以正面的姿态及时主动引导网络舆情，强调严查不怠的鲜明态度，加强互动交流，疏导网民情绪，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网民加强网络生态环境治理尤为重要。
四、通过网络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开展党群工作
鉴于网络已经成为舆情观察的主要地带，党的群众工作不可无视或忽视网络生态环境。截止到2018年6月底，政府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政府手机端及政府微博的使用率分别只有23.6%、19.0%、11.6%和9.4%；政府网站由于“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等问题，整改后较2015年12月缩减了70.1%，保留19868个[3]。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网民数量在整个网民数量中的比例之低也说明了政府网站存在问题的根源。到2018年6月底，网民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仅占0.3%，一般职员仅占3.8%[3]。
面对时代需要和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走网上群众路线，并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其中，党委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领导布局。政府部门首先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充分认识到网络生态环境的特点，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工作；其次要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和规范，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意识；再次要打通信息壁垒，打造一体化网络政务平台，使网络中真实民意得到顺利表达，同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强对网络民意的接受、处理和反馈，推动协同治理，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最后，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公开、透明、公正的处理事件，正面高效地引导网民理性认识、理性言论。互联网企业需要确实履行法定责任，做好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利用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及时掌握舆情动态，把好关口，对于涉嫌违法的网络言论与行为，及时给予警示。社会各界需要做好监督工作，对于网络上出现的污蔑、陷害以及虚假不良言论，要及时揭露真相，避免以讹传讹最后肆意蔓延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11]网民也需要加强网络空间尊法守法的意识和行为，“互联网上不是法外之地”，要注意甄别相关信息，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等“三不”原则，理性表达心声。只有通过以上综合打造、系统治理，党和政府才能树立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打造更加密切的党群关系，提高治国理政水平。
参考文献
[1]袁芙蓉.领导干部如何把握互联网时代话语权[J].领导科学,2015(3):24.
[2]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5.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9-05-06].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
[4]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1):37-38.
[5]陆学艺.当地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尹青.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16.
[7]张波,谭颖敏.从“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看舆论引导的策略[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4):100.
[8]左当.群体极化视域下网络热点事件传播分析[J].传播与版权,2018(9):171-173.
[9]吴虹憓,程梦寐.网络舆论及管控策略探析[J].东南传播,2018(6):107-109.
[10]栾晓军.互联网与电视媒介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21.
[11]习近平.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EB/OL].[2019-05-0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9/c_1118672059.htm.
TheConstru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artyandtheMassesundertheComplexNetworkEcologicalEnvironment
QIULonghu，GUMeixi
(GuangdongMedicalUniversity,Dongguan52380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network has become a new field intertwined with many problem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twork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national power display; from the domestic leve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a field in which many social problems are quickly reflected and map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central complex network ecological giant system complicate the simple problem, and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Party′s news paradox and the right of speech.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needs to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thinking on news and network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o correctly guide the network behavior, innovate the ways and measures of governance, and finally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work platform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concerning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Key words:network ecological environment;social governanc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news and public opinions;right of speech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9.10.003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9)10-0013-05
收稿日期:2019-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18FZX03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研究”(MYZX201615)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龙虎(1975—)，男，安徽安庆人，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辜美惜(1979—)，女，广东潮州人，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
[编辑 冯爱红]
标签：网络论文; 社会论文; 事件论文; 网民论文; 舆情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群众路线论文;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18FZX03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 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研究”(MYZX201615)之阶段性成果论文; 广东医科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