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组织，曹凤泉、洪修平主编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该书收录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41位顾问的学术小传，读后颇有感受，也很有收获。其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它是目前中国儒学界、中国哲学界一批顶尖级学者的小传，又是一部重在展示传主学术经历、学术成就、思想造诣、研究方法和心路历程的小传，所以特别能起到激扬时彦、激励后进、启迪思想、引领学术、开阔视野的作用，故不可不读。
术前讨论麻醉方案，考虑致敏原可能为诱导过程中输液、抗生素及麻醉药物。拟本次麻醉实施诱导前不予滴抗生素，静脉输注乳酸林格液，诱导用药简化，选择过敏反应发生率低的依托咪酯替代丙泊酚和顺式阿曲库铵，完善相关监测，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
书中所收录的传记传主，多是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闯”出来的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饱受战乱之苦，抑或走过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坎坷人生路：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劳动、“文革”、改革开放等等。虽然各人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有经历人生艰难磨砺之后的“贫贱忧戚，玉汝于成”的信念、意志和毅力，所以都能以明确的目标、顽强的意志，在艰苦的条件下读书，在时代的夹缝中成长，终于成就了自己辉煌的学术人生，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书中所展现的所有学人的人生之路，都会对后进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和精神激励。他们是共和国颇令人敬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用“高山仰止”来表达对他们的敬重，最合适不过。
作为如此特殊的一代学人的学术小传，实际上是这一代学人为学历程和学术思想的集粹，将其结集成册，可以反映出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特别是关于儒学思想、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和研究精华的概貌。这里仅举几例以窥其概。
方克立先生的小传所记述的他对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历程，确能反映出那个时代许多学人对中国哲学研究艰难探索的历程。20世纪80代初，一部分中国哲学史工作者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列传体”“四大块”“两军对垒”的简单化哲学史研究模式，力图按照列宁关于“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的指示，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方先生参与了这一工作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开展中国哲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的与历史一致的原理为指导，同时要重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形式的民族特点，避免用西方哲学范畴或现代哲学语言的含义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并指出要从中国哲学自己的文本、问题意识和话语系统出发，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方先生的说法其实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识见，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方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军人物之一，首先解决了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要“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他提出的对现代新儒家要“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理解和支持。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各派思想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时，方先生经过长期思考，于2006年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路，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魂)、中国文化为主体地位(体)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用)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这一思路对当时的新儒家研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方克立先生的小传，把近几十年中国哲学和儒学研究方法及基本面貌大致反映出来了，无疑对读者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汉魏之后形成儒释道并存的格局，同时其作为文化又体现在文史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就不能孤立地进行。楼宇烈先生小传提及楼先生的“整体综合法”，就是在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极有启发性的方法。楼先生认为，大约从东晋开始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他主张，对这样一种文化，应该“用整体综合的方法”来研究。由此他常讲“四通八达”的道理，主张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先要“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等方面都要打通，由此他主张研究一门学问，不能局限于本学科的文献，要打开宽阔的视野。他针对中国哲学讲究整体联系的特点，提出“三家”(儒释道)、“三科”(文史哲)、“三学”(天地人)是相互联系的，要打通这些，学习和研究就需要一种“整体综合法”，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对昆曲、古琴、书法、茶道等都很精通的原因之一，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化素养极有启示意义。出于这样的考虑，楼先生无论在道家研究、佛学研究、儒学研究领域都有卓著的成就。先生的《王弼集校释》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王弼思想不可不读的著作。先生参与主持编写的《中国佛教资料选编》，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佛教的重要的和基本的文献，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的学者。
谈及哲学的方法论，有两位先生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论诠释学”，一是张立文先生的“范畴解释学”和哲学创新方法。小传对成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有充分的介绍，特别对关于他的本体论诠释学做了明白清晰的说明。成先生从比较哲学的视域与方法，致力于中西哲学的互诠互释和双向批判，从而构建趋向于建立世界整体哲学的观念系统，本体论诠释学是先生整个哲学体系的根本和基础。他所说的“本体”，“本”是本源，“体”是体系；他所理解的本体，是指宇宙呈现的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整体。如何用人类的心灵与理性来表达及说明这一活生生的宇宙本体，是他的本体诠释学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体诠释学就是以本体为体、以诠释为用的根本学问。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本体具有非实体性的、非概念性的、生成性的特征，与西方那种实体性的、概念性的本体范畴很不相同。这一说法与蒙培元先生所理解的中国哲学特征非常吻合。只是成先生所说的本体理念，既根源于中国哲学的传统，又表现出融合中西哲学的倾向。在这里，本体与方法的统一、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其本体论诠释学的重要哲学洞见。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张岂之先生继承了侯外庐先生的传统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学说史》，以一种新的学术姿态和理念，引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走向具有导向性意义，特别是他近年来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先生对中华人文精神的研究也颇有见地，如他把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人文化成、刚柔相济、究天人之际、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生生不息等，对中华人文精神的研究颇有启示和指导作用。
牟钟鉴先生的小传谈及这代学人经历的两次大的“理论性转变和突破”：第一次是摆脱“苏联模式”和“五四”文化激进派的束缚，回归中华文化前后相继、有因有革的传统。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和中西比较中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寻找中国特色之路。之后他则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定位于中华文化兴衰沿革的历史中，自觉承担起继往开来、综合创新的学术使命。其实，牟先生的心路历程在当时确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时，小传中对牟先生治学方法的记述，也值得一提。相信读过牟先生小传的人，对其“涵泳古典，入其内而后有觉解”的治学方法，都会受到深刻的启迪。“涵泳”固然是出自朱熹的“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但牟先生将此始终贯穿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他主张学者要深入研究对象之中去，潜心品味体会，尔后方可达到在其中自由地穿行。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也提示青年人，对经典需要反复、终身阅读，每读一次就会有新的体会，这大概就是“涵泳古典”的方法。也正因为坚持了这一方法，先生才能写出如此厚重的学术论著，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其实，读此《学术小传》，许多先生持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对读者有深刻的启示。如李绵全先生的“杂中求专”的方法，吴光先生的“存同求异”的方法，庞朴先生既是观点又是方法的“一分为三”等等，都能使读者从中受益。可见，这部学术小传使读者得到的不仅仅是“鱼”，而更重要的是“渔”。
要认识中国哲学史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首先要深知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才不至于走偏方向。而要深入了解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读蒙培元先生的小传，将会得到极为有益的启迪。蒙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终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进行。他提出中国哲学本体论是境界形态的，而非实体论的，若用西方的实体论讲中国哲学，会有很多的困难。先生还注意到，在使用哲学范畴时，要特别注意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由范畴及其关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这一角度说，中国哲学的每一范畴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这些范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在他看来，把握中国哲学的范畴，重点在范畴系统，而不在范畴本身。这种范畴之间的联系正体现了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思维特征，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进而他认为，要实现“天人合一”境界，更多的是要解决人自身的问题，所以天人关系问题，核心是人的心性问题。人存在的本质在于心性，所以理学的核心是心性问题。为了深入挖掘中国哲学的内在线索，他写了《中国心性论》一书，该书填补了中国心性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同时，蒙先生注意到心性问题必然涉及人的主体性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不能用西方的认识论讲主体思想，特别是不能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体论来衡量中国哲学。为了对主体问题正本清源，先生著有《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该书是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着眼来理解主体性问题的。他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主张二者的统一或合一。在这样的统一体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中国哲学就不是有没有主体思想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样的主体思想的问题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蒙先生讨论了“形而上”“形而下”与“本体”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形而上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本体”则是“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哲学并没有以认识论中的观念为真实的“存在”，而是以“本体”为真实的“存在”，“本体”才是“形而上者”据以存在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没有西方哲学那种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中，突出论证了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不是实体论的观点。境界是心灵的自我超越，但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如“观念”之类的另一个世界。境界是存在论的，而不是观念论的。蒙先生的这些论点，新人耳目，令人醍醐灌顶。
在春秋时期有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军功爵制。但是，与此同时，从西周延续下来的五等爵制并没有全部废除。周天子的势力虽然逐步衰微，但他仍然是天下的“大宗”，各诸侯国仍是“小宗”。周天子依旧是周王朝的“共主”。在诸侯争霸时，各诸侯国仍然打着周王的旗号，即用“尊王”的手段，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第三、银器“收惊”习俗。收惊，属于道教仪式之一，儒教、斋教或佛教亦有相近仪式。90年代左右，收惊仍散见于闽东乡村之中，已成为民间传统疗法之一，民间还流传着《收惊文》、《收惊咒》等。明中后期以来，闽东白银矿区左近部分收惊需借助于银器。主要作法如下：第一、小孩收惊之法。夜晚，用清水煮熟鲜鸡蛋，刨成两块，将蛋黄挖出，然后将一枚银戒子置于蛋黄处绑于受惊孩子肚脐眼处，可以起到“收惊”之效。第二、大人收惊之法。到市场上买一个猪心，洗净；选择7口井，每口井取水若干，称为“七星井水”；把银镯子套在猪心之上，用“七星井水”炖吃，可起到收惊之效。如果用“秽银”的戒子和镯子则收惊的效果更佳。
学术小传对张立文先生关于哲学方法的创新问题有较详的评说，特别对他提出的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研究法有充分的介绍。他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释学”这一研究方法。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范畴，需要有具体、义理、真实三层次的句法、语义、网状、时代、历史、统一等六个层面的诠释，以揭示哲学范畴的本意、义理蕴含和整体本质。他所写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先生对哲学的创新问题也做了有深义的思考，他认为每一次能称上哲学创见的，都是哲学家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依据特定的文献资料而创新出新的问题解决之道，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论断。张先生还发现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一个“游戏规则”，这就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意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他认为这些正是中国哲学思维形态创新的标志。张先生的“和合哲学”的创构，正是对上述三个方面“规则”的把握和成功运用。成中英和张立文两先生在哲学方法上的识见，对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无疑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国际儒学联合会组织出版顾问学术小传，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措，它不仅仅是把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的为学历程、治学方法、学术成就等集中地加以展现，更是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展现，事实上它已超出了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成为中国一个特定时代学术成就的总结和学术思想风貌的呈现，它对于当代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学人来说，无疑会起到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同时，对欲了解新中国建国七十年来哲学成就和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广大读者来说，此书亦不可多得。可以说，这是一部可以激扬时彦、引领后学的学术著作。
[责任编辑 王银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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